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童书业百年诞辰-《风范千秋》将留世人心

功业长留人间——纪念史学名家童书业诞辰百年

乐承耀

前论

童书业，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冯梅、友梅、章卷益、卷益、童疑。原籍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清末，其祖任安徽道员，举家迁居安徽。1908年5月26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生于安徽芜湖。出身仕宦世家，自幼体弱多病，为此延师在家受旧式传统教育。他有超人的记忆力，能将经典古籍熟记在胸，背诵如流。辛亥革命后，迁居上海，1935年至北平，做顾颉刚的研究助理。1936年任《禹贡半月刊》编辑，1937年主编《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到齐鲁大学任职，童书业则在上海博物馆工作。1939年起，童书业在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授历史、地理课程。1949年后北上，自1952年起，长期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从事史学教学和研究。1968年1月8日卒于山东济南。

童书业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古史和古籍考辨、古代地理研究、历史理论研究、《春秋》与《左传》研究、先秦思想研究和古代经济史研究等方面有丰硕的成果。著作有《春秋史》《春秋左传研究》《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古代东方史纲要》《童书业古代社会论述》《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等。当然，童书业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心理学、古器物学、中国画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其贡献。

笔者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历史学专业学生，知道童书业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但对他的具体学术成就则所知甚少。2008年是童书业百周年诞辰。笔者近来阅读和研究了他的史学著作，下面根据童书业的相关著作，对他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的一系列贡献，作一粗线条勾勒。写这篇纪念文章，自知不能阐述其史学精蕴，仅仅是思慕、缅怀这位乡贤而已。

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最初阐发，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经过社会史论战，有了发展。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趋向定型和成熟。新中国建立后，在史学研究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少史学家，诸如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都是杰出代表，童书业也是一样。1929年，童书业读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到影响。在北平时，他与坚持唯物史观者有所接触。1938年到上海后，与这方面的人接触更多，阅读马克思主义论著亦逐渐增多。1949年，童书业在光华大学开设辩证唯物主义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童书业阅读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女儿童教英说：“至一九四九年后，童先生确实将相当的精力用于马列主义理论。”^［1］

童书业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不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在历史研究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童书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先秦史进行系统的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但又承认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童书业正是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进行史学研究的。他在研究先秦“七子”思想时，就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研究下了功夫。比如，他的《〈论语〉、〈孟子〉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就有这个观点，认为《论语》中所反映的“基本生产关系，是贵族国家和一般农民对立的关系”，“孔子和他弟子所提出的当时的社会问题，这是最足以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制度的”^［2］。童书业认为《论语》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不足”（《论语·颜渊》）及“上失其道，民散之矣”（《论语·子张》）等，涉及当时的分配问题。因为“不均”是“贫富分化的现象”，“即使就贵族阶级内部来说，一部分大夫和士的贫困下降，也是一种贫富现象”^［3］。为此，童书业认为，孔子和他的弟子针对上述社会问题，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均无贫”（《论语·季氏》）。由此童书业认为：“在《论语》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现象，最根本的东西，还是和春秋中叶以前相同的。但也有新的社会现象，这些新的社会现象，只说明社会经济的变化已开始，至多只有初步发展。这些现象的出现，还不能证明：社会较大的变化已经完成，或初步完成。”^［4］

童书业主张西周封建论，即西周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他的这个结论触及西周的生产方式，从土地所有制形态、生产者和剥削者的身份以及剥削方式等方面来阐述西周的社会性质，应该说是坚持了历史唯物论。

1951年，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作后，发表了《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文，完善了他的“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根据东方国家，尤其是印度社会中保存的原始社会残余研究的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的观点。一石激起了千层浪，童书业这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撰写的文章，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为了撰写古代史分期论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经典著作，童书业都反复研读。他曾经说：“关于这个问题（古代史分期问题——引者），我认为还得深入讨论一下，在这里我只扼要一谈，我最近的见解，还是先从理论方面说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观点究竟怎样，根据我个人初步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不曾确定说封建社会必须先有发展的铁器，相反的，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在古代很早的时候就可以产生农奴制度，而且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一样，都是原始部落财产制度的继续发展；列宁则把‘亚细亚制度’认为是农奴制度。所以所谓‘古代的生产力不能产生封建社会’的理论，在马、恩、列的著作中是没有根据的！同时，这种理论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也找不着真正的根据，斯大林同志只提出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是‘熔铁和制铁工作更进一步的改善，铁犁和织布车的散布’等等，并不曾说这是产生封建社会产生的先决条件。我细读了斯大林同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才了解这本著作中所说各社会阶段的生产力，乃是这个社会的最高的最典型的生产力，而不是产生这个社会的先决条件”^［5］。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童书业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理论进行研究，并且以此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他在古代史分期讨论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去分析的。

童书业自1950年起还在大学开设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课。主要讲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他认为此书是恩格斯吸收了马克思、摩尔根有关人类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融合自己的深刻研究精心写成的著作，是研究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古代发展状况的必须精读的著作。在讲授中，童书业尽可能忠于原著的梳理和解读，使学生们受益匪浅。

先秦史研究的贡献

史学界一般认为秦以前的历史为先秦史，包括远古、西周、春秋、战国。童书业在我国先秦史的研究方面占有一定地位。他所撰写的《春秋史》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成果。1935年至1937年，童书业赴北平做顾颉刚的私人研究助理，奉命为顾先生写其在燕京、北大授《春秋史》之讲义，并精心搜集和考证春秋史史料，初步写成《春秋考信录》。1938年，童书业辗转上海。1940年，按照顾先生的要求修订了《春秋史讲义》，约21万字，并以“童书业”之名出版了《春秋史》。该书有17章与1个附录，分“正文”“考证”两个部分，正文约16万字，考证30万字。童书业在《自序》中曾这样说：“（七七）事变后，我带着这部讲义避居安庆，又由安庆带来上海，虽然十分为难的时候，也不曾离开它。去年（1940年——引者）夏间，接顾师从成都来信，命我替齐鲁大学撰写《春秋史》，我当时回信说：《春秋史讲义》的体裁尚好，当年写的时候也曾用过一番力，如把它就此废弃，未免可惜；不如就讲义修改，另撰考证，这样可兼收普及和专门之效。顾师复信同意这一点，不过他说：这本书是你所写，现在我们分处遥远的两地，无从仔细商讨，就用你一人名义出版吧！我即遵命于去冬开始着手修撰。”^［6］

对于童书业的《春秋史》，史学界的评价是十分高的。史学名家吕思勉是童书业好友，著作杀青之时，他“喜得先睹”，并为童书业的《春秋史》作了序，在序中对该书作了评价。吕思勉说：“鄞童君丕绳，笃学好古，于乙部书尤遂。年来专治春秋史，最其所得，或此一编。其体制倒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也以己意，盖今世史家之例然也。”“以余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矣。”吕思勉在这里不仅指出童书业是鄞县人，而且指出其书在我国春秋史研究中的地位，称“言春秋”没有“逾于此书者矣”。可见童书业对先秦史的研究，在国内是有影响力的。

他的先秦史研究除《春秋史》外，还包括《春秋左传考证》《春秋左传札记》《春秋史料集》。这些都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完成的。1945年至1965年，童书业在若干学术领域进行探索，但仍关注《左传》。1965年，他重拾春秋史和《左传》专题，撰写《春秋左传考证》第1卷，由其夫人誊清。同时，重新搜集春秋史史料5册，作《春秋左传考证》第2卷。1966年6月，“文革”开始，童书业将《春秋左传考证》等未发表的作品包装后交即将封门的山东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保管。1967年下半年，他认为《春秋左传考证》太繁复，为此将其简括成《春秋左传札记》。“文革”后，经顾颉刚的审阅，童书业将《春秋左传考证》第2卷、《春秋左传札记》及与此二稿相关的稿件合在一起，以《春秋左传研究》为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10月出版。

学界认为《春秋左传考证》是以社会发展观念审视古籍，考求春秋这一中国古代社会变化最激烈时期的历史真相。对此，史学界有较多评论。1973年，顾颉刚在给童书业女儿童教英的信中就这样评论《春秋左传考证》这部著作：童书业“以他最强的记忆力和最高的理解力，结合清代的考据资料与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用创新格成此伟著，超前人，为20世纪的一部名著”^［7］。

童书业先秦史研究中另一个贡献是对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先秦七子”的研究。其实在童书业早年，就有志于作《七子学案》，反映他对“先秦七子”研究的浓厚兴趣。这个愿望到20世纪50年代才实现。1959年，这是国内政治最敏感的时间。童书业受命开设与政治密切关联且最敏感的《先秦思想史》的课。从这一年起，他先后完成了《孔子思想研究》（1959年）、《孟子思想研究》（1960年）、《先秦思想专题研究讲稿》（1960年）。1961年至1963年，童书业完成了《荀子思想研究》《墨子思想研究》《老子思想研究》《庄子思想研究》，直到1965年才最后完成《韩非子思想研究》。应该说，思想史具有极强的阶级性和时代性，童书业在他的“七子”研究中也普遍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涉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此种思想处在那个时代气氛中并融入了童书业学术主体的真诚意识。这也是不足为怪的。童书业在生前，先后发表了《孔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0年第1期）、《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1年第3期）和《荀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3年第3期），余下的4篇则是在“文革”后面世的。

童书业的“先秦七子”研究内容丰富，对每一位思想家基本上从“宇宙观”“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对于每一位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独特之处也进行阐述。孔子教育思想丰富，就专门写了“教育思想”内容，孟子主张“性善”，就写有“性善论与教育思想”内容，写庄子则有“人生哲学”与“天道观”内容。

对于“先秦七子”思想的评述，童书业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认为，对于历史人物要看到其进步一面，也要看到其落后一面，也就是要分清“精华”与“糟粕”。比如，对于孔子的研究，他认为，从孔子的政治实践、政治理论和对教育、宗教的看法以及举贤才等，证明孔子在政治上有进步的一面，其“大一统”、民主主义等思想也有“萌芽”。“当然，我们绝不否认孔子的政治思想有落后一面。但在后世起作用的，乃是他思想中的进步一面。……生在春秋末年的下层贵族孔子，不可能不称文武、周公，依托‘周道’来发表自己改革社会、政治的见解。他的见解的实质，乃是当时社会、政治现实及他适应这种现实的反映。认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分辨孔子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肯定他的好的东西，而批判他的坏的东西。”^［8］这一思想是非常有见地的。

实事求是的考证精神

考证、辨伪，自古有之。尤其是中国“史前史”，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在仅有不多的先秦典籍中，有关“史前史”的描述多系后人根据神话传说整理而成。早在战国，孟子就对文献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中唐以后，考辨逐渐兴起，韩愈、柳宗元都善于考辨古籍。宋元明进一步发展，欧阳修、郑樵、王应麟、胡应麟都对文献进行考辨。在清代更涌现出不少大家，诸如顾炎武、戴震、全祖望、阎若璩、崔述等。五四以后，顾颉刚等人都主张考证、辨伪。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明确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文献中的古史，完全是后人一代一代垒造出来的，传说的时代越推越古，古代人物形象越后越放大，并非真实的历史，提出“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9］，并对古代文献做了大量细致的辨伪考订工作。这对童书业有一定影响。童书业在他的自编简谱中也承认深受其影响，在1933年开始作文时，即“治经史渐取古史分辨派门径，以顾颉刚为私淑之师”^［10］。童书业在自己的论著中称顾颉刚为老师。1936年2月23日，他在《顾颉刚著三统说的演变案语》中就说“颉刚师在他新著的《三皇考》里曾提到，但因题目的关系，没有很详细的叙述”^［11］。1938年，童书业为顾颉刚《潜夫论中的五德体系统》作跋，又一次说：“这篇大作，顾师命我校读了两次，我越读越觉得他阐发得透辟；除了钦佩之外，实在无甚多话可说。”^［12］1935年至1937年，童书业在做顾颉刚的研究助手时，写了大量古史古籍考辨的作品，如《国语与左传问题后案》（1935年1月）、《二戴礼记辑于东汉考》（1935年4月）、《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1935年12月）、《李自成死事考异》（1937年4月）等。后来，他的代表作《春秋史》和《春秋考信录》也是其重要的考证成果。为此，深受顾颉刚的赏识，顾命他编辑古史辨第7册，致使童书业成为“‘古史辨’派后期中坚之一”^［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童书业依然坚持他的考证精神。1958年后，童书业治学重点又转至考证，一些绘画史、瓷器史的论著都是在考证基础上形成的，其中受到学界称赞的《美术史札记》《春秋左传考证》《春秋左传札记》就是代表作品。不过此时的出现作风格有了变化，从形式上看，史料排比、考辨已不再写在著作中，在文字上也作了删繁就简；在内容上，童书业注重历史现象的清理和寻找历史演变的规律。

对于考证，童书业主张实事求是。他认为，考证学主要是鉴别史料、弄清事实的功夫，事实材料是历史认识的立脚点。他说：“我们现在也还需要考证，在必要的时候，一件历史事实弄不清楚，会妨碍我们对这时期某些历史事实的认识。”^［14］“考证家当以证据事实作依据，而不能凭主观想像来曲解证据事实，以迁就自己的意见”^［15］。他批评清末许多所谓“今经文学家”是“胡说八道，绝对不是真正的考证”^［16］。为此，他写了《考证学的科学规律》，就如何考证提出七个方面的观点，诸如考证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考证某事件必须有正面的直接证据若干条作证、旁证不能代替正面的直接证据等。这为史学工作者如何进行考证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最近出版的《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上下册，选编了童书业的90余篇考证文章，这是他实事求是考证精神的体现。考察童书业撰写的文献，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先秦及两汉文献的考辨。诸如《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墨翟为印度人说正谬后案》《鲧禹的传说》《“尧舜禅让”说起源的另一推测》等。

第二，对中国古代史中有关人和事的考辨。如《李自成死事考异》《隋三都辨》《唐代妇女“红妆”考》《中国金属货币起源考》《许行为墨子再传弟子质疑》等。比如，关于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殉难的时间与地点，明末清初的各种文献记载互不相同，20世纪就有多种说法。1936年童书业利用多种文献进行仔细考辨，于1937年4月在《史学集刊》第3期发表了《李自成死事考异》，明确指出：“清顺治二年（1945）五月中、下旬（或六月上旬），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率少数人进入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遇兵（即地主武装）的攻击，众寡不敌，被害。至于有的书上所记与上不同的年月、地点和事迹，考证的结果，都是不甚可靠的！”^［17］

第三，对一些历史教科书中涉及的有关内容的考辨。他的《读谬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评中国历史教程》《读钱著国史大纲》《评罗香林高中本国史》《评国定教科书初中历史第一册》等就是例证。作者除了对这些历史教科书进行评述外，还对一些史事进行了考辨。比如，他的《评罗香林高中本国史》，就是针对罗香林书中的谬误进行的考辨。罗香林书中提到：“回族原蕃殖于内外蒙古之地，后渐西移，今日自天山南路，凡中亚细亚一带皆多数为此属占据。其语言文明教化，自成系统，亦与汉殊。其人种亦同属蒙古利亚黄色种系。”对于罗香林的这种说法，童书业利用各种材料进行考辨。认为罗香林“不但会把白种人说成黄种人，有改变种属的本领，还能把古代民族从北移南”。“罗君不但能把民族变种，把史实改造，还能把祖孙二人化合为一。”^［18］

此外，童书业在历史地理研究与春秋史研究中，亦怀着求实的理念，搜集大量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以考据的方法，对一些历史古籍作了考辨。

还有一件事说明童书业史籍考证是实事求是的。1949年，童书业在上海与所谓的“新史学派”展开了一场大论争。究其原因，就在于童书业始终认为考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想要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真貌的通史，“必须先行的、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是收集整理史料，没有经考据而出的真实的、客观的史料，就不可能写出真实的、客观的通史”^［19］。这时，处于对唯物史观探索阶段的“新史学法”中相当一部分人却是以教条的、武断的观念来对考据进行抨击，为此，就引发了治学求实的童书业的质疑。方诗铭说：“童先生以考据的方法研究。”考察童书业的许多论著，可以发现他的史学研究确实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是从一个问题、一个事件的考证上升到时代面貌、历史真相的考证。

求真的学术个性

“求真”是童书业的重要学术个性，所谓“求真”即认真理为准，不唯书、不唯上，敢于开拓，敢于进取。(www.xing528.com)

童书业的“求真”学术个性使他任何时候都不迷信权威，不迷信成说。这在他的史学研究中有非常多的例证。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实证科学。童书业从献身于史学领域的那一刻起，就把追求历史真理与研究历史的规律当做自己的一种天职。这种求真的责任感贯穿于童书业各个时期的史学研究，使他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捍卫史学的真理存在。

我们从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原来主张“西周封建论”，后来却又主张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界线。史学界不少学者及全国的历史教科书都以此观点为准，而童书业却坚持“西周封建论”的说法。他认为中国西周是宗法封建社会。早在1951年，童书业在《文史哲》中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究竟开始于什么时候，至今还不曾有定论。我个人是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说法（虽然一年以前，我曾主张过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晋），因为根据文献的引用，这种说法似乎比较有力。”^［20］同时指出西周是“早熟性的封建社会，是建筑在比较低的生产力之上的”^［21］。并且从经济、社会结构、贵族与农民的法律身份等方面加以论证。1959年，童书业在《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了《生产力与古史分期问题》，他在文章中说：“我个人是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说法的，在用题论证明我的说法时，确实发生了些修正主义观点的错误，这种错误必须纠正。但我们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说法，却还是可以讨论的。”^［22］

郭沫若是中国史学界的权威，但童书业并不是一味迷信，对于其史学研究中的不正确的观点也进行批评。郭沫若是竭力主张“亚细亚生产方法”就是原始共产社会的。这是他在1947年2月20日所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译本序言中所提出的。童书业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1951年春天，童书业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文，针对郭沫若的观点，发表自己不同看法。他认为，郭沫若的看法有两点可以商榷：（一）“亚细亚”的就是共产社会，而“宗长式”只是一种落后的组织（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才发生的一种组织，可以留存在于某些地方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并不完全等于原始共产社会。（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大致作于1845年至1846年间。而“在1847年时，社会底前史，在一切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之前之社会组织，差不多完全不知道”（恩格斯），在1847年时还不知道的原始共产社会，自然不能在1845、1846年就被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宗长式”，既然不完全等于原始共产社会，那也就不等于“亚细亚生产方法”。童书业认为，郭沫若的结论虽对，“但所举的证据却还不能够作证明（至少不能作为坚强的证据），要证明‘亚细亚生产方法’，就是原始共产社会，还得另找证据”^［23］。

即使对于自己的老师顾颉刚，童书业也不盲从，对于他的成说不完全迷信。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主将。^［24］他们利用考证的形式来批判旧学术，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坚持史学的真实性，坚持历史学真理，童书业发表《古史辨派的功过》一文。对“古史辨派”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从七个方面指出其成绩，即批判了封建道统所依据的伪古史，在客观上对于封建制度起了反抗作用；证明了中国古史传说某些非历史性；开了批判中国伪古史的风气；搜集整理了古史的传说，编成了一些古史传说材料；解决了一小部分古史上、古书上的问题，特别是在批判《尚书·虞夏书》《易传》等文献上；大致解决了一部古史传说上的问题，特别是盘古、三皇五帝、禹等系统上；提出了怀疑古史、古书，勿轻易信古的风气。同时，从六个方面指出其错误，即宣传了胡适派的实用主义史学、考据学的观点和方法；承袭了清末今文学家的武断“治学”态度；造成史学界某些唯心不科学的方法；宣传了胡适派及其他人的一些史学上的错误“结论”；在客观上抹杀了中国原始社会史；宣传了以考据代替史学的错误理论。由于这篇文章写于“文革”时期，某一些观点可以商榷，但他敢于给以其老师顾颉刚为主将的“古史辨派”以实事求是的评论，反映了童书业不唯上、不迷信成说、敢于进取的求真的学术个性。这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1］童教英：《前言》，《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上册，第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2］童书业：《〈论语〉、〈孟子〉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增订本附录，第309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3］童书业：《〈论语〉、〈孟子〉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增订本附附录，第309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4］童书业：《〈论语〉、〈孟子〉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增订本附录，第319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5］童书业：《略论古史分期讨论中理论结合史料问题》，《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第349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6］童书业：《春秋史》自序，《春秋史》，第3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7］顾颉刚：致童孝英信函（1973年），《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校订说明》，第3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8］童书业：《论孔子政治思想的进步面》，《先秦七子思想研究》增订本，第50-51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9］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

［10］童教英：《前言》，《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上册，第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童书业：《顾颉刚著三统说的演变案语》，《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第656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2］童书业：《顾颉刚著潜夫论中的五德条统跋》，《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第689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3］童教英：《前言》，《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上册，第20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4］童书业：《考证学的科学规律》，《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第845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5］童书业：《考证学的科学规律》，《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第846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6］童书业：《考证学的科学规律》，《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第845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7］童书业：《李自成死事考异》，《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上册，第31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8］童书业：《评罗香林高中本国史》，《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第749-750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9］童教英：《前言》，《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上册，第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20］童书业：《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第173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21］童书业：《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第179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22］童书业：《生产力与古代分期问题》，《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第452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23］童书业：《论“亚细亚生产方法”》，《童书业古代社会论集》，第191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24］童书业：《古籍考辨丛刊第二集序》，《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第842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25］童书业：《古史辨派的功过》，《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第843-844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