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上耆硕之楷模张申之-风范千秋

甬上耆硕之楷模张申之

袁元龙

我认识申之先生是60多年前的事了，他是我的父执辈，又是我姐夫（姚杏棠）的姑父，所以我与他有点亲戚关系。

他学识渊博，德行高洁，阅历丰富，贡献卓越，爱国爱乡，急公好义，恂恂儒雅，和蔼可亲，是宁波人民素所敬爱的“乡邦耆硕之楷模”。

我与他年龄相距较大，他长期在政府和群众团体任要职，我则是在甬、沪两地读书求学，平时极少有见面的机会。到了1945年我们订婚以及1947年春季假甬江女子中学礼堂举行婚礼时，他都亲临致贺，并为我们证婚。那天参加婚礼的还有李庆坤先生（我在效实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又是我的结婚介绍人）和沈贻芗先生（甬江女中校长）等。庆坤老师今年高寿99岁，对此记忆尚清晰。61年前那份绢本彩色精印的龙凤结婚证书，我至今仍珍藏着，上面有申之先生的签名与钤印，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纪念品。

我所知道他老人家的一些情况，除史志及政协文史资料等记载外，其余是听我姐夫生前口述的，亦有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51）我在工商界时亲见亲闻的。因为申之先生兼任通运汽车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经营鄞慈镇公路及鄞奉公路的客货运业务）。

申之先生——我们都习惯于这样尊称他，其名张传保（1877-1952），字申之，号继望，以字行。鄞栎社乡里仁堂村人。

然而寻根追源，他是属于甬上望族槎湖张氏的一支。他的祖上在明代显赫得很，出过两位兵部尚书：张邦奇和张时彻，还有一位光禄寺少卿张子瑫，三个人的官声都不错，全祖望先生在他所著《甬上族望表》中将他们列为“槎湖张氏三望。”

不久前，袁慧（天一阁研究员）写过《鄞槎湖张氏谱系考证》一文，提到“张申之先生虽是栎社乡里仁堂村人，有人称是从鄞西张家潭迁来，而且传至辈份恰好是槎湖张氏的第十九代。……但不知何故，槎湖张氏族谱的《世传》中竟未收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我现在可以进一步提供补充佐证：张传保之父名守澜，业商并重儒，这可能是浙东人文的一个传统吧。《鄞县志·人物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称他“为人豪爽好义，乐为乡里公益，影响所嗣，遂开三代善举家风”。《族谱》又称，自第十二世起，亦即自明嘉靖年代起，槎湖张氏辈份排行为：“子应尚孝德 永守传其则 高厚必滋培 远大嗣荣锡”。先生之父守澜，在族中是第十八代“守”字辈；本人传保，恰好是第十九代“传”字辈；其侄其昀为 “其”字辈。这完全符合《族谱》排行的顺序，说明他确是槎湖张氏的一支。

申之先生自幼聪颖勤学，课余之暇，参加农田力所能及的劳动，养成刻苦务实的作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第三十九名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省城考中举人，其同科举人还有范贤方（辛亥革命宁波光复主要领导人之一）、忻江明（董沛之婿，《续甬上清诗略》作者）等。而《宁波市志》与《鄞县志》均作二十七年中举，今以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选举》的记载为准（详见《鄞县通志·文献志》第1077页）。其所选策论为《大学》第二十四节“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先生因心仪新学，文中多处论及欧美政体，其识见为应试诸生中之少见者，遂中式。

光绪三十二年（1906），应当时宁波知府之邀，先后创建宁波师范学堂、宁波中学堂，成立教育会。宣统元年（1909），选为浙江省咨议局议员，又继任省预算审查委员会委员长。次年，在甬创办《四明日报》，自任经理。辛亥宁波光复后，任宁波军政分府财政部长，复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国会众议院议员。

1923年，因曹锟贿选总统（投他一票，即送银元5000元巨额贿款），张传保坚决抵制，毅然辞去议员之职，赴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任广东政府国会议员。

据我所知，他与另外两位浙江嘉兴籍国会议员——褚辅成先生（慧僧）和沈钧儒先生（衡山），志趣相投，心意相合，共同抵制曹锟贿选，又同赴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遂义结金兰，成为异姓兄弟。三人中慧僧先生最长，衡山先生次之，申之先生年龄最小，每人相差二岁。新中国成立前，我就读于上海法学院，褚辅成先生是我们的校长，沈钧儒先生是教务长；后又向我姐夫询问，证实确有此事。

申之先生一生的主要业绩，除早期对教育工作作出过贡献外，可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表述：(www.xing528.com)

一是长期坚持不懈，为民主革命作出尽己之力的贡献。1911年11月5日，宁波民间的革命武装——民团、商团和尚武会会员千余人，为响应武昌辛亥革命首义，在同盟会骨干范贤方（仰乔）、魏炯（伯桢）等率领下，占领了宁绍台道道署，道台文溥闻风先行逃逸，当晚就成立宁波军政分府。其时陈训正（屺怀）被推举为军政分府财政部长。屺怀先生“自以不娴计政，辞不受”。于是众推申之先生继之。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一个任务非常艰巨、工作非常棘手的角色，如何解决军政分府急需的日常开支问题，谁都没有现成的答案。申之先生建议，为济燃眉之急，军政分府暂时自行发行纸币。但当地商民，对这种纸币将信将疑，心存观望。申之先生就会同赵家荪先生（同盟会会员，宁波光复领导成员之一）共赴浙海关协商，请求海关在收取关税时，让军政分府的纸币顶用，10天之后，军政府负责将海关所收的纸币赎回，折兑银元。凭着申之先生的信誉和威望，海关答应了。市民们见海关已经通用刚发行的纸币，遂对临时纸币深信不疑，终于上市流通，暂时缓和了财政困难。那时，浙江军政府宣布全省豁免田赋一年，并撤除原有厘卡税局。宁波为浙东重镇，旧军陆军协统、防军统领均率部驻扎于此，协统刘洵、防军统领常荣清均表态拥护光复，分任军政分府正、副都督，军饷所需浩繁，还有军政府职员的工薪支出……这些都是问题，需要一一认真解决。军政分府开会商议，决定从三个方面寻求对策：一是向巨商富户募捐。但当时富商大户多已迁往上海，在宁波仅募得捐款118000多元（银元）。第二个办法是变卖官营产业和公有土地，这方面倒筹措了不少费用。三是接收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华银行，由赵家荪出任行长。稍后全省光复，政令统一，各地军政分府先后完成历史使命。

1927年3月，北伐军已驱逐军阀孙传芳盘踞在浙江的残余势力，因原知县逃离，曾一度代理县知事，后又被公推为宁波市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主席。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又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共产党人的活动。

其间，曾一度出任浙海关监督（当时的浙海关设在宁波）。当时的海关，积弊甚深，先生深入调查，剔除陋规，堵塞漏洞。他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深得商民与劳工赞扬，称其为“处脂不润，家无余财，而岁增国税十余万金”。直至1936年先生60华诞时，宁波工会、八闽渔商还分别送了“硕德耆年”、“万家生佛”两方金字匾额，以颂扬他从政时为民办了好事（请参见宁波市政协编纂的《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专辑》第121页）。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宁波，首先是庄禹梅先生遭到逮捕；他与革命志士王鲲、杨眉山以及工商界知名人士俞佐廷，甘冒风险，前去宁波警备司令部向司令王俊提出严正交涉。稍后，王鲲、杨眉山两同志亦遭逮捕，他又去打听消息并商讨营救之策。不久，蒋介石之兄蒋介卿挤入政界，继任浙海关监督，调先生为国民政府财政部参事，未就，遂辞政回里。

又据其堂侄女张萍女士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夕，因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党员叶曙声、贺思真（以上两位均为女性）、忻伟锷等五人被捕，受严刑拷打，但他们坚贞不屈。叶曙声是张萍的挚友，故请求伯父转托鄞县县党部书记长汪焕章、《宁波日报》社长沈友梅（国民党鄞县党部内亦居要职，后继任书记长）设法保释，这五位同志终于先后获释（详见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十辑《风雨见真情》一书）。

二是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服务。1924年，先生辞政回里后，即投入鄞西七乡浚河事宜，任总持。鉴于鄞西水利百年失修，淤塞严重，不少桥梁倾圮，先生乃亲率修河群众，浚南塘河60余里，修桥梁、路亭数十座；后又主持全鄞县水利，为鄞县的农业灌溉及河网交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赴沪，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办事处主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在上海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它团结着许多热爱祖国、热爱桑梓的各界人士，为家乡公益捐资出力，多有贡献。1931年，申之先生与乡贤乐振葆等共同发起建造灵桥，至1936年落成。这座建筑质量上乘、饱经沧桑、傲然屹立的灵桥，经人民政府出资整修后，至今仍英姿焕发，雄立在奉化江上，继续在为人民服务。1932年，日本军国主义发起“一·二八”淞沪侵略战争，大批甬籍同乡亟待返乡避难，先生千方百计调度轮船，多次遣送同乡回鄞。种种爱国爱乡善举，为鄞人赞扬称道。

另一件在文化建设上的公益善举是重修民国《鄞县通志》。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起，在他的倡议下，组织力量，筹措经费，建立鄞县通志馆，新修《鄞县通志》。他亲任馆长，聘陈训正为总纂，方志专家马涯民为主编，历时十八载（其间因抗日战争爆发延缓较长时间），几经周折，终于编修完成一部材料丰富详实、分类细致、卷帙浩繁、校勘精良的民国《鄞县通志》，计36册，并另附巨幅地图26幅，为市县地方志中佼佼者，被誉为“古今方志第一”。

此外，诸如抗日战争中的难民救济，赞助圆瑛法师兴办四明佛教孤儿院等慈善事业，先生总是率先捐资，带头号召，并兼名誉职务，对甬上公益事业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三是积极投入宁波交通运输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他鉴于宁波的公路的交通运输与港口商埠很不适应，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无力投资，乃筹组民营通用汽车运输公司，出资修建并经营鄞慈镇与鄞奉公路的客货运业务，成为解放前直至解放初期宁波公路营运的主力军。

附带叙述一下其哲嗣伯觐先生的情况。张伯觐（1902-1973），乳名七三，因出生时，适逢祖父守澜公73岁，故取此名。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今宁波中学），后入上海大同学院肄业，1921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山口高等商业学校，1923年回国，转入日人开设的东亚同文书院。1931年毕业后，短期留校任讲师，后即经营纺织企业与纺织交易所。不久回甬，协助父亲创办通运长途汽车公司，任副经理、经理等职；其间，还尽力协助父亲兴修家乡水利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鄞县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县农林局、水利局副局长，鄞县副县长。1959年，任宁波市水利局副局长；1962年，当选为宁波市政协副主席。他长期与党同心同德，亲密合作，工作任劳任怨，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水利工程及技术、经费等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是一位爱国敬业的民主人士。

申之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历任浙江省和宁波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2年去世，享年七十有六。

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这个运动的开展是非常必要的，对防止和惩治贪污腐化，抵制资产阶级的进攻与侵蚀，都有重要意义。在具体贯彻执行中，有一些过头的地方亦是在所难免。但社会上流言较多，工商界中亦有极个别意外事情发生，这些对申之先生在心理上形成了一定的刺激与压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有“士不可辱”的传统观念，先生一时想不开，周围的人又没有深入细致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因此他以不正常的方法终结了自己的一生，实在令人悲痛和遗憾。据闻，市领导得知此噩耗后，亦深感意外，惋惜悲悼不已。关于此事，本人惟恐年深日久，衰朽之人记忆或有出入，最近特询问一位张氏族人，其记忆与我一致，故记上一笔。

缅怀先生一生：光明磊落，硕学盛德，爱国爱乡，身体力行，严以律己，乐于助人，公益为先，桑梓是重。为政不图名，处肥不谋私，称之为“甬上耆硕之楷模”，是名副其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