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复戡先生：风范千秋

朱复戡其人其事

史　波

冯广鉴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朱复戡篆刻集》，首页即为一枚朱文大印，印文为“梅墟草堂”，边款则是梅墟草堂读书图，并有款字曰：“壬戌夏，百行自刻”，集子中还有“梅墟朱氏”“梅墟草堂读碑记”“鄞朱方玺”“梅江渔者”等印作。从印章的内容中即看到书画篆刻大家朱复戡先生与鄞州梅墟的情感与联系。

梅墟为鄞州古镇，位于鄞州东部，甬江南岸。曾有旧志曰：大梅山者，汉梅子真旧隐处也。昔有大梅生山中。吴大帝伐之，其上则为会稽禹祠之梁，其下则为它山堰梁，皆名“梅龙”。二梁之余，飞入定海，横亘江北，是为梅墟。梅墟镇现有两条呈丁字形的街道，贯穿镇中的为梅墟路，而沿江的那条陈旧而略显狭小的横街则为梅江路，沿着梅江路向东南行二三里许，在路的左侧可见一老街口，有一拱形街门，门额上依稀可见三个楷书题额“东一街”。短短二三十米的街道两边还保留了原来曾为店铺的老建筑。沿着梅江路再往前走便有一个名曰“大井河”的入江口，跨有一五孔碶闸亭桥，名曰“鄞县邱隘区高产碶”，是桥建于1967年3月，现仍发挥蓄水与排涝作用。而河岸上铺设的河埠台阶石板，竟然是许多文人墨客及政要题刻的墓碑，有清朝鄞县进士陆廷黻、高振霄的，有民国江苏武进籍书法家唐驼的，还有被誉为“当代草圣”的陕西三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可见此地不同寻常。

朱复戡先生（1900-1989）为明代宗室桂王后裔，即“前朝与天子同宗”，明末迁居鄞州梅墟，直至其祖父辈移居沪上，先生光绪庚子年（1900）出生于上海。朱复戡先生原名义方，字伯行，号静龛。后改名朱起，40岁后号复戡。其实，他还有许多名号及别署，从朱义方演变过来的有：朱方、朱朱方、朱仪方、朱艺舫。从伯行演变过来的有：白行、百行、伯寅、白婴、伯赢、白赢。除了以上名号外，还有子训、适存、建中、静戡、伏戡、梅墟钓徒、石山樵、风满楼主、秦诏铜量楼主、紫阳书堂主人等，其中的“梅墟钓徒”“石山樵”别号寄托了先生对鄞州梅墟这块故土的深情厚谊。另外，因宋朝有大儒朱熹，号紫阳，故又取名为朱紫阳。更好玩的是先生早年曾在张静江和戴季陶等人合股经营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场务科长时取的名。张静江，浙江湖州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曾代理过国民政府主席。戴季陶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原名戴传贤，又名天仇，其意谓与清廷有不共戴天之仇，清廷既灭，便学历史上发财致富的陶朱公，遂将名改为戴季陶。于是，朱先生学样将陶朱公的“陶”字移到最后，把朱公陶作为自己的名字。先生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名字“朱振邦”，其实是“至尊宝”的谐音。牌九中六、三一起称“至尊宝”，为最大，通吃。因为名字太多，以致于圈外人实难知其所以然。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为其作品集写序中提到这么一件事：曾有日本人拿了一张书画名家的单子，来中国购买书画，其中除有朱复戡名字外，还有名字四周加了黑框表示已故的名家朱义方，殊不知其实是同一个人，令人啼笑皆非。无独有偶，当时国内书画界中也闹过一个笑话：某年，全国书画名家在青岛举办展览，朱复戡先生与钱松岩、潘天寿、俞剑华、王雪涛、王个簃、李可染、陈大羽等诸名家相叙一堂，陈大羽问朱复戡先生：“朱义方和您老是不是本家？我学篆刻，就是从《朱义方印谱》开始的。”先生听了笑而不答，俞剑华在旁告诉他：“朱义方就是朱复戡。”吴大羽这才恍然大悟。所以沪上书画名家马公愚称他“于名信手拈来，于利随手挥去”。

先生自幼聪慧过人，很早就显现了艺术天才。5岁时在父亲的督导下于青砖上临池习字，每日尽一盅水，严寒盛暑长期不辍，初习《张猛龙碑》与《龙门二十品》。6岁起从客居于沪上的东北籍翰林王秉兰读许慎《说文解字》，习小篆，写石鼓。8岁那年除夕，朱复戡先生随父至沪上怡春堂扇庄，见室内有书家挥毫遗留的梅红联纸及剩墨，不觉技痒，便爬上案桌大胆书写起来，其父亲阻拦不住。他连写十多副，并署款“七龄童子朱义方”，第二天即抢购一空。那位曾制销“龙虎”人丹与“乐口福”麦乳精而发家的余姚籍大亨黄楚九创办了娱乐场大世界，为招揽游客，得知这一消息后，特请朱童子来现场表演，并在各报刊登“神童对客挥毫”广告。时书画大家、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先生也闻讯赶来，坐在对面观看。毫不胆怯的朱复戡用丈余纸书写起了石鼓对联，当时，作为书写石鼓文高手的吴昌硕先生大为惊讶，摸着他的手直呼：“神童！神童！”并收其为徒，还称其为“小畏友”。于是，朱复戡先生便得以师从吴老学习书法篆刻，在上海滩名声大振。在朱复戡先生12岁时，曾为甬上阿育王寺书写“大雄宝殿”擘窠大字匾额，惜在浩劫中遭毁损。后该寺方丈通一法师得知朱神童还健在，特邀其重书横匾，为此，还特开寺院大门作为贵客迎接，当时轰动甬城，摄影记者拍了很多照片，许多报纸纷纷登载，同时书写的还有“法相庄严”匾额。16岁时，朱复戡先生的篆刻作品入选扫叶山房刊印的《全国名家印选》。1919年，18岁的朱复戡先生从上海中法学堂（今上海市光明中学）毕业，精通法语，并由吴昌硕先生介绍加入了名家云集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会员，由于他经常随吴先生出入艺术圈，且两人年龄相差悬殊，便被人称之为“一老一小”。23岁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朱复戡先生的《静龛印集》，是集由吴昌硕先生题扉并审定，罗振玉题签，发行后即风行海内外。

朱复戡先生书画诗印俱胜，于“四绝”中当推印为第一，书为第二，再则国画，诗文随后。其印章总体风貌古朴茂穆、苍劲雄浑。然有前后两个时期区别，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为界，前期风格颇似其师吴昌硕，从石鼓及砖陶铭文中得法，古朴茂穆。后期则更为苍劲雄浑，有自家面目，这与其从事商周青铜彝器文字纹饰研究有关。特别是1950年前后为汪统所刻的百枚印章，标志着以古玺印为主的个人印风形成。对于这一路印风，沙孟海先生十分倾倒，他曾托人携两石求刻并致书曰：“当今书刻尤以治古玺者，应推老兄第一，并非面誉……”有一年，曾获诺贝尔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丁肇中先生与马苏珊女士举行婚礼，朱先生刻两印作为贺礼，印章中间为中文姓名，四周纹饰刻的是古篆化的英文姓名与英文头衔，丁氏夫妇得印大为惊叹。朱复戡先生篆刻作品除早期出刊的《静龛印集》专集外，还陆续出版过《复戡印集》《朱复戡印存》《朱复戡篆印墨迹》《朱复戡篆刻集》等。台北的《印林》曾刊登《朱复戡专辑》，日本的《知远》则印行《朱复戡书画篆刻专辑》。朱复戡先生非常敬仰恩师吴昌硕先生，1984年，为纪念吴昌硕140周年诞辰，上海《书法》杂志推出了《吴昌硕专辑》，朱老专门作了一篇《怀念吴昌硕》文章，情文并茂。

对朱复戡先生成长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还有一人，即“浙江三杰”之一的张美翊先生（1856-1924）。张美翊，浙江鄞州人，字让三，号蹇叟，清末学者、古文字家、地理学家。光绪三十年（1904）任直隶知县，官四品。后曾随担任过宁绍台道的薛福成出使西欧，游历英法意比各国达5年之久，回国后任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即为现今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和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参与刻印《四明丛书》《续甬上耆旧诗》，著有《东海海岛图经》六卷、《布加利亚国志》等国家地理人文志五种。17岁起，朱复戡先生在张老指导下读《聪训齐语》《劝戒录》《薛星使全集》《古文观止》《左传句解》等，并临写《道因碑》。由张美翊先生介绍结识了碑书大家李瑞清，学《流沙坠简》，写《华岳庙碑》《爨龙颜碑》《爨宝子碑》。1922年5月，朱复戡先生赴甬，问学于张美翊先生居所宁波后乐园薛楼。薛楼在中山广场西侧，原为府署后园建筑，道台薛福成离任后即将此赠与了张美翊先生，现已不存。在薛楼，朱复戡先生用符秦《广武将军碑》字体，为张老所藏的西晋太康年九月九日砖砚刻砚铭。其文辞曰：“太康砖，晋初肇，中研材，发笔藻，子子孙孙其永宝。百行造。”字迹古朴精妙，与原有古文字浑然一体，且相映成辉。张美翊先生见状甚为欣喜，随即题跋以志此事，并有“使冬心、叔未诸老见之，当畏此后生”之语。慈溪文史家冯君木先生见此砖，亦赞不绝口，并题词曰：“朱生义方，复老早年之名，天才骏发，临摹碑版，下笔即是。又工刻石，秦玺汉印，往往乱真，年未二十，驰誉海上，琪花珠树，诚所宝而爱也。顷为张蹇老造砚，铭词既雅，书刻尤古，合之砖文。可谓四美观俱矣。”这方砚铭拓本，因张美翊、冯君木两先生作跋题字，朱先生慎重珍藏多年，晚年他又写了题记：“十年浩劫，童年作品散失殆尽，顷捡归箧，得观此拓，恍如隔世物也。”从师期间，张老还为朱复戡先生订立了《朱义方书画篆刻润例》，例文曰：“楹联四尺二元，余递加；堂幅四尺四元，余递加；屏条每幅照堂幅对折；市招每字一尺一元，余递加；纨折扇册页每件二元；名刺每件一元。书润照书例加倍。篆刻石章每字一元，牙章加倍。寿屏墓志面议，各体同价，先润后笔。收件处：上海汕头路三号海上题襟馆。北京路西首瑞康里四弄七六五号。宁波同乡会内四明文社及各大纸庄。宁波道前文华阁纸号。新巷弄菉猗张宅”。爱其人品与才华，张美翊先生还将外孙女陈纫梅许配给复戡，并在宁波鼎新街30号结秦晋之好。

朱复戡先生交友甚广，与侪辈大家张大千、沙孟海、马公愚、刘海粟等，交情笃厚。与大千居士相识还有一段趣事：大风堂主人张大千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九华堂见到朱复戡先生苍茫高古的书画篆刻作品，误认为是老先生所为，登门欲拜为师。见其为一翩翩后生，不禁愕然。后张大千在朱复戡先生撮合下，最终拜曾熙为师。张大千对朱复戡先生的才艺十分推崇，他曾在《朱复戡先生润例》中这样介绍：“大千漫游南北数十年来，所见近代名家书画篆刻，能超越时流，直入周秦两汉晋唐，融合百家卓然开一代宗风者，唯朱君一人而已……”而与鄞州籍著名书家沙孟海先生交好，则始于宁波后乐园薛楼共同学书期间。沙老在回忆往事中说：“在鄞县后乐园中，一起从张蹇叟老师学书法，每逢得到一部新帖，别人都抓紧临写，唯朱义方袖手旁观。当他暗自揣摩，认真分析，知其规律后，拈笔一挥，便略具大意，再而三，便得酷似。”他们两人还共同为家乡咸祥大嵩赈灾捐献了多幅书画作品。故复戡先生逝世后，沙孟海先生挽联中有“弱岁记游踪，后乐题襟寻鸿爪”句。1922年10月，受沙孟海先生之托，朱复戡先生为其引导拜访了吴昌硕先生，沙孟海先生得以从师吴老。朱复戡先生与刘海粟相识相交很早，刘海粟先生创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即聘其为教授，曾有人问及对朱复戡先生的评价，刘海粟先生说：“论名气，是我大。论本事，朱君大。朱君这个人做学问很精到，就是做人太懒散。”朱复戡先生在美专当教授，口才极好，以至于吸引了别班的学生，附徒甚众，有不少后来成了名家，如黄若舟、来楚生、施南池等。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因跳舞而忘记了上课，最后，因不愿意受学校的束缚，推荐了当时书画家马公愚先生代替他。朱复戡先生与书画家马公愚相识相交，则归功于同执教于美专的马公愚的兄长马孟容先生。马家乃永嘉大族，有“书画传家三百年”之称。马公愚先生于书艺四体俱精，亦擅长刻印，在沪上也可称得上是佼佼者，他对于朱复戡先生的才华也是称许备至，谓“余生平最钦服惟老友朱君复戡”，并认为“度越前人别开蹊径而自成宗派，实千年来一人而已”！

朱复戡先生早年家庭富裕，年轻时爱好十分广泛，且玩性十足，喜欢玩车玩枪，喜好跳舞武术，又是京昆戏曲票友。在美专教书期间，他经常开着当时上海滩难得见到的豪华小车，此车是进口的“斯蒂派克”，八只汽缸，车体为流线型，车身都是玫瑰红色，唯车顶是黑色，十分威风漂亮。1927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宣布“下野”，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并向宋家求婚。蒋介石回国后，于12月1日与宋美龄女士结婚，婚前准备一切顺利，但宋美龄提出结婚要用红色轿车以讨吉利，而当时蒋宋两家的车虽豪华，却都是黑颜色，黑色是“大孝”色，怎么办？幸好当时孔祥熙的下属、中央银行的副秘书长范鹤言是朱复戡先生内兄，于是，由范出面向其借车，但朱复戡不愿意将新车借人，便托辞自己出门要用车。最后，蒋介石只好把自己的车换给他用，才得以借到这辆红色的豪华车办了喜事。说起跳舞，还有一件十分奇特的事。1931年11月19日晚，朱复戡先生与朋友在陆小曼家跳舞，突然陆床头德国造的玻璃镜无故坠落摔碎。是夜噩耗传来，陆小曼丈夫、诗人徐志摩因所乘飞机失事死亡。后来，朱复戡先生还帮助料理徐志摩的后事。朱先生对京剧、昆剧十分爱好，这与他师从吴昌硕先生有关，因吴老经常携复戡赴梨园品赏京剧、昆剧，时间一久成了票友。朱复戡先生嗓子好，引吭高歌，颇有功底，他还参加了由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组织的“雅歌集”，并陆续结识了梨园名流余叔岩、龚云甫、程砚秋、梅兰芳等。清京师九门提督李征五曾说过这样的话：梅兰芳与朱复戡是世上两个最美的美男子。1961年梅兰芳先生逝世时，朱老曾用梅兰芳出演过的剧名写了一首挽诗，通篇情真意切，诗曰：“痛惜贵妃辞醉酒（《贵妃醉酒》），蓝桥魂断哭梅郎（《断桥》）。花飞云散悲天女（《天女散花》），凤去巢空还羽裳（《凤还巢》）。金殿利锋倾宇宙（《宇宙锋》），玉堂春梦隔幽苍（《玉堂春》）。生离死诀绵绵恨（《生死恨》），从此虞姬别霸王（《霸王别姬》）。”真是写绝了，无怪乎李征五说：“朱义方，乃江南第一才子！”(www.xing528.com)

朱复戡生性散淡，无意仕途。1928年，蒋介石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任海陆空总司令，欲请朱复戡先生担任国民政府秘书长一职，当时，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先生亲抵上海来请，朱老只随邵力子去南京游玩了一趟，最后以家训“一不做官，二不经商”而谢绝秘书长之职。那位曾寄养在朱家的戴季陶，为报答复戡父母对其养育之恩，从政发达后曾授意委任朱复戡先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并授委任状、陆军戎装与佩剑，结果，被朱先生搁置一边。1938年起，由于日寇侵占上海，朱复戡先生被迫避难武汉、南昌一带，颠沛流离，并被兵匪刘琼部所挟持，拜为“军师”、“参谋长”。后因遭日军追击，刘部逃跑，朱复戡先生才得以脱身，直到1946年春才返回上海。

1958年起，朱复戡应山东省政府邀请，在济南设计山东省工业交流展览馆，后又担任山东省农业展览馆总设计师兼绘画组长，主持过山东省农林厅主办的山东省美术教师、美术工作者学习班工作，负责课程编排，教授国画、书法、油画、设计、图案等课程。1961年春，由山东省政府拨经费，朱复戡先生在泰安岱庙主持“天贶殿宋代壁画”临摹工作，并作《岱庙天贶殿壁画临摹工作书草案》，对岱庙天贶殿壁画作初步考证。此时，朱老居泰安岱庙汉柏院，后被山东省政府安置在泰安县政协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朱复戡先生被抄家、批斗、游街，深受厄苦。他曾说：“别人关入牛棚，我被赶入猪圈，那时被迫住在泰安南区一个山坡下的破屋，八九个平方，只放一张床，其他没有像样的家具。而床下正好是个下水道，且是泥地，所有东西只得堆在床上，晚间蜷缩半床，聊以睡眠，而那些红卫兵恶作剧，把外边的阴沟塞住，致污水泛滥室中，逢到天雨，又遭屋漏，致未被抄的零星文翰也都烂掉。”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仍抱着坚强乐观的精神对待生活。“泰山有古松，探首望人龙。历尽百千劫，依然挺劲胸。”这是他所作的《咏泰山松》诗，其实也是他性格与精神的写照。

山东为古代齐鲁之地，文物荟萃，朱复戡流寓多年，对当地的碑碣、青铜器文字考据有较大贡献。相传秦始皇建国，登山刊石颂德，在山东峄山、泰山、琅玡台等地刻石7处，为李斯所书，惜多已不存。其中《泰山刻石》当为秦篆代表，原碑有223字，奈何历经两千年的悠久岁月，风化残蚀甚为严重，仅存10字，为莫大遗憾。1983年春，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负责人与朱老谈到《泰山刻石》问题时痛心疾首，提议恢复旧观。朱复戡先生立即应允，逐字考证原碑内容，一一补齐缺字，所补字体古朴浑穆，书法与原碑风貌毫无二致，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书法史的贡献。另外还有一件事，在山东阳谷县景阳冈村十字街，武松打虎处有一座古碑，因年代久远，碑文遭风雨剥蚀，只剩个别字依稀可辨，这座碑何时建立不得而知，后由数位专家考证为明初所建。直至1988年，朱复戡先生到此，见其“武”字与“虎”字并非明人写法，只有宋人才有，便断定此碑应建于南宋，多年的疑惑顿时冰释，这也给《水浒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朱复戡先生对商周青铜器古文字研究颇下功夫，除临写青铜铭文外，还就其文字、纹饰、形制进行考证，为此还与文豪郭沫若先生吵过架。20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说过这样的话，现在能辨识古文字的人还有两三个活着，其中一个在山东。这个人就是朱复戡。

朱复戡先生于书法一艺真、草、篆、隶俱胜，而尤其于篆书、草书成就最大。其书风一如其印风，亦古朴茂穆、苍劲雄浑。对于书法，朱复戡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将书法诸体以数学术语形象地分为两个等级，其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属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为初等数学。大篆、草书为高等数学，故先生于后者钻研尤为着力。其学生黄若舟在撰写《书法教学》一书中，就如何写篆曾求教于朱先生，先生赋诗《答问》以解其惑，曰：“商周甲骨与钟鼎，大篆通称古籀文。直下雄浑收玉箸，纵横挺劲拔钢筋。挥毫落笔锋梭藏，用墨随心枯湿分。相问如何写大篆，别无诀窍可言云。”在古风《白头吟》中谈到草书渊源时曰：“信手写来大小篆，史籀李斯似旧识。汉魏以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出。以篆作草宗张芝，出入羲献复颠旭。”寻源溯流，篆草两者关系昭然若揭。针对流传下来的明人韩道亨的《草诀百韵歌》，朱先生在其出版的《朱复戡修补草诀歌》自题扉页中写道：“原书写的是知其然，我只补充一些所以然，那就可以融会贯通，机动运用了。”他十分钦服晚明书家的创新精神，谓“明末三家，黄道周、倪元璐、王铎，雄浑古穆，实胜唐宋八家”。在草书创作中，朱复戡先生有着强烈的创新精神，将灵动与厚重、萧散与雄浑有机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朱派书风，其代表作品集有《朱复戡草书千字文》及《朱复戡墨海遗存》等。

朱复戡先生晚年因患肺癌回上海定居治疗。1979年，在西泠印社75周年大会上被吸收为社员，并当选为理事。1985年与1986年在无锡、深圳举办了“朱复戡教授金石书画展”。1988年，国务院为他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朱复戡艺术研究室”。研究室才成立一年，朱复戡先生便病故了。在上海住院期间，朱镕基市长说这个人要抢救，是国宝级的，一定要尽全力。朱复戡先生逝世火化后，其夫人与子女认为骨灰匣太庸俗，拟以一精致花瓶代替，搜罗再三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便想到用朱老生前喜好的青铜器皿。最后，将其骨灰装在他自己设计的青铜器“中华鼎”内，并加了一个盖，盖的纹饰按他生前所喜爱的九龙图案制作。朱复戡先生逝世后，《文汇报》刊登新华社通稿《朱复戡先生治丧委员会讣告》，方毅、谭启龙、舒同、朱镕基、陈至立、刘海粟、沙孟海等政要名人纷纷发来唁电，敬献花圈，寄托哀思。其中有两条挽联对朱老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其一为著名学者苏渊雷所撰，曰：

本色天真，人生归有道；
笔精墨妙，艺术足千秋。

其二为著名画家吴青霞所撰，曰：

彝鼎篆刻兼书画，艺苑久钦推祭酒；
高龄硕德望期颐，瀛海今悲失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