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华：历史学家、《风范千秋》作者

历史学家陈庆华

徐建成

北大历史系可谓众星云集：翦伯赞、向达、张政烺、邵循正、苏秉琦、余逊、商鸿逵、张芝联、许大龄、陈庆华、阎文儒、宿白、邹衡等等，个个都是史学名家。这其中，笔者对陈庆华尤感亲切。20世纪80年代，陈庆华先生在晚清政治史、戊戌变法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有创见性学术观点的文章，曾引起史学界热烈的争论。

陈庆华先生是国内外所公认的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他博览群书，记忆力极强，被学术界誉为“活字典”。无论校内外、国内外的教师、学生，有问题都爱向他请教，他常常立刻便能答出在哪本史书哪一页。学生们遇有疑难，喜欢向他请教。一段引文、一个掌故，其出处书名、版本、卷数、作者，先生都能一一道来。大量历史人物的室号或别号以及生活经历、亲属关系、子孙后代，他都能详加列举，如数家珍。这种“活字典”治学方式，是明清以来浙东史学派的主要文化基因传承。陈庆华先生，不愧为是鄞县籍的文化人，他是“甬上三杰”之一张美翊的玄外孙，民国大收藏家、钱币学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伯^［1］的外孙。

陈庆华（1921-1984），是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关门弟子，他曾经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以北的一幢公寓楼里，“书房的四壁书架上摆满了书籍，书房不大，有的书还堆放在地上”。

家世轶事

陈庆华一家从他的祖父一代起，就迁居上海。1921年4月26日，陈庆华生于上海，父亲陈廉锷为布店学徒、洋行职员。母亲范汶，是个受过中等师范教育的家庭妇女。儿时的陈庆华受母系亲族的影响最大。从1岁起即由外祖母抚养。稍长，又从她那里识字读书，直到9岁。外祖母的父亲张美翊是清朝优廪生，曾作为中国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薛福成的随员，于1890年至1893年到过欧洲。陈庆华4岁时，张美翊病逝，所受教育影响不深。所受教育影响最大的则是张美翊的儿子、陈庆华的舅公张伯。张伯（1885-1969），名晋，上海南洋公学毕业，曾赴日本留学读商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中山路、四方路口新建了一座明华银行，经理就是张伯。张伯原为分行经理，后升为总行经理。这家银行素以“信用卓著”来招徕储户，利息略高于其他银行，储户有富户，更多的是中下层市民，包括小商贩、小职员乃至佣人。明华银行先后在青岛、上海、天津、北平、济南设有5个分行，1927年，张伯兼任明华银行青岛分行经理。陈庆华一家及叔父陈家祥、舅父范鹤言随即到了青岛。

少年的陈庆华就读于胶济铁路小学。他聪颖好学，考试总在前3名内。平日里，陈庆华爱读课外书。旧小说、翻译小说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新文学作品，他都看过。上中学时，陈庆华经常到学校图书馆、青岛市立图书馆找书看，广泛涉猎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类图书。也就在这时候（1935）银行业发生金融危机，青岛许多银行发生储户挤兑风波。明华银行以信誉好，起初未受影响。但储户听到明华银行亏损、为掩盖耳目与外商滋美洋行合资兴建大型假日旅馆东海饭店的消息后，也出现了大量储户来提取存款的风潮。张伯通过关系希望获得宋子文的支持，但宋子文想借此机会吃掉明华银行，不给明华银行任何支持。张伯不得已悄然抽回东海饭店资金，突然宣布明华银行倒闭。银行倒闭的消息，迅速从青岛传至上海，上千储户拥到明华银行总行门前，中山路、四方路交通阻塞，有的大声呼喊，有的击打大门，有的捶胸痛哭，有的人因倾家荡产无法生存而自杀。警察局派出大批警察维持秩序，又封存了账目和保险柜。由此，明华银行倒闭案传遍全国。当时，年轻的曹禺正创作话剧《日出》，方达生与陈白露这两个人物是下笔前便构思好的，当得知明华银行案后，他增加了银行经理潘月亭这个人物，并在《日出》中也描绘了一起银行倒闭案。《日出》发表之后，“左联”创始人之一、上海艺术剧社创始人之一孟超等立即在青岛市礼堂首演了这出话剧。陈庆华一家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

进步求索

陈庆华成长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民族革命波涛汹涌的年代。时代风云影响了他。受九一八事变和青岛日本人暴行的刺激，他发愿学习军事，阅读海陆军书籍，熟记各种武器型号、各国军舰名称吨位，注意兵要地志，自学骑马，准备奔赴直前线杀敌报国。1937年的夏天，陈庆华参加青岛海军兵营军训，又参加义勇队，领到步枪、弹药和大刀。七七事变后，山东省当局解散了义勇队，他放弃高中就学，约集百余名同学，千里迢迢前往河南，以虚报年龄（16岁报18岁）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后来，军校迁陕西宝鸡，又迁南郑。1938年9月，陈庆华从军校毕业，以少尉附员的资格分到十五军八十五师补充营。但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克扣兵饷、虐待士兵、军官们每晚结群去妓院，根本不像要抗战和能抗战的部队。这种腐化与黑暗的情形，使他寒心，于是离开了部队，重新选择了继续求学、求知，走教育救国之路。

1941年，陈庆华考入设在贵州距遵义二百里的永兴场的浙江大学先修科。1942年夏，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学历史系。陈庆华很喜欢大学的自由空气和浓厚的学术气氛，旁听许多课程外，便是泡在图书馆，同时看些诗词小说和老庄之类的书。1944年春，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风云初起。担任历史系学生干部的陈庆华，在中共党员的带动下，参与组织了“五四”纪念会。闻一多、吴晗、张奚若等名教授都在此会上发表演讲。此外，他积极参加了联大民主运动中的每一次集会游行。

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以西南联大为核心的昆明3万学生上街游行，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特务军警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陈庆华当时持棒与特务军警展开了搏斗，并任总罢课委员会秘书，领导了控诉委员会。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警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再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在追悼遇难四烈士时，陈庆华愤怒地将自撰的挽联挂在灵堂上：“以军阀治国，以特务党棍治国，以独裁治国，民国乃成地狱。以炸弹饷民，以刺刀木棒饷民，以枪炮饷民，学府竟为屠场。”他还参加了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民众签名运动。

1946年夏，陈庆华自联大毕业，被免试录取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赴北平途中，经上海，才知道受战争的影响，迁居上海的陈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家中3个弟弟，4个妹妹，多处在失学和半饥饿状态。父母把弟妹分散寄居在亲戚处，最小的两个妹妹还被送进了孤儿院。作为家中长子的陈庆华，只得托舅父范鹤言（宋子文的财政专家，时任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帮助他在北平中央银行弄了个兼差，半读半工，寄钱维持家中生计。1947年5月，陈庆华由北京大学转至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处，以其为导师，并兼任助教，直到1948年年底陈寅恪教授离开北平南去。1948年8月，一大批军警包围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陈庆华竭力帮助列入“黑名单”的同学脱险。在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中，清华园解放了，他留在北平，参加了迎接解放的宣传队，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执教北大(www.xing528.com)

1949年至1951年，陈庆华在清华大学任助教讲师，兼做政治课教员。不久之后，还担任相当于系秘书的工作，协助吴晗、邵循正两位主任处理日常事务。1951年9月，因舅公张伯的政治影响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10月，陈庆华到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研究室做研究生，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其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燕京等名校的史学教师汇入北大历史学系。1953年夏，陈庆华由清华大学转回北京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并从此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的教学研究工作。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以后，他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常感困惑和无所适从。1958年，他受命主编《北京史》。北京大学历史系不少教师和学生参加了这一宏大的工程，直至1960年，全书初稿完成。1961年升任副教授。“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陈庆华又主持了《北京史》的修改定稿工作，审阅了全书大部分稿件。但是极“左”思潮危害了历史科学的客观评说。他经常被指责为“思想右倾”、“自由主义”等等，并被抄家与批斗。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只得带领学生下工厂、部队、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与教学。河北平原、塞上高原、京西门头沟煤矿都留下了陈庆华的足迹。

“文革”结束后，历史学科又重新有了比较宽松的研究环境。1978年陈庆华任教授，第二年与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张寄谦副教授联合，招到的首批近代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3名（谭剑峰、陈长年、袁鸿林），三个学生都非历史学本科出身。为指导学生，陈庆华曾搬到学生宿舍同住。他不许这三名学生在基础课上留有盲点，要求学生去听本科生的中国史课程，与本科生一起参加考试。学生很不理解陈庆华。而且陈庆华还开出长长的书单，要学生们一一阅读，让学生第一年忙得够呛。此外，陈庆华想起来又会时不时地临时加书。规定每周会有一次读书报告会（讨论班形式），陈庆华经常亲自主持。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陈庆华又对三个学生说，你们年龄小，回家路途远，最好留在学校过寒假，多读些书。于是三个学生便留在了学校，整个寒假都在读书。一年过去后，三个学生又配了一副眼镜，因为近视加深了200度。但是，在陈导师的督促指导下，非历史出身的三个学生们自觉进步很大，对史学算是入了门。他们终于在老师的苛刻要求中读到了一种师恩。1982年，陈庆华兼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1983年，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近代史专业为博士招收点，陈庆华成为了博士生导师。

治学立言

陈庆华个子高高的，清瘦，因为长期患糖尿病，加之有一年被自行车撞断了腿，骨头未能接好，所以走路时略有点跛脚，拄着一根拐杖。陈庆华说话时，和颜悦色，不紧不慢。他为人正直忠厚，常将自己花费大量心血搜集的宝贵资料和盘托出。如果不能马上答复，他就会放下自己的工作，帮助别人去查书解疑，并以此为乐。

陈庆华在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近代中外关系史等学术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20世纪60年代初，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提名他与邵循正教授合作，编写了《中国史纲要》第四册（近代史部分）。20世纪70年代，陈庆华又主持编写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近代中国简史》。他发表的论文《关于石达开的评价问题》《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等，都是当时近代史人物评价和近代知识分子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陈庆华治学注重史料的传统学风。他曾言，自己的治学方法受舅公张伯影响很大，但归根到底受益于张美翊，这是植根于浙东史学思想的家学。舅公张伯也在撰写《泉币》杂志发刊辞中指出：“凡创一议，立一说，必本诸货币原理，史志依据，实事求是，言之有物，力避穿凿，反对辗转传抄，东剿西袭，沿伪踵谬，主张欲求新知创解，直确资料，应于各省志书、私家笔记、各家丛书、旧时档案中求之。”所以，陈庆华的古代史和国学功底很好，常常到古旧书店去搜集各种版本的历史书籍，买回来就废寝忘食地阅读，在古籍整理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对我国古籍整理的规划和实施提出过大量有益的建议，而且亲自主持了对东汉学者王充的名著《论衡》的注释工作。同时他又受益于家学卓越的语言能力，像张美翊、张伯一样，英、俄、法、德、日五种语言。这在国内历史学界同辈中是罕见的。加之他的勤奋，博闻强记，使他既熟悉史书对具体史事的记载，又十分熟悉国外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1972年，苏联出版了由著名中国学家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为了使学生和学术界尽快了解苏联学者在中国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陈庆华参加了该书的翻译工作。该书的中文译本1974年即由三联书店出版。

“书是越读越薄的”，陈庆华常对学生们这样说。“当你第一次接触这个领域时，可能全是新的，都是厚厚的一大本，慢慢就觉得书里面没有很多新意，乃至最后找不到新意，书对你来说也就越来越薄了。后来有了自己的新意，此时你就可以将自己的新意写成文章了。”陈庆华指导学生研究和写论文时，往往指出：一是看那些理论性的论著，说得头头是道，但一旦深入史料，详尽研读，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历史的本来面目未必是那样，所作的既成理论阐述未必就真有道理。就有关问题，必须详尽地占有史料，不要轻易地相信陈说，重要的地方，必须按出处一一查回原文。对于各种原始资料也要注意比较鉴别。特别是自己立论，一定要有第一手史料为依据。二是做研究，不同于看书可以泛泛而读，写文章不能泛泛而论，宁可从小题目入手，把一个个问题研究深透，这样写出的文章才能有新意和创见，而且立论严谨。有时候，学生拿自己的习作给陈庆华看，自认为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颇为得意。而陈庆华更多的是问学生，你知道前人某某是怎么说的吗？关于这个问题的那几本书读过没有？还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史料可以从哪些方面再去找找。每次学生按陈先生的说法，花力气去查阅、寻找，总能有新的发现和比较研究的收获，内心不得不佩服他读书的广度和深度。

改革开放后，陈庆华参加了全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规划的制定及研究成果的审阅工作。曾为陈芳芝翻译的《俄中战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奚博铨、丁则勤译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作校译。他从各处（尤其是国外）搜集有关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方面的史料，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开拓地方史研究。此外，陈庆华还担任过《光明日报》的《史学周刊》和一些出版社编辑。出版社编辑往往把书稿送给他审阅。一部书稿经过他的细心校读梳理，往往面貌一新。

1984年，由于糖尿病对身体的影响加剧，陈庆华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直到被送进医院。同年7月12日在北京去世，享年63岁。学术界同仁无不为先生的早逝而痛惜。1985年8月，陈庆华生前一直牵挂的遗著《北京史》终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陈庆华接待过许多来北京大学访问的各国学者，教过许多外国留学生。不少外国学生和学者被陈庆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所感动。法国学者巴斯蒂教授曾这样评价，以表达怀念之情。他说：“陈庆华先生恰如其分地融历史学家和爱国者于一身。他的信仰不仅仅建立在爱国激情的基础上，而且扎根于他对自己国家的过去所具有的那种广泛而深刻的认识，以及对祖国前途的那种永不止息的探索精神。他教授的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他抒发的激情既有浓重的密度，又有精纤的细度，这尤其应归功于他那渊博的学识。”

【注释】

［1］张伯，在抗战期间，在上海拒与日商合作经营。抗战胜利后，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46年6月23日，被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推举为和平请愿团11名代表之一，与马叙伦等赴南京请愿，至南京下关车站遭国民党宪警围殴。嗣后数度掩护帮助青年学生转赴解放区。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历任外交部参事、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等职。历任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务院外交部条约司专门委员。1969年病逝于北京。业余致力于研究徽墨、中国古钱币，收藏颇富，为当时钱币界知名研究人士。著述《四家藏墨图录》《何谓泉货学》《货币释名》《泉钱辨名》《新莽货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