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花鸟画大家吕纪的风范千秋

明代花鸟画大家吕纪

史　波

吕纪，鄞州人，生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卒年不详。鄞州吕氏一门，为宋时吕祖谦南渡后从婺州迁入。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祖籍山西。吕祖谦奉西周吕尚即姜子牙为远祖，近祖有宋魏国公吕蒙亨。吕祖谦于宋孝宗隆兴元年中进士，复中博学鸿辞科，累官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吕氏为北宋显赫家族，吕蒙正、吕夷简、吕公弼、吕公著、吕希哲均为宰相，诸吕为官者不计其数。其家学渊源深长，被列入《宋元学案》的就有17人之多，故入南宋后有“传中原文献之学”说。吕氏家学博杂，不私一说而兼取其长。吕祖谦与朱熹（1130-1200）、张栻（1133-1180）过从甚密，时人以“东南三贤”称之。宋室南渡时，曾祖吕好亦携家南徙，栖居婺州（今浙江金华）。吕祖谦是南宋浙东学派中“婺学”的创始人。“婺学”又称“吕学”或“金华学派”。其后人迁至鄞州下木坑，明洪武间有吕氏入居城区木栏桥，并分居于沙井巷、采莲桥等地。采莲桥即为现今位于宁波城区天封塔南侧的莲桥街，据民国《鄞县通志》载：“莲桥街，旧名采莲桥下，横河头。”

关于明代花鸟画大家吕纪，在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人物篇》中是这样记载的：“吕纪，字廷振，号乐愚。纪画入妙品，独步当代。初学边景昭花鸟，袁忠彻以为出景昭上。弘治初征至京，待诏武英殿，造诣益精，能兼众长，尤工翎毛，所作生气奕奕，俱有法度，间写山水人物，自然入化。又能设色，久而不变。在画苑凡应制之作多寓讽规，孝宗亟叹之，甚见宠遇。卒无子，从子高，字崇岳，号松石翁，学纪翎毛。棠字德芳，号竹村，工翎毛，花卉俱能，克继纪业，棠写意之作亦颇隽雅。”明代期间，鄞州一地，才人辈出，同代同乡于书画艺文著称于世的尚有书法家丰坊、金石家金湜、戏曲诗文家屠隆。

明代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自从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重新建立统一的汉族政权，江浙一带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出现了工商业的市场经济，因此，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当时的经济生活，而且广泛地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绘画，不仅得以在唐宋元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演变发展，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逐渐稳定和文化艺术的发达，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与流派。在绘画方面，如以戴进（1388-1462）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1427-1509）、文征明为首的吴门派，以董其昌（1555-1636）、赵左等人为首的松江派、华亭派、苏松派，以蓝瑛（1585-1664）为代表的则另称为武林派等，流派纷繁，各成体系，各个画科全面发展，题材广泛，尤其以山水、花鸟画成就最为显著，表现手法有所创新。同时，宫廷绘画重新兴起。明代宫廷绘画的历史，从明代建国伊始就已经开始，经过永乐、宣德、成化、弘治几朝，宫廷绘画达到了兴盛阶段，到嘉靖、万历以后，逐渐衰微。而明代的院体花鸟画在成化、弘治年间达到了最高水平。从这一期间创作的花鸟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不但积淀了前代绘画的成就，而且也造就了诸多像吕纪这样杰出的宫廷画家。吕纪的花鸟画突破了前代院体花鸟画的程式，作品在精丽之中别具雄阔气势，形成自身工写相兼、以工为主的花鸟画新面貌。

明代的宫廷绘画初创于明洪武初年，时京城金陵的三殿、六宫建成，不施图画，太祖便令博士熊鼎类编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新殿厢壁，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厅堂走廊，并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书此备朝夕观览，岂不逾于丹青乎？”出于政治教育、树碑立传、宫殿装饰等需要，他征召天下善画之士，入内廷供奉，绘制历代孝行图、开国创业事迹、御容、功臣像等。长期供事于内府的画士有沈希远、赵原、王仲玉、盛著、周位、陈遇、陈远等人；也有的临时召入，事毕遣回，如相礼、孙文宗等。有少数画家因画御容称旨，被授官职，供奉于翰林，如沈希远被授以中书舍人，陈远授予文渊阁待诏。至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1360-1424）谙文墨，并重视书画艺术的功用。迁都北平后，所营建的宫殿、寺观，需要大量负责装饰布置殿门宫壁、室内画屏、窗根楣枋的艺匠，因此曾遍征天下知名画士至北京服务，其中包括画匠、裱工、木工、漆工等技艺之士。为书写诏敕、史册、文翰，也需要大批善书之士，如明代史学家黄佐（1490-1566）《翰林记》卷十九云：“永乐二年始诏吏部简士之能书者，储翰林给廪禄，使进其能，用诸内阁，办文书。一时翰林善书者，有解缙之真行草，胡广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沈度、王汝玉、梁潜之真，杨文定之行，皆知名当世。而三杨用事，各举所知，以相角胜。”明成祖曾试图仿效宋代翰林书画院体制，建立明代的翰林书画院，据明代文史家黄淮（1490-1566）《黄介庵集》阁门使郭公墓志铭记载：“太宗皇帝入正大统，海寓宁谧，朝廷穆清，机务之暇，游心词翰。既选能文能书之士，集文渊阁，发秘藏书帖，俾精其业，期在追踪古人。又欲仿近代设画院于内廷，命臣淮选端厚而善画者充其任。”后朱棣因几次亲驾北征而未能实施。然他对能书善画的入选者也作了安排，外朝华盖、谨身、文华、武英、文渊几处殿阁中，各有因艺事称旨而挂职。翰林院、工部营缮所和文思院也有隶属者，官衔则有各殿阁待诏、翰林待诏、营缮所丞、文思院使等，如文渊阁待诏陈运、翰林待诏腾用亨、翰林编修朱芾、工部营缮所丞郭纯等人。有的不授官而仅称供事内府、内廷供奉。

至宣德与弘治年间，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宫廷绘画遂达到鼎盛时期。宣宗朱瞻基（1398-1435）雅好诗文书画，尤擅绘事，经常将御作书画赏赐臣下。“宣德初，上尝亲御翰墨，作春山、竹石、牧牛三图，题诗其上，以赐大学士杨荣，并赐端砚、御用笔墨，及白瓷酒器、茶钟、瓦罐、香炉之类。翰林侍读陈粲尝获赐御笔竹菊图。”“帝天藻飞翔，雅尚词翰，尤精干绘事，凡山水人物花竹翎毛，无不臻妙。”由于皇帝的爱好与倡导，使明代院画日趋昌盛。宣宗以恢复两宋画院盛况为目标，除永乐时入朝供奉的画家边文进、谢环、郭纯等人继续留任外，还从江浙一带广泛征召民间高手如周文靖、李在、马轼、倪端、商喜、孙隆、石锐等人，一时名家云集。供奉内廷画家除少数安排原机构外，大多隶属于仁智殿和武英殿。所授职衔也有所提高，尤其授以锦衣卫武官名衔，领薪俸而不司军职。嗣后的成化朱见深（1447-1487）、弘治朱祐樘（1470-1505），均擅长绘画，“宪庙、孝庙御笔，皆神像，上识以年月及宝”。当时画院内名家很多，主要有林良、吕纪、吕文英、殷善、郭诩、王谔等人。宫廷院画创作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并形成明“院体”的时代特色。

吕纪于弘治年初应征入朝，始武英殿待诏，后授锦衣卫指挥使。明代宫廷书画的主要活动机构为文华殿、武英殿、仁智殿。文华殿为皇帝与皇太子讲读之所。内阁阁臣为皇帝讲解经史，或陪皇太子读书，召见大臣，皆御文华殿。由翰林院典藏的内府图书，亦存于文华殿内阁史馆。武英殿是君臣讨论政事之所，也是朝廷储存书画之处，还负责制作提供御用礼仪物品。“一应本监刊刻书箓，并屏障攘角，以及鞭扇、陈设、绘画之事，悉以委之。”依此职能，供奉此殿者多为画士，明末清初历史学家孙承泽（1592-1676）《春明梦余录》卷记述：“文华殿有直殿中书，择能书者居之；武英殿有待诏，择能画者居之，如宋之书画学是也。”可知明代的文华殿和武英殿职能，相当于宋代的皇家翰林书画院。武英殿画士的职责，明代刘若愚《酌中志》内府衙门职掌中有具体记载：“御用监武英殿画士所画锦盆堆，则名花杂果；或货郎担，则百物毕陈；或将三月韶光、富春山、子陵居等词曲，选整套者，分编题目，画成围屏，按节令安设。”可知宫廷画家创作多属装饰御用器物和殿壁的图画，包括花鸟、人物、山水等题材。仁智殿在武英殿北，为明代皇后受朝贺及列帝列后棺梓未葬前停置之所，也是画家、艺匠创作活动的场所。如明代文史家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卷九《仁智等殿官》所记：“凡杂流以技艺进者，俱隶仁智殿，自在文华殿、武英殿之外。”故此殿也类似宋代翰林书画院机构。明代的文华、武英、仁智三殿分别隶属于司礼监和御用监管理，“若文武两殿本自有别，文华为司礼监提调，与提督本殿大珰（宦官）相见，但用师生礼。武英殿中书官，先朝本不曾设，其在今日，则属御用监管辖。”司礼监和御用监，均为内官署宦官十二监之一，也就是说，明代宫廷书画家是在太监管理之下为皇帝服务的。司礼监为十二监之首，职权较大，负责监督、管理皇城的仪礼、刑法、关防门禁，并掌理内外奏章、照阁票批朱等，还控制东厂、锦衣卫，为宦官的总管所，相当于外廷的内阁，人称为“内相”。它也是宫廷里管理内府书画的主要机构，吕宓《明宫史》司礼监记：“司礼监提督一员，秩在监官之上，于本衙门居住，职掌古今书籍、册叶、手卷、笔、砚、墨、绫纱、绢布、纸札，各有库储之。选监工之老成勤勉者，掌其锁钥。”御用监是负责帝王御用器物的部门，《明史·职官志》记载：“御用监掌印太监一员，里外监把总二员，典簿、掌司写字监工，无定员。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螺甸诸玩器，皆造办之。”那么，武英、仁智殿的宫廷画家，亦为御用监管辖。

明代宫廷画家在宫内文华、武英、仁智三殿从事创作活动，月给俸粮，各司其事。宣德后则安排画家在锦衣卫任武职，然仅领俸禄，不师其职。锦衣卫是皇室的禁卫军，据《明史·职官志五》记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威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所属有南北镇抚司十四和各地所设卫所，卫所军官分世官和流官两种，世官指世袭出身的军官，官职分九等，即卫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卫镇抚（从五品）、实授百户（正六品）、试百户（从六品）、所镇抚（从六品）。宫廷画家的职衔基本上属于世官之类，由皇帝和内阁大学士亲自决定，若祖孙、父子、兄弟能书善画，也可以世袭，清代书画家胡敬（1769-1845）《国朝院画录》即指出：“明多假以锦衣卫衔，以绘技画工概授武职，经准袭替，其失也滥。”锦衣卫由于“恩荫寄禄无常员”，故皇帝可以随时授宫廷画家以锦衣卫武职，画院鼎盛时期，许多著名画家均任此职。这种授宫廷画家为武官制度虽提高了画家地位，但由于名实不符，也引起了朝臣的不满，曾多次受到上疏直谏，如弘治朝兵部尚书马文升言：“祖宗设武阶以待军功，非有临战斩获者不得轻授。今传奉指挥张玘辈，特画工耳，岁有俸，月有廪，亦既可偿其劳，或优宠之，赏以金帛，荣以冠带足矣。今竟概铨武秩，悉注锦衣，准其袭替，则介胄之士，冲冒矢石，着绩边陲者，陛下更何以待之？幸门一开，恐不足为天下劝。”明正德以后因滥加封赏，使之名声狼藉，一些宫廷画家遭人们鄙夷，有识之士耻与为伍，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记载：“正德初，逆瑾用事，时有工部主事徐子照者，亦起家进士，挟册与杂流并试，得升光禄少卿，供事于文华殿之中书房，士林贱之，不齿之缙绅焉。”明代宫廷画家除授以锦衣卫武职外，也有分属工部管辖的营缮所、文思院等行政机构，授营缮所丞（正九品）、文思院大使（正九品）等职，以供职领薪。由于品级较低，一般都由艺匠担任，多数画家初入宫廷也授以此职，受皇帝宠渥后再改授官阶较高的锦衣卫武职。宪宗、孝宗朝，宫廷花鸟画家吕纪授锦衣卫指挥同知，官从三品。林良（1428-1494），先官拜工部营缮所丞，后授锦衣卫指挥镇抚，官从五品。(www.xing528.com)

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形式，北宋《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云：“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本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在中国绘画中，凡以花卉、花鸟、鱼虫等为描绘对象的画，称之为花鸟画。早在工艺、雕刻与绘画尚无明确分工的原始社会，中国花鸟画已萌芽，发展到两汉六朝则初具规模。美国纳尔逊·艾京斯艺术博物馆所藏东汉陶仓楼上的壁画《双鸦栖树图》，是已知最早的独幅花鸟画。南齐绘画理论家谢赫（479-502）所著《画品》记载的东晋画家刘胤祖，则是已知的第一位花鸟画家。北宋的《圣朝名画评》更列有花木翎毛门与走兽门类，说明此前花鸟画已独立成科。而《宣和画谱》在总结以往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第一篇花鸟画论文《花鸟叙论》，深入地论述了花鸟画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阐述了花鸟画创作“与诗人相表里”的思维特点。经唐、五代及两宋，花鸟画这种绘画形式得到完全发展成熟。特别在五代，花鸟画出现了两大阵营，以西蜀黄筌为代表的一派，被称为“黄家富贵”，因为他们多描绘宫廷苑囿中的珍禽奇花，画法精细，并以色彩渲染而成。而江南的徐熙所代表的一派，则多取材于水鸟野卉，画法多用墨笔，色彩极少，相对黄筌一派的风格，这一派被称作“徐家野逸”。这些成就的产生对以后的花鸟画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身处明代中期的吕纪“初学边景昭，后摹仿唐宋诸家，始臻其妙。”综合有关记载，他入宫前主宗边景昭的工笔重彩花鸟，并仿效林良的水墨写意法，后临摹唐、五代及两宋名画，遂形成自身风格。其画风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水墨为主，略施淡彩，用笔较为豪纵；另一类则是设色浓丽，用笔工致，具有富丽的宫廷装饰趣味。从时间上看，他早年在家乡学的是边景昭的画风，工整细致，被征召进入宫廷以后，因为看到林良的画风极为时尚，故而所作也多为水墨淡彩一类的作品。而到了后期，其画风又回到工笔重彩的路子上。其中五代后蜀黄筌父子妍丽工整的院体风格对他的后期画风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黄筌（903-965），字要叔，成都人。因绘事供职于后蜀宫廷。北宋初年与儿子黄居宝、黄居寀、黄居实及弟黄惟亮等转入宋代画院。曾师从刁光胤、滕昌祐、孙位等人，取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尤工花鸟。他的画取宫苑珍禽为题材，用工整细丽的画法，画作有一种充满“富贵”之气的效果，深得宫廷贵族的喜好。吕纪继承了这一设色浓丽、用笔规正的画风，所绘多为凤、鹤、孔雀、鸳鸯之类色泽斑斓的珍禽，作精细勾勒和艳色晕染，画面色彩鲜艳厚重，画法工细精巧，讲求规矩法度，其花鸟形象逼真写实。在画幅的背景处理上，独树一帜，补以悬崖古木、坡岸巨石、滩渚流泉等壮景，并施以雄健笔法和淋漓水墨，使绚丽与清雅、华贵与野逸有机地融为一体，工笔和写意、色彩和水墨和谐地结合，作品在精丽之中别具雄阔气势，创立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新体格，有“独步当代”之誉。吕纪这类绘画风格很快风靡宫廷和民间，成为明代院体花鸟画主流。他创立的花鸟画新风追随甚众，特别在鄞州一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今，从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人物篇仍可以找到受其影响的诸多学生，如：“胡镇，字守宁，号秋泉，吕纪徒也。工翎毛，花卉山水走兽种种入妙，兼擅书学，纪之后遂称独步。”“吕远七，纪从子，写丹凤朝阳图，霞彩流动，精神意态不在纪下。”“萧增，字益之，亦吕纪之徒，工翎毛，从纪岁久，获其真诠，得意之笔与纪莫辨。”“刘俊，字克美，号半村，吕纪徒。画翎毛亦有生意。”“陆镒，字守重，号古愚。工花鸟，亦吕纪徒也。”“李文亨，字得愚，工花鸟，规矩吕纪，备极工巧。”

吕纪花的鸟画题材多样，但我们从他的存世作品中发现多以鹤、孔雀、凤凰、鸳鸯、锦鸡、鹰、雁、黄莺等色泽斑斓的灵性祥瑞珍禽为题材。对此，明末清初学者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云：“纪绘禽鸟如凤鹤孔翠鸳鸯之类，俱有法度，设色鲜丽，生气奕奕，当时极贵重之。”吕纪绘画题材选择上及其画风的产生与其宫廷画家身份是分不开的。宫廷绘画不仅与王朝的政治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同时还与统治者的性格、爱好、审美趣味紧密相连，因此，他的绘画风格也必然受到这些因素影响，明代宫廷绘画是为政治教化、宫廷装饰、帝王爱好服务的御用美术，宫廷花鸟画创作呈鲜明的皇家特色，即政宣功能、吉祥寓意、精工画风、富贵气息等，同时，花卉翎毛所具备的丰富色彩变化和强烈的装饰性又十分适合装点宫廷。在明代宫廷画家中，吕纪不仅画艺高超，而且为人正直，讲礼仪，同时还能“抚艺事以谏”而备受皇帝和史家称赞。《画史会要》卷四有言：“谨礼法，敦信义，缙绅多重之。其在画院，凡应诏承制，多立意进规，孝皇帝称之曰：工执世事以谏，吕纪有焉”。在宫廷画家中，能主动将花鸟画与政事结合起来，以寓进谏之意，可谓吕纪一人而已。

目前，宫廷画家吕纪传世花鸟画作品不少，主要有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的《桂菊山禽图》轴、《竹禽图》轴、《残荷鹰鹭图》轴及《鹰鹊图》轴；上海市博物馆藏《浴凫图》轴、《竹溪鸳鸯图》轴；天津市文管处藏《花鸟图》轴；辽宁省博物馆藏《狮头鹅图》轴；浙江省博物馆藏《梅茶雉雀图》轴；山东省博物馆藏《柳荫白鹭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竹枝鸲鹆图》轴与《秋鹭芙蓉图》轴；荣宝斋藏《榴花双莺图》；中国美术学院藏《花鸟屏》（十二条）；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四季花岛》四轴等。

中国画坛有“林良吕纪，天下无比”赞誉或“南林北吕”之说，与其同朝代的林良绘画其笔势遒劲飞动，墨色灵活，是我国美术史上工笔花鸟画向写意花鸟画转变的承前启后者，他开创了半工半写或者说兼工带写的花鸟画，这一画风对吕纪绘画产生过较大影响。如今，我们看到的吕纪《残荷鹰鹭图》轴即为明证，此图为绢本，水墨淡彩，纵190厘米，横105.2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作品右边中上方题“吕纪”小字行书款，钤“四明吕廷振印”。画面上，一只在空中飞翔的老鹰发现了猎物，便飞扑过来。见猎物想掉头逃跑，老鹰便急忙掉头，直逼下面那欲藏于芦苇及残荷下的白鹭，同时，也惊得其他水鸟在凄厉鸣叫中或缩颈于荷叶下，或急速逃跑。苇叶、芦花、残荷、枯蓬顶着猎猎秋风呈劲荡弯曲之势，营造出一种弱肉强食的肃杀情景和凄冷凌厉的艺术氛围。画家通过这些禽鸟形象地生动地传达了各种神态——或凶残、或惊恐、或无奈、或凄哀，达到了传神写照的境界。这幅《残荷鹰鹭图》把老鹰、白鹭、水鸟的羽毛描绘得极为精到，大笔不粗俗，细笔又不失整饬。老鹰、白鹭腿爪以劲笔勾勒，颇为洗练传神。植物用笔纵恣，荷叶与芦花点厾锋散意整，莲蓬勾点严谨而不呆板，莲梗和芦茎则以中锋写出，刚劲而有韧性，苇叶用笔起伏有致，颇为生动。诚如明代诗文家李梦阳（1473-1530）有诗言：“百余年来画禽鸟，后有吕纪前边昭。二子工似不工意，吮笔决眦分毫毛。林良写鸟只用墨，开缣半扫风云黑。水禽陆禽各臻妙，挂出满堂皆动色……”吕纪对于禽鸟有十分高超的写生能力，光绪《鄞县志》载：“……尝戏画雌鸡壁间，而生雄绕其侧弗去，殆古点睛敲板之流。”讲述的是吕纪在墙壁上随手画了一只雌鸡，致使从旁边走过的雄鸡信以为真，围绕着久久不肯离去。

现今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吕纪《梅茶雉雀图》轴，为绢本，纵183.1厘米，横97.8厘米。作品右边中上方题“四明吕纪”小字行书款，此画描绘的是着色雪景花鸟图。坡石上，有白梅老干攲曲，双雉栖息干上，一正一反，侧首相互呼应，形态生动。树根处，隐隐露出兰草丛竹，梅枝虬曲凌空，白色的花朵疏密散聚，气势飞动，更添无限寒意。两丛数只鸟雀聚集栖于上部梅枝，相互依偎。一枝山茶从古梅后穿插而出，红映其间，古艳逼人。梅枝及远处岗阜有皑皑白雪覆盖，泠泠的涧水曲折流过，冷壑荒寂。此画采用工笔重彩，通过背景的淡墨渲染及坡岸树古干的留白处理，造成雪景冷寒之意境。而画家对雉鸡头部及山茶花的浓重妍丽色彩填描，又为画面增加了生机。在兰草丛竹处理上，则采取一丝不苟的双钩白描笔法，使整幅作品呈端庄古雅气息，可谓宫廷绘画的代表之作。此画的另一大特色是采取了全景为主、折枝为辅的构图方式，全景和折枝是中国花鸟画最主要的两种构图方式，代表中国绘画特有的对事物的观察视角，显现了中国人自己的审美情趣。折枝花鸟画相当于特写镜头，便于精细描绘事物。而全景花鸟画来源于中国山水画的构图和观察方式，使画面展开有平远、高远、深远三个层次，增加了画面的纵深度。吕纪的《梅茶雉雀图》轴通过折枝形式来刻画古梅雉鸟，通过全景来展现坡岸及回环涧流，使画面不仅生动有趣，而且更显高深幽远，使其作品产生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折枝和全景交融虽然在宋代就已开始。而吕纪的花鸟画以全景为主，吸收了折枝花鸟画近景描绘特点，是继承了前代成果的一种创造，对后来中国花鸟画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7世纪后，吕纪的画风还对日本的绘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现今的日本屏风画是在借鉴吕纪的绘画形式与风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吕纪不愧为明代花鸟画大家，他是鄞州人的骄傲。如今，天津美术出版社分别结集出版了《吕纪作品选》及《林良吕纪画集》，使得人们可以系统地观赏他的作品，学习和传承他的绘画艺术。他留存的作品不仅给我们以审美享受，也是遗留给我们子孙后代无价的传统文化瑰宝，他的绘画艺术给予了我们极大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