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东三乡贤王重光与乡亲共兴家乡事业

鄞东三乡贤

王重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鄞县东乡出了三位大名鼎鼎的乡贤——中塘河莫枝的李志方（1865-1941）、后塘河宝幢的乐振葆（1869-1941）、前塘河甲村的王廷赓（1879-1972），他们同为鄞东乡亲，相互交往密切，又一起为家乡兴办公益事业，造福桑梓故里。

李志方乐善好施

清同治四年（1865），李志方出生于距莫枝镇2.5公里的沙家垫村（今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当时的沙家垫是个远近闻名的穷窝，李氏一族不满百户，除少数务农，其余大多是“卖柴客”，或是无田无地的佃农雇工。李志方一家靠父亲贩柴卖柴为生，经常半夜三更出发，去韩岭、小白岭一带贩柴下船，摇过茫茫东钱湖，一路水运到宁波新河头、下茅塘等市场，出售给城市居民，以获得蝇头微利，养活全家。少年李志方在贫穷的家境中，代父看管过柴船，略读私塾，即学裁缝。乡间生活艰难，20多岁时，他跟人来到上海，改学“红帮裁缝”（做西装）。在上海，李志方结识了一位日本华侨杨静斋，杨氏世居日本，时任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驻沪代表。杨静斋见李志方做事踏实干练，对他甚为赏识，遂要李志方做助手。李志方从管理码头、货栈开始，一直到坐写字间当买办。民国初年，时局动乱，杨静斋返回日本，于是李志方取代其成为日清轮船公司的买办。后来，又出任船只跑上海至汉口的日商三菱轮船公司的总买办、三井轮船公司的副买办。

李志方经商有方，投资兼职甚多。他在上海发迹以后，不忘自己的贫困出身，立志带动乡亲族人共同脱贫。他用“荐生意”的方式将李氏族人一个个带了出去，到上海就业，量才录用。既当介绍人，又当担保人。后来沙家垫李氏大部分在上海随李志方吃“轮船饭”，或从事与航运业相关的仓储、货栈、报关等工种。上至船长、大副、轮机长、茶房头目、仓库买办、司炉长，下至账房、理货、茶房、生火、水手、厨司都有李氏族人的身影。

清末民初，国家积贫积弱，李志方痛感民族素质不高的原因乃是缺少文化，要振兴民族，首先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21年，李志方筹资3万银元，在莫枝镇下街回春桥畔购地12亩，仿上海圣约翰大学校舍的格局，兴建了一所现代化小学，即声名远扬的鄞东“志方学校”。

校舍用洋松重砖砌建，西式回字形楼房，共有24间，走廊、礼堂遍铺图案瓷砖；另有平屋7楹，铁门三道；校园内遍植香花名树。校舍之后为大操场；校内设图书馆，备有《东方杂志》《中华故事丛书》等多种读物；物理实验室有地球仪、各种矿物植物标本及现代教学仪器。学校还设有学生宿舍，供远地农村学生寄宿求学。20年代初，鄞县农村私塾也不普及，启蒙教育规模很小，由老先生传授《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传统文化。在鄞东莫枝出现的这样一所设备完善、课本全新的六年制完全小学，开了鄞县农村现代教育之先河。1922年4月29日，志方学校举行开校典礼，沪甬各界名流到会祝贺者数百人，极一时之盛。首任校长邬青模，师范毕业，教学勤勉；1934年至1949年解放，王信兆继任校长，数十年间，志方学校作为鄞东新式启蒙教育的阵地，为国家培育了无数人才。

为了保障学校经费的正常供给，李志方又在莫枝附近买田200余亩，以田租充作办学基金。这在当时来说，不失为有效措施。李志方将学校的经费管理委托其堂侄李筱炳主持；每年清明，他回乡扫墓祭祖时，总要到学校住数日，躬身垂询校务。

李志方认为国人要振兴图强，有了文化还不够，还必须有健康的身体，要有现代的医疗保健，因此他要为故乡筹建医院。志方学校落成后数年，他发动殷湾、大公、莫枝一带的乡绅共同集资，选址在志方学校的河对面，兴建一所现代化医院，其宗旨要让四乡民众“普受其益”，故命名“普益医院”。李志方担任医院董事长，承担建院的过半数费用。殷湾乡绅孙祖荫等任常务董事，李筱炳任医院事务主任，特聘留美医学博士、宁波光华医院院长杨传炳兼任本院院长，聘请杨之高足金立川医师主持本院医务。就这样，在缺医少药的旧时乡间，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穿白大褂、挂听诊器、讲究卫生的医务人员。

普益医院旧址，即今钱湖卫生院新大楼基地。当年医院分前后两进，一律平屋，以3个月洞门相通。前进为门诊部及医院办公室，后进为住院部及宿舍、伙房。住院部有病床50余张。医院空地布置假山、葡萄棚、桂花荫、冬青围等西式园林。这所20世纪20年代的普益医院，作为鄞东的现代化医疗中心，几十年来为当地百姓救死扶伤，其感人事迹不胜枚举。尤其是在抢救霍乱时疫、消灭流行虐疾、防治花柳病传染、推广新法接生等方面，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妇产科的女医师们，不辞辛劳出诊到附近乡村，为产妇进行西法接生，在当时农村名噪一时。

至20世纪30年代，李志方又率先发起创办股份制的宁湖轮船公司，在中塘河通行汽船，将人力摇橹、拉牵的航船改为机动拖带的货船、客船，改善了鄞东中塘河的交通运输，鄞东水运面貌为之改观。李志方将轮船公司交给乡亲们自行管理，使汽船运行保持正常。莫枝镇地处河湖交通咽喉，商业基础较好，新式交通工具问世，百业更趋兴旺。

在倾心建设莫枝镇的同时，李志方着手改造自家的房屋地，立志将落后的沙家垫建成“文明村”。他沿用建设莫枝的模式：兴教育，重卫生，便交通。先将村中的老祠堂进行扩建，把古老的私塾改为现代初级小学，取名“成立小学”，供李氏后裔免费读书，为乡村扫除文盲。1930年，他说服村民讲卫生、保健康、移风易俗，将全村的露天粪缸、厕所集中迁建到后漕埠头对岸，并构筑围墙，使全村“无臭无蝇”——这在30年代初期，几乎是一重大创举！他又在全村建石板大路，使遍地泥泞的农村，村容村貌为之改观；小汽船能在沙家垫村口新建的水泥埠头直接靠泊，使乡亲们受益于便捷的交通运输。

李志方有言：“借钱助人只救人一时，荐人生意才是治穷之道。”事实如此，沙家垫贩柴客李氏后裔，得李志方帮助引荐者，都相继摆脱了贫穷。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仍留在上海工作，有的足迹远涉京、津、粤、汉、香港、台湾，甚至日本、美国都有沙家垫李氏家族人士的足迹。李氏后裔有成就者回国探亲时，仍念念不忘先辈李志方。

新中国成立前，邱隘到东钱湖一带，说起李志方，几乎无人不知，称志方是上海“大好佬”“大老板”。李志方为人处事低调，很少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因而在上海的富商名流中，其知名度远不及三北虞洽卿。但实际上，李志方与虞洽卿在许多方面都不相上下。李志方爱国爱乡，造福乡里，获得乡里人民的爱戴与怀念。

历史表明，一个人富了，能慷慨解囊造福乡里者，正体现了他“共同富裕”“普臻文明”的思想境界，这是何等难能可贵！

李志方虽供职于日资企业，却始终保持着民族骨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即告老辞职，移居沪西租界区，刻意疏远日本人。1941年1月，病逝于上海，享年76岁。

乐振葆为富而仁

宁波的灵桥，俗称老江桥，是我国第一座钢梁单孔环形桥，于1936年5月建成，设计服务年限50年，至今仍在超期服役。几十年来，美丽的灵桥一直是宁波的象征和各种产品的品牌。早在千余年前的奉化江上，沟通鄞县城厢（今海曙区）和江东的灵桥就出现了——但那是大跨度的浮桥。千载浮桥，屡损屡修，险情不断。改建浮桥为固定式桥梁，是甬人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自1922年起，历时14年乃建成的固定式灵桥，主其事、成其事者，即为乐振葆。

乐振葆，号俊宝，晚号玉几山人，宝幢乡宝幢街人。16岁离乡去上海，从师学西式木工，他虚心好学，勤于钻研，深得工艺要诀，所制西式家具，颇受客商欢迎，业务兴隆，遂由此发迹。乐振葆将乃父遗业——泰昌杂货号扩转为泰昌木器公司，自任总经理兼董事长，此为我国第一家自产自销西式家具沙发的公司。此后，乐振葆在上海次第出任和兴钢铁厂及其附属码头仓库公司常务董事、大中华火柴公司董事长、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三友实业社董事长、振华油漆厂董事长、恒利银行董事长、中英药房有限公司董事长、闸北水电公司常务董事、中国炼气厂董事等职。他从事工商业活动，笃守信誉，敢于仗义执言，深得工商界人士赞佩，为沪上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家。他善于经营、敢于竞争，以各种合法手段与外商进行交涉或角逐，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乐振葆为人达观，不趋炎附势，而乐于扶贫济困。他在发展自家所经营企业的同时，乐善好施，为富而仁，不遗余力地从事沪甬间的公益事业。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已达40余万人，会所不敷应用。1916年，他慨然将自用的在西藏路、劳合路间的一块地基以半价出让给同乡会。1911至1937年间，为营救在日本东京、横滨地震中受灾的旅日宁波同乡，派遣船只接运难胞回国；又为宁、绍地区受水灾的灾民和因六横岛台风而受难的同胞筹米、筹款、赈济等等。凡此种种，他无不率先倡导，四处奔波，为受灾乡亲效力。(www.xing528.com)

宁波灵桥改建江上浮桥为固定桥梁之议，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有人倡议，却因困难重重，屡议而终未行。1922年，日本归侨陈树棠和旅沪商人应鸣和分别重提此议，邀德籍工程师来甬勘测，建桥预算30万元，因官府无力负担，地方无暇以顾而成泡影。1926年8月，浮桥发生特大灾情，沪甬各界重提旧事，改建热潮又起，在沪的乐振葆、严康懋聘请西人罗德来甬测量，并成立了筹备会。旋因局势动荡，遂告中止。

1931年，北伐成功，经济复苏，建桥呼声日高。但政府无力承担这一艰巨任务，宁波旅沪同乡会将此提到议事日程。3月，乐振葆、张继光陪同德国工程师在三江口踏勘桥址地势，再次进行测量，初步勘定了桥址。接着，沪甬两地分别成立“改建老江桥筹备委员会”，乐振葆被推举为上海筹备处主任，王文翰为宁波筹备处主任。乐振葆好友、上海租界工部局工程师、英人詹姆生，在长期相处中，深感乐振葆为人正直，愿为建桥担任义务顾问，并捐款赞助。1933年9月，乐振葆偕同詹姆生等莅甬，进行最后勘测，确定了桥址、长度及经费预算。建桥由德国西门子洋行承包；钢梁、打桩和混凝土工程、油漆工程，分别由德国桥梁公司、康益洋行等分包和提供。经费预算，共需银70万元。1934年5月1日正式开工，建桥工期24个月。1936年5月，大桥竣工，甬人多年梦想实现。6月27日举行开桥典礼，长虹般桥梁矗立奉化江上，远近民众纷至沓来，以“开光”之名，买“关牒”礼拜过桥，空前拥挤热闹。

乐振葆为灵桥的建成，付出了大量心血。灵桥耗银70万元，乐振葆在沪筹款及个人出资，即有40万元。建桥期间，乐振葆亲自参与其事，频繁往来于沪甬之间，凡外商洋行董事、工程师因关键工程来甬，乐振葆均亲自陪同，并下榻于其宝幢寓所。寓所聘用大菜师傅，一应食宿接待皆其自费，不耗公帑一分一厘。

乐振葆自感少年时代失学的痛苦，秉承乃父“普及乡村教育，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遗愿，于1916年，在其宝幢寓所旁独资兴办“宝林学校”。校舍为西式结构，前后两进，辅以两厢，平屋楼屋结合共30余间，另建专供教师家属的楼房。举凡图书、仪器、浴室、膳厅、学生宿舍、运动场地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乐振葆办学，旨在培育英才，自撰《劝学业歌》，以勉励学生。该校为国家造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宝林学校的声誉，与当时宁波仓基陈氏的翰香小学并列。

1928年至1929年，乐振葆又在家乡创建私立“宝林医院”，以济乡间缺医少药、常见病求治无门的困难。门诊收费低廉，对预防注射和贫困患者施药免费。1931年疟疾流行，1934年出现霍乱疫情，乐振葆一面重金延请名医为院长，提高医疗质量；一面筹支医疗经费，保障医院正常运行。1935年，宝林医院已为当时鄞县的十大医院之一。

在创办宝林医院的同时，乐振葆筹集资金在宝幢成立“鄞东溪轮船公司”，购铁壳轮船两艘，建城乡客运码头，定时航行于宁波——宝幢之间。宝幢山村遂成交通发达，市面繁荣，礼尚新风，环境优美的模范村。而后塘河上的钢骨水泥桥，如镇东桥、福明桥、汇纤桥、金家桥等，莫不由乐振葆出资修建。至于修筑道路，更是不计其数。

乐振葆具有远见卓识，勇于改革陈规陋习，力主操办婚嫁丧葬从简，提倡俭朴之风。他本人一生勤奋好学，通晓英语、爱好旧体诗词。他关心地方文献事业，赞助修编《阿育王山志》，支持儒医王宇高著书立说，出资重修《乐氏宗谱》。1937年8月，中国青年励志会理事会在甬召开，当众推选鄞县乡贤，乐振葆以高票当选。与乐振葆并列、被公举为鄞县乡贤的，还有王廷赓、杜清水两人。

1941年，乐振葆病逝于上海，噩耗传来，宁波城乡同声哀悼。在阿育王寺方丈和尚主办的诵经会上，前来吊唁的寻常百姓络绎不绝，曾经受过乐振葆照顾的鳏寡孤独，更是恸哭不已。

王廷赓兴教乡里

前塘河流过鄞东平原，由云龙镇向南，有一个美丽的平原水乡——甲村。清人李邺嗣《东竹枝词》云：“甲村亦自甲诸村，人物中丞更轶伦。却说少时承母教，遗诗曾录太夫人。”甲村以王氏为大姓。

清末，甲村有私塾6所，但还没有一所现代的正规小学。寓居前塘河支流甲村河徐公漕的王自恩先生决心捐资办学，遂与当时宁波斐迪中学教师任秉章、沪江大学教授任潮瀚、云龙镇宿儒陈麟书、姜山绅士蔡良初和里人王彭寿、王云媚等耆老商榷后，用自己在沪的积蓄，在徐公漕私宅内构建校舍、教室。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办正规小学，命名“甲南小学”，寓“甲于南乡”之意。至此，甲村的所有私塾相继关闭，邻近子弟都到甲南小学接受近代教育。

王自恩之子王廷赓，青年时代学成后也随父从教。父亲亡故后，王廷赓先生秉承父业，矢志办学，将私宅无偿捐献给学校，并向甲村旅沪富商募集巨款，新建楼房教室、大礼堂、花园，使甲南小学规模大增，全盛时学生达700余人，为县内小学中佼佼者。教育部督学来校视察，赞誉甲南小学可与南京“晓庄”、上海“万竹”相媲美。

王廷赓先生任甲南小学校长，从教40余载，培养学子5000余人，多数考入沪甬两地的名牌中学深造。其办学宗旨是启迪后进，培育桑梓人才，主张德智体并重，对师资要求严格。高小阶段设英文科，每学期举办全校运动会。学校图书室藏书万卷，其中图书珍品如《万有文库》《四明丛书》《四部备要》等，供师生自学参考。抗日战争期间，国文课本来源中断，先生从上海购来印刷机，自编自印教材，决不让学生读敌伪课本、受奴化教育，其爱国爱乡用心良深。

宁波沦陷前后，避迁横溪的鄞县私立正始中学（今横溪正始中学），为了师生安全，暂时迁来甲南小学，受到先生鼎力支持。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多方奔走，募捐筹款，在姜山创立堇南中学（今姜山中学），以解决当地小学毕业生升学难的问题。

王廷赓先生平生急公好义，除办学外，他又捐资筹款，于1927年创建甲村医院。从筹集经费，选择院址，设计图样，到购买建材，施工建筑，采办医疗器械、中西药品，聘请医师，无不倾注了先生的心血。由于设备先进，药品齐全，医师高明，病人多是医到病除，术后无患，且收费低廉，慕名前来就诊者众多，医院名气大噪。

王廷赓先生还将为父亲办70寿诞的宴请费用节约下来，建造了一座“介寿桥”，以使过往行人免受绕道之苦，并桥侧设夜间天灯，方便行人。对家乡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生活困难者，救济施舍食品、衣物等。

为人耿直公正、痛恶扶正的王廷赓先生，在群众中德高望重，就连当时的一些地痞流氓也对他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乡民发生纠纷械斗，先生闻讯赶到，斡旋调解，众人肃然，对峙纠纷平息，避免了惨祸。种种善举，不胜枚举。全国解放前，曾任丰东镇（今甲村）镇长、县参议员，先生常言：“要以国事为重，通民情，廉政务为荣；以结党营私，侵民意，争名利为耻”。当时鄞县县长陈宝麟敬仰先生，对先生执弟子礼，与先生交往甚密，常促膝长谈，询求政务，以纾民困。

1948年，甲南小学成立40周年，又适逢王廷赓先生70寿辰，学校隆重举行双重庆典，来宾云集，其中不少是沪、杭各界的著名人士。王廷赓先生淡泊名利，届时远出避寿。来宾愈加赞誉先生的高风亮节。

1972年，先生行年九十有四，无疾而终。王廷赓先生父子两代相继，兴教乡里，热心公益事业；其舍己利民、行善积德、爱国爱乡、嫉恶如仇、伸张正义的高尚品格和感人事迹，至今仍在家乡人民和旅居海内外的同乡中广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