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霄：北宋名将后裔，书法独具风范

翰林书家高振霄

史　波

鄞州一地，山清水秀，人文渊薮。当我们倘佯于名胜古迹之际，或在庙宇内，或在古桥边，哪怕是在有些年代的墓地中，只要稍稍留心一下那些所挂的匾牌楹联，所立的碑刻，不经意之际常能看到书写者高振霄先生的名字，那古朴峭拔、俊雅挺秀且蕴含着书卷气息的法书，令人过目不忘。

高振霄为北宋名将高琼之后，故在他的书法中常能见到“武烈王孙”与“渤海世家”朱白文印。武烈王为高琼封号。高琼（934-1006），字宝臣。高氏的始祖为春秋齐国姜太公九世孙、上卿高傒。高傒二十五世孙高洪于东汉时期任渤海郡太守，子孙世居郡内蓚县（今河北景县），形成渤海高氏。因高琼勇猛过人，宋太宗登基后，即被任命为御龙直指挥使，后因屡立战功，相继改任天武都指挥使、领西州刺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归义军节度使等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宋真宗即位后，景德元年（1004）冬，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宋辽“澶渊之盟”事件。当时辽圣宗亲率20万大军南侵，直抵澶州（今河南濮阳），这是辽军深入宋朝境内最远的一次，形势告急，当时朝野震惊。在辽军咄咄逼人的气势面前，宋朝文武大员多主张避免交战而南撤，真宗对此犹疑不决。后在宰相寇准及当时身为侍卫亲军郡都指挥使的老将军高琼极力主张下，真宗亲自渡过澶渊率军迎战，宋军见此，军威大振。恰好辽军主将肖挞览刚被宋军埋伏的弓弩手射死，士气大挫，无心再战。于是宋辽双方举行和谈，签订了停战协议，此后维持了118年的和平局面。高琼也因立此大功，晋升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等职，去世后谥卫国武烈王。从流传至今的《越州萧山高氏家谱》看，北宋靖康年间，高氏子孙南渡至江浙一带定居，其家族散布于杭州、海宁、宁波、绍兴、温州等地。清光绪三年（1877）所修的浙江《海宁岩门高氏家谱》中仍署有“皇宋龙飞至道元年归义节度使兼侍御亲军都指挥使六世孙琼”字样。而于鄞州一地，武烈王高琼之后的高氏先人于宋建炎年间（1127-1130）随驾南渡，遂卜居于东钱湖镇高钱村一带，《四明谈助》对高钱有过这样表述：高钱山，山下有高、钱二族，故名，旧志称西亭山。层峦耸秀，下瞰深渊，人拟赤壁之胜。上有西亭庙，临高钱河。

不过，高振霄早年定居宁波老城区咸塘街钉打桥一带，后迁至尚书街芳嘉桥（又名方家桥）。咸塘街为东西走向，东至东渡路，西至开明街。咸塘街上原有两座庙，一座是现存于天一广场内的供奉神农氏的药皇殿，一座是现已不存在的供奉红脸海神菩萨的海神庙。咸塘街中段与碶闸街相交处有一处小小的桥，称为“钉打桥”，因为此处自古多打铁匠，日夜打铁锻造声不止，因此小桥以打铁时发出声响的象声词取名“钉打”，十分生动有趣。可惜，这一切现今已被摩肩接踵、商铺遍地的天一广场所替代。

高振霄（1877-1956），字云麓，别署闲云，又号顽头陀、洞天真逸，70岁后署学者、学庵、四明一个古稀翁、耋年励学，有斋室名曰：云在堂、静远斋、洗心室。他早年求学于马衙街马家私塾，业师为晚清重臣陈邦瑞先生（1852-1925）。陈邦瑞字瑶圃，一字缉侯，慈溪掌起陈家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丙子年（1876）进士。官至度支部右侍郎，以内阁中书充军机处汉头班刑部郎中、军机章京。曾典试顺天乡试，屡充阅卷大臣。识拔寒酸虚心下士，休休唯谨，有古大臣风。先后历官40年，掌财赋为最久，不封私殖，不树党援，介然确立终其任。陈邦瑞曾将慈溪师桥藕丝糖带入宫中，受到慈禧太后赏识，把它列为“御食”，责成地方每年向朝廷进贡。从此，三北藕丝糖得以名扬全国。辛亥革命后，陈邦瑞回到上海，出任宁波同乡会会长，曾号召宁波同乡团结创业，在宁波帮中享有声望。1925年卒于上海。10年后，高振霄先生怀念恩师，撰写了《慈湖陈瑶圃侍郎行状》。

1904年，高振霄参加了清朝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即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进士考试，正是科举制度废除的前一年，此时的中国已积贫积弱，备受外国列强的凌辱。1900年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发动了侵华战争。8月中旬，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而京城惨遭掠烧杀，不仅被称之为世界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付之一炬，而且用来会试的北京贡院亦遭联军焚毁，致使辛丑年（1901）会试停考，一直到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1903）方补行会试。而后的甲辰科与上期会试相隔仅一年，此科原应为正科，而后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改正科为恩科，因此被称之为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只是这最后两期的会试，苦煞了全国各地的举子及京城的主考官，跋山涉水，流离颠沛来到河南开封进行会试和主考，然后又赶赴回北京进行殿试。在殿试中，高振霄中二甲第四十七名进士，得入翰林院，官编修，时人常称呼“高太史”，因此，其书法作品中常钤有“甲辰翰林”印。那一科甬上得中进士的共计6人，除高振霄外，有余姚的朱元树、奉化的竺麐祥、宁海的章、镇海的吴晋夔，另外一位是同乡忻江明先生，为三甲第六十八名进士。当时，批阅高振霄试卷的房师为陈夔龙先生。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小石、韶石、号庸庵、庸叟、花进楼主，贵州贵阳人。8岁丧父，家境贫寒，困境中苦读书，于清光绪元年（1875）考取举人第一名解元。曾为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幕僚。光绪十二年（1886）参加会试，得中三甲第五名进士。庚子年（1900）任顺天府尹，后历任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陈夔龙在清廷任官，态度守旧，坚守“祖宗成法”，自以为有三件事可以自慰，“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入民国后，陈夔龙寓居上海，常叹“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从此断送，哀何可言”。(www.xing528.com)

清朝末年，迫于国内外形势，清廷推行新政，曾组织癸卯、甲辰两科进士学习法政，并选派一批人员去日本留学。1912年，清帝退位，建立民国政府，因时代变革，社会鼎新，这批进士命运各异。或辞官回乡，以鬻书卖文自给，或入仕民国，成为政府新贵。当时的高振霄拒绝袁世凯、段祺瑞直至汪精卫的利诱拉拢，先后在汉口、上海等地卖字、授课为生而艰难度日。淞沪战事爆发的前一年即1930年遂定居于上海福煦路四明村，与甬上老家过来的次子高式熊相依为命，以教书鬻书自给，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高式熊回忆起儿时父亲在沪上苏州河边谋生的情景，他是这样说的：当时，上海的铁行进货出货全在河边，码头上到处挤满了运货的船只。那里有一个十分有名的可炽铁行，在北苏州路上，二摆渡桥边的第一、二间门面，西面是乍浦路，南面是光陆大戏院。1930年，铁行陈老板聘请我父亲这位前清翰林做家庭教师，当时我10岁，跟着父亲住在铁行楼上。父亲上午教陈家的四个儿子，下午教我写字、读书，礼拜六父子俩回家住。这样过了一年左右，“一·二八”打仗了，家庭教师不做了，才离开苏州河。

高振霄居住的四明村位于上海福煦路923弄（今延安中路913弄）哈同路（今铜仁路）口，后通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由四明银行于1922年与1928年两次投资兴建，以银行名字命名。占地1.9公顷，总建筑面积为29150平方米，由凯泰建筑事务所黄元吉设计。四明村共有混合结构式砖木结构房屋118幢，房屋形式属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机制红砖墙清水勾缝，客堂前为天井，客堂后为厨房；楼上前部为卧室，后部为亭子间，亭子间上面设晒台；石库门门框用汰石子装饰，实木对开乌漆大门，还系上一对敲门用的铜环。总平面布置以南北总弄为轴线，建筑沿总弄两边行列布置。里弄南段为高标准住宅，北段为中等标准住宅，中段为低标准住宅。另在南端入口处有1幢独院式住宅，是四明银行董事长私人别墅。总弄考虑到汽车进出。宽度扩大为7米。由于土地紧张，建筑密度提高，层数为3层。四明村建成后，早期租赁给银行职员和文化界人士，曾有许多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居住过这一小区，有国学大师章太炎，有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有书画家吴待秋、赵润、吴青霞，有金石书画家王福庵、来楚生，还有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另外大名鼎鼎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与妻子陆小曼曾住四明村923号，1929年3月29日，印度著名的大作家泰戈尔访华时曾留宿于徐志摩家。高振霄先生的家在四明村78号，一直居住到1956年10月去世。现在，其子高式熊先生夫妇仍居住于此。

高振霄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得中进士的。当时，对举子的书法有严格要求，必须是馆阁体。馆阁体是属于官方使用的书体，通常为正规的楷书体，一般指流行于馆阁及科举考场的书写风格，是明清取士书体僵化的产物。它强调楷书的共性，即规范、方正、光洁，不强调个性，因此显得拘谨而刻板。而先生法书没有举子的习气，独辟蹊径而自成风格，这与其在书艺上的长期探索及刻苦用功分不开。高振霄寓沪期间，于文史与书艺用功尤勤。今天，从《静远斋高氏日钞》即高振霄手书治学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民国十三年（1924）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止，先生历时9个寒暑，每日黎明即起，分晨、上午、下午三个时辰，或临池习字，或读书咏诗，笔耕不辍。据其子高式熊先生讲，父亲每天清晨及早上基本以临帖习字为主，常常是四大张的毛边纸，两张魏碑，两张隶书，一直保持到去世前几个月。其书法以北碑及汉隶为宗，经常临写的碑帖有张猛龙碑、郑文公碑、张迁碑、礼器碑、华山庙碑，其书主要得法于郑文公碑。关于高振霄的书法，用康有为（1858－1927）的《广艺舟双》一文中评论郑文焯的文字来评价其书法亦十分合适，其文曰：“凡圆笔者，皆采撷其精华，故得碑意之厚，而无凝滞之迹。”又“然若叔问所作，以汉碑、北碑之本体，而写南帖超逸之气，则近人所少见”。郑文焯（1856－1918），字小坡，号叔问，别号大鹤山人。工诗词，通医理，精金石考证之学，工书画。高振霄先生的书法亦是如此，习碑版而不板滞，将南帖的灵动寓于北碑的古朴之中，从而形成了朴茂峭拔、清逸秀劲的风格，颇得时誉，一时求书者甚观，以至于有许多书迹与碑刻留存于各处。

现今，甬上的一些寺院亭阁，常常可以看到高振霄所书刻的匾牌碑刻，而在一些拍卖会或私人藏家的手里，还可以看到先生的法书墨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留存在甬上阿育王寺的两块碑刻，十分精湛。一块是位于舍利殿前右侧墙上嵌立的《阿育王寺重修舍利殿碑》，该碑高2.3米，宽1米。由慈溪陈邦瑞撰文，湘阴左孝同篆额，高振霄书碑，其碑书刻于1919年，为先生中年时期的代表作，是书笔方遒劲，字字珠玑，于规正处见变化，令人叹为观止。另一块则位于殿后母乳泉上方一石匾，上书刻有“散曼陀华”四个大字，每字一尺见方，其书与前者相比，更为浑朴，细细探究其一旁落款，当作于癸酉中秋（1933）。其墨迹佳品则有慈溪文物管理办公室所藏的高振霄手卷《沈药庵先生生圹志》，是卷尺高，长达二米半，有1940多个字，其字约桂圆核大小，以碑楷出之，略带行意，颇有淳雅之书卷气息。其书作于壬戊年（1922）孟春之时，亦为先生40多岁之力作。

高振霄亦能画，惜不常作，仅怡性娱情而为。1931年1月28日淞沪战事爆发，上海惨遭日本兵蹂躏。先生便画墨梅以明志，每天一早，先用四尺对开宣纸作一水墨梅花图，上题自作诗一首，由子高式熊送到同往四明新村58号赵润家，由其点评后取回，坚持近两年多，作梅花图达400幅，其题诗录入自存的《洗心室诗稿》，计有10册，只是这些墨梅图现多已轶散世间。赵润（1866-1937）字仲青，号半跛，湖北汉阳人，为寓居沪上的著名书画家。与高振霄先生友善，或诗词唱和，或艺事切磋，曾有《题奉化谢孝子传、后传，为鄞县高云麓太史作》诗，称高先生“秉笔为佳传，大书谢孝子”。高振霄先生在书画作品中，用印十分规正和讲究，除“顽头陀”、“武烈王孙”“渤海世家”等印章外，其书法作品中，常常根据尺幅的大小，配对盖印白文“高振霄印”和朱文印“甲辰翰林”两枚，而起首章则通常为长条形的“帝询艰苦”或“烈日青霜”印。印章均为当时篆刻及书画名家赵叔孺、竺麐祥、叶露渊、王禹襄、陶寿伯及其子高式熊先生所刻。高式熊先生现为西泠印社名誉副社长，是印社的老前辈，7岁起随父高振霄居，由父启蒙，习史书诗经，15岁起自学刻印，得赵叔孺、王福庵、张鲁庵指点，便成行家。青年时期即加入西泠印社，身列名家之中。27岁时完成《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印谱四册，此印谱以印社同人每人为一印，边款刻小传，计刻印220方，并捐原拓一部与印社。对此文史家郑逸梅先生有文字记述：“高式熊早年喜刻印，一无师承。且隐瞒乃翁振霄太史。一日，所刻印忽为赵叔孺所睹，力嘉奖之，并告振霄，遂为备印谱，公开习刻，艺乃大进，成名刻家。”抗战胜利后，高振霄不愿为国民党政府做事，与次子高式熊相依为命，双双鬻书、刻章，以此换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直至新中国诞生，高振霄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首任上海市长陈毅聘任他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第一代文史馆研究员，后当选市政协委员，有了正式工作和固定收入，生活得以极大改善。

高振霄先生生前十分喜欢红葵花。1950年初春，其子高式熊先登门拜访篆刻名家陈巨来。交谈中，陈巨来指着庭前红葵花说，此花种是从现寓居于沪上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陈夔龙先生的家中辗转出来后培育的。见高式熊先生喜欢，他便赠了一些花籽。这红葵花形状如“牵牛”，朵似名花“扶桑”，硕大色艳，芳姿丽质，清香四溢，让人心醉。经过高式熊的精心培育，红葵花在第二年7月便开放了，每株开花数十朵，每朵有五瓣，呈大红色。而枝干则亭亭玉立，风姿绰约，光彩夺目。高振霄看到恩师的花种播在自己家中，见花如见故人，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几年间赋诗数十首，借花抒怀，吟咏晚境生活的安适美好。名花有主红艳艳，父子情深意绵绵。1956年10月，高振霄因病谢世。对于父亲生前喜爱红葵一事，高式熊一直记挂在心上，为留下永久的纪念，高式熊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红葵花馆”。1997年春，著名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先生欣然命笔，以奔放灵动的草书，题写“红葵花馆”4个大字。高式熊先生得此珍品，如获至宝，请人精裱装框，并将其悬挂于书房内，成为“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