英汉翻译对比分析，以翻译行为为主要内容

一、什么是翻译？

从中国历史上看，翻译之名发轫于《周礼·秋官》：“五方之民，言语不同，嗜欲不同，通其志，达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閛，北方曰译。”所以古代始称翻译人才为“象寄之才”。但后来因“多事北方，故译名烂熟矣；南北朝始用翻译”。另外，《国语·周语》称司翻译之职者为“舌人”，称“姑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1]。值得指出的是，翻译一词本身是个多义词：它可指翻译行为（translate or interpret）、翻译过程（translating）、翻译结果（version）、翻译事业（translation cause）、翻译者（translator or interpreter）甚或翻译学科（translation discipline）。本书所谈的翻译主要是指翻译行为。翻译作为一个古老又年轻的行当，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翻译被人们认为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为复杂的事件”（Richards语）、“人们所能从事的最复杂的脑力劳动”（Eugene Nida语），因而要给翻译下个合适的定义并非易事。唐朝贾公彦在《义疏》一书中界定：“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2]宋代法云在《翻译名义集》自序中定义：“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80年代后期黄龙教授在其英文专著（Translatology）中提到，Translation may be defined as follows：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SL）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TL）。［翻译可作如下界定：用一种语言（目的语）的文本材料对等地再现另一种语言（源出语）的文本材料。］还有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来定义翻译。

西方学者在其著述中对翻译的定义也不胜枚举。乔治·斯坦纳在其《通天塔》（After Babel———Aspect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说：“理解即翻译。”美国的Catford定义翻译为：Translating is 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SL）by equivalent textual in another language（TL）。

翻译从广义地说它包括的范围很广，甚至可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但我们这里不想把这个题目铺得太开阔，我们只集中在语言上。所以我们要讨论的翻译就是指如何将某一语言活动的言语产物转换到另一语言中去。严格地说，翻译包括某一语言内不同变体间的转换，如将屈原的诗译成现代诗，将曹植的《洛神赋》译成白话文，都应属于翻译，因为这类翻译要克服时空两方面的困难，几千年前的古汉语和今日的白话文同属汉语，但毕竟差别太大。战国时代的文化和今日中国文化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也难同日而语。正因古今有差别，所以有必要将古文译成现代白话文。在这类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遇到的困难和和英汉翻译中的困难完全两样，但就其本质而言，两者有雷同之处。不管是哪类翻译，其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说出来。

对于什么是翻译，不同时期的理论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义，就是我们普通人由于对翻译了解的深浅不同也会给出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的定义或解释并非人们的文字游戏，而是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或不同的人对翻译实质不同程度的认识和理解。让我们先从大家熟知也最常引用的翻译定义谈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翻译词条的解释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这个定义只涉及意义和两种不同的语言，与其他因素无涉，显然是将翻译这个复杂的人类活动简单化了。

与上述定义相比，著名的美国翻译理论家及圣经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对翻译所下的定义则体现了他的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视角。(www.xing528.com)

One way of defining a D－E translation is to describe it as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This type of definition contains three essential terms（1）equivalent，which points toward the source－language，（2）natural，which points toward the receptor language，and（3）closest，which binds the two orientations together on the basis of the highest degree of approximation”^[3]。

奈达定义中的D－E translation指dynamic－equivalence translation，即“动态对等翻译”。正如奈达在翻译定义中所强调的那样，翻译首先要做到对源语信息的对等，其次是译文语言自然流畅，最后是信息和语言风格上达到最大程度的接近。与第一个定义相比，奈达的定义除包含源语、目的语和信息三个因素外，还对译文的自然程度和译文的风格提出要求。这些要求既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也考虑到译文的审美取向。虽然奈达的定义比第一个定义更进了一步，但并非十全十美，因为这个定义关注的只是翻译的客体（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而没有顾及影响译者决策的诸多非语言因素，如翻译所涉及的两种文化、翻译的目的、意识形态等。

许钧在《翻译论》一书中认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4]显然，许钧并非立足于语言学，而是以符号学、文化学这些更“形而上”的学科为基础来揭示翻译的本质。

上述三个定义虽然一个比一个深刻全面，但它们都在不同层面、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翻译的实质，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翻译实践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则。对于大学生，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非英语专业，达到奈达提出的“对等”、“自然”和“切近”虽然不易，但也算是基本完成了翻译的任务。然而遇到成语、谚语等文化负载大的语言现象时，语言上的“对等”难以企及，即便勉强做到语言上的“对等”，译文的意义却早已相去十万八千里，因为这类文化负载词沉淀该语言厚重的民族文化，抽去语言的文化内核，语言就变成了徒有符号的木乃伊了。对翻译定义的比较分析使我们对翻译的本质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为了认清翻译“这棵树”，有必要环顾一下整片林子，从更大的范围看一看它的“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