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名家张雪门
章国荣
宁波海曙区公园路192号有座饱经沧桑却极具现代气息的独特建筑,这就是宁波最早的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幼儿园——宁波第一幼儿园。其前身为私立鄞县星荫幼稚园,意喻星光闪耀,绿荫如伞。创办宁波第一幼儿园并担任首任园长的,是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张雪门先生。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幼教界就有“南陈北张”之说。“南陈”即南京的陈鹤琴,“五四”运动后新教育的第一代创业者,我国幼儿教育的奠基人;“北张”就是北京的张雪门,其影响遍及东北、华北、华东。这两位都是浙江人。陈鹤琴为浙江上虞百官人;张雪门为浙江鄞县西乡人。这两人是中国现代学前教育史上的两座丰碑。尽管经历不同,观点也不尽一致,但他们两人有相同的文化底色,均矢志于中国化学前教育的探索。陈与张的家乡两地相距不过百余里,同属富庶的浙东宁绍平原,都有深厚的文化沉淀。南宋以后,文化学术南移,浙江遂成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重镇。到清初达到全盛,为宁绍平原乃至整个浙江留下了深厚的人文基础。浙江自古重教育,一些名门望族、世族大家,为保家族世代兴旺,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形成了浙人重视儿童教育的传统。由于重视儿童教育,浙江历代人文发达。据统计,清代进士多集中在沿海六省,而浙江进士占全国进士人数的15%,进士数比例居全国前列。文化基础厚重,重视儿童教育,这成为学前教育探索研究鸿才出在浙江的文化注脚。
张雪门,1891年3月生于浙江鄞县西乡。宁波是较早接受欧风美雨洗礼的城市之一,是现代学前制度在我国引入和试验的早期重镇之一。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来华传教士不断增多。为传教方便,他们开医院、办学校,中国现代学前教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传教士率先创办的。《南京条约》规定,宁波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由此,宁波便成为浙东接受西学的窗口。从1844年到1912年,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的女塾、女校、书院等教育机构达14所。传教士早期在宁波的教育活动,虽然目的在于文化侵略和奴化中国儿童,但也无疑为浙东感受现代学前教育提供了条件。
张雪门幼年时在家接受私塾教育,时间长达七八年之久。他熟读四书五经,国学根底颇深。后来,新学渐兴,他插班进入宁波府中学堂(后改为省立第四中学,现为宁波中学)。当时校长为马裕藻。1911年,张雪门于宁波府中学堂毕业。
1912年,张雪门应鄞县潘火桥旅沪富商蔡琴孙之邀,出任鄞县私立星荫学校(现为宁波市海曙中心小学)首任校长。1918年,星荫学校校董蔡琴孙欲耗银元400元,为其母做五十大寿,后蔡母劝说:“不如将此款筹划办一所幼稚园。”蔡琴孙遵其母嘱,就在星荫学校附近的参议庙创办了星荫幼稚园,并仍聘请张雪门为首任园长。这样创办于1918年的星荫幼稚园,成为宁波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幼稚园。
星荫幼稚园开学时,首批学生30人,除园长外,尚有保姆主任张琼英、助教谢冬梅和李云仙。学生毕业后发给证书。学费全年4元,果饵手工费2元。据1920年12月26日宁波《时事公报》记载,当时星荫幼稚园不但有三间教室,而且还“前有游戏场,后有幼稚花园”。当时游戏场地已设了滑梯、秋千、木马、翘翘板等活动器具,师生共同游憩,开展生动活泼的游戏活动。另据蔡琴孙之子回忆,为答谢蔡琴孙和其母办园之恩,当时星荫幼稚园曾由园长张雪门作颂词,保姆主任率30名儿童,共同到蔡琴孙家为其母祝寿并表演歌舞,在甬城一时传为美谈。
当时,中国的幼稚园教育由于创办者的目的不同,张雪门把它分为4类:(一)以培植士大夫为目标的幼稚教育。他认为清末仿效日本办理的蒙养院就属于此类。它们都是以“陈腐的学问、忠孝的道德、严格的管理,再加上劳心而不劳力的培养”为造就士大夫服务。(二)以培养宗教信徒为目的的幼稚园教育。他指出,教会办幼稚园都是以宗教为本位,力图通过宗教教育毒害幼儿,使之将来成为虔诚的信徒和帝国主义温驯的奴仆。(三)以发展儿童个性为目的的幼稚教育。他指出,这种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着重于使儿童有最大、最多的思考机会,是从意大利和美国传入我国的。他认识到这种观点不大适应当时我国的国情,教育不考虑社会需要,就没有多大效果。(四)以改造中华民族为目标的幼稚教育。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弱、愚、私,则在于国内封建的势力未曾铲除,而国际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甚。以后若诚欲改革中国社会的病态,走上光明大道”则其革命不在枪炮而在教育,应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生产的习惯与兴趣、团结的能力、客观的态度、自动的精神,并唤起民族的意识及反帝国主义的情绪”。所以,教育是改造中国的关键,而幼稚教育应居其始。他强调目前的儿童,便是下一代的民族。他认为优秀民族实基于幼稚教育,并提出改造民族教育有4项具体内容:一是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二是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三是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四是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而向帝国主义作斗争之决心与实力。
这些认识和观点,都是张雪门通过对沪宁一带参观考察,目睹当时一些日本式蒙养园或教会办的幼稚园对幼儿的不良影响而形成的。他对以奴化为目的幼儿教育深感痛心,遂立志投身幼教。1920年4月,为培养合格的幼儿教师,张雪门又与人合办了两年制的幼稚师范。
张雪门最早开始学前教育的实践与探索,自称“从民国六年到十一年,这6年时间里,我完全在幼稚教育上作实际的功夫”。他在自己任园长的幼稚园里,开设了“礼仪法、识字、礼教、唱歌、手技、谈话、游戏、体操”等以“培植爱国新人,辅助家庭教育”为宗旨的新的幼稚教育活动。家乡的星荫幼稚园是张雪门学前教育实践的起点。同年,张雪门应邀到北平任孔德学校小学部主任,并考察平津幼稚教育。
1924年,张雪门去北京大学任职,同年在教育系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受到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中共党员高仁山先生的悉心指导。没多久,张雪门译著的《福禄培尔母亲游戏辑要》和《蒙台梭利及其教育》相继问世。
张雪门研究我国的幼稚教育,是从幼稚园的课程入手的。他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参观访问,于1926年拟定了“幼稚园第一季度课程”,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引起了同行的注意。张雪门认为,幼稚园课程是给3到6岁的孩子充足的生活经验,好为未来做准备。幼稚园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幼儿学习到生活所需的技能,所以生活就是最好的教材。由于受到杜威“做中学”的影响,认为应从活动中学习,经由直接的动作与了解技能的操作过程,将操作经验变成自己的知识,所以他特别强调“直接经验”。他认为幼稚园是给予幼儿成长机会的地方,幼儿需要学习技艺,让自己有能力存活,所以教材要来自生活。课程的教材,则应贴近生活。但是并非所有的生活经验都能成为最好的教材,毕竟生活的范围太广泛,因此,只有幼儿喜欢并且能够做到的才能当教材。
1926年秋,张雪门返回北平孔德学校,任小学部主任,兼任《新教育评论》编辑,这为他进行幼稚教育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平台。
1928年秋天,孔德学校开办了幼稚师范班,请张雪门主其事。他受“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的启示,对幼师生采取了半日授课半日实习的措施。实习场所除孔德学校幼师办的幼稚园外,还借了一个蒙养园。不久他又创办了艺文稚园,也作为幼师生的实习场所。他规定,幼师生在三年的学习中,第一学年每周实习为9学时,分3次进行。每周有三个上午到中心园实习教育教学活动,以形成幼师生的基本观念和教学能力。第二学年的实习时间则主要由学生自己支配。在平民幼稚园里,从建园到管理,都让幼师生独立完成。第三学年的第一学期,一半时间在婴儿园实习,另一半时间在小学实习,使幼师生对幼稚园的两端都有所了解,知道如何使各阶段教育相互衔接;第二学期则全班下乡,开办农村幼稚园,使幼师生确立为城市平民及乡村农民的幼稚教育而献身的志向,忠诚于贫苦的劳动人民的教育事业。
1930年秋天,张雪门应著名教育家、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之聘,编辑幼稚师范丛书,并在香山见心斋开办北平幼稚师范学校,任校长。该校第一期毕业生当即被聘为园长或教师,颇受社会欢迎。由于香山远离市区,有诸多不便,于是将幼师学校迁到中华教育改进社所在地的帝王庙。
1931年,日本大举入侵中国,张雪门的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他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同时认识到今日之幼童就是未来的主人翁。从此,他开始了对幼儿行为课程的研究。(www.xing528.com)
张雪门认为,“生活就是教育,3至6岁的孩子在幼稚园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课程”。“生活即教育”,“行为即课程”完全依据于生活,“它从生活中来,从生活中展开,从生活中结束”。张雪门的行为课程以“生活”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点,重视幼儿生活本身的教育,实行幼儿教育生活化,使“生活世界”成为幼儿园课程源泉,让生活融入课堂教育之中。也就是幼儿园课程要生活化,课程要体现幼儿生活和经验,这为人们对幼儿园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张雪门认为,幼稚园课程应密切联系幼儿生活经验,适合儿童发展,其明显特点是“整个的”、“个体的”、“直接的”。
张雪门提出,课程要从六个方面体现幼儿教育的特色:一是要符合幼儿教育的独特性。幼儿教育有它的自身规律,其他教育是不能代替的,它应以幼儿的年龄特征和学习特点为出发点。张雪门在“行为课程”中指出,“幼儿一定先有了直接经验,然后才可以补充想象”。幼儿教育应通过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丰富的、让幼儿感兴趣的、由多种感官同时进行的活动来实现,这只能从幼儿天天经历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体现出来。二是要符合幼儿教育游戏化。幼儿生活的基本活动就是游戏,幼儿的兴趣与游戏相连。幼儿健全人格的养成有赖于游戏,游戏是对幼儿成长最具价值的活动,是最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活动,是幼儿最愿意从事的活动。幼儿教育与游戏密不可分。三是要符合幼儿教育实践性。张雪门明确提出,能够让幼儿实际行动的,都应该让他们去行动,因为,从行动中所得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从行动中所发生的困难,才是真实的问题;从行动中所获得的胜利,才是真实制驭环境的能力。四要符合幼儿教育主体性。幼儿有着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有他独有的、想法和感情。在他亲身参加的各种实践活动中不断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是幼儿主体性最直接的表现。张雪门指出,“幼稚园的课程,须根据于儿童自己的直接经验”。教育过程中要尊重幼儿,关心幼儿,重视幼儿情感的需求,充分发挥幼儿好奇、好动、好问的特点,让幼儿自主生成、自主探索、自主发现,使他们在生活实践中感知周围世界,获得直接体验,并形成丰富的内心世界。五是要符合幼儿教育的整体化。张雪门指出,“幼稚生对于自然界和人事界是没有分明界限的,他看宇宙一切的一切,都是整个儿的”。坚持幼儿教育生活化是符合幼儿教育整体化的,是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的,是符合幼儿学习的特点和规律的。整体化的教育向幼儿呈现一个完整的世界,引导幼儿去发现和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让幼儿用联系的眼光去理解这个世界。这在幼儿教育的实践中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六是要符合幼儿教育本土化。张雪门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我国疆域辽阔广大,有五十多个民族,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独特文化。每个幼儿园都处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及文化环境之中,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这些资源优势往往是与幼儿的生活直接相关的,是幼儿感兴趣的,也是最能引发幼儿主动学习的。
1932年,张雪门应北平民间大学、中国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之邀,为学生讲授《幼稚教育》。
1934年,张雪门聘请陶行知的学生戴自俺到幼师学校任教。由戴自俺带领三年级师范生与北大农学院合作,在北平阜城门外罗道庄开办了“乡村教育实验区”,区内除设有农村幼稚园外,还创办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等。
1937年7月上旬,张雪门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儿童教育社的第六届年会,8日下午忽闻发生“卢沟桥事变”,随后又探知日军入侵北平,他马上南下,在上海与熊希龄商定,将香山慈幼分院,即北平幼稚师范学校迁往湖南。后因遇到多重困难,又被迫迁往广西桂林。
1938年2月,幼稚师范在桂林东华门大街成立,招生2班。后因日寇逼近长沙,桂林遭到很大威胁,1939年又疏散至三江县。至1942年又招了4班,前后共招6班。当时广西全省99个县1个市均有幼稚师范的毕业生从事幼教工作,为广西幼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在此期间,张雪门还曾到陕西城固西北师范学院讲授《儿童保育》等课程。同时,还编写了《幼稚园行政》《儿童保育》等书。
由于日寇不断逼近广西桂林,1944年,幼稚师范又迁址到重庆江北县。几经迁徙,虽然历尽艰辛,但张雪门始终坚持幼稚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在重庆江北县,在张雪门的领导下,进行儿童福利制度的实验。为适应抗战时期的需要,他规定教育方向的重点在加强幼儿的民族意识和爱国观念,培养幼儿吃苦耐劳的习惯等。同时,张雪门还组织了师范生辅导委员会,拟定保育员训练规程和幼稚园办法,招收战时儿童保育院毕业女生进行保育员训练,积极准备进行儿童福利制度的推广。在他的推动下,当时重庆附近各地都成立了作为试验机构的幼儿园,仅重庆一地就成立了4个幼儿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张雪门抱着恢复北平幼师的意愿,返回北平。北平幼教界曾专门为他举行了欢迎会。当时,帝王庙原幼师校址改为女子第三中学。为此,张雪门为幼师的校址问题终日奔波,却处处碰壁。此时,正值台湾省民政处电邀他赴台办理儿童保育院,他便携爱女玫玫于1946年7月中旬前往台湾。
张雪门到台湾后,先后在台北开办了儿童保育院、台湾省育幼院、台中育幼院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51年,对儿童进行的是奴化教育,台湾光复以后,幼儿院面临的任务首先就是要肃清奴化思想的影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民族自尊心。为此,张雪门根据当地当时的需要,要求幼儿园必须在教育孩子明利害、别是非上下工夫,使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他还建立起从婴儿部、幼稚园到小学的完整的儿童教育机构。所有这些,对战后肃清日本在台湾儿童中散布的奴化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民族自尊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育幼院规模的扩大,幼儿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由于操劳过度,张雪门不幸患了眼疾——青光症。虽然住院进行了手术,但视力难以恢复,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1952年,张雪门不得不离开他工作了7年之久的育幼院,建“石室”,为久居之所,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在离开育幼院后,他仍然热心参与幼教工作,出席业务研讨会,担任幼稚幼师顾问,进行专题讲座,并在报刊上主办“幼教之友”专栏,等等。
1960年,张雪门突患脑病,半身不遂。在眼睛几乎失明、手脚失灵、耳朵失聪的状态下,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仍坚持幼儿教育理论的总结工作。他借用放大镜,在一天只能写几十个字的情况下,陆陆续续写下了《幼稚教育》《幼稚园课程活动中心》《幼教师资进修讲话》《幼教无际论》《实习之年》《幼儿的发见与创作》《从孩提到青年》《闲情集》《幼教论丛》等专著。加上他早年撰写的《幼稚园研究集》《蒙得梭利及其教育法》《幼稚园故事集》《幼稚园教育新论》《幼稚园教育概论》《幼稚园教材研究》等,共有专著十几本之多,为幼儿教育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被称为幼教之父。总计张雪门一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曾先后撰写了幼儿教育方面论著200多万字,这是他为人们留下的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为我国幼儿教育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值得后学者研读。
1973年,张雪门因脑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于4月18日下午病逝于台湾,终年83岁。
张雪门是一位爱国教育家,晚年虽客居台湾,但却心系大陆,曾有《芙蓉》一诗:“未向园林添艳色,时从来客系芙蓉。年来心似秋光淡,却忆西山一片红。”
西山即香山,诗中充分表达了他对北京的怀念。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他还不可能提出期盼返回大陆的愿望。
张雪门之子张香山,曾在宁波中学、效实中学就读。曾任天津左联负责人、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广播电视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中联部副部长,他也是我国日本问题专家,担任过多年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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