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国荣
2008年12月15日，国际知名的昆虫分类专家、圣马利诺共和国国际科学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博士生导师周尧教授在陕西杨凌化蝶而去，享年98岁。周尧教授是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他的一生，是爱国、敬业、惜时、博学的一生。他崇高的爱国情操、卓越的学术贡献、高尚的人格风范，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的不幸逝世，是科学界尤其是昆虫学界的重大损失。为缅怀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大师，撰文以作纪念。
在很多人的眼里，周尧是个传奇人物。
在周尧近百年的沧桑人生中，由小昆虫处作大文章，从显微镜中观大世界，从事大学教育及科学研究60余年，学生逾千；创建了昆虫博物馆，设立了周尧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创办了天则出版社和《昆虫分类学报》；发现、记述昆虫新种360余种、发表论著200余篇（册），采集昆虫标本数十万号，编著科技巨著《中国蝶类志》《中国盾蚧志》《中国蝉科志》等。在农业昆虫学、昆虫分类学及昆虫学史诸学科领域都有建树，为人类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财富，被称为“蝶神”。
周尧教授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在科学领域内，并没有作出重大贡献，但我对祖国、对人民的火热的心，为学术艰苦奋斗的旅程和半生坎坷的命运，也许体现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和特性。”
青少年时代的昆虫缘
周尧于1912年6月8日出生在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雁村（亦称上周村）。一条清澈的小溪从他家的屋前沿着山势向下流去，下面一个村就是童村，著名的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就出生在那里；再向下流的就是沙村，著名的革命家沙文求、沙文汉和书法家沙孟海兄弟就是沙村人。这里虽离富庶的商埠宁波不到百里，但历来贫穷封闭。周尧家在这个山村尚属温饱人家。父亲周银民认得一些字，良好的祖训“农家有子皆读书”给了他强烈的使命感，于是他在宗祠里办起了半农半读的私塾，教农家子弟读书识字，周尧也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山村民风淳朴，孩子们都爱劳动。周尧放学后，要打柴、种田、挖笋、采茶，帮妈妈摘桑叶、养蚕。上周村环境幽美，满目青山。每到春天，各种山花烂漫于山坡、田头、屋前。山坡上、田野里一下成了昆虫的乐园，天上飞的，草丛里钻的，都在自由自在地繁衍。每到此时，周尧和小朋友们都十分高兴，采花捉蝶。他爱大自然，常常捉了虫子，拿到手里端详，对昆虫有浓厚的兴趣。他捉到一种喜食豆叶的小昆虫，就要用竹签把它们插起来“示众”。为此，他也常常耽误了打柴和做功课。后来，秘密被他的父亲发现，被打了一顿。父亲哪里知道，小小的昆虫竟会和儿子的命运结下不解之缘。
读私塾期间，除了读四书五经外，周尧更喜欢听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爱国英雄的故事，也偷看《水浒传》等小说，幻想长大后，御敌报国，铲尽人间不平事。
1924年，周尧到离家30公里的咸祥球山书院读高小。在这里，除了学习文化课外，两位进步教师给他很大的影响。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壮举，在周尧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他学习拳术，舞刀弄枪，立志雪国耻、振国威。当他得知广州正在进行北伐革命时，便带了四角钱，凭着拗劲，顶着风浪，黑夜里摆渡象山港，去找因“思想有问题”而被解聘的两位老师，准备去广州。第三天，在象山港老师的家中被父亲追回。
高小毕业后，周尧考入宁波工业学校。那时五口通商的宁波，外国人横行。每当他在街头、码头看到洋人毒打中国人时，总是紧握拳头，双眼喷射出愤怒的火光。他怀着爱国义愤，参加了当时宁波的租界回收、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游行和街头活报剧的演出。父亲怕他惹祸，将他送到童第周先生的堂兄童锦灿处学中医。一年后，周尧转到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宁波中学）读书。他因在报上发表了一些抨击时弊的诗文，虽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班第一，但仍因被定为危险分子而未被高中录取，只得到上海立达学院高中部学习。在上海，少年周尧多次参加抵制日货活动。当他和同学跨进黄浦公园看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时，两眼冒火，一起向木牌子扔烂泥巴。
1932年秋，周尧考入江苏南通大学农学院。他受到了学校创办人张謇的熏陶，立志科学救国。张謇是清末状元，却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他是袁世凯的老师，却反对袁世凯称帝，通电反袁。当时日本军舰侵犯南通，他发动群众把日舰扣留。他兴办工厂，致力发展教育，这些都对周尧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周尧正是慕名报考这所大学的。当时周尧的家境已很困难，不能继续供他上大学。幸好上海有宁波籍的王伯元先生等民族企业家想在家乡办一所“四明大学”，集资设立了“四明奖学金”，以资助成绩好、家境贫困的宁波籍学生。周尧就靠这份奖学金，省吃俭用，从师尤其伟教授，开始学习昆虫学。他不穿新衣，成天穿着草绿色的实验服，学习勤奋，刻苦钻研。大学一、二年级时周尧结合劳动，对棉花生长的全过程进行了认真的观察。他的畜牧学实验报告图《鸡的解剖》，被老师作为著作的插图。这时，21岁的周尧已表现出优异的从事科学研究和组织科技活动的才能。他广泛采集植物标本，编成《南通植物名录》，并举办腊叶标本展览。他写出了《植物花时历》，正式出版。他常去上海内山书店，购买参考书，并与鲁迅、巴金、胡愈之诸先生交往，切磋文学和世界语问题。在昆虫学教授尤其伟的指导下，他开始主攻昆虫分类学。到三年级，他以优异的成绩兼任了昆虫学助教，指导低年级同学的昆虫实验课并辅导答疑。在这里，周尧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昆虫学术团体“昆虫趣味会”，出版昆虫分类学杂志《趣味昆虫》，并通过书信与苏联、日本、英国、美国等国的昆虫学家进行学术交流。1934年仲夏，周尧组织一批昆虫趣味会成员到宁波东钱湖、天童山、雪窦山采集昆虫。
1936年，因成绩优异，周尧获得南通大学校长张謇的资助，赴意大利那波利大学学习，进入当时世界昆虫分类学权威西尔维斯特利教授的昆虫博士研究生班，成为西尔维斯特利教授外国研究生中唯一一位来自东方的学生。西尔维斯特利一生发表470篇论文，是原尾目和缺翅目昆虫的首先发现者，由他发现的新种、新属、新科无数。他曾有26次全球性的采集昆虫标本旅行，两次到过中国，对中国有良好的印象。在应用昆虫学方面，他也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周尧作为西尔维斯特利的唯一中国学生，坐在了研究室靠窗的位子上。每个研究间的位子是用板隔着的，板壁上贴着教授的“昆虫学家十戒”。从此，一台显微镜，一台解剖镜，一副绘图仪，一个工作台，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伴随周尧在两米见方的小天地里开始辛苦的劳作。周尧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尽情地遨游在科学的海洋里，他把“昆虫学十戒”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白天，他总是最早来到实验室，最后一个离开，三块黑面包就是全天的食物。晚上，他为当地皇家东方文化学院编写中文讲义。节假日，他就到学校附近的树林里捕捉昆虫。在教授出访的日子里，他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将昆虫的各个目，选一代表种进行解剖，为自己未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尔维斯特利被这位东方青年的刻苦自励精神感动，破格提拔周尧为学生助教，给予他一些资助，使周尧能够专心搞研究工作。一年之后，周尧的学术成果斐然。他写的《透明介壳虫的重记载》《中国圆盾蚧——新种》和《菜蛾的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发表在研究所出版的学报上，得到了西尔维斯特利的高度赞誉，并在意大利昆虫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周尧被公认为西尔维斯特利教授手下外国留学生中最优秀的学生，而且是意大利皇家那波利大学最有希望的导师助理候选人。
“你会成功的！”西尔维斯特利充满深情地对周尧说，“我为有你这样的学生感到荣幸。过两年，我将再次作世界性的考察，你跟我一起去吧！帮我整理研究资料。不用几年，你也会和我一样有名，并且会超过我的。”
赤子拳拳爱国心
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一下子扭转了这位中国青年的人生航向。
一天，周尧在意大利的一个朋友家闲谈，突然进来一个青年法西斯党徒，一看见周尧就跷起大拇指说：“你们日本人真是了不起，一口就把半个中国吞下去了。”周尧气得把拳头捏得紧紧的，眼里冒出愤怒的火光，一拳将那家伙打倒在地：“我让你看看到底是日本人厉害，还是中国人厉害！我们总有一天会把日本侵略者这样打倒！”当那家伙知道是中国留学生后，爬起来狼狈地跑了。这天晚上，周尧的心情无法平静，他再也睡不着了，祖国遭遇苦难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这时，他又想起了一桩往事：在意大利佩鲁贾外侨大学学习时，他曾联合在此补习意大利语的中国留学生彭泰尧、卫青心等人进行过一次轰动全城的人民外交。当地有家大餐厅举行周末舞会，其中有些青年人恶作剧地头戴面具，化装成清末的中国人，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狂歌乱舞，丑态百出，并拍下照片放大，第二天在展厅展出。周尧上学路过那里，看到这些侮辱中国人的照片，怒不可遏。他和彭泰尧商量后，马上将此事告诉其他几位中国留学生。当晚，他们在外侨大学邀请各国留学生和当地新闻记者共三十余人，举行了一次茶点招待会。会上他们将昨晚那个餐厅发生的事件经过作了介绍，呼吁大家主持正义，请新闻舆论予以支持。第三天上午，周尧、彭泰尧等人以中国留学生的代表身份前往当地政府、警察局交涉，并以书面形式提出抗议和要求。由于当地记者的支持，次日地方报纸发表了中国留学生举行招待会的消息和照片，周尧等提出的抗议和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来报纸还单独刊登了周、彭两人的照片，并加了“中国爱国主义者”的头衔。这件事后，中国留学生在大街上散步时，发现当地人的态度跟以前大不一样，很多人主动向他们招手致意，表示友好。
想起这些，周尧悟出一个真谛：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尊严，民族的自主和振兴，只有依靠中华儿女众志成城、顽强拼搏。他奋笔赋诗：“再见吧，意大利！我的战火中的祖国在召唤，我不能再留恋异国的天堂，要回到危难中的祖国，要在祖国的地狱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黎明时分，他捆好了行装，向西尔维斯特利教授道别。“恩师，我要走了！”“什么？”教授抬起头，吃惊地说，“你的学业中断了，你的前途还要不要？”“报国之日短，求学之日长。大虫不杀，杀小虫何用？”周尧神情坚定地说。一阵沉默后，教授终于拉着周尧的手说：“去吧，回到你美丽而多难的祖国去吧。你的论文已经由学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了，你可以免去论文答辩。但我希望你在战争结束后，终生献身于昆虫研究，成为一个昆虫学家，为你的祖国争光！”
1938年4月，周尧回到了广州。为了尽快从戎，回国前，周尧便托一中国留学生的父亲写好介绍信，直接去部队。第二天，他就穿上军装，参加了广州的地方部队187师。一个军官见他是个书生，便让其做秘书。其时，保卫祖国，消灭日寇的怒吼，震撼着神州大地，中原板荡，志士奋起。7天后，周尧随部队开赴前线。在汉口，当时的国民革命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给予他谆谆勉励。
部队行军起早摸黑，每天徒步行军50多公里，周尧脚板上的水泡连片。有时到达预定的宿营县城，城门已关了，只能在城门外坐。但一坐下来便再也起不来。后来他不敢再坐，就拉住城门的铁环，防止倒下去。一到指定地方，不管是牛棚还是猪圈，只要有一条长板凳，他就可以躺下睡觉。路上不时受到敌机的袭击，见到不少遭到敌机轰炸后的惨状：累累的尸体，斑斑的血迹，断壁残垣，焦土枯树，历历在目。
周尧在战斗中非常勇敢。在河南兰考遭遇敌兵的包围时，他接受了护送文件和军费的命令，冒着枪林弹雨冲出包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周尧满腔热情，一心报国，岂料他所参加的部队是一支刚组建起来的队伍，师长刚愎自用，战士缺乏训练，部队刚到河南商丘境内时，与日本鬼子正面交锋，一场激战后，虽然杀了不少鬼子，但部队伤亡很大，元气大伤。当时这支部队的参谋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得知周尧是个留学归国的科学人才时，语重心长地劝周尧退伍，到后方做实际工作。他对周尧说：“你是国家建设人才，在前线发挥不了你的作用，抗战胜利后，国家更需要科学人才。”周尧在他的劝慰下，觉得这也是报国的一条途径，便默默地接受了。投笔从戎三个月后，周尧绕道敌机日夜轰炸的桂林，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辗转来到山城重庆。他惊愕地发现，尽管前方战况激烈，可是在这里的国民党官僚却依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祖国山河破碎，沦亡堪虞，周尧为此长歌当哭，借酒浇愁。他想找个能发挥特长的工作，在学术战场上为国家争自由，为民族争光荣。然而，为寻找工作踯躅在重庆街头的周尧，遭遇的是白眼，碰到的是闭门羹。他想不到回到大后方也是报国无门，矢志难展，真叫人悲愤。后来他听说一位大学的教授在一家农业实验室当“农官”，于是他抱着一丝希望前去找他。开始那个教授“农官”倒还热情，但一听周尧想搞昆虫研究，便立马改变态度，十分冷淡，并对周尧讽刺加拒绝。周尧只得离开这个充满官气的地方。
矢志扎根大西北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恰在这时，中英庚款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川康考察团，正准备从四川乐山出发去西昌。周尧经同乡中英庚款委员会干事沙孟海的介绍被聘为专家。他来到成都，在这里意外地遇到和他家是世交的童第周教授，后来又在乐山遇见了早年在上海的朋友，正在乐山教授文学的卢剑波和邓文矞夫妇。他乡遇知己，回国后一直为工作疲于奔命的周尧，似乎这时才柳暗花明，开始交上一点好运。在这里，他不仅享受到友谊和温馨，而且尝到了爱情的芬芳，和卢剑波的妹妹卢筝恋爱订婚。
川康考察团是由中英庚款委员会委托武汉大学组织的。团长是武大理学院部长邵逸周教授。周尧对这次考察很感兴趣，虽然没有工资报酬，而且路途艰险，但他觉得是一次为国家科学事业贡献力量的机会，便告别亲友师兄和热恋中的卢筝，去考察团报到。周尧被聘为昆虫组的组长。
这次川康考察，历时7个月。他们风餐露宿，晓行夜奔，肚子饿了，就随手摘野果充饥；口渴了，就掬起几捧溪水解渴。白天爬山采集昆虫标本，晚上对其进行分类、整理、包装、记载，写考察日记。累了，在露天把油布一拉，撑起帐篷，躺下就呼呼入睡。
川康科学考察，是周尧第一次长时间远行的科学实践活动。考察结束后，他回到乐山，和卢筝结婚了。花开荆棘才那么芬芳，爱于患难才分外纯真。从此，卢筝这位知识女性，与周尧携手踏上了漫漫的人生之路。
1939年冬，周尧接到了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和国立西北农学院的两份大学聘书。四川大学农学院的院长是原南通大学农学院的院长，教授中不少是他的老同学，是留在天府之国的川大，还是离开新婚妻子去偏远的大西北呢？(www.xing528.com)
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周尧接受了西北农学院的聘书。他辞别了新婚的妻子，坐上颠簸在川陕公路的卡车，来到宝鸡，又转坐慢行火车，到达武功时又雇一辆独轮车，载着他和行李来到渭北高冈上的西北农学院。他是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下决心来到西北的，是当时西北农学院最年轻的两位教授之一。那时，从火车站到校门，一路无屋，也无一棵树，满目皆是黄土，夜间经常听到土匪的枪声。但周尧还是爱这个地方，这里是后稷诞生之地，教稼台就在附近。西边是绛帐，是马融教书之处。周尧说我要学习先农先儒，为中国的农业和教育作贡献。
那时的西北农学院，派系斗争十分激烈。周尧刚到时，只带了他叔叔童第周和婶婶叶毓芬为他缝制的一床被褥和卢筝送的一个小提箱，里面放着3本从意大利带来的图书。他刚到校，就有人暗中鼓动学生排挤他。第一次上课时，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没有带书本、笔记本和卡片，只带3支粉笔。点名册上有60名学生，听课的却达100多人。原来有不少学生是在他人授意下准备起哄的，或者来看他出洋相的。周尧胸有成竹，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两节课下来，学生非但没有起哄，反而给予了阵阵掌声。在上实验课时，有个学生想“考”他一下，预先把一种昆虫的头与另一种昆虫的身体粘在一起，非常逼真，活灵活现，叫周尧鉴定。周尧笑着回答：“这不是上帝创造的物种，是人类制作的伟绩。”从而幽默地揭穿了这个把戏。此后，周尧在西北农学院站稳了脚跟。
到了春天，卢筝来了，给他带来了温暖。她跟他学习，并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他在川康考察历尽艰辛采集的几万号标本也从成都运来了。有了研究材料，周尧节衣缩食，自己购买了一大批标本盒、虫针和参考书，昆虫学的研究有了最起码的条件。随周尧在川康考察的郑风瀛也被考察团派到陕西，作为周尧的第一个研究生在西北农学院撰写考察报告和论文。在周尧的指导下，郑风瀛后来成为世界长翅目昆虫研究的权威和联合国治虫官员。从此，周尧在大西北这块中华农业先祖后稷诞生和教稼的圣土上，抱着献身农业的美好愿望和远大理想，致力于昆虫学的教学和研究。
1938年，身体微小且像红色蚊子的小麦吸浆虫出现在陕西关中平原大片的麦田里。它的幼虫乘小麦扬花灌浆期吸食麦子的浆液。农民们恐慌极了，说是“虫王爷降下了灾”，纷纷聚集在田垄上向苍天祈祷，但都无济于事。当年小麦颗粒无收，有好多人为此气疯了，有的甚至跳井、上吊自杀。大批农民背井离乡，饿殍遍地，形成了震惊中外的“关中大逃亡”。周尧刚来西北，目睹眼前惨状，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他暗暗下决心，要弄清这种红色小虫子的生活规律，进一步降服它。
1948年，这种身披红袍的大眼睛“小怪物”又来了，其危害不亚于上次。但在灾难深重的中国，有谁来支撑科学家为农民消灭虫灾？周尧心有余而力不足。
1949年，新中国刚刚诞生，小麦吸浆虫就向全国麦田发动进攻，踪迹遍及17个省。河南的南阳、皖北的阜阳小麦损失均超过2亿公斤。党中央非常关心农业生产发展和病虫害的防治，中央农业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托周尧研究小麦吸浆虫的防治办法，拉开了向害虫开战的序幕。
周尧仿佛重新投入战场一样，迅速奔赴治虫第一线。通过大量的调查和试验，他和他的研究室的同志终于摸透吸浆虫的种类、近似种别的区别、生活习性以及与环境气候的关系，同时提出综合防治的措施，还推荐了抗虫害的优良小麦品种。
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央农业部的高度重视，一些经验和建议很快获得支持与推广。农业部专门拨款，还拨给治虫药粉，一次出动40多架喷粉机，成功地进行了一场空前的药剂防治试验。
第二年，周尧又带领西农植保系的师生，在八百里秦川进行小麦虫害的普查和防治指导，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奔波的身影。所到之处，群众箪食壶浆，出村欢迎。这次大规模的防治虫害工作，成果非常明显。在黄河流域推广中，周尧发现有两种寄生蜂是小麦吸浆虫的天敌，并在527亩麦田作了防治试验，使产量提高了50%。这项成果在全国推广，控制了小麦吸浆虫的灾害，在新中国治虫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尤其是运用了生物防治虫害，既不污染土壤，又不会造成农作物种子或果实中残留农药成分，在以后的农业科研上，其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为此，中央农业部多次来信鼓励他。继防治吸浆虫战斗后，周尧又出色地完成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农业部交给的去青海省门源县牧区大面积调查蝗虫的任务。
过去，世界昆虫学史上从无“中国”二字，周尧内心非常难受。“自己编一部教材，做中国昆虫学史的拓荒者！”他的激情再次被点燃。1953年到1956年，周尧阅读了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及地方志等线装书7000余册，研究全国各地考古发掘资料，通过沙里淘金，终于在1957年写成《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创立了我国昆虫学史学科，并为之奠定了基础。此书考证提出，在益虫饲养、害虫防治、形态学研究、天敌与化学药剂利用等昆虫学诸领域，中国都比欧美国家早了几个世纪。如早在公元前4700年我们的祖先就学会了养蚕，公元前12世纪已知道温度对蚕的影响，并进行蚕种的选择、消毒；养蜂始于公元前11世纪。当外国人对紫胶是昆虫还是植物争论不休时，公元3世纪的张勃已在他的《吴录》中作出了紫胶是昆虫在植物上的产物的结论。五倍子是蚜虫在盐肤木上所形成的虫婴，两千年前中国已用作染料和药材。《庄子》一书中所讲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就生动地说明了自然界生物间食物链的关系。公元前2世纪，我们的祖先已用汞剂、砷剂杀虫，后又用石灰、草木灰、油类防治害虫，公元10世纪已用铜剂、铝剂防治虫害。
此书一出，震惊了世界昆虫学与生物学界，被外国专家誉为“不朽的著作”。该书内容已被国内外专著及教科书所广泛引用，1990年获中国优秀科技史图书一等奖，现有中文、英文、世界语、意大利语、法语等多种版本。
忍辱负重志不渝
1957年，正当周尧风华正茂、专心于农业教育和昆虫研究的时候，他不幸被错划为右派。打成了右派，不能继续当系主任。系里的工作搞不了，他就在房子里搞自己的工作。即使在这样的艰苦岁月中，周尧也没有放弃对昆虫和动物的研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上午西农的广播还在广播“向周尧学习，自觉与工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的稿子，下午就喊出了“揪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周尧”的口号。他又被推进所谓的“牛鬼蛇神”之列，长期遭受批斗、管制。一家人住在一间破旧的土木结构房子中，藏书无处放，晚间老鼠、蚊子常来侵扰。有一段时间，他被下放劳动，在汉中、城固的河边护田，防止雁群糟蹋麦田。周尧在风雨中手执长竿徘徊于田间驱赶大雁。然而他利用每天早晚吆雁的机会，观察大雁起飞、降落和为害的规律，将观察结果以“思想汇报”形式写出来。当时许多人不明白，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什么还著书立说？周尧回答说：“过去人家说我为名为利，如果今天不署名无稿酬，我就不写文章了。这不正说明他们过去对我的批判是正确的吗？我愿在我见到列祖列宗时，能无愧地对他们说，我心中无时不想着祖国，我一生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1973年，周总理批准的《中国动物志》《中国微生物志》《中国植物志》编写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周尧被中科院提名并邀请参加，他主动承担了7个分册的编写任务。一接到任务，他就一心扑在工作上。年过花甲的他，不辞辛苦长途跋涉，不顾火车转汽车又改乘农用拖拉机的颠簸与折腾，去西双版纳采集标本。一到西双版纳，周尧就联系上同为浙江籍的东阳学者蔡希陶教授，蔡希陶是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为中国的橡胶种植事业作出过很大贡献。周尧在蔡希陶的热带植物园里采集了几天的标本，又穿越横断山脉，历尽艰辛，来到耸立于金沙江边的玉龙雪山。第一天上山采集，有几个年轻同志就出现高山反应，但周尧却毫无倦意，投入工作。第二天，几个年轻人下山了，周尧却继续攀登，直到上到离积雪的山顶不远的地方，采集到冬虫夏草的标本才下山。这次考察中，周尧在云南这个动植物的王国里，采集到了丰富的昆虫标本，更重要的是他对生物群落的认识发生了新的飞跃。
十年浩劫，周尧忍辱负重，矢志不渝。他不但完成了《中国昆虫志》中的有关部分，而且写成了《全翅蛾亚科的研究》《角蝉科》《蜡蜂蝉科》《草原毛虫的分类研究》《陕西经济昆虫志·麟翅目、蝶类》《中国经济昆虫志·盾蚧科》等14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
踏遍青山人未老
1978年3月，科学的春天又回到共和国的大地上。68岁的周尧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党和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授奖仪式。周尧个人和他所主持的小麦吸浆虫的防治研究工作，受到了大会的奖励。他的小麦吸浆虫研究荣获了“优秀科技成果奖”，他个人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称号。
“狂来砸碎玻璃镜，还我青年火样红。”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为了迅速培养人才，周尧把大量的心血花在教学上。他不分昼夜、不辞劳苦地辗转在教室、标本室、图书馆、教学实验室，不知疲倦地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献。他重视课堂讲授，讲起课来，思路清晰，表达确切而生动，板书工整，再加上他一手画昆虫的功夫，边讲边画，几乎口与手同步进行，惟妙惟肖，让一门枯燥的分类学成了活生生的大千世界，让听者既受教益，又是一种享受。1979年后，他的教学重点转到培养研究生上。他培养的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均成为国家有用之才，至今弟子已逾千人，遍及全国，可谓桃李满天下。
“我是中国昆虫最大的收藏家。”周尧笑谈。60余年来，他亲自带领同事和学生采集了所有研究的标本，经过整理和保存的昆虫标本有120多万种。他的学生袁锋教授回忆道：“他经常想着如何采好昆虫标本。走进商店，首先看哪些物品能用来改成昆虫采集用具；到外地出差，想的是如何趁机采集标本。1974年他60岁时，还带我们去云南采集标本，历时116天，行程8000多公里。他自始至终，白天挥动捕虫网，晚上利用黑光灯诱虫，边收集边包装，一直到午夜12点后才休息。早上一起来，就赶紧包装夜间整理完的标本，植物上的露水一消失，又开始野外工作。”这样的采集考察活动在周尧一生中不下20余次。他曾九上秦岭、太白山，九上九华山，六上五台山，两上峨眉山，涉足海南岛，攀过五指山，横穿西双版纳，探索原始森林奥秘，到过蝴蝶泉、括苍山和玉龙雪山……除西藏和台湾外，他的双脚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周尧始终停不下前行的脚步。1979年，他创办了国际性的学术刊物《昆虫分类学报》，聘请中、英、美、意、丹、日等国的26位权威学者为编委，至今已30年，发表昆虫学分类论文为建国至今同类刊物的4倍，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种科学刊物建立了长期交换关系。他积极撰稿、审稿，将稿费和审稿费全部捐献给了学报。《昆虫分类学报》团结了全国的昆虫分类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系统，解决了一批生产上的问题，同时还解决了外贸方面的难题。一次，中国卖给波兰的驼毛，因波兰海关检疫时发现其中有郭公虫科昆虫而拒绝接受，要求赔偿损失。双方外贸人员争执不下，请来双方昆虫学家论证。我国专家当即指出，这种昆虫，在波兰早有分布，见波兰某杂志第几卷第几页，它不是检疫虫害。而波兰专家却对此一问三不知，使得波兰方面不得不把全部驼毛接收下来。事后参加谈判的昆虫学家说：“多亏《昆虫分类学报》为我们提供了波兰的昆虫杂志信息。”
由于采集的昆虫标本不断增加，西北农大80平方米的标本室再也保存不下这么多的标本，于是周尧又有了另一个心愿。1982年，周尧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建立昆虫博物馆的报告。经过几年奔波，终于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的重视，农业部于1984年拨下36万元专款修建昆虫博物馆。1987年6月，中国第一个昆虫博物馆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成。1989年，周尧把他积累的几万册昆虫学专业书无偿地捐给昆虫博物馆。1999年7月，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关怀支持下，昆虫博物馆第二期工程建成，而现今的昆虫博物馆为第三期工程，总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该博物馆外形独特、新颖，借鉴声、光、电等现代化展示手段，是世界最大的综合性昆虫科普教育基地。
1988年6月，在周尧的奔波下，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民办出版社，即天则出版社。1989年，又完成了三卷本巨著《中国盾蚧志》，并获得第三届国际世界语科学会议颁发的“绿色宇宙奖”。1992年，周尧已83岁高龄，仍担任主编，组织了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卓有建树的蝴蝶研究工作者50多人编写了《中国蝶类志》一书。其间周尧每天工作15个小时，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该书于1994年出版，全书100万字，彩色图片5000余幅，包括中国蝴蝶12科366属1800余种及亚种，为中国蝴蝶名称的统一与系统化奠定了基础。该书堪称世界各国蝴蝶志中最完善、最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部巨著。1995年，该书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及第九届中国图书奖，被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誉为“科学界壮举”。
1997年，壮心不已的周尧又完成了60万字的《中国蝴蝶分类研究》，为全世界研究蝴蝶属征与翅膀最全的一部巨著，使中国的蝴蝶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此书于2000年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随后，周尧又编写出版了《中国蝴蝶原色图鉴》《中国蝴蝶文化》。由于他在蝴蝶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被国内外誉为“亚洲之光”“虫坛怪杰”“蝶神”。
周尧长期以来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设立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促进昆虫分类学的研究。天道酬勤，1996年6月，周尧的家乡，浙江省鄞县县委和县政府为了弘扬周尧的爱国精神和敬业精神，在被称为具有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的宁波美丽的东钱湖畔修建了以周尧名字命名的“周尧昆虫博物馆”。在开馆典礼上，鄞县县委、县政府给周尧颁发了60万元的巨额奖金。周尧当即宣布，除将其中20万元捐给周尧昆虫博物馆外，其余40万元加上他积蓄的稿费10万元全部用于设立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并希望基金在青年科学家的成长上发挥作用。现今，获奖的优秀中青年昆虫分类学家已达70多人。
周尧博学一生，爱好广泛。除了在事业上颇多建树外，文学、绘画、书法、集邮、篆刻、摄影、武术以及打猎，他都喜欢。年轻时，他学过中医、法律、木工、铸工、钳工，后来又学会排版、印刷、编辑，自己办印刷厂。他精通意大利语、世界语、英语等多种外语。周尧惜时如金，讲求工作效率。耄耋之年，仍坚持工作。每天他按时上下班，晚上回到家中，除看电视外，常常读书写作到半夜。走进他的工作室或家里，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台上摆放着大量的正在阅读的书信、文件和正在写作的文稿。即使在生病住院期间，也不忘科研。2000年4月，88岁的他因患急性胆囊炎住院手术，3天后并发心衰和肺炎，后转危为安。醒来后他淡淡地说：“好像做梦一样。”
爱国是周尧先生生活与工作的动力。他的民族恨与个人怨泾渭分明，他对个人受到的一些委屈、侮辱都一笑了之。但是受了恩惠，他则终生不忘。对创办“四明奖学金”的一批宁波籍民族企业家如王伯元，对资助他出国深造的张謇等这些在青年时代帮助过他的人，对曾帮助过他的中央领导如王震、方毅、宋平、宋健、李岚清等，每提起就会流下激动的眼泪。他曾这样概括他的一生：“我一生的爱国是具体的行动，不是空的，就是热爱我的专业，要在专业上面为国家作出贡献，为人民作出贡献。在专业上要敬业，爱惜时间，人的生命就是时间的累积，所以我爱惜我的生命，就是不浪费一点时间。我曾对我的孩子们讲，当我见到我的列祖列宗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讲，我的心无时不想念着祖国，我的一生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如今，周尧教授虽已仙逝，但他爱国、敬业、惜时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不断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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