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任美锷的传记《风范千秋》

情在祖国山水间——记著名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任美锷

章国荣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1986年6月2日下午，能容纳1000人的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报告大厅坐满了皇家地理科学家，维多利亚奖章的授奖仪式将在这里隆重举行。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创办于1830年，设立了以维多利亚女王名字命名的最高奖章，用来颁发给为世界地理学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一阵喧闹之后，大厅安静下来。皇家地理学会会长乔治·毕肖普爵士走上主席台，郑重地宣布：“今年的维多利亚奖章授予中国南京大学任美锷教授。这是由于他对海洋和岩溶地貌学所作出的贡献。……任教授是从英国皇家地理地貌学会获得该奖章的第一位中国人。”

未等乔治·毕肖普爵士讲完，台上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不同肤色的科学家用不同的语言，一齐表达对这位中国学者的赞叹和羡慕。伴随着掌声，任美锷走上台，激动地致辞：“非常感谢你们授予我维多利亚奖章。我特别高兴的是刚才主席先生所讲的，我是接受这种奖章的第一位中国人……”此时此刻，教授激动万分，他想起了远在大洋彼岸的亲人，想起了改革开放中的祖国，想起了自己半个多世纪来的努力奋斗……

情钟地理　远渡英伦求真学

任美锷与地理学结缘，是因为中学时代的两本课外书。

1913年9月，任美锷出生在浙江省鄞县（今鄞州区）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在宁波开设席庄，经营宁波特产草席。他的父亲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总是鼓励子女发奋求知，弘扬祖业。任美锷自幼好学，聪慧过人。他少年时就读于省立第四中学（今宁波中学），尽管学校课程很多，但他却学得十分轻松，只花少许时间，门门功课都能得优。课余，他大量阅读各种书籍。《史记》《汉书》、科技书，还有章回小说，他都阅读，求知欲望十分强烈。那时好书不多，但有两本书却把他吸引住了，一本是张其昀写的《中国地理》，一本是竺可桢翻译的《战后新世界》，尤其是后一本书。该书的作者是一个美国教授，曾经作为威尔逊总统的助手参加过巴黎和谈。书中详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奥匈帝国的瓦解，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领土的变化。那些直观的图表，给少年任美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地理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对国家的决策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两本把任美锷引入地理学殿堂的启蒙书。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地理学。中学毕业时，他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就是地理学系。

青年时代的任美锷可谓一帆风顺。他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地理系。在大学期间，他与李旭旦（后为地理学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合译了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1935年，该书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对推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半个世纪以后，此书因仍有学术生命力，在台湾重新出版。

大学毕业后，1936年，任美锷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成为第四届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当时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李四光对任美锷说：“出国求学不要光慕某大学的名气，要根据自己的专业从高师，求真经。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培勤，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任教，专长构造地质，世界著名。你不妨上格拉斯哥大学。”任美锷听从名师指点，没有追逐牛津、剑桥，而是安心在格拉斯哥深造。他惜时如金，刻苦钻研，每逢假期，必到各国实地考察，基础打得十分扎实。他写的博士论文资料翔实、论证确切，深得校内外博士评议教授的赞赏，未经答辩即被授予博士学位。在英国留学期间，任美锷还担任格拉斯哥大学中国学生会的秘书、主席。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他积极组织和参加抗日爱国活动，向格拉斯哥城工会与和平委员会报告中国战争情况，举办支援中国抗日募捐活动，把捐款汇到宋庆龄主持的中国救济会等。

1939年，任美锷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到贵州遵义任职于浙江大学史地系，翌年晋升为教授。1942年以后，应聘为复旦大学教授兼史地系主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地理学报》编辑。新中国成立之后，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所长，并当选为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信奉实践　深入西南得新知

任美锷为我国地貌学与海岸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后期，任美锷十分关心我国战后的经济建设，他撰写了《地理研究与经济建设》《战争中国的工业中心》等一系列论著。他认为区域设计计划属于经济地理学的应用，可称为“建设地理学”，并且提出，战后中国工业建设应以钢铁工业为主，并以土地利用的合理化为首要，交通建设乃中国经济建设的灵魂，地理学是研究经济现象区域化的科学等思想与观点。他还提出，我国西南地区农业增产途径不在于垦荒，应以改善水利、增加优良作物品种来提高作物产量为主，而中国南部丘陵地区则应重视垦荒过度所引起的严重侵蚀。这些思想、观点，至今仍有重要意义。他提倡的“建设地理学”思想促进了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任美锷参加了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为了实现科学规划的目标，他带领师生多次赴祖国西南边陲考察，深入西双版纳热带丛林，掌握大量的考察资料，为开发云南热带生物提供综合依据。一线考察，随时会遇到危险。有一次，他与4个教授一起走到一条江边的峡谷上考察，天空下起了雨，山路更加崎岖难行。正当他艰难行进的时候，突然，只听“轰”的一声，一块大石头猛地从山上滚落下来，将在后面的轿夫当场砸得血肉模糊。当时，那个轿夫离任美锷只有两三米远。陡遇飞来横祸，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样的危险还会出现。但任美锷却坚持再上山。任美锷白天和大家一起采集资料，晚上根据大量的考察资料在油灯下记录、分析，还要参加夜间值班。一天夜晚，刚好在大勐龙森林考察，轮到任美锷值班。不知不觉中蒙蒙细雨落在身上，衣服被打湿了，而远处天边却挂着月亮，当时正值旱季，他忽然想到，橡胶原产于水源充沛的巴西，云南虽有明显的旱季，但面前如此大的水汽，不正是种植橡胶的有利条件吗？这一发现让他感到十分兴奋，一夜的疲倦荡然无存。他提出了云南南部北纬25度以内海拔1000米以下的盆地可种植橡胶，为云南南部扩大橡胶种植面积提供了理论依据。如今西双版纳已橡胶成林，成为我国第二个橡胶种植基地。他又总结了实地考察资料，提出了“准热带”和“热带山原”等新的科学理论，并应用于中国自然区域的划分，其成果集中反映在《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一书。该书后来被译成英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发行，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后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www.xing528.com)

我国碳酸盐类岩层分布广泛，喀斯特类型地貌独特多样，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任美锷在主持南水北调中线地貌考察和西南铁路沿线喀斯特的研究工作中，根据实地考察资料，提出了“深部喀斯特作用”的新观点，并详细地论证了深部喀斯特的类型及形成机制，修正了前苏联学者索科洛夫的“喀斯特垂直分带图式”及理论，对西南铁路隧道建设和三峡工程中的溶蚀基底的确定具有重大的科学指导意义与应用价值。之后，他又进一步研究了我国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地带性规律。

任美锷还运用洞穴发育理论、沉积物沉积特征，推断出北京周口店猿人的居住条件和活动特点，并据此推断出北京猿人在猿人洞内居住的时间至少从距今50万年前开始，直到距今23万年，连续居住几乎达30万年。这是因为猿人洞依山傍水，靠近周口河，取水方便，同时，猿人洞是一个垂直型的洞穴，洞口之外还有洞顶开口，空气和光线较好，适合人类居住。北京猿人能在周口店长期居住，留下丰富的遗物，为世界古人类学研究提供珍贵资料，这与猿人洞的演化、充填以及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关。他的这一研究为古人类遗址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英、美、法、德、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纷纷来函索要论文。

语惊天下　万里海疆留卓识

1962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在广州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大会。会上，一位海军领导同志恳切地说：“中国海洋科学落后，国家建设迫切需要它，希望更多的科学家留心于此。”一切听从祖国的召唤——从那以后，任美锷“下海”了。“下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实地考察海岸，长满了野草的泥滩，一脚踩下去，淤泥就会没过膝盖，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拔出脚。为了摸清海岸资源，他挑起了考察队长的重担，踩泥滩、穿芦苇、沐海风、喝咸水，率先弄清了江苏省海岸资源数量、质量及分布，为海岸带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后的20多年，任美锷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海岸带、大庆油田、海南岛港口……十多项大型经济、国防项目的建设，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1964年，美国军舰停在公海上，朝着我国海南岛方向炫耀，为了抗美援越，我国积极做战略准备。因当时我国的海军力量还很弱，只有用各种快艇备战。国防部准备就近建立一个快艇基地——铁沪港。许多专家认为，当地不宜建港口，因为泥沙淤积严重。国防部门的领导焦急万分。任美锷在现场就否认可泻湖内不能建港的观点，他认定，此处航道水流湍急，经历了多年台风海浪依然畅通无阻，底部肯定不是泥土而是卵石和粗砂，完全可以建港。部队官兵连夜打钻，钻上来的果然是卵石和砂石。第二天一大早，部队首长就对任美锷说：“你真神了。”他因此受到了当时海军领导部门与国家海洋局的通报表扬。铁沪港建成后，使用良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国沿海有黄河、长江、珠江三个三角洲，黄河三角洲开发最晚，经济相对落后。针对这种情况，任美锷多次到黄河三角洲深入考察，为研讨治理黄河三角洲经济对策和开发措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按照传统的看法，黄河泥沙量太大，在黄河三角洲建港会出现淤积，而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胜利油田原油产量逐步上升，急需在黄河三角洲建港解决石油外运。当时，山东海洋学院侯国本教授大胆提出在黄河三角洲建港的设想，在全国有关专家参与的论证会上，任美锷以自己在国内考察所取得的翔实材料和无懈可击的理由，力排众议，支持侯国本教授。石油工业部领导采纳了侯国本、任美锷的方案。后来，胜利油田海港运作正常，又进行扩建，为油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后，一提到这件事，山东省的领导就说任美锷为山东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任美锷十分重视交叉科学，1996年至1997年，他与严东生院士共同主持“长江三角洲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将自然地理、海岸科学及其他有关科学结合，开拓长江三角洲可持续发展研究。他和其他专家一起，实地调查研究，历时一年多，行程数万里，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可持续若干问题咨询报告》《海港体系及其陆上交通网发展战略》等高屋建瓴的高质量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富有实际意义。此次考察中，他提出尽快建设以上海港为主港，以浙江北仑港和江苏太仓港为副港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建议，被地方政府采纳。目前，太仓港正在建设，根据江苏省经委和交通厅估算，建成太仓港，从2010年起，每年可节约苏、锡、常腹地至海港间集装箱陆上运费8.7亿元人民币，还可节约港口建设费用25亿元人民币。

德泽后人　二百论著惠中华

在任美锷的书房里，放着许多被水侵蚀过而泛黄的几十本笔记本，堆起来有一米多高。这是他的一笔巨大财富，没有这样来自一线的第一手资料，哪有他的200多部（篇）著作和论文？任美锷的论文，每一篇都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他一直坚持像大师竺可桢那样，随时笔录，及时总结。1992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的海平面变化考察，同行者都坐在一辆中巴车上，从珠江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黄河流域，同车的人不少比任美锷年纪轻，都困得忍不住在车上打起了瞌睡，而任美锷却十分专注，一边观察，一边做笔记，令年轻的同行肃然起敬。

任美锷的论文见解独特，学术含金量高，多发表在海外权威的刊物上。有人曾对他开玩笑地说，200多部（篇）的论著，就是评10个教授也用不完。30岁出头就晋升教授的任美锷，最看重的是论文对实践的指导性。他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内容明晰，区划合理，出版后立即受到地理学界的欢迎，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提出的“准热带”概念，为我国热带作物种植提供了理论基础。他的中国岩溶发育理论，对结合我国中线南水北调、三峡工程及三线铁路矿山的隐患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对三峡工程的建设起到了很强的预警作用。他的海岸科学理论，第一次在我国提出风暴潮对海岸带的作用，填补了我国对风暴潮沉积研究的空白，为我国众多港口的建设和海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数据……

任美锷担任大学教授近60年，培养了大量高层次地球科学人才，包括3名院士，百余名学科带头人、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一个幸福的家庭，往往是人生辉煌的基石。任美锷的夫人许丽云，是1942年从浙江大学毕业的才女，退休前是南京大学地理系的学刊编辑，为了任美锷的事业，她承担了全部家务和教育培养儿女的责任。许丽云曾说，假如当初不是嫁给任美锷，她或许在事业上会有更多的建树。

假设不过是假设，他们携手共度60年的风雨，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谁还离得开谁呢？“文革”时期，任美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仅离开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而且还被下放劳动，写检讨。一向视学术为生命的任美锷几乎绝望了，他几次想一死了之。可许丽云劝慰他：假如你真的这样做了，人家会认为你是畏罪自杀，无罪也变成有罪了，只有活着，相信总有一天会讲清楚的！任美锷回忆那时的一段时光，感慨万分。他说：“那时候，多亏了老伴，不然……”

阳光总在风雨后。灾难过去了，子女也相继长大了。令任美锷老两口欣慰自豪的是，三个孩子虽然没有一个子承父业，但父亲对科学的执著追求、勤奋好学的作风却始终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他们。他们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正在为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8年11月4日，这位中科院的资深院士、中国第一位国际地理学最高奖——维多利亚奖的获得者、甬籍教授因病于南京逝世，享年95岁。“学著神州音容常在，名垂地理教泽长存”。2008年11月8日上午，任美锷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在南京市雨花台石子岗殡仪馆隆重举行。一代宗师的离去，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委托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对任美锷院士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委托打来电话，对任美锷院士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并委托代送花圈。委托打电话并送花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张高丽、乔石、朱镕基、吴官正、路甬祥、蒋树声。教育部、中科院、江苏省和南京市等单位和有关领导同志也都送了花圈。不计其数的单位和个人也用不同的方式，寄托着对任美锷院士共同而深切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