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凤两冈息高僧-寄禅和尚与圆瑛法师

龙凤两冈息高僧——记佛教界领袖寄禅和尚与圆瑛法师

陈定萼

在天童禅寺的左前方，有两个山冈，一曰青龙冈，一名青凤冈。青龙冈头建有冷香塔院，是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寄禅和尚的塔院；青凤冈上建有圆公塔院，是中国佛教会首任会长并连任七届之会长（主席、理事长）和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法师的塔院。寄禅和尚与圆瑛法师都是中国近代佛教界的领袖人物，是中国佛教界爱国爱教的楷模，他们生前都主持过天童禅寺，圆寂后又都安葬在天童太白山中，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殊胜因缘。

寄禅和尚，法名敬安，号八指头陀，俗姓黄名读山，湖南省湘潭县石潭村人。清咸丰元年（1851）农历十二月初三出生，民国元年（1912）农历十月初二圆寂，世寿62岁，僧腊45年。他出生于一个贫穷而苦难的家庭，7岁丧母，12岁失父，始替农家牧牛，继以学艺谋生。因生活所逼，于同治七年（1868）投湘阴法华寺出家为僧，东林长老赐法名敬安，字寄禅。是年冬季，至南岳祝圣寺从贤楷禅师受具戒，后又参恒志禅师于岐山恒瑞寺。不久便行迹吴越，参禅学法十余年，游尽江南名刹，遍参海内尊宿。其间，经常驻足宁波，迭次参访天童禅寺和阿育王寺。光绪三年（1877）秋，在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烧二指并剜臂肉燃灯供佛，自此号“八指头陀”。光绪十年（1884），挂锡天童禅寺，曾任副寺之职。翌年回到湖南，师事岳麓山笠云法师，嗣其法。后相继主持衡阳大罗汉寺、南岳上封寺、衡山大善寺、宁乡沩山密印寺、湘阴神鼎山资圣寺以及长沙上林寺等六大名刹。

应天童禅寺首座幻人率两序班首之礼请，寄禅和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从湖南长沙赴甬出任天童禅寺住持。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年住持任期满，应僧众恳请留任，直至示寂。寄禅和尚在主持天童禅寺十一年中，选贤任能，百废俱举，岁无虚席，年有建树；守护法度，整肃清规，夏讲冬禅，扬光佛国。

禅宗丛林以其住持传承方式的不同，分为子孙丛林和十方丛林。寄禅和尚主持天童禅寺后，又将十方丛林的住持传承制度改为十方选贤制度。即住持一席，不拘法派，不分畛域，凡十方僧众，宗教兼通，行解相应，能说法开导后学，领众坐禅，众望所归者皆可被选为住持。这种住持选贤制度是丛林住持史上的一个改革和进步。从此，十方丛林依住持继承制度的不同，又有了选贤丛林与传法丛林之分。由于选贤丛林在住持人选方面的选择性更加广泛，全国各地寺院相继效仿选贤丛林制度。为使“丛林得以悠久，海众得以安宁”，寄禅和尚根据百丈清规，因地因时制宜，制定了天童禅寺《万年规约》和《日行便览》，凡上自方丈、下至各寮均得奉以为法，永远遵守；又续制《福田册》，寺院凡有“增置产业，皆录其上”，使财产一一记录在案；数次为僧众开讲《楞严经》《禅林宝训》，以续佛慧命，绍隆佛种；精心整修佛殿，金装佛像，修葺法堂，使古刹更加庄严。寄禅和尚声誉远播，中国佛教界领袖圆瑛法师年轻时，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慕名前往天童禅寺，从他习禅六年；近代高僧太虚亦于光绪三十年（1904）在天童禅寺从他受具足戒。

寄禅和尚在主持天童禅寺期间，还致力于佛教团体的组建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宁波僧教育会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立，并由他亲任会长。不久率先在甬城开设僧众小学和民众小学，分别招收年轻僧人和贫寒家庭子弟入学，成为我国佛教创办学校之始。宣统三年（1911），寄禅和尚联合十七布政司旧辖地僧侣，倡议筹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佛教团体——中华佛教总会。民国元年（1912）初，又赴南京亲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以中华佛教总会名义向政府提交了申请立案呈文及《佛教会大纲》，孙中山先生将呈文与大纲一并交给教育部存案，并复信。是年4月，各地佛教徒聚集上海留云寺，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总会本部设在上海静安寺，机关设在北京法源寺，诸山长老公推寄禅和尚为首任会长。

寄禅和尚还是一位负有盛名、成就突出的诗人。他一生创作不缀，作品宏富，为后世留下了情感丰富的诗歌一千九百余首。在天童禅寺期间，亦有近百首诗问世。第一部诗集《嚼梅吟》于光绪七年（1881）在宁波刊印，鄞县知县秦簧为该诗集作序。

爱国，是寄禅和尚的主要特点。光绪十年（1884）八月，法国军舰袭击我台湾基隆及福州马尾港，他当时正卧病于延庆寺，闻此消息，愤怒之极，“心火内焚，唇舌焦烂，三昼夜不眠”。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不久北京失陷。寄禅和尚愤怒地写出了“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北地嗟成赤，西山惨不青。陵园今牧马，宫殿只飞茧。太息芦沟水，惟余战血腥”的诗句，控诉外国侵略军残杀中国人民、毁灭中国文明的罪恶行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宁波师范学堂教务长兼理科教员钟宪鬯、育德学堂监督陈屺怀等人，带领学生七十余人到天童山采集植物标本，寄禅和尚率监院僧恭候在山门，即席向师生发表了悲情激昂的演说，大声疾呼：“盖我国以二十二省版图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徒以熊罴不武，屡见挫于岛邻”，慷慨激昂地号召“有志之士，俱夺袂而起，相与力革旧习，激发新机”，寄厚望于学生，“所愿勤学久弥坚，蔚成勋业图凌烟。金瓯未缺当重圆，银河待挽洗腥膻”。宣统二年（1910），寄禅和尚“忽阅邸报，惊悉日俄协约”，深感“内忧法衰，外伤国弱”，顿觉“全身血炽”，连作《感事二十一截句附题冷香塔》，写出了“鲸吞蚕食各纷争，未卜余生见太平”，“落月哀猿不可听，声声欲唤国魂醒”，“修罗障日昼重昏，谁补河山破碎痕”等言语铿锵、撼人心肺的诗句。在深深的忧国忧民痛苦之中，对丧权辱国者表示了无比的愤慨。“落日青山远，浮云白昼昏。衣冠一时盛，肝胆几人存”以及“国破身存恨若何？遥怜荆棘之铜陀。降王却爱魏宫妓，壮士空悲易水歌”的诗句，是对丧权辱国者的无情鞭挞。忧国者必忧时，忧时者必忧人，《农夫暮归图》之“荷锄日日去耕耘，农事辛勤不可闻。薄暮归来何所有，一肩明月半篮云”诗句，则是寄禅和尚挚爱劳动人民，与劳苦大众心心相印的质朴感情的体现。

民国元年（1912）10月，因湖南等地发生夺寺产、毁佛像之事，寄禅和尚受众僧之托上北京向政府请愿。11月1日抵达北京，寓居法源寺，10日与嗣法弟子道阶前往内务部会见礼俗司司长杜关，以《民国约法》据理力争，要求政府下令各地禁止侵夺寺院财产之事。结果不但未获准，反而受辱，寄禅和尚愤而辞出，是日夜半回法源寺，甫下车即感胸膈作痛，亟就榻后即示寂。消息传出，北京各界七十三人发起举行追悼，到会者竟有千余人。随后由道阶等奉龛南归，安葬于天童禅寺前青龙冈之冷香塔院。寄禅一生著有《语录》2卷、《文集》2卷、《嚼梅吟》1卷、《白梅花诗》1卷。后人收其遗稿整理校订成《八指头陀诗集》10卷、《八指头陀诗续集》8卷。

青龙冈头冷香塔院始建于宣统二年（1910），石成塔，覆屋三楹，环植梅花，疏影暗香，颜曰“冷香”，含“爱梅之寒而不畏，冷而沁香”之意。以冷香命塔院是寄禅和尚自己生前所定，因为他一生酷爱梅花，有“白梅和尚”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冷香塔院被夷为平地。为恢复古迹，纪念先贤，1991年，天童禅寺在原址重建冷香塔院，四周以青石叠成围墙，占地四百五十平方米。院门嵌“冷香塔院”额，两旁刻“传心一明月，埋骨万梅花”联对。院内建石亭石塔，亭名“嚼梅”，中立石碑一方，正面镌刻寄禅和尚德相，背面重刻寄禅和尚之作《冷香塔自序铭》。亭子的八根立柱上镌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旸法师、真禅法师及天童寺退居广修法师撰书之联对。塔呈四方形，顶为舍利塔刹，底为莲花望柱，中间书“寄禅老和尚之塔”，两旁刻有“一片慈云护太白，冷香塔锁万松关”联句，系圆瑛法师在纪念寄禅和尚逝世二十周年时所作的诗句。塔后围墙上选嵌寄禅和尚所作十首诗之石刻，分别由沪杭甬三地书法家录书。(www.xing528.com)

圆瑛法师，法名宏悟，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灵源行者、离垢子。俗姓吴，名亨春。清光绪四年（1878）五月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平湖端上村，1953年9月在天童禅寺圆寂，享年76，戒腊58年。他一生弘法于福建、浙江、上海、北京等十余省、市及东南亚诸国，而与浙江因缘殊胜，曾先后出任鄞县接待讲寺、宁波永宁寺、七塔寺以及天童禅寺住持；担任宁波佛教会会长、江（苏）浙（江）佛教联合会主席、浙江省整理佛教教规委员会主席等职。

圆瑛法师与天童禅寺有青年时习禅、中年时住持、晚年时圆寂之三段历史因缘。光绪二十九年（1903）3月，圆瑛法师到天童禅寺从方丈寄禅和尚习禅，历时六年，深受寄师器重，先后担任写法、书记、知客等职。宣统元年（1909）出任鄞县西乡接待讲寺住持并创办佛教讲习所。1914年，任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1929年4月，以圆瑛法师为主席的江浙佛教联合会与中国佛学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中国佛教会。6月，中国佛教会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联席会议时被推选为会长，以后又连任七届会长（主席、理事长），直至1940年致信中国佛教会辞去理事长之职。

1930年2月，圆瑛法师应邀出任天童禅寺方丈。4月举行进院仪式时对僧众说：牡丹虽好，须借绿叶扶持；孤掌难鸣，必借众擎易举。全寺大众应以寺为家，勤修三学，恪遵六和。自己作为一寺之主，全力做到“为法为人，尽心尽力”，当众宣誓恪守“十二个不”，即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难、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是年开讲《楞严经》，传授千佛大戒。1932年，天王殿、钟楼等五十余间殿堂被火烧毁，圆瑛法师亲自到各地募化，未及三年全部复原，殿堂更加庄严，并为天王殿撰书楹联：“溯晋代开山历唐宋元明清太白法灯辉海外，从佛门稽古计汉满蒙回藏天童僧史耀人间”。他在六年住持任期内，身体力行，信守誓愿；严谨治寺，整肃清规；统理大众，树立道风；兴利革弊，不遗余力；身居古刹，关心国事。

爱国爱教是圆瑛法师一生处世行事的准则，他始终如一地把爱国作为佛门弟子的崇高职责，并努力付诸实践。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东北三省，圆瑛法师即以中国佛教会会长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致日本佛教界，“本佛教主义及大乘行愿，国际间自应施行慈悲平等之主义，造东亚之和平”，要“共奋无畏之精神，制止在华军国之暴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圆瑛法师在沪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决议召集江、浙、沪佛教青年，成立僧侣救护队，并亲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设上海、宁波、武汉三个僧侣救护队，开办上海佛教医院，建立佛教掩埋队、难民收容所，积极投入抗日救护工作。为解决医院、收容所、救护队的经费，是年10月，与弟子到南洋吁请当地华侨，组织“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倡导一元钱救国运动，得到广大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募集资金十万余元。

1939年10月19日，侵华日军驻淞沪宪兵总部的宪兵闯入圆明讲堂，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次日即被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部。日本宪兵使用各种手段妄图迫使他俩放弃抗日立场，面对严刑拷打和利诱威胁，师徒俩从容陈辩，毫不屈服。慑于圆瑛法师在国内外佛教界的威望，日寇未敢加害，在关押了一个月以后不得不释放他俩。回到上海后，圆瑛法师告诫中国佛学院师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教徒有责”。1949年4月，上海即将解放，一些旅居在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教友及弟子对形势认识不清，纷纷致电、致函力劝他去南洋定居，有人甚至为他预订了飞机票。但他婉言谢辞，坚定地表示，“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离开祖国而他住”，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5月下旬，上海解放，圆瑛法师深情地对弟子们说，佛教徒要适应时代的需要，本着释迦入世利生的精神，脚踏实地做起，精进积极地做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事情。

1952年9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圆瑛法师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佛教界代表，他致函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表示“此次和平会议的召开，其精神与重要性，不但符合世界和平人民的愿望，并且符合我们佛教的教义，我们佛教徒竭诚拥护”。在北京出席会议期间，他先后发表了《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爱教必须爱国》《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宗教自由》等讲话，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佛教徒拥护世界和平，并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努力；中国佛教徒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热爱自己的祖国；道出了“我做了五十多年的佛教工作，但直到最近的三年来，才有一个认识，这就是真正的宗教自由只有在和平民主的国家里才可以获得”的肺腑之言。同年12月，由世界和平理事会发起的“世界和平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圆瑛法师在《弘化月刊》上发表了《全世界佛教徒行动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在《觉讯月刊》上发表了《中国佛教徒热烈拥护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文章，表达了中国佛教徒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

1953年6月初，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圆瑛法师虽然因病未能出席，但众望所归仍被大会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入秋，自知病重难愈的圆瑛法师，决定回到天童，他要实现当年辞却天童寺丈席时表达的“尽此色身，拥护天童，将来决以天童为归宿”的意愿。临行前写下遗嘱，交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居士，并留待身后发表。遗嘱希望佛教弟子“出家在家，各尽其份，互助无争，团结第一”，同时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岁晋京，参加和会，得见开国之伟大气象，及各邦人士对吾国之衷心爱敬，使余于祖国建设与保卫和平事业增加无限信心，深感毛主席领导英明，旷古未有。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并提出“身后安排，宜从简约，发讣开吊，世俗所为，悉当免除，毋增罪咎”。8月18日，在明法师及皈依弟子护送下从上海起身来到天童禅寺，9月19日（农历癸巳年八月十二日）夜11时15分圆寂，安葬于寺前青凤冈上。圆瑛法师一生著书立说，内容丰富，著有《楞严经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种，合编成《圆瑛法汇》一书流行于世。

圆瑛法师之塔始建于1935年，1957年改建成塔院，1983年和2003年两次进行修葺。塔院四周青砖围墙，院内建有殿式房屋，后有倒座厅，东边有平屋三间，院前有平台，占地面积五百余平方米。室中立六面三屋“天童圆瑛悟禅师之塔”，左右墙壁上嵌有《圆公师尊传略碑》、圆瑛法师撰书禅诗石刻，塔后立有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1988年撰书的《圆瑛法师塔铭》石碑。

如今，青龙冈头修竹婆娑，青凤冈上林木葱郁，冷香塔院和圆公塔院得到天童禅寺悉心管理，年年择日祭扫礼祖，缅怀先觉，继承传统，永仰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