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祉镐先生传记：风范千秋

留得真情在人间——记薛祉镐先生

薛恭稼　薛恭稚

自幼勤奋好学　立志科教报国

祉镐先生，字星辉。1898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姜山，兄弟三人中，他排行第三。其父经商，往来于宁波、汉口之间，在宁波城里有店铺，在乡下有田产。他7岁那年，父亲去世，家中全仗勤劳能干的母亲操持。

先生读完私塾后，在邻村周老先生的学馆上学，该学馆相当于现今的高小、初中。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学馆成绩名列前茅，且秉性纯朴、正直诚信，深得周老先生钟爱，于是周老先生立意将小女儿许配于他。

1916年夏，先生考入上海国立同济大学附属高中，1919年毕业，又以优异成绩被同济大学机械系录取，1923年暑假，由校长及班主任率领9名成绩优异的学生去日本考察工业发展状况，先生名列9人之中。192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28年经学校推荐考入德国达姆斯塔斯工业大学深造，1931年毕业，回国后继续在同济大学从教，任副教授、教授。1933年先生在担任大学教授的同时，受命与唐英教授共同负责在上海江湾创建同济大学附属高级工业学校，经过几个月的筹建，高工校于1933年9月正式开学。先生除继续在大学部任教外，又兼任了工业学校的教务主任、机械科主任、实习工厂主任等职，并主编了《材料强度学》一书作为教材。

1936年祉镐先生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教务长，时年38岁。同济大学是由德国人初建的，以前各任教务长均由德国人担任，主要课程亦由德籍教授任教，由他们控制教育大权。先生是第二个担任教务长的中国人。他担任教务长后，积极采取措施，培养加强中国师资力量，使中国教授在数量上、质量上逐步超过德国籍教授，至1937年年底，同济大学理、工、医三学院中，中国籍正、副教授已达21人，而德籍教授仅13人，改变了由德籍教授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先生在青年时代，就有强烈的爱国心，在贫穷动乱之中，他坚信科教能救国兴邦，振兴中华。他青年时代的奋斗，他一生的道路，始终不渝地践行着他的信念。

采用先进技术　研制先进武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淞校舍毁于炮火，先生带领爱国学生及教职员工冒险奋力抢救出大部分重要的图书、仪器设备，运到安全地方存放这些图书设备，后来同济大学自上海迁至浙江金华，后又迁往江西赣州，保证了迁校后的教学需要。期间，先生一直襄助校长翁之龙先生秉持校政，筹划指挥迁校中的繁重工作，先公而后顾家。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先生被国民政府军委会聘为重庆五十兵工厂总工程师，即离开赣州赴任。

五十兵工厂的前身系清末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所建。后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扩充实力，曾出巨资向德国克鲁伯公司购买设备、引进生产技术和技术人员，在广东江口建厂。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把该厂作为重点兵工厂搬迁到重庆铜锣峡口的郭家沱。当时该厂生产车间建在峡口山腰的山洞里，所有设备都安装在山洞里，巷道呈多个井字形，纵横交错，日夜三班生产，不受敌机空袭轰炸的影响，而且洞里空气温度稳定，符合零件制作的精度要求。先生担任总工程师后，对该厂制造工艺积极进行改进，并参考德工业标准PIN整理制订出一套适合国内的技术规范——质量检验标准，带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研制生产出质量较好的120毫米口径的远射程大炮和炮弹，并制造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和炮弹。他还定期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在长江边上试炮，以保证产品质量。这些先进的武器都被直接运送到抗日前线，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立下汗马功劳。如1939年11月的“昆仑关大捷”，五十兵工厂生产的重炮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此，五十兵工厂一度成为敌机空袭的重点目标。

抗战期间，公路交通运输是运送抗战物资的主动脉。当时，汽车及其燃料都很缺乏，为此，当时交通部成立了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下设香港总厂，重庆和桂林各设一个分厂。1940年年底，中国汽车制造公司为解决上述技术难题，经军委会同意，特聘祉镐先生担任香港总厂的总工程师。先生乃离开重庆五十兵工厂飞赴香港任职。先生到厂后，率先采用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先进技术，重点突破和解决汽车主要零部件如齿轮、传动轴、汽缸等的生产技术问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即制成首批汽车发动机上百台。同时，着手解决汽车燃料问题。由于战争环境造成国内汽油资源匮乏，大量汽车因缺少燃料而无法行驶。当时先生和大家一起想方设法就地取材，运用一些在国内产量丰富的植物油，如棉籽油、桐油等代替汽油，为此，又对原有车辆进行一些必要的结构改造，终于取得了成功。这在当时是首创，当时重庆的《中央日报》对此有过报道：“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创制桐油发动机行驶汽车成功。”

历经千难万难　带回六百多技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向英、美等国宣战，空袭珍珠港、香港等地。香港于12月25日沦陷。强烈的爱国心使先生不愿在敌人的铁蹄下过奴颜婢膝的生活，更不忍看到工厂600多名技术工人为敌人驱使效力。他决计要长途跋涉带领600多名技术工人离开日占区，把这些技术工人带回内地去。正巧日本占领军嫌香港人口太多，供应困难，下令要香港市民向被其占领的周边城市疏散，香港镖局也趁机向离港人口收取“保镖金”，一路“保护安全”。祉镐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离港机会，立即向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驻港经理陈毕霖、香港总厂厂长吴新炳提出建议，一定要把这批技术工人带回内地，并自告奋勇，担负此项重任，但须请公司和总厂拨给经费，并指令重庆、桂林两分厂接纳这批工人。经过反复进谏，晓以民族大义，建议终于被完全采纳了。率队任务非常艰巨，公司另外安排四位高级职员协助先生共担此任。经过周密策划，这支600多人的队伍于1942年1月13日从香港出发。由于领队任务十分繁重，先生只得把妻儿家小托付给邓创之、陈延年、何志栋、郑于俭等四位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子照顾，令他们择机离港回内地。

带领600多人转移出港，是件不容易的事，而且全部是技术工人，一旦被日寇发现，那是非常危险的。在敌占区内行进时，不断有日伪军警来检查，先生都机智地应付了过去，使敌人误以为，这支队伍的目的地是已被他们占领的广东省沦陷区，因此比较大意。先生带领这支队伍巧妙地穿过封锁线，先进入了三不管的“真空区”，但这里时有土匪出没，一次遇到土匪持枪拦路，先生只得请镖局的人与之周旋，最后每人拿出30元“买路钱”才得以通过。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进入国民政府的辖区。此时，离港时所领经费已经告罄，600多人生活无着，甚至不得不去挖农民地里的红薯、萝卜充饥。先生又挺身而出，找到当地县长，请求救济。县长开始不肯，经反复申明大义，最后答应按人数每人发给三天生活费，这才使这支队伍能够继续前进，到达广东省龙川县老隆镇。谁知这时，重庆、桂林两分厂来电，都表示无力接纳这么多技术工人。祉镐先生面对这突发变故，只得发电报给时任兵工署署长的同济同学杨继曾，请求帮助接纳这600多名技术工人。杨接电报后慨然应允，并指示在重庆、贵阳等地的兵工厂进行妥善安排，同时，汇寄了20万元作为600多人奔赴各厂的路费及生活费，这样，这次“千里大转移”终于化险为夷。600多名技工脱离日寇铁蹄，分赴重庆、贵阳等地，为抗日军工服务，工作生活全部有了安排。他们从内心感谢先生这次爱国的壮举。此后，先生才得以和家小团聚。而此时，先生却因劳累过度，心脏病、丹毒并发，病倒在桂林。1942年，同济大学又从江西经云南昆明迁往四川李庄，几经迁徙，急需有教学威望、善于治学的教务长来校掌教。时任校长的丁文渊先生慕名寄来聘书，邀聘祉镐先生返校执教。当时先生在桂林汽车分厂任职，因刚从香港回内地不久，劫后余生，身体衰弱，不便迁动，就将聘书退了回去。丁文渊接到退回的聘书后，竟立即从李庄乘船到重庆，再转乘飞机到桂林，向先生当面表达诚邀之情。薛丁两人素不相识，现见丁校长慕名邀请，如此诚恳，情意难却，于是先生同意受聘，携家离桂林去四川李庄赴任。

从桂林到四川李庄，沿途经贵阳、重庆等地，候车（船）期间，在贵阳、重庆的同学、学生，以及从香港带回来的数百名技术工人闻讯赶来，都执意要为其设宴接风，连素不相识的时任五十兵工厂厂长的丁天雄也慕名前来会见并主持宴会。

处世“方头方脑” 治校严谨公正

1943年年初，祉镐先生一家到达宜宾李庄。先生除担任工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两职外，还兼教授“金属工艺学”一课。此外，凡丁文渊校长因公外出期间，均由先生代行校长职务。

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一心想把学生都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材。当时李庄的学习环境、生活条件都较差，部分学生产生畏难情绪。为此，先生教育学生，国难当头，要奋发图强，刻苦学习，报效祖国。对个别学习不努力、成绩不好的学生，先生十分严格，该不及格就打不及格，该留级的就一定要留级。对上门送礼求情者一概严词拒绝，另一方面，又苦口婆心地对学生做工作，指出学习不扎实，马虎毕了业，是害己一辈子。有位学生因留了级开始想不通，但经过奋发努力，学问大长，进入社会能担起重任，转而对这位恩师感激不已，虽然自己地位已很高，仍不时上门拜谒先生，恭谨不懈。

同样，先生也严格要求教师，在教学管理上制订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在他的主持倡导下，同济的教学风气日益浓厚，校风严谨，事业蒸蒸日上。

先生平时虽不苟言笑，但与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先生慈祥和蔼，平易近人。特别是先生待人诚恳，无论对教师还是员工、学生，始终谦虚如一，从不以长者自居，这就是广大师生对先生严厉又慈祥的评价。

由于先生治学严谨、处事严肃公正，对人对事一切按章办事，一视同仁，决不因私情而通融，为此，学校学生和员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方头方脑薛祉镐”，或叫“薛方头”。这一方面是对他正直公正的称赞，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通人情世故，为人处世不圆滑而得罪了一些人。

校长丁文渊有事业心，想把工作做好，但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生硬，引起一些教授的不满。当时国民党同济大学分部书记长等人原来与丁校长就有工作及派系之间的分歧，此时，趁机利用这些不满情绪多次制造教师与校方的矛盾。由于丁校长常公出在外，每次外出期间都由先生代行校长职权，故先生也被莫名卷入这些矛盾中。先生是位无党派人士，多年来只知埋头做学问，一心搞教学，从不依附权势，为人处事又刚正不阿，秉公办事，不会算计别人，也不防被人算计，在一起突如其来的风波中，先生竟遭受了不白之冤。不少校内外教师、学生素知先生为人正直，道德高尚，闻讯纷纷来信、来电为先生声张正义。经过多方努力，才平息了这次事端。经历此事后，先生遂生去意，辞职离校。离校那天，从李庄乘班轮去宜宾，上船之际，许多教师、学生不约而同前往码头含泪送别。(www.xing528.com)

到重庆后，祉镐先生应顺昌机器厂马雄冠先生邀聘，任总工程师。该厂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从上海迁到重庆，在迁渝的诸多民营企业中，技术力量、生产规模都是佼佼者，对当时大后方的生产、经济建设各方面都有很大贡献。

坚决不去台湾　誓死不做“白华”

1945年8月，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1946年年初，祉镐先生由重庆顺昌铁工厂调出后，被任命为兵工署研究发展司副司长。那时，凡在军工系统工作的人员都被授以军衔，先生原为简任一级，相应地被定为少将衔。

1947年年初，先生奉派以中国驻德国（战败国）军事代表团团员身份，去西欧诸国考察，常驻地是德国。代表团团长是黄琪翔（北伐时任军长，后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那时，先生的任务是考察西欧诸国，冠以代表团团员身份，以便于开展工作。

1949年，全国大部分领土都已解放，形势一片大好。先生在德国接到上级指令，要他速去台湾报到，否则将停发工资。他未予理睬，即刻启程回大陆。经过香港时，遇到原重庆五十兵工厂厂长江先生，江正携眷去美国。力邀先生亦回重庆携眷同去美国发展，先生表示，“对共产党我虽然还不很了解，但国民党的腐败我已看透了，我不去台湾，也不去美国，我不愿做没有祖国的‘白华’”。先生随即从香港飞回重庆，迎接解放。

先生在他人生五十的台阶上，把握住了人生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决不去台湾，决不做没有祖国的‘白华’”，这一铿锵的心声，道出了他高尚的爱国情操，表达了先生摆脱旧社会，开始新的生活历程的决心。

工作兢兢业业　科研呕心沥血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祉镐先生被任命为西南工业部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致力于西南地区机械工业建设工作。1950年5月奉调进京，被任命为中央技术管理局技术标准处处长，负责在整理旧标准的基础上制订新的标准，以逐步建立全国机械工业统一的技术标准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先生带领技术标准处的全体同志从无到有，废旧立新，不断建立、完善、健全了机械工业统一的技术标准体系。

1952年，中央成立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1952年10月，新上任的一机部部长黄敬和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钟林去华东和中南各地视察原有机械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情况，邀祉镐先生同行，历时两个多月。更可贵的是，经过他的努力，他在国外订购的一批设备没有运到台湾，全部转移到了人民手中。

1953年，先生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工具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1958年年初，国家计量局成立，先生被任命为国家计量局第一任总工程师，直至1970年年初以72岁高龄卸任退休。在这十余年里，他为奠定我国计量科学事业的基础和促进其发展，付出了辛勤的、艰苦的劳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建立了全面的计量工作管理制度和各级管理机构，并培养出了大量的计量工作所需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

在北京工作的近二十年中，先生曾多次参加中央重大的科技工作会议，如20世纪60年代初在广州由周恩来、陈毅主持召开的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会议，并曾几次出席有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接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大会和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的会议活动。还多次参加五一劳动节、国庆节的天安门观礼以及每年年末人民大会堂迎新庆祝活动等。

近二十年来，先生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为工作经常放弃休假，夜以继日。他身体不好，20世纪60年代初，患过肝炎，但他仍抱病工作。先生还结合计量工作，主编出版了《英汉机械工程词汇》，审订《机械制造工艺学》，并担任了计量科教影片的科技顾问。那时，他已近七十高龄。

十年动乱遭难　古稀之年回乡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对祉镐先生残酷迫害，除将其原来一家独住的一套房子改为只准住一间房间外，进而将年届古稀的先生关进单位地下室，强迫劳动，交待问题，使之身心受到严重创伤。关押一年多，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最后作了“没有参加国民党，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才释放回家。1970年，恰值珍宝岛事件发生，北京疏散人口，就借此机会将祉镐先生老两口和自幼跟在身边的外孙女“疏散”回浙江宁波老家乡下。

先生一生珍爱书籍，在德国留学期间，从德国带回三大箱技术专业书籍，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家数次迁徙，许多东西抛弃殆尽，唯独这三箱书始终带在身边。1949年，兵工署机关从南京迁到台湾，虽然他本人尚在德国，且拒不去台湾，但那三箱存放在南京宿舍里的书却被他们运到了台湾，先生为此痛惜不已。另外，他于1947-1949年间在德自费采购许多技术书籍寄回国内家中，除自己使用收藏之外，还特地捐赠给母校同济大学图书馆一套珍贵的完整的《世界造船年鉴》。

这次“疏散”回乡，又要精减行装，加上经历“文化大革命”后，感到带这么多外文技术书籍回乡可能还会带来祸害，于是就下了狠心，作废品处理。这对于先生来说，真犹如“剜肉切肤之痛”啊！

回到宁波乡下后，住的是破旧老房子，喝的是门前浑浊的小河河水，燃料是数量有限的稻草和限量的劣质煤球，买菜购物要到数公里远的小镇上。在农村，很多生活上的事情没有体力就很难办，但先生夫妇尽量不麻烦乡亲，自己解决。由于两位老人对人和善，关心乡亲，一些乡亲也经常主动帮助二老。两位老人过着节俭清苦的生活，但还经常不定期捐赠资金给生产大队发展农业生产，并对有困难的乡亲给予经济上的帮助。

医疗条件亦差，农村交通亦不便，从住处到镇上汽车站必须在田间小路步行1小时。公交车每隔1小时才有一班，而且还不守时或不停站，如有病进城诊治，这对年老体衰者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先生一生最不愿做的事就是麻烦别人，他不愿麻烦有农活的青壮年乡亲为他划船，送他去城里看病，因此先生老两口很少进城看病。1975年6月，先生实在病得厉害，生产队派人划船送到城里医院，经诊断已是肝癌晚期，无法医治，于当年12月4日在乡下家中去世。在最后病危时，其子女电报通知国家计量局领导，领导派了一位管业务的处长和一位人事科长从北京乘飞机赶到宁波，这时先生已经去世。鉴于动乱年代，只能在农村家门口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会后突下倾盆大雨，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乡亲和生产队负责人都伤心地说：“这么好的人走了，连老天爷都哭了。”

先生逝世后，除亲友外，蔡其恕、宁誉、郏济时、邓创之、郑于俭等许多同学、同事、学生无不感到悲痛，纷纷来信来电吊唁，字字句句表达了对先生高尚道德的敬仰，称颂先生“道德学问，素所尊崇”，“老师的亲切关怀，谆谆教导永远铭感心中”……字里行间，充满感情，字字句句，感人肺腑。

桃李已满天下　高节永励后人

祉镐先生半生从教，为发展教育事业、培育科技人才而辛勤耕耘，他的受业弟子遍布全国各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都已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有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有两院院士，有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有国家重点大企业的厂长或总工程师，也有在海外发达国家从事科研科技工作的优秀人才。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先生的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先生在大学工作时是教授、教务长、代校长，在工厂里是总工程师，在兵工署时是副司长。那时有人多次来劝他参加国民党，但每次都被他婉言回绝，从来没动摇过。先生对趋炎附势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他在同济任教务长期间，曾有两次代校长去重庆会见孔祥熙，那时，孔祥熙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又是“皇亲国戚”，许多人想走他的门路只是苦无机会。但公事办完以后，先生从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去延续和孔祥熙的关系，去走孔的门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傅斯年亦曾因事到祉镐先生家中造访，先生亦是只谈工作，不及其他，也不走参议员的门路。“方头方脑”薛祉镐的性格，由此可见。不少和他从未见过面的有识人士，亦都愿意和他结识。

先生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他没有豪言壮语，也不追求轰轰烈烈，就是以他赤诚的爱国之心，以他渊博精湛的知识和技术，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以他高尚的情操，以他耿直的性格，在平凡的一生中，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