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束：嘉靖才子与诗文创作

嘉靖才子陈束的生平及其诗文创作

张如安

明代嘉靖年间，随着北方复古文学潮流的向南推进，浙东籍旅居、做官在外的诗人渐渐打破了地区文学的壁垒，相继接受了李梦阳、何景明的影响，但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自立意识。其中“嘉靖八才子”之一的陈束，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目前学界综合研究“嘉靖八才子”的论文时有出现，但至今未见研究陈束的专文，甚至于连陈束的生卒年皆云未详。本文在全面收集相关资料、并通读陈束作品的基础上，拟对陈束的生平及其创作作一初步的评述。

陈束的生平大略

陈束（1508-1540），字约之，号后冈，鄞县人，世居于鄞西的后弄（一名后龙）。清代陈锡嘏《蜚声叔氏七十寿序》说：“予邑林壑之美多在西南，而它山小溪间为最胜。泝小溪而上十里许，予宗人聚族于斯焉。水接双皎，山连四明，两溪夹流，诸峰环抱，地势隐起，其状若龙，故名后龙。先太史初号龙冈，继号后冈，以此也。”^［1］据张时彻所作《陈约之传》（见《芝园定集》卷三十七）介绍，陈束出身农家，但从小聪颖异常，日诵数千言，看得出是一块读书好料，而其父素来敬崇学士之辈，于是下决心“决赀破产，延高师教之”。但陈束十分不满老学究的教学作风，“其师与诸学徒讲说经义，约之则卧弗听也，乃泛滥百家言，上下屈、宋、班、马之间”^［2］。后经张邦奇介绍，会稽侍郎董玘来到甬上，“杂难坟典、邱索及诸庄周、吕览”而试之，陈束“言滚滚对不塞，试之词赋，食顷辄办”。这表明陈束从小厌恶程朱理学，敢于冲破训诂、帖括和科举的束缚，且杂学旁骛，不堕明人“无学”的风气，并显示出相当的文学才气。

陈束来到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已经文誉鹊起。嘉靖八年（1529）成进士，授礼部主事，迁员外郎，改编修。《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三云：“嘉靖八年，复定讲读、修撰各三人，编修、检讨各六人，皆从吏部推补，如诸司例然。未几，以侍从人少，诏采方正有学术者以充其选，因改御史胡经、员外郎陈束、主事唐顺之等七人俱为编修。”故陈束每天得与王慎中、唐顺之诸人相过从，探讨艺文，至达旦不休，倦则便相枕卧，率以为常。陈束的友人皇甫汸记述说：“岁在己丑（1529），天子覃侧席之慕，相君有开阁之风，乃组讲艺，彯影味道，契协埙篪，言都兰茝，彬彬乎号为得人，而海内响风矣……是时也，待宴登歌，则家追大雅，从游第颂，则户起新声。一字之工，闻奇而倾耳，片言之巧，睹缛而跃心。纸价腾踊于都门，箫谱浸淫于禁掖。若陈子者，方龄于终童，比才于贾生，雕章绮合，藻思罗开，顾英跱一时，尤艺苑之选也。”^［3］充任翰林编修的这段时间，无疑是陈束一生最为得意的时期。此一时期，他的家也从偏僻的后龙迁到了月湖之东后所营，并建造了陈太史第。

陈束进入京城后，面对的是“大礼仪”的严峻政治局势的持续发酵。嘉靖六年（1527）之后，张璁、霍韬等新贵用事，“自时厥后，政府日以权势相倾”^［4］。在人皆报复奔竞的政治风气下，陈束和他的友人坚持节操，不附权贵，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但他们同时不讲究策略，带有逞性使气的色彩，也招致了悲剧的结局。陈束本人生性亢洁，不喜逢迎，不肯奉承座师张璁、霍韬等人。《明史·选举志二》在谈到陈束友人唐顺之与张璁的过节时说：“盖顺之等出张璁、霍韬门，而心以大礼之议为非，不肯趋附。”这就点出了陈束、唐顺之等人不肯趋附张、霍的实质。因此之故，陈束受到了这班宠贵的嫌恶，“诸老恨之，呼为轻薄小黄毛”^［5］。嘉靖十四年（1535），陈束出为湖广佥事，分巡辰沅，这是其人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那般宠贵们原来所打的如意算盘是，陈束外放之后，按其亢洁的个性，必不肯“抑心厉志，精会计听断，修举吏事”^［6］，届时再找他的麻烦，将他罢免。可是陈束在地方上偏偏勤于、精于吏事，甚至连老吏也自叹不如，表现得相当出色，让那般宠贵抓不住罢免的任何把柄。此后他“稍戢锋颖，卒就绳检，犹且寄兴于山川，发愤于岁月，周爰于驰驱，宣情于羁旅”^［7］。两年后陈束上疏自陈困厄之状，乞休归里。后在侍郎张邦奇等的帮助之下，得以稍稍迁为福建布政使参议，又迁河南提学副使。但陈束本人的心态一直没有摆正，他向以“晋清班”为荣，以外迁为侘傺，故心情十分抑郁，其在福建题名时自称为“四明流人”，这一题词分明透露出作者绝望的情绪。全祖望说：“鼓山有‘四明流人’题名，不知为谁某也。范侍郎东明审定之，以为后冈。明人重馆阁，苟遇外迁，即侘傺不聊。后冈一麾之后，所以自称如此，然使学道人处之，正不作是态也。”^［8］全祖望指出了陈束之所以题名“四明流人”的深层次原因，并认为这是他厌弃道学之过。陈束厌弃道学，才导致他在险恶的仕宦生涯中不能很好地调整自己、修整自我，获得生命的解脱与逍遥。陈束只能在痛苦中挣扎，后呕血而卒。他后期的诗歌主要宣泄抑郁不欢的情怀，以及羁旅思乡之慨，比起其前此所作更为动人一些。唐顺之选辑其诗120首，绝大多数是甲午、乙未、丙申、丁酉（1534-1537）四年间所作；张时彻选辑其文34篇，分为京、楚、闽、洛四集，刊而行世。陈束卒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近33岁。现存有关他的传记材料，主要见于张时彻所撰《陈约之传》和《明故河南按察司提督学校副使后冈陈君墓碑》两文，陈束的诗文作品大多散佚，传世的《后冈集》“仅十之一二”耳。

“嘉靖八才子”的形成与解体

明代正德末至嘉靖前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集团的核心成员相继离世，该集团在弘治、正德年间开展的文学复古活动逐渐偃旗息鼓。继之而起的是“嘉靖八才子”，他们是陈束、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任瀚、李开先、吕高，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群体。其中王慎中和赵时春为嘉靖五年（1526）进士，其余均为嘉靖八年（1529）进士。他们彼此相识聚集在京师，应该在全部登进士之后，“八才子”的形成可以说是以京城为中心，以科第为桥梁。李开先《吕江峰集序》云：“古有建安七子、大历十才子，今嘉靖十年后更有八才子之称。八人者，迁转忧居，聚散不常，而相守不过数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天下何以同然有此称。”^［9］这表明，“嘉靖八才子”之名起于嘉靖十年（1531）以后。李开先的“嘉靖十年后”仍是一个笼统的说法，^［10］但可以确信其时他们真正齐聚在京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已经形成为重要的文学群体，并有了较大的影响，社会上才为之冠名。他们在由“前七子”掀起的文学复古的浓厚氛围中长大，而“前七子”的文学名声是与他们的风节抗争相连的，“八才子”延续了“前七子”的这一风尚，在登第以后，他们在唱酬的同时，纷纷展示直节，慨然担当国家大事，不肯诡顺于世俗。不过他们在政治上抗争的主要对象不是宦官，也不是皇帝，而是来自士人阶层的官僚、权贵，从而塑造了不依傍权势、不奔走权门的政治形象，这种抗俗的姿态与“前七子”所采取的政治抗争颇有落差。“嘉靖八才子”不但相聚京城的时间比较短暂，而且组织形式也较为松散，李开先说“不知天下何以同然有此称”，表明这个群体当初只是因为文学趣味比较接近而相聚在一起，并未有严密的组织。随着“绛灌之属交嫉而兴洛阳之谮”，^［11］嘉靖十四年（1535）王慎中、唐顺之以及后来的陈束、李开先等人的相继外谪或罢黜，名动一时的“八才子”也就自然解体了。

“嘉靖八才子”同持风节，诗歌创作主张也大致一样，我们有必要将其放在复古运动演变过程中来认识这个群体的创作特质。郑利华指出：“由前七子在弘、正之际发动的那场复古活动，流延至正德、嘉靖之际，仍不同程度地在文人学士中间发挥着它的影响力，并成为前一历史时期复古风尚延伸的一线余脉，这也自然为该阶段文坛复古之风的流布奠定了某种基础。同时，复古作为弘治、正德文坛的一个中心议题，它在倡兴与进展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也给继后而起的文人学士留下了检省的空间，特别是面向这场文学活动而引发的质疑与争议，以及因此所形成的富有针对性的反逆情势，毫无疑问，使得它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12］在社会上对“前七子”复古遗产是继承还是省思的两极反应中，活跃在此际的“嘉靖八才子”可谓是因“检省”而引起“反逆”性反响的具有某种代表性的一个缩影。“八才子”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于矫正“前七子”推崇汉魏盛唐、以雄豪浑厚为美的弊风。在嘉靖之初，试图改变李、何诗风的作家实不乏人，只是到了“八才子”的出现，才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八才子”是以肯定效法初唐而闻名，“于时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13］，在京城诗坛声誉隆然。

陈束作为“嘉靖八才子”的主要作家，很有才气和个性。他与李开先的关系尤其亲密，原因在于他们“契厚以词藻、行检，不专同年故。”^［14］陈束肯定诗学初唐以取代李、何，不过一般的记载总是过分地夸大他与李、何的分歧，如《明史·陈束传》云：“当嘉靖初，称诗者多宗何、李，束与顺之辈厌而矫之。”所谓“厌而矫之”，语出陈束《苏门集序》，又李开先《陈后冈提学传》云：“大抵李、何振萎靡之弊而尊杜甫，后冈则又矫李、何之偏而尚初唐。”^［15］事实上，陈束在《苏门集序》中对李、何深为叹赏，赞扬他们“力振古风，尽削凡调”。又文中论诗云：“诗以微言通讽谕，其教温柔敦厚为主。本不通于微，不底于温厚，不可以言诗。由三百篇迄于唐，其指一也”，这体现了李梦阳将宋诗排斥在传统典范之外的基本宗旨。又有“国朝以经义科诸生，诗道阙焉”语，也表达出与重儒学、轻文学一派的对立立场。因此，他提倡以初唐体代替杜调，从本质上说是遵循了李、何基本的文学走向，站在维护与接续诸子复古倾向的立场上，更何况何景明在《明月篇》中已有不满老杜而崇尚初唐之论，而徐祯卿的创作早已呈现出成熟的初唐风格。所以陈束他们实际是稍变李、何之风而更为明确地崇尚初唐而已，而与“八才子”往来密切的高叔嗣、华察、皇甫涍等人，则效法中唐。“八才子”实际上与高叔嗣等人联手发起了一个矫正李、何之偏的文学运动，只不过所采的途径并不完全相同而已，学初唐者以藻思丽逸为尚，学中唐者以冲淡清远为美，他们都可以被视为“前七子”的修正派。但无论是宗法初唐还是中唐，都是以一种艺术风格取代原有的文学风格，他们所关注的还只是艺术风格、师法对象等表面化的问题，都是从不同途径的模仿中寻找出路，而很少深入思考“拟古”创作方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他们虽然对李、何诗风的取法理路有所反思，并有意识地打破了文坛惟杜是尊的倾向，相对压缩了李、何等人择选取法对象的空间，进一步拓宽了取法的途径，但矫正之方仍不脱“拟古”一途，仅仅只是拟古的策略调整，而无本质的区别，故“八才子”其实是继“前七子”之后出现的一个性质与之相近的文学群体，虽师法殊途却同归于模拟，因之我们实在可以将“八才子”视为七子派的余波。“八才子”的崛起，只是打破了李、何的垄断性地位，造成了文坛拟古的多元化格局，却不能真正为诗坛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当然他们在文学上的影响和地位亦不及“前七子”。

以陈束、唐顺之为领袖的初唐派自兴起之后，一度学者群起，声势大涨，他们对于“前七子”的阻遏一度是相当成功的，正如黄宗羲所说：“陈后冈先生起海岛，与荆川、遵岩折其角，李、何文集，几于遏而不行于艺苑，功亦伟矣。”^［16］然而这样一个有相当声势的文学群体，兴盛时间不长而渐渐地凋落下去了，原因何在呢？陈束作《苏门集序》，从文学发展的内在原因作了相当中肯的分析，他说：

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学士辈出，力振古风，尽削凡调，一变而为杜，时则有李、何为之倡。嘉靖改元，后生英秀，稍稍厌弃，更为初唐之体；家相凌竞，斌斌盛矣。夫意制各殊，好赏互异，亦其势也。然而作非神解，传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则？子美有振古之才，故杂陈汉晋之词，而出入正变。初唐袭隋梁之后，是以风神初振而缛丽未刊。今无其才，而习其变，则其声粗厉而畔规；不得其神，而举其词，则其声缓而无当。彼我异观，岂不更相笑也。

所谓“意制各殊，好赏互异”，说的是人们的审美趣味具有多样的特性，因时因人而异。任何客观的审美对象的审美价值都具有相对性，人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对象上，再美的风景也会使人厌倦，再美的旋律也会使人厌烦。也就是说，人们对同一对象的长期“饱和”的审美过程中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即陈氏所谓“厌弃”），从而最终引起审美对象的价值损耗，从而会寻觅新的审美对象取而代之，这就意味着审美对象的审美价值具有某种“时值”性。何况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因人而异，是无法强求统一的。陈束认为，李、何提倡盛唐而力振古风，初唐派后来又取代了盛唐派，而初唐派也迟早会有被“厌弃”的时候，这是“好赏互异”——审美趣味的变化引起文风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审美规律作用下的历史必然，此即陈束所谓“势”也。陈束进一步揭示了其被“厌弃”过程必定经过的两个环节，一是倡导者理论与创作的脱节。倡导者最初提出新的口号之时，常常是新人耳目，群起响应的。但随着进入创作的层面，很快暴露出其才难称的弱点，终成画虎之势。盛唐派无杜甫之才，“则其声粗厉而畔规”，初唐派只获得了语言层面上的相似，而不得初唐的风神，“则其声啴缓而无当”。陈束深刻洞察到两者之弊本质上是一致的，其文风的式微之势同样是难以避免的，作“彼我异观”是不可取的。二是响应者“作非神解，传同耳食”，他们并没有真正深刻理解，深入思考，而是在口号上随声附和，创作上陈陈相因，导致诗道渐弊，生气渐失，最终必然走向衰落的结局。盛唐派是如此，初唐派也是如此，岂有异哉！

值得注意的是，“八才子”对于小说的看法非同流俗。李开先《词谑》云：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若以李、何所取时词为鄙俚淫亵，不知作词之法、诗文之妙者也。

明中叶以来小说的广泛流行，改变了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对通俗文学的鄙视态度。熊、唐、王、陈包括李开先自己，都在“八才子”中，他们持同样的观点，代表了“八才子”在形成初期对小说的共同认识。“八才子”对小说评价甚高，认为《水浒》可以和正统派推崇的《史记》相媲美。这样肯定《水浒传》，乃受李梦阳肯定“时词”——市井歌曲的启发，实即准确地把握了李、何“复古”的精髓。而且他们认为“《史记》而下，便是此书”，含有突破“复古”局限的意向，意味着在李、何的基础上有所进步的可能。然而，单就陈束而论，其对小说评价较高，表现出卓越的阅读眼光，这是一回事，但小说的“序事之法，学史之妙”却看不出对他的创作产生过什么正面影响，这是又一回事。

“八才子”这一群体形成之后，初唐派的弊端也就逐渐显现出来了，初唐派的内部主要成员之间即产生严重的思想分歧。最初发难的是王慎中，约在嘉靖十一年（1532），他开始厌弃自己“不唐不汉”的“近古”之作，而转向追踪唐宋诸家。他将新作寄给唐顺之，唐“骇怪”之余，不以为然，嫌为“头巾气”，但不久自己亦转向。唐、王又分别致书于陈束，对他抨击宋儒的论调表示不满，尤其指责陈束所拥护的陈亮不慎“座落到利霸窠子里去”。唐、陈两人平素最相契，但在陈亮问题上的分歧早已存在，对此唐顺之毫不讳言地说：“兄既以此自信而不疑，仆亦以此自胶而不悔，是以自承教以来，契分虽甚投，而论议常至左右。”^［17］尽管思想上有分歧，但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看来，内部的争论尚不足以使“八才子”最后解体。真正瓦解“八才子”文学群体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遭遇。“八才子”性情耿介，坚守气节，才高气盛，勇于任事，从而为当朝权贵所厌恶，纷纷被罢免或贬谪。王慎中、唐顺之两人以离开京城为转折点，由前期的提倡初唐诗转为提倡唐宋文，从而以唐宋派的新面目占据了文学史的重要一页。自然陈束也不是墨守之辈，在理论和创作也出现了转向。《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陈副使束》引唐锜之言曰：“约之初与应德辈倡为初唐，以矫李、何之弊，晚而稍厌缛靡，心折于苏门。”可见陈束后来倾向于向“谢绝品流，因心师古”的高叔嗣学习，“直举胸臆，括抉浮华”，向中唐寻求新路子。这种转变起初也不过是师法对象的又一次转变，与当初以初唐取代汉魏、盛唐并无本质的区别。但随着陈束的外放，他发现了中唐柳宗元诗歌的楚骚意蕴，并有意识地予以模仿，这样他多少超越了形式上的模仿，而达致与柳宗元精神上的共鸣。应该说，他后来的“因心师古”，比起前期的效法初唐来，认识上要深化许多。可惜他英年早逝，创作上并无大成。

陈束的诗歌创作

陈束考中进士之后，在京任编修的一段时间，生活优渥而清闲。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皇甫涍“与王文部、李司封、唐（顺之）、陈（束）二编修谈开元天宝之盛，而心醉焉”^［18］。他们不仅仅是醉心于历史，更主要的是满足于现实，那种优渥而清闲的生活，“文教大起”的假象，使他们的心中不无幻觉，隐约间似有以现实比附“开元天宝之盛”的意味。这个时候，陈束的心境还是比较开朗的，故其早期创作多为酬唱之作，色调明润。其中旅游绘景之作，多学大谢，时见秀句，可以看出其诗有体物工细的优长。送别之作，荡起的也不过是轻愁的涟漪。但这种明润的风格终究未能掩盖住陈束的激切个性，其肮脏多气时不时地在前期诗作中有所透露。

年轻的陈束特别崇尚侠气，故作诗有时敢于借游侠而直抒胸臆，这在嘉靖初期的诗坛还是比较少见的。他有《高阳行》云：

高阳年少事横行，重侠由来不重生。
夺得雕刀摇雪色，骑将飞马蹙风声。

北风吹陇簸黄沙，纵搏千场日未斜。
白剑杀人丹剑舞，笑歌踏入酒姬家。

这诗颇有盛唐的风范。“重侠由来不重生”，正是侠客精神的典型写照。没有风簸黄沙，没有“纵搏千场”，就显示不出侠客的豪纵风流，而夺刀纵骑、摇雪蹙风的形象又是何等的英俊潇洒！他们的“杀人”实际就是杀敌，“白剑杀人丹剑舞”一句很有表现力，残酷的战场变成了侠客们的舞场，他们轻松地、游戏般地表现着“杀人”的技艺，最后在笑歌声中踏入酒姬之家。美酒美姬仿佛只为游侠们所准备，游侠飞扬的豪情最后消融在美酒之中、妖姬之怀，全诗写得豪气淋漓而终不失性情。显然，侠少意气风发、建功立业的身影中，有着诗人主体理想、愿望的寄托。又如《从军行送吕武部募兵》云：“男儿任侠原轻敌，更欣恩命借奇功。投笔从戎辞陛北，鸣鞭浴铁去辽东……马革一生期立命，龙城百死为酬恩。酬恩效死不辞难，誓令氛祲净祈连。”可见，陈束颇有任侠自命的襟怀，他在诗中歌颂在疆场的建功立业，歌颂崇高的献身精神，其任情尚气的个性风格毕现于纸上。明代传统的诗歌讲究政治教化，温柔敦厚，而陈束的这类诗则是下笔放任，杀气淋漓，讲究的是情绪宣泄和个性的张扬，其所崇尚的价值观明显偏离了主流、正统的价值观，开了晚明文人尚侠的先声。

陈束进入仕途后，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些官场的丑恶，于是其牢骚不平常借诗文而透发出来。如《诮卖玉器作》云：“魏父床夜光，咄咄起忧患。楚王非贱货，和氏坐摧残。时议重瓴甋，焉用夸玙璠。怀璧已贾罪，况复滋琢刊。孚采乃憎命，明温已烦冤。传语后世人，宝器无为宣。”这里虽然采用议论历史的形式，但究其内容却是对统治者采取“怀璧其罪”政策的强烈抗议。陈束不屑于熏天的权势，不愿谄媚权贵，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气节，故而他的诗歌在抗“势”中多见其脏脏、亢洁、孤僻的个性。如《甲午稿》中的《上巳》：“五都皆褉渭，百戏竞临渠。自怜妨太洁，不事更修除。”他看到别人都参与水边的修褉活动，自己却借口“妨太洁”而不屑一顾，这正见其孤僻的个性。他还常常采用比兴寄托的手法来传达自我的高洁幽独的品格。如《咏神乐观梅花》云：“素质舒玄圃，清芬袅碧纱。自将幽独意，不逐艳阳华。避暖迟开叶，凌寒早着花。瓣轻飘易堕，枝曲从影斜。杂雪明春砌，随风入暮笳。何须飞宝靥，长此奉仙家。”诗人歌颂了梅花的美好品质，她虽然拥有素质、清芬，但不逐艳华，甘愿幽独；她主动避暖，而宁肯在寒风中早早开花；她宁肯花瓣早堕，也要与月影为伴；她宁肯长奉在仙家，也不愿流入宫廷作为宫女的梅花妆。梅花的品性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生动地传达出来了，梅品所要比况的其实也就是作者的人品。

陈束在京时的这种作风，可能已经使他预感到最终为权贵所排挤的命运。他的《行路难》抒写了荣华不常，不如及时行乐的悲慨。不过，《行路难》主要还是说荣华顶上，一朝卧病，遭受牧竖蹂躏的悲惨结局，因而诗中的悲慨和旷达还是比较肤浅的。而在《赋得上林雁赠吏部王郎中谪毘陵》一诗中，陈束更进一步地借上林雁的遭遇诉说了才士的不幸：

八月凉风动双阙，嗷嗷旅雁云中发。
遐飞远响激清音，刷羽振衣度上林。
天边结字行难乱，风里传书力难胜。
讵意上林重毛色，抱奇区区不察识。
凌寒不借一枝栖，能鸣转被单丝弋。
逸志由来耻稻梁，归飞耿耿背金塘。
水咽惊声疑箭落，月明避影怯弓伤。
遥遥关路长辛苦，萧条为向南中土。
地阔山空不畏人，沙明水暖聊鸣舞。
少年才客有王君，把袂愁为失意分。
南去只应闻雁叫，临风好是泣离群。

毘陵为江苏常州古郡名。嘉靖十三年（1534）秋冬之际，首辅张孚敬（璁）借故将验封司郎中王慎中贬为常州通判。陈束此诗是为王慎中南贬而作。^［19］这首诗里，上林之雁虽然勉力传书，但因为主人看重的仅仅是毛色而不是才能，不但不给栖息的地方，反而还饱受弓箭的惊吓。然而大雁之飞上林，并不是为了区区稻粱之谋，而是常存逸志。上林主人既然不赏识，它也只好抱才南归了。旅途遥遥，它一路上饱受精神的创伤。大雁的形象，不光是为被谪的少年才客王慎中写照，而且可看作是古今失意才士的共同悲剧，应该说陈束对失意人生的体验是比较深切的。他的《送王生入蜀》也是为“弹刀人累轻”的王生鸣不平之作。

陈束是一位性格激切，甚至有点褊狭的执著型诗人，他的身上有敢于坚持气节、抗击权势的难能可贵的品性，但却缺乏深邃的洞见世事的眼光，更不具备解决自身困境的能力。嘉靖十四年（1535），陈束出为湖广佥事，面对坚持气节、抗击权势而带来的政治挫折，陈束的心情比其他遭到贬谪打击的友人悲愤得多。李开先对陈束遭贬谪后的心态有详尽的记述，他说：“及抵任，气郁郁不舒，勉强坐公堂，检括案牍。比回衙，则仰屋长啸，愤懑如穷人无所归，家人莫喻其故。第左右罗列图史，置酒一壶，且饮且诵，以致呕血。盖失近贵而处远方，宜其不平如此，只凭以酒浇愁，愁不能遣，而病且日增。”^［20］李开先对陈束的心病是摸得很准的，陈束就是因为失去了优越的“近贵”生活而外放远方，内心愤懑之情无法消释，只能借酒浇愁，落下一身病根，最后结束了他短促的一生。所以，他出京以后的诗大多数是反复吟叹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幸，抒写寂寞的贬谪之感和思乡归隐之情，是他深陷于精神苦闷的表征。他在湖广之初，坚守着初唐之“丽”风，故王慎之说：“得读《湖广录》，其二十篇之中，词致瓌奇、文彩伟丽者数篇，盖超然而不同，虽微吾子晓谕之，予固亦能识其为名笔也，是使秦汉之士复生，授之以简，使为之，亦若此而已。”^［21］不过，时地情势的改变，也推动着他的诗风发生变化。最为明显的是，他每到一地，总是结合着骚人之感，用萧瑟凄凉的景色来烘托索漠的心境。故其《诗集自序》云：“或乃顿马荒城，驱车下里，散吏五溪之上，逢人九曲之间，景会情来，意不能无动。犹复漫题数语，思之所起，岂有奇哉？”^［22］而“景会情来”的创作方式，就有可能使他摆脱拟古的桎梏，不有意逐奇而趋于表现自然性情。陈束这种以景寄情的表现手法，与柳宗元被贬后的山水诗较为接近，可见他之所以厌弃初唐而转向中唐，不仅是因为觉察到了初唐之弊，恐怕更有着后来心态由负气转向抑郁的内在因素。但柳宗元是因为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其所有的骚人之思，与陈束仅仅由于个人恃才负气、傲视权贵而致官场浮沉而引发的骚人之思，还是不可等量齐观的。陈束诗歌中虽然常常提到屈平，皇甫汸亦曾说他“已作浮湘去，因为吊屈行”^［23］，不过他所谓的骚人之思，其实更多的是难以承受打击的失意之慨。经此一击，他的肮脏之气较之以前已经大大收敛了。《仲冬行岳阳道中一首》似乎还略存一点弹铗的余风：“落日更驱车，苍茫过古墟。塞烟依四垒，衰草没三闾。朋旧疏刊籍，乡园病废书。谁能不弹铗，还食武昌鱼。”《丁酉稿》中的《移庭中小结柏》也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贞干不摩云，樛枝已傍人。移来仍触手，更得小童嗔。”所谓“贞干”是指自己是一个贞士，“不摩云”是指未能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移来”是指外放，“触手”是讽刺权贵的品性未改，“小童”是暗指权贵在地方上的爪牙。不过这样有“刺”的作品究属个别，陈束后期诗歌更多的是哀叹愁苦之言，并纠缠着身体上的病痛。这在《伏日樠溪上疏乞休二首》中达到高潮：“昔诫垂堂下，今来瘴壑前。石圻瘏去马，水雾痁飞鸢。风土行异边，云山触望偏。稚容沉患变，旅病积忧煎。风日河将损，金沙命讵延。”已经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情状，着实令人同情。面对沉重的人生忧患和强烈的生死压力，他渴望安顿疲惫的心灵，幻想归田，希望有所超越，在山水中寻找知音。入闽之时他开始悟出了“水山皆有适，动静亦何心”（《下建溪》）的道理，在《送张秀才省兄还句章》一诗中自陈“闭关生道心”。这个时期，陈束还特别渴望归隐，因而写出了一些描绘隐居之美的作品，如《公安得唐应德村居诗酬赠四首》（其二）云：“偃息荆溪上，明时挂一瓢。带经收雨麦，抱瓮汲春苗。石室宁期道，茅斋已混樵。时闻田社客，伏腊每相邀。”诗中处处透出了适意自在的精神情调，看得出来他对混迹渔樵的生活真是心想往之，所以他在《过武溪杨隐君草堂》诗的结尾，有“人今不解还”之叹。

王世贞曾评陈束之诗云：“陈约之如青楼小女，月下箜篌，初取闲适，终成凄楚。”^［24］此之“闲适”，大概是就其在京为编修时的酬唱而言的，但若就陈束外放之后的诗歌而言，其心路历程一度是从凄楚走向表面的闲适。我们说陈束的“闲”是表面的，那是因为他实际上并未参透“闲”的真谛。真正的“闲”，乃是建立在内心高度自由的基础上，那时精神的彻底放松，是忘怀物我的超然。但从张时彻为陈束所做的传记看，陈束一直对导致自身沉沦的事件不能释怀，始终没有超拔出来，故紧随其暂得一闲而来的便是百忧攻心。正如他在《夜泊羊原》中所说：“万曲寒流汇碧湾，千家烟雨闭柴关。来愁乌帽生人闷，到喜青山对客闲。”他羡慕青山之闲，他因山闲而喜，只不过是使失意愁苦暂时下沉到潜意识层次罢了，诗歌给人的实际感受反倒是以乐衬愁。陈束表面的闲适，乃是感性生命自我调整的一次尝试，可是他的这种自我调整不是基于对于生命真谛的深切领悟，因而根本不能达致精神上的圆满自足，了无挂碍，从本质上看，反而更像是对于自我的一次硬生生的压抑。这一非理性的硬生生压抑，最后招致的直接后果，便是烦恼与苦闷的不断提升，隐伏在内心深处的凄楚的情绪也随之会更加汹涌地流出。因此，陈束后期的诗歌更多的是将景物染上一层悲凉凄楚的色彩。他在陕西所作的《咸宁山中雪霁晚行》是比较优秀的：

雪霁乍见山，残阳稍辞岭。瞑色起烟氛，寒光散墟井。
田空猎犬还，林冻栖乌警。遥闻野寺钟，历历充俄顷。

你看，黄昏之时，烟氛弥漫，寒光逼人，田野中空荡荡的，猎犬一无收获，神情也许是沮丧的，树林中冻得哆嗦的乌鹊，尤对四周的环境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样萧瑟寒凄的场景描写，显然投射了作者彼时的不安心境，即便是野寺传来的钟声，也无法使他的内心获得真正的宁帖。

陈束的诗歌有明显的模拟痕迹，从现存的作品看，他模拟的范围比较广泛，除了模拟六朝的谢、陶、何诸体，还模拟盛唐的孟浩然、王维、高适、杜甫诸家的作品，并没有完全贯彻其效法初唐的主张。他的拟古之作常见许多与前人雷同的词句和句法结构，倒是后期的作品在精神情调上有接近柳宗元的地方，模拟的形迹则稍见淡薄一些，这当是抑郁不平之气的作用，使他无从以心定神闲的姿态从容模拟。陈束的诗作虽乏创意，但当他有真情实感需要宣泄之时，往往就能冲破模拟的约束，描绘出一些动人的形象。陈束的后期诗爱描绘景物，多用白描勾勒，并融注了自己的抑郁情感，虽“少警拔，亦就色相中自然写出”^［25］，所以也有可称道之处。这正如王世贞所说，陈束诗“又如过雨残荷，虽尔衰落，嫣然有态”，“如小径落花，衰悴之中，微有委艳”。^［26］刚好陈束的贬谪地又是历史上柳宗元流落之地，因而迁客流人到此最易触发羁旅愁怀，生活场的被动移动，带来了其诗风格的明显变化。与柳宗元的作品“蕴骚人之郁悼”一样，陈束被贬后的有些抒情写景诗带有强烈的楚风特征，即将贬谪之痛融入了楚地的风物之中，这是他牢骚抑郁的情怀特借楚风来表现的结果。但他的诗歌总体上看缺乏巧构新裁，不免“语浅气促”，其成就是很有限的。

陈束的散文创作

陈束在遵循复古文学的走向时矫李、何之尊杜而肯定诗学初唐，同时在散文创作上，积极模拟东汉、魏晋的文风，这与前七子“文必秦汉”的创作路径稍有差异。从陈束散文的创作实践看，他既留有秦汉派散文的遗风，也有跳出秦汉派窠臼的一面。王世贞论正、嘉文章，认为“高子业、陈约之出东京杂史笔，雅洁可喜，气乃不长”^［27］，大体上指出了陈束散文的学古取向及其得失所在。

陈束具有某种反宋儒的思想倾向，这从唐、王给他的信中可窥见端倪。王慎中云：“而余私心所不足于子者，惟第二问策指斥宋儒，殊失其真，且诬其书，以为读之令人眩瞀，而不可信。是子于此数子之书未尝潜心以读之也。”^［28］唐顺之云：“仆尝闻兄诸论大意，以为必杂用王霸，乃可以适时而济务。”^［29］陈束同意陈亮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论，以程朱学说来衡量，则属于异端。他这种反程、朱的倾向，其实同李梦阳是一致的。在他的散文中，与此相关联的有一篇在京所作的《赠王给事升任山东佥事叙》，文中对“拘学之士或索隐抉微、雕疑眇辩、鹜空说而论圣贤”深表不满，指责明兴七十余年来缙绅先生“论议道术，钩阐渊，往往毛比绳引，谷应棋出”，然而大多“牵曲而寡适，甚或炙輠以畔经”，这些学者“未始不有口，而行乃无征”，其对程朱派学风的反感溢于言表。所以，陈束的散文不尚伦理，而喜激扬个性。

陈束生性刚直，不知阿附屈从，崇节尚义，这在他的散文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嘉靖九年（1530）五月，国家改建四郊，都御史汪请徙民居坟墓，陈束上《广圣意以光大礼疏》以谏之：

今者民居坟墓逼近坛地，其所从来远矣。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垂今且百十余年。臣尝往来相视，一二里之内，居者不下数百家，坟墓不下数千，计其在各坛，可推而知矣。且均是人也，均是地也。陛下念及一里之外，暴露者多，则一里之外，非陛下之赤子乎？下令之月，居民莫可控诉，则无不匍匐痛哭者。盖因循日久，葬埋日多。今一旦欲令改移，无力者欲迁徙，而莫具其土地棺椁，有力者有土地棺椁，而莫求其形骸，使死者流离于泉壤，生者悲号于远迩，舆情汹汹，苦楚甚矣。

这篇疏文简直是为被拆迁的人民代言。作者对被拆迁之所做过实地考察，对情况非常了解，并对被拆迁户的悲惨境况表示深切的同情。此疏言论剀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语言明白晓畅，已经很接近于宋文了，因知在一些特殊的场合，陈束并非不能写作自然畅达的散文。

陈束的《芳洲赠言》是为御医袁迁所作的杂文小品，作于陈束在京为官之时，表达了高洁的情怀。陈束称赞袁生“志能用世”，“志洁”而“物芳”，医技高明。作者重点转述了袁生居京师对自己介绍诊断经验的一席话：

今肆观中都达贵官人射声傅势，兢兢于当世之鹜，其病无不火柴而患于阴阳者。千儋之君长击钟陈鼎，啮肥而寡思虑，此其病无不越渫烦酲而心主矣。被食淡，则淡泊之良也。虽有衰，不奸于支兰。是故或病而深，或病而浅，所治所不治，大体如此矣。此非必悬衡揆、参诊奇咳可坐而测药之也。

这段文字言在此而意在彼，对于都中的达官贵人极尽讽刺之能事，鲜明地表现作者不知阿附屈从的人格操守。(www.xing528.com)

陈束的散文更多的是抒写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感。前辈诗人顾璘“感于知交凋谢”而作《国宝新编》，陈束在跋文中深有感慨地写道：“玄黄之精英聚而为材，非具所覆，必将培之，乃斯人并有黼黻之章，抱干将之器，竟轲淹没也。或拓落于四方，或栖迟乎再命，或蒙疑负恨于来日，或忧谗畏谤乎当年，迹其席珍藏宝，适于烦冤，搉奇扬芬，所繇贾祸。岂造化之玩才乎？抑斯人之不遇哉？三复斯编，泫然唏嘘，不知涕之无从也。”^［30］陈束读了《国宝新编》，为什么含有那么深的感慨？原来他是为书中的“怀故之情”和“伤才之感”所触动，同时也是在伤感自身的沦落，不平之气溢于言表。陈束的这类作品以书信最为坦率，最见性情。试看其《辰州与田叔禾书》：

此邦故夷蛮之都，自昔遐矣。西去更有崇山茂林，停岚惨，昼日不开，硐复，悬崖碎石，马不敢前，鸢飞不能渡。心兹时，睇夜郎之修坂，感昔贤之遗欷，豫阳何心，能不悲乎？尚念在郎署时，与君席地持蟹螯，倒浮白，张目大噱，何期不朝夕。乃今步武间不遂对晤，固信诗人所以重一日之别也。……仆入楚来，即有辰沅之役，数数旅，所不可为具陈。居北地日久，至南中暑湿之乡，气体大不佳。家人各各婴，妻子然羸苦普天同，乡园之情，见此不能无动。仆故农家也，世乏炯迹，门榭中薄，鲜儋石之，畎无一牛之蹊。晨不殖作，莫废炊淅，而稚年寡伎，能释担负笈，师受《坟》《索》。母太夫人垂及高年，有冯衍负困之累，怀毛庐江喜檄之情，幸借禄奉，将八历星岁，金门铜柱，具所繇历。稍失宦情，便嗒然可罢。夫荣华之门，徐亟异运，同管于废歇。惟彼蚤，为能无吝。几图劈此缘，而亲故中阑，不仕无养，油油然止。瓠拙之才，世大不宜，亦时学就人周旋，辄都又忘却，语不云乎，亦已焉哉。逝将返旧林，散发掉臂，为明时乐萌。海内同志，亦有毗陵唐子，或言其抱疴食，不能甘。便欲挂冠蹑屣，相依荆水之上，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贷债买僮，逐什一之息，量粟牧豕，庶几足母夫人粥之养，遨游名山，没齿无憾。比得友人李中溪书云：“江南富人，祗敬官人，罢则无所于贷。”诚然诚然。眉睫之间，何情不尔，又望之贾竖乎？就令饿馁，当荷锸抱瓮，茹涧溪之毛，无营之水，尚一浇积怀。贫非为病，黔娄原宪，彼亦何人，倘得与此辈同归尔。……

这篇书信作于嘉靖十四年（1535）陈束出为湖广佥事、分巡辰沅之时，这是作者人生命运的转折时期。从清闲的郎署来到夷蛮之乡，作者的精神大有崩溃的感觉。他回忆起官郎署时与田汝成（叔禾）之间持螯引酒之欢，与当下的数数偊旅相对照，令人动容。从“仆故农家”起，倾诉自己的出身之苦，经历之曲，道出自己不能抛却楚官的隐情：“亲故中阑，不仕无养”。接着设想散归田园、相倚友朋之乐。然后又通过友人李中溪的书信，道出“江南富人，祗敬官人”的势利眼，从而断绝了自己罢官向富人贷债的念头。“就令饿馁”数句，则反映了其清刚倔强的个性。再看其同时期所作的《寄屠渐山书》：

不佞才质纰缪，无所比数，以因缘阶第，得侍内庭，终非其人，果遭排斥。尔来湖上，已三见朱明矣。磷缁尘鞅，玄发变衰，跋涉川途，壮心溃裂。是以过黄陵而叹息，泛赤壁以唏嘘，凄目九派之流，伤心一柱之观。哭屈平于湘水，吊贾谊于长沙。北上荆州，更怀王粲，西还夏浦，再泣祢生。彼数子并以命世之才，穷愁郁抑，用不究于当年，俯仰古今，异代同叹。东上更入辰沅诸溪，则蛮夷之所都也。青山万迭，造天，黑雾千寻，黯黪蔽日，哀猿夜响，鬼谷昼阴，兽窥形，螫虫射影，斯实涉历之艰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羁缚涂，婆娑行列，积愤谁平，裹奇不泄。期会结束，则朝夕遄征；牍案婴缠，则寝食俱辍。二物用而赤子唬，百事满而吏曹谒。当其，且不知人生之乐，况其他乎？是故陈子康积恨于京城，汲长孺存情乎禁闼，张胶东自叹其无奇，陶彭泽挂冠而归洁。古今人情略同其揆矣。五十为寿，仆行年已过太半，数时以来，疾作苦，神明不舍，形气支离。以手约围，腰腹率计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难保，富贵何期，亲故不量，往往以诡词相慰。盖孝标怀旧，则绝交之论广，张敏恤穷，而头责之文作。此皆不达义命，违于情实者也。夫十围之材，文以为梁栋，其断在沟中。同亩之稷，上则享神明，而其余委于雁鹜，非其材质不同，所遇之时命异也。故曰：安时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几。足下乃取征于合剑，论奇于效璞，来书之云，信不由衷乎？仆早岁束发，颇有弘志，中乍蹭蹬，竟戾微情，君子见几，不如舍去。不然，则匹夫效志，炳耀丹青。况为专命之使，犹得参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废，斯文在兹，足下视仆岂后于常人哉？家世贫素，不事作业，糠豆之奉，虽不常饱，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隐，妻贤女也，死不没黔娄之行已哉。金门何期，石室能待。高轩无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适志乎？

这篇书信虽然历引苏轼、屈原、贾谊等人的遭遇，但不见了清刚介特的文字，通篇简直是穷愁潦倒的大合唱，可以想见其“壮心溃裂”的情状。

陈束的散文反映了其从清刚介特到“壮心溃裂”的心路历程，在表现方式上，骈散结合，注重对仗，多用典故，行文时见古奥生涩之处，且多出奇字，又常于文中堆垛“诗曰”之类的经语。这些固然显示出其渊博的学问和相当的才气，但同时也使他的散文时有诘屈艰涩之病，这正是其散文留有秦汉派遗风的表征。

李邺嗣说：“吾乡之文自东沙、后冈诸君，风华绮靡，率在东汉、魏晋之间。”^［31］现在看来，陈束只有尺牍小品确有接近魏晋小品者，如云：“归休山中，返吾初服，饮清流而淡思，卧菅次以适性，混心齐物，与化游衍，岂知外物之嚣滓哉！是以高情属之云英，声振之金石。兴象既超，词旨斯妙。譬则风泉激于玄牝，云彩散于层穹，无资意虑，声色自神也。”^［32］陈束后期厌恶官场，渴望归隐生活，他想像“归休山中，返吾初服”的潇洒自由，但他始终不能真正与官场决裂，表面的潇洒中，实际上包含了无限的痛苦。但上录这段文字，对于“高情”的臆想，确实与魏晋小品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

【注释】

［1］陈锡嘏：《兼山堂集》卷四。

［2］张时彻：《芝园定集》卷三十七《陈约之传》。

［3］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三十六《陈约之集序》。

［4］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九十《赞》。

［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之《陈束传》。

［6］张时彻：《芝园定集》卷四十《明故河南按察司提督学校副使后冈陈君墓碑》。

［7］皇甫汸：《陈后冈诗集序》。

［8］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八《陈后冈题名跋》。

［9］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第44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10］刘尊举：《嘉靖八才子的分化及唐宋派文学思想的形成》一文认为：“嘉靖八才子能够比较完整地聚集在一起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并形成较大的影响，当始于嘉靖十二年。”

［11］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五十六《明朝列大夫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吴公墓表》。

［12］郑利华：《“嘉靖八才子”与明代正、嘉之际文坛的复古倾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唐佥都顺之》，第3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4］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第77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15］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第77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16］《黄宗羲全集》第10册《封庶常桓墅陈府君墓志铭》，第441页。

［17］唐顺之：《荆川集》卷四《与陈后冈参议书》。

［18］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四十《司直兄少玄集叙》。

［19］王慎中：《遵岩集》卷二《鸣雁篇》诗序云：“寄陈约之太史，兼呈唐应德、陈允和二兄。约之赋予南窜，为上林雁之诗，予感其意适，见斯鸟，遂成短章，因以为报云耳。”

［20］李开先：《后冈陈提学传》，见《李开先全集》，第77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21］王慎中：《遵岩集》卷二十一《与陈约之》。

［22］陈束：《陈后冈文集》，《四明丛书》本。

［23］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十七《熊叔抑同唐应德入四明吊陈约之怃然作诗二首》。

［24］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八《艺苑巵言五》。

［25］朱彝尊：《明诗综》卷四十六引顾元言评语。

［26］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八《艺苑巵言五》。

［27］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八《艺苑巵言五》。

［28］王慎中：《遵岩集》卷二十一《与陈约之》。

［29］唐顺之：《荆川集》卷四《与陈后冈参议书》。

［30］陈束：《陈后冈文集·跋国宝新编后》，《四明丛书》本。

［31］李邺嗣：《杲堂文续抄》卷四《书余君房先生集后》。张道勤校点《杲堂诗文集》，第68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2］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卷三所录《陈束尺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