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能人朱国选-风范千秋，揭秘盐场名士

治水能人朱国选

朱道初

清光绪十六年（1890）春，鄞县咸祥朱萼亭先生偶然翻检旧箱子，意外得到先祖朱国选生前亲笔撰写的一叠厚重的文稿，他立即交给堂侄朱沛霖（字雨畛）过目，雨畛先生阅读了全部文稿，不禁感慨万分。因为这不是一篇篇普通的文稿，而是一页页关咸祥水利事业的历史记录，是地方发展弥足珍贵的文献。他随即既恭谨又虔诚地把文稿装订成集，将它命名为《朱公遗迹录》，并提笔写了篇“跋”（后人把它改为“序”），然后，出钱印行了若干册，分赠宗族耆旧和学界人士。此事在当时鄞县尤其是在咸祥大嵩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雨畛先生说，100多年来，咸祥大嵩人士对朱公国选的事迹口耳相传，无不心存感激，男女老幼都颂扬他老人家的崇高精神和不朽功绩，都认为他配享于杨公殿（纪念18世纪鄞县县令杨懿的祠）是完全恰当的；他是个出身于穷乡僻壤却建立了不朽功业的“硕彦”。

以救拔苦难的家乡人民于水火为己任

朱国选，名厉治，康熙、雍正年间鄞县盐场（即后来的“咸祥”）著名人士。笔者根据《朱公遗迹录》内《叩求城隍司主禀稿》一文“某受生天地，年已四十”句，以及该文“杨县主忽于本年五月间病故”等语，查得杨懿逝世于雍正七年（1729），推算朱国选当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又据族内权威人士认定，他享年为63岁，因此卒年应该定为乾隆十七年（1752）。朱国选自述从小“闻教于君子”，在若干呈文里自称“愚生”，得罪道台老爷时被“发府学戒饬”，所有“议状”又显示他才华横溢，可见他应该是个很出色的儒生。他自幼聪明过人，胸怀“救时济世”大志，以改造家乡面貌为己任，虽然前面布满荆棘和陷阱，也不能动摇他坚如磐石的意志。他一直以救拔苦难的家乡人民于水火为己任，一直在潜心研究、密切关注水利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崭露头角，二十几岁即成为乡里著名人物，被推举为主持家乡公益事业的领头人。年轻时代的朱国选已经是个有心人，对家乡盐场的地理、地貌早已熟谙于胸。虽然他家有薄产，人口稀少，经济负担较轻，可以安度日子，但他的胸怀十分博大，“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把自己的命运与宗族、家乡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平时乐善好施，虽然与许许多多儒生一样，他也熟读诗书和孔孟典籍，但他与众不同，对科举功名这个被读书人看作唯一出路的途径，没有什么兴趣，他的兴趣早就投向了改造家乡水利环境和兴修水利的事业。在他的推动和领导之下，清代康熙、雍正年间规模盛大的盐场大嵩兴修水利（开河、建闸、筑塘、筑坝）工程终于拉开了序幕，也正是在这个百年不遇的改造人类生存环境的大搏斗中，他脱颖而出，表现了极大的勇气、才能和献身精神。朱国选不但品行高尚，学识渊博，而且拥有多方面奇特的才能，因此深受盐场大嵩人民的爱戴。他是个不凡的人：既是敢于挑战海潮山洪凶险的抗灾斗士，又是为民谋利的水利专家；既是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爱乡楷模，又是精明能干的地方管理人才；既是饱读经史诗书、文思敏捷、笔走龙蛇的文士，又是办事干练、不畏艰险、经世致用的实干家。

康熙时代的盐场大嵩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是个有名的贫困落后的地区。大嵩滨海平原作为鄞州四大地理单元之一，自成水系，即大嵩江水系，上游是梅溪和亭溪两溪，两溪汇合后进入大嵩平原江道。梅溪源于梅岭牛泥冈，经梅岭、芝山、沙村、施村至金鸡桥，向咸祥河和嵩江分流。亭溪源于双石岭五都头，经城杨、俞塘、管江、张池入大嵩江。由于流短水急，溪床落差较大，蓄容量偏少，只要十天不下雨，溪水就会断流，河水也会枯竭。同时受到海潮阻拦的影响，雨水充沛时水流排泄不畅，则容易造成洪涝水灾；加上此地常受台风侵袭，所以往往成为汛、旱、涝、风等自然灾害的综合性灾区。诚如朱国选在《具催元县尊词稿》一文中含着血泪陈述道：“可怜某等边海，奇荒累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数年之间，草根木实剥食殆尽，家藏什物典卖已空。父母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鸠形鹄面尽为沟渠之鬼；老弱饿殍多为狗彘之食。凄情惨状，天地号愁，鬼神饮泣。”

朱国选常说：发动和带领盐场大嵩人民大干兴修水利的事业，不但要身先士卒，忧在人先，劳在人先，还必须“规之前事，考之成迹，访之舆论，质之老成，而又酌量乎土俗之宜，揆度乎形势之中”。为此，他早就在留心并了解古代中国尤其是浙江、宁波、鄞县地区的水利事业，了解有关水利改造的举措、设施、工程实施与管理等实际情况及其经验教训等。它们的成功原因，包括资金、人力、材料的来源及其使用等情况，甚至曾经遇到过的某些挫折、教训，都会引起他的注意，被他视作“可以攻错”的“他山之石”，是值得借鉴的极为重要的资料。对于这位矢志于从事家乡水利建设事业、希望改变家乡人民困境的志士来说，周边的东钱湖、它山堰，镇海的穿山，慈溪的管山、普济，奉化的白杜、赵河，象山的瑞龙、千丈、马冈等湖泊河道工程，都引发他进行具体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把它们当作鲜活的教材。不过，他认为兴建盐场大嵩的水利事业固然要虚心汲取人家的成功经验，但更应该从实际出发，总结本地区历来治水的经验教训，然后因地制宜采取坚决而又稳妥的行动。因此他对大嵩江流域的源流、海岸、旧塘、河流、土质，都一一作了反复的实地考察，以期包括对海洋咸潮和山洪的走向等情况都能了然于胸。他深信，在他的一生当中，总会有改变盐场大嵩水利面貌的一天到来，他必将为家乡的水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收集开浚河道、建设碶闸、构筑石塘（土塘）和水坝等各种有关资料，及时掌握相关知识，以期担当重任时能胸有成竹，临阵不慌。他努力熟悉本地以及附近的能工巧匠，对周边的木材、石料等资源状况有足够的了解；主动向有实践经验的士绅和平民征集看法，虚心倾听有阅历、有知识、有专长者的意见建议，收集各种各样有益的意见，把众人的智慧调动和集中起来，以期形成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决断。当然，他深知这一切都离不开朝廷派驻地方拥有权势的各级官员，没有他们从经济上加以支持，贫困到了极点的家乡人民是承受不起兴修水利带来的巨额开支的。而要取得官员们的信任、支持，不但需对所有水情都烂熟于胸，而且要尽可能洞察官府的政治、财政、税收等情况，包括那套繁琐的官场礼节，以备不厌其烦地随时向他们禀报和叙述情况。

拉开掘河筑坝的帷幕

康熙六十年（1721），朱国选才32岁，已经是盐场大嵩地方上头面人物。这一年大旱造成盐场大嵩极其严重的灾荒，无论高地低田，所有作物都颗粒无收。人们哭天喊地，不知道怎样才能存活下去。鄞县知县何前来视察赈灾，他除了允诺将竭力设法调粮赈济之外，还指示说：应该积极筹划开河浚淘，及早预防旱灾。如果你们在这方面有所动作，本县当成为你们有力的后盾。有了何知县这番表态，第二年秋，朱国选待大家度过饥荒以后，与同志者召集地方各界人士“会同公议”，取得了以下共识：开河是当务之急，官塘内旧河道淤塞的一律照依旧址疏通，大河边适当分开支河，受损失者按拟定的办法处理，对于公益事业，全体乡民都要“必勤必勇，协力同心”，并规定了纲目分明的十条条款，最后两条是关于三处正河与五处叉河的起讫。这份《开河议》政策规定明确，可操作性强，组织工作细致周详，成功地拉开了盐场大嵩康雍年间声势浩大水利兴修史的序幕。只是由于何知县忽然被罢免，新来的知县志不在此，兴修水利计划因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也就随之落了空。但朱国选知道盐场大嵩救荒工作才刚迈出艰难的一步，今后还是要抓住朝廷尤其是有权势的地方官，光靠当地政府发点救济粮或者平价粜米是不能解决长远问题的。鉴于此，在雍正二年（1724）六月，朱国选携带一笔由变卖家产得来的盘缠以及上诉辞，风尘仆仆，“千里裹粮”走上省城等处，向总督、巡抚呼吁“开河筑坝”。总督也曾为之向府、县发文，责成他们查勘兴工，只是资金没有落实，又不幸有潮患入侵，给本就没有多少兴趣的官僚们多了一些口实。雍正三年朱国选又再次上县城、省城和其他地方衙门奔走呼号，可又遇到洪潮大作，同样由总督、巡抚衙门再次发文批示，可府、县还是强调资金无法落实。总之，府、县的态度是借着灾害频仍，顺水推舟，捏故不予集资拨款，开河筑坝一次次成为画饼，盐场大嵩人民仍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漫漫长夜，家乡何时才有脱离苦海的希望？朱国选焦急万状，到处为民请命，“千里裹粮，任劳任苦”，每到一处，总是在衙门口，叩呈议状。他受尽官僚们夹杂着冷嘲热讽而又不着边际的高调大论，经历了各种莫名的屈辱和磨难。雍正四年九月，眼看家乡连续两年遭受洪灾困扰，朱国选又“千里裹粮”，跑到巡抚衙门吁请以兴修水利来代替赈济。针对巡抚开河筑坝可以要求盐场大嵩人民自己捐输的高调，他反驳说：兴修水利不可能让盐场老百姓搞“捐输”，因为盐场大嵩属于边地，那里的人是边民，都是困苦到了极点的穷人，将地方财政负担转嫁给那里的老百姓太不合理了，也是绝对行不通的事！兴修盐场大嵩的水利非得动用“帑金”不可！他说，这几年浙江各地修筑塘堤，杭城浚理河湖，哪一笔款项不是靠动用“帑金”来充作工料费用的，哪一笔是向老百姓强行摊派的，盐场人民蒙受的苦难远远超过修筑塘堤、浚理河湖的居民，又为什么不能动用“帑金”呢。他怒不可遏地指出：经前巡抚报请朝廷批准，年前浙省明明有共计15.2万余两从数项“耗羡盐规”中来的钱（清政府为了防止所谓损耗，每次都向灶民等多征收税款，事后实际耗损的盈余部分叫做“耗羡”），可以由官府经过斟酌研究回放到公益事业之中，那我们大嵩盐场不过动用其中一万零点帑金，而且这笔款子以后能够由官府收回，为什么不肯将这些钱支援灾区边民呢？

巡抚看到朱国选难以打发，就把此事踢给了宁波府台和鄞县，叫府、县负责处理。这时朱国选在无奈中想起主持杭州疏浚西湖的王盐道，他主管两浙盐政、统辖两浙水利，应该是个负责任的权要。于是朱国选以盐场“灶民”的名义匍匐于王盐道的辕下，哀告道：“近自（康熙）五十八年至今七载之内，三遭潮患，两遇旱灾”，“惨因内地不能开河，嵩港不能筑坝，至今灾情屡告，庶姓流亡；国课王粮，积年拖欠。叠吁各宪，举兴此利。”因此他虔诚地乞求王盐道在盐场内地开河道、于嵩江筑堰坝工程中施加恩泽。他说兴办盐场水利事业的好处至少有三条：一是使潮患旱灾得到遏止，二是使起课田亩不致再遭荒芜，三是能新开垦数万亩之多的荒涂。而现在总督巡抚又均“以动帑为难”，将此事推给宁波府，宁波府则认为“事非专辖”，且“费用无支”，总是推三阻四，甚至置若罔闻。请王盐道“深圣贤之悲悯，开天地之鸿恩”，“刻赐亲勘，确估需费若干”，然后将情况告知各个衙门，进而“具题动帑”。这次，王盐道同意“开河筑坝及救荒之要策，御灾捍患亦为政之先施”的说法，批示府县立即勘估，从而启动工程。他对造册中估费12000余金则表示费用过多，估计这也是现任总督们的意思，就委派粮衙官员张挺前去复勘核减。这险些让工程又胎死腹中。原来张挺实在查不出何处可减，就逼着朱国选删减1000余金。朱国选说，10000余金这大数由帑金解决，那“删减”的1000余金就由我们向各乡村（那时叫都、图）捐派。不料府县借口批示中有将修浚宁波城垣和盐场水利“次第举行”的话，呈词中又有“公议捐派”的说法，就故意将水利工程压到城垣修浚之后，而且下令朱国选他们把尚未到手的万余金“登注姓名捐用”给城垣修浚使用。朱国选说：我们是灶户，没有修浚城垣的义务，捐派1000余金只是为了赶快开河筑坝，不能以修浚城垣来压开河筑坝。

此时朝廷在全国范围内分批准行制盐“摊丁入田法”，朱国选代表盐场灶户在《归并呈词》的议稿中向王盐道先充分肯定说，“摊丁入田”也就是“灶丁归并灶田征收”，确实是旷古未有的良法。但大嵩盐场情况有些特殊，原先每个灶丁应该被授予的滩涂、草荡数是652弓（约2亩3分），实际上远远不足，惟有重新测定并落实灶免田、涂田、丈地和新垦地的数量，派定所有田地的准确赋税，解除穷丁身上税务拖欠赔累之苦，方能有效地实行新法。同时还要看到下列事实：盐场17400亩灶免田是在县纳粮，1130亩涂田、丈地是在盐场课税，很多灶丁因为连年荒歉逃荒他乡，滞留盐场的灶丁负担格外沉重，官府“五年清审、五年总催”，在灶丁身上摊派了无数冗费。因此，他认为只有通过“归并征收外分解”的措施，将场课与县课合并，才能解决穷灶户的困厄问题。王盐道对朱国选此番议论颇以为然，也因此更加重视大嵩盐场开河筑坝的工程。但是经费的问题仍旧十分棘手，这笔款子始终没有落实。朱国选既感激王盐道的声援，又对官场漠视民瘼的恶习十分愤慨。

在杨懿力挺之下奋不顾身地开河、建闸、筑塘(www.xing528.com)

雍正五年（1727）正月，新知县蒲城杨懿来甬就任，他从莅任开始就下乡视察灾情，对盐场大嵩人民历年来所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格外同情。他在《大嵩被灾禀》中向上司申诉说：大嵩一带早稻收割无几，晚稻难望收成，七分以上灾害的民灶田达6040亩。雍正六年（1728），盐场大嵩又遇到空前旱灾，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杨懿采纳朱国选的意见，向闽浙总督李卫递交赈灾呈，请求发放帑金，以工代赈。他在上呈的《救荒六议禀》中，根据大嵩盐场的灾荒情况，正式提议：以开大嵩河道筑堤建闸来救助穷百姓。他对总督叩禀说，大嵩一带背山面海，内地没有溪河，海潮涌入，土地立即成为斥卤，禾苗也马上被淹没；如果老天不降大雨，那么田地大多龟裂，禾苗也就很快枯槁。这就是大嵩盐场十年九荒、灶民全都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雍正四年，根据士民朱国选等呈请开河筑坝的要求，您曾批示估费1.26万余两。雍正五年九月，卑职又将详细议状通过府司转达，可他们几乎认为这项工程工费繁巨，暂时不该奉行。此时惟有您力排众议，批示说：“开河筑坝乃民生要务，未可缓。”但是囿于当时环境情势，您担心工程浩大，暂时没有款项可以动用，发动捐输也不是办法，认为还是先解决宁波城垣修缮问题，大嵩盐场开河筑坝工程以后陆续再议。您把资金来源的希望寄托在海宁，因为海宁陈宦为修筑海宁城垣、开通河道捐了八万两款，这笔钱有可能会用不完，您准备把剩余部分调拨过来，用于大嵩盐场开河筑坝的工程。但卑职愚见以为海宁捐款未必会有余款，而大嵩盐场灾民却亟待救助，如果我们趁此机会兴发开掘大嵩河道、筑堤建闸，也就是以工代赈的话，灾民可以依仗做工得粮存活，贫瘠的土地也可以因此变成肥沃的土壤，更有一万多亩老荒涂地立即可以开垦，这些被垦土地是很快可以征收赋税的，这样一来，连以前所拨的款项都会有着落了。对大嵩盐场不必赈济，可实际上胜于赈济，不必蠲免，可仁政大于蠲免，这真是“一事而数善兼备”的大好事啊！这么做，也正足见您天高地厚的恩德。

经闽浙总督李卫上报朝廷，大嵩盐场终于在雍正六年八月获得国帑一万余两银子。九月初七，开河筑坝正式动工。“大工”共有四项：开河，建闸，筑塘，筑坝。朱国选得到了县令杨懿的充分信任，他殚精竭虑，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提供了详细的工程计划初稿，对于这个初稿，杨懿本人来往于宁波和盐场之间，一边实地考察，一边与朱国选等人展开讨论，当他拟就《大嵩开河六议禀》一文时，已经在两地跑了10余趟之多，有时一次考察就花了8个昼夜，这使朱国选非常感动。他在这个比他还要稍为年轻的官员前面，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这份《大嵩开河六议禀》中，杨令提到他跟朱国选他们起草的“原估册”进行了全面交流、比较和探讨，并尽量取得共识。首先统一了步骤：先建六闸，即横山、大礁、小礁、球休、舵撞等闸。六闸的闸洞按照地势地面和山水形势划定：大礁、小礁、球休南、球休北四闸开三洞即可，横山、舵撞二闸非开五洞不可。第二是开河，即开六闸的支河，分流灌注到闸，其中包括疏浚几条旧河。原先准备开掘三条河中两条与大嵩城新河，可延缓到后期，由有田户主自行解决。第三是兴筑土塘，即自蔡家墩的山岩岭起至横山山西麓，又自横山山东麓起，经大礁、小礁至球山南，再从球山北过江止于舵撞山嘴，延袤16里，筑塘3500丈。土塘规格是高二丈，底宽五丈，面宽二丈五尺，杨懿提出民人筑塘一丈，拨给涂田两亩。第四是在大嵩港建筑大坝，此坝横截海潮之中，应该高达三丈多，宽达四十九丈，厚达十丈，这是最后截海潮收大功的环节。大坝属于滚水石坝，坝面略高于大潮一尺多点，与内地保持水平即行。如此，大坝能起御咸蓄淡、水旱无忧的巨功。

朱国选除了与杨懿一起共同修改原估册外，还以书面形式向县令表达观点、意见等。如在《请减土塘丈尺禀》中，国选认为土塘高度不宜定得太高，一丈五尺足矣，工程减省土方，认捐者可能会接二连三地站出来。同时，他在整个工程技术和管理中毫无保留地向杨知县提出自己的主张、看法，如建筑土塘应该以椿为骨，故须密植；以土为肉，故须厚实；以柴薪为经，故须匀称；以篾篦为筋，故须多层投放；然后他讲述了如何排椿、缚扎横木、斜置牵纽，编织篾篦、投放柴薪、施加泥土等技术要求；最后介绍筑垛头、搭木桥以及如何将两千名人夫指挥得井然有序。这些意见不但正中肯綮，而且富有创造性，可资实践水利工程者借鉴。在《请给首事涂田禀》就县派督工官员按照出差标准补发口粮问题提出看法，然而，柴薪代表二十多名首事要求在日后拨给涂田给予开垦，以作补偿。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经常让他棘手，因为他本人不是官员，监督工程的是官府派遣的“督员”和“工房”胥吏，这些人当中有些是不肖之徒，乘机贪污者有之，偷工减料者有之，欺压民工者有之，苟且敷衍者有之，在这些官府腐败势力干扰下，工程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朱国选为此与这些治水工程中的蛀虫作了毫不调和的斗争。他不但敢于当面揭发这种祸害家乡未来的行为，而且毫不妥协地向官府举报。比如有两名督工官吏不懂装懂，硬要民工把土塘搞成上下一样宽的矩形，还严责民工把塘面削得光溜溜的以求“美观”，民工稍有不从，就遭鞭笞殴辱。为此国选在工程管理问题上与这些人结下了很深的冤仇，幸亏杨懿对他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几乎都能言听计从，工程进展还算顺利。到了第二年，开河5条、造闸6座的任务按期完成，最后一项工程开筑大坝方案已定，也即将开工。

为饱受改迁坝址的沉重打击而抗争

知县杨懿因操劳过度，在雍正七年五月底以身殉职。杨懿不幸英年早逝，使朱国选丧失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在《题请故任杨恩主入名宦祠》中，他写道：“惟原任杨县主莅任伊始，目击灾荒，心伤民困，仔肩独任，竟忘一己之勤劳；竭力经营，惟惜万民之性命。详宪而请帑项，大利聿兴；督众而兴巨工，一民不扰。既救一时之困，永垂万古之恩。在朝廷，不失蹇蹇之良臣；在众民，不失孔迩之慈父。可怜易箦之时，尚书‘君恩未报’；更伤瞑目之顷，犹呼‘塘务未完’。苦志热肠，事事同和风化雨，赤心冰结，时时对皎月青天。”那些以前受到压制的贪黩胥吏乘机向他群起而攻之。这边还沉浸在失去恩主的悲痛之中，那边已经率领一批人在重新丈量拟定改迁的坝址面积，这些行动还得到了宁绍台道台、宁波知府、新任知县的支持。朱国选闻讯惊骇万分，因为原大坝选定在大嵩江口，不但是为了抵御咸潮侵袭、消泄洪水的奔涌，更是意在蓄积三十里大嵩江淡水，借以灌溉两岸几十个村庄的田地，从而化瘠土为膏壤，去咸涩引甘泉。不难想象，这样一来，获得巨大利益的人口和地域将远远超出一个盐场的范围。至此，朱国选所梦寐以求的大兴水利事业竟然功亏一篑，这对他是很重大的打击。

经历了7年奋斗，他荡尽家产，受尽屈辱，耗尽精力，他当然不会甘心就此止步。开河不容易，建闸、筑塘更不容易，但最难的是造坝。斗争十分激烈。总督李某、知府曹某、知县陈某等人也都铁了心，绝不向朱国选退让半步。道理不难明白：如果按当初杨、朱商定的方案造坝于江口，那么随着港口情形的变化，现任府、县甚至督府他们还得动用若干国帑，而这必将招来上司的不满，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一边断然采取选新址造坝的行动，一边也虚与委蛇地散布种种江口不适合造坝的“理由”，有时候也搞搞试桩沉石一类的小动作，以标榜自己也“出自公心”。朱国选千方百计用水利和打坝实验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用一桩桩事实来批驳改址迁坝的主张是荒谬的，他绝不放弃为盐场大嵩人民谋取最大利益的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些日子来他拼死命写诉状，不间断地上访，大声疾呼，匍匐请命，甚至去城隍庙告“阴状”。盐场大嵩父老自然知道两种造坝方案是最好的，他们坚决支持朱国选，有些乡老还建议由自己募捐钱财，弥补在江口造坝帑金的不足，请国选把它写成禀贴上报。他们为了坚决抵制这种违背已故杨恩主遗愿的背信弃义行为，拒绝为后任县官圈定的先是在梅树湾后改在金鸡桥造坝工程出工出力。这一下给贪黩胥吏找到了所谓“把柄”，说是朱国选在“煽动民众，破坏造坝”，于是由总督出面下令将他和几名助手扣留起来，拘押在宁波衙门之内，时间长达7个多月之久，旨在割断他与民众的联系，强制民众在造坝新址内出工。朱国选在被拘押期间的痛苦是不难而知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针对官府的三条诬蔑不实之词逐一作了有力的反驳。第一，他们诬蔑他“贪大”，意思是盐场大嵩乃区区山陬海尾，你的“创议”是小题大做。他反驳说，官府与平民的关系是“司牧者”与被司牧的关系，盐场大嵩地方虽偏僻，也是朝廷的“牛羊”，难道因为地处山陬海尾就应该被遗弃，连牛羊都做不成吗？第二，他们诬蔑他“多事”，自遭罪愆，活该！他反驳说，我创议治水利，是由已故名宦杨懿向上“禀请”、现任总督李卫向朝廷“折奏”的，要说我“多事”，那不是也说他们两位大人也“多事”吗？第三，他们诬蔑他“趋利”。他反驳说，我如果是为了“趋利”，有贪污国帑、侵吞夫匠工钱的证据吗？六年来我为了上访奔诉，将所有薄产或变卖，或充公，要说这是为了将来获取暴利，那简直是傻瓜的行为了。

世移时易，今日大嵩江雄跨百米大闸

他被释放以后，知道回天无力，但总是念念不忘，心系造坝。这一年冬至日，他拜祭本地庙神，向庙神倾诉了自己所遭遇的种种厄难和所产生的困惑，当夜竟然做了个梦，他在述梦文字中写道：他看到有一艘大兵船开到了江口，那是当初杨知县与他一起商定造坝的地方。民工们情绪高涨，欢呼雀跃地登上兵船，在船边埋下高挺粗大的树桩，齐心协力地唱着打夯歌，一起朝下夯打起来。就这样，伴随着一棵棵树桩下土，按朱、杨原定的江口坝址，新的打坝工程开始了。

朱国选卒于乾隆十七年（1752），享年63岁。他去世后人们没有忘记他，把他的木主安放在纪念杨懿的杨公殿上，四时得到拜祭。他的献身精神和干练过人的种种不凡能力，以及他为盐场大嵩人民所作的贡献，在盐场大嵩人民中间世代流传，关于他舍命兴修盐场水利的事迹，形成了各种口头传说。《朱公遗迹录》的发现，使后人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1929年3月，鄞县县长陈宝麟视察大嵩咸祥时提出以铁闸拦截大嵩江的设想，并授意地方人士建立筹备委员会。1930年6月拟定工程实施纲要，其经费暂向地方团体个人借支，待按田亩收受益费后归还。一年多时间内完成了江道断面、潮位的测量，绘制了工程计划，对受益田亩进行了调查、登记造册。只是在1932年对闸址进行讨论中有由江道中移至新江道口的建议。1934年，当地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经济发生危机，铁闸拦截大嵩江的设想随即寿终正寝。1935年，《朱公遗迹录》由咸祥朱芝篆先生题签、朱深水先生作后序，再次得到印行。咸祥人大概想借此来表示缅怀朱国选，并企盼大嵩江建闸早一天获得成功吧。

不过天随人愿，尽管是姗姗来迟，这一天终于还是到来了。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当地党政部门的支持下，一些热衷于水利事业的实干家们不畏艰险、克服困难，推出了以新颖的河口蓄水闸为特色的建闸方案。经过三年多艰苦奋斗，擘画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历时二三百年的大嵩江闸终于建成了。这是一座御潮蓄淡的河口闸，使大嵩江上游57%流域面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闸内江道容量达340万立方米，44000亩农田平均抗旱能力提高了25天左右，20000余亩咸涩贫瘠田地的肥力得到了明显改善，汛期对农田、村庄的威胁大为减轻。该闸基础全长达128米多，宽达19米，闸上公路长达153米多，成为甬东一道亮丽的风景。朱国选如果地下有知，也该欣然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