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儒高闶：风范千秋，洛川学派后继有人

师儒之首高闶

郑传杰

太学成名

高闶（1097-1153），字抑崇，号息斋，生于公元1097年。

这一年是北宋绍圣四年，亲政后的哲宗在重新执政的改革派支持下，对元祐党人进行了大规模贬黜。他们进一步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在贬谪的诰词中这样说：司马光身为人臣，却忘恩负义，作为先朝宰相，不忠心侍候君主，却勾结奸臣，专权误国，诽谤先朝（指神宗）之政，变乱祖宗遗制。不久，又将他追贬为朱崖军司户参军。

改革派重新执政意味着王安石的学说再次占据支配地位，此后占据支配地位又长达几十年之久，直到南宋秦桧执政为止。期间洛川学派与之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最初的洛川学派代表人物就是杨时，而高闶则是杨时最得意的学生和洛川学派的忠实继承者。

高闶是鄞县人，北宋初期，他的曾祖高赞襄移民来到鄞县。高氏迁鄞时家族经济情况称不上富裕，族内也没有人任官或有特殊的事功，只是一个在当地默默无闻地绵延、稳定发展的家族。高赞襄的儿子没有留下名字，只知道他以手艺为业，不过他的技艺应当说是不错的，所以靠手艺赚得的钱除去养家糊口外，还会有些积余。高赞襄的孙子名叫君珍（充实），他继承父业，继续靠手艺谋生，他的手艺自然比其父亲更加精湛，家里的积余会更多些。这样经过两代人的辛苦经营，高家已颇具财富了。高君珍先娶滕氏为妻，滕氏去世后，继娶樊氏为妻。

樊氏则是高家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樊家的情况与高家的情况基本相似，家族中虽然没有获取功名的人，也算是一个富裕之家。

樊氏少女时已是为四邻敬服的才女。樊氏嫁到高家，虽然是继室，但高家却也是樊家人为之精心选择的夫家，这也说明高君珍虽然以手艺谋生，但在当地是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樊氏嫁入高家后，凭其才智，将家整治得井井有条，颇得邻里赞赏。

樊氏将心思全用在高家人身上。当时她的公公已故，但婆婆尚在，这样樊氏既要照顾年迈的婆婆，又要照顾前妻留下的幼子，但樊氏从无半句怨言。樊氏十分能干，对于高家往来的亲族及婢幼都有妥善的安排，对于家中祭祀、烹调等事也能妥善的处理，这一切樊氏都得心应手。她也善于理财，因此高家在她的打理下，“由此炎炽，经理条缉，储有余润”。樊氏更是一个有眼光的人，她知道要使家族进一步得到发展，必须让儿子有文化。于是她力陈“择良子业儒”的策略，这一建议在家族内获得一致认同。不过当时凭高氏家族的经济能力，还不足以让儿子接受较好的教育。为此，她不惜将自己的嫁妆拿出来支持，并延请教师，希望高氏子孙能以业儒为主，直至中举，为官，功成名就。樊氏的头脑十分清醒，要将一个普通市民阶层的家族改造成一个有地位的士大夫家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于是她根据家庭经济的实际情况，决定先让长子一人登太学，其他儿子就近择师而教，这就是所谓“诸子角立，而硕为儒生”。南宋时太学，入学称外舍生，外舍生须纳斋用钱（住宿和用餐的费用），方能在官厨就餐；贫者减半纳；内舍生和各斋长、斋谕免纳，因此进入太学学习，自家必须掏一定数额钱。元符间，樊氏让高硕进入太学，开启了高氏家族子弟业儒的风气。高硕是第一位进入太学的高氏成员，接着伯钦的几个儿子——高安世、高闶、高开、高訚等，相继进太学并中举，使高氏在四明地区成为缙绅之家。同时樊氏又让高硕姊妹嫁给四明望族的子弟，这样奠定了高氏在四明的社会关系的基础。

高硕是高闶的伯父，高闶的父亲叫伯钦，他们都是君珍与滕氏所生，自幼为樊氏抚养。樊氏很贤惠，很慈爱，她对滕氏所生的儿子给于加倍的爱。在樊氏的呵护下，高硕、伯钦都健康而幸福地成长起来。

后来高硕业儒成功，这对高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伯钦本身虽无功业，但他的儿子们均致力举业。这样高氏自第五代起，在科场上就表现得相当出色，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高氏在四明的崛起，樊氏当然功不可没，樊氏为高家规划的家族发展方向，成功地使高家成为名流，因此虽为继母，樊氏在高家的历史上，永远受到尊敬和爱戴。

宣和末年，高家的五个子弟先后与四明许多青年一起进太学从杨时受学，并且大多获得了功名，这其中高闶的表现最为突出。

入太学之前，高闶就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宣和年间，慈溪有一个叫蒋季庄的学者，他深受杨时的影响，鄙视王安石的学问，不参加朝廷举行的科举考试。他隐居在乡间，不随便和人往来，来往的只有少数志同道合的人。他的友人王淹有《寄蒋季庄》诗：“桃花水起问行舟，时不能留迹自留。何有声名呼子慎，傥能饥渴念之罘。前车或和中涂废，古井难持短绠求。闻说下帷书已就，愿从繁露识春秋。”蒋季庄终日闭门读经，研究《春秋》。

那时高闶还很年轻，在家读书，高闶家在明州城中，距离慈溪较远，但每年高闶都有四五次步行到蒋季庄家去拜访他。而蒋季庄只要听说高闶到了，就一定出去迎接，然后两人谈诗论道，从白天到晚上，其乐融融。每当高闶告辞时，季庄都要送他到数里之外。有人因此问高闶说：“蒋季庄这人不喜与人往来，却只有和你交情这样深厚，你对他也情真意切，这是为什么？希望听听其中的缘故。”高闶就回答说：“我终年读书，凡是有疑问而不能决断的，以及自己所缺少而不知道的，每次累积数十条，只要一去拜访蒋君，没有不迎刃而解的。”不难看出，蒋季庄是高闶的学长，他们的学术观点相似，情趣相投。可见蒋季庄的学术和思想对高闶早期的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宣和六年（1124），高闶进太学，这一年朝廷加杨时为秘书郎，八月又授他为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太学校长）。十二月，金军南侵，杨时虽为国子监祭酒，但国难当头，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连上两疏，提出“严为守备”“收人心为先”等建议。杨时还不惧强权，斥责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以而归”，建议朝廷诛杀童贯，表现出了他的非凡见识和勇气。李纲有诗赞杨时道：“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

高闶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老师杨时，按太学“学生各习一经，随所属学官讲授”的规定，高闶有幸跟着杨时进修程颐之学。高闶因此更加珍惜时间，勤奋好学，在名师的指点下，他的学习劲头更足，很快在数千太学生中脱颖而出。一次，著名的程门学者胡安国来到京师，胡安国虽然未直接受教于程门，但曾在太学学习，自称“得《程氏遗书》者为多”。并且，胡安国与杨时是老乡，长期跟从杨时游学。后来胡安国三子，胡寅、胡宏和胡宁，胡寅的儿子胡大原，祖孙三代五人，都曾经师从杨时。胡安国前去拜会杨时，杨时与他无话不说，当杨时说到学生时，第一个赞赏的高闶。可见在太学，高闶出类拔萃，颇有些知名度。

靖康元年（1126），杨时先后任著作郎兼侍经筵、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监祭酒等职。太学仍是杨时主管的工作。当时文风崇尚对偶，太学公试时，高闶矫正而改变了这种文风，他以“天下事当令天下人议”为策论的题目，不仅博得杨时的赞赏，更被当时人称为至言名句。

一时之际，追随高闶的人不少，纷纷矫正文气，推陈出新，高闶也因此在太学名气更大了。正处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际。

于是巨臣蔡攸慕名召高闶为幕僚。高闶应从了。

于是达官贵人争着想招高闶为女婿。

这个时候，一个人是极易被欲望——财欲、爱欲、权势欲等所操纵的，也会因此变得不能自持。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不可胜数。高闶依然很淡定，为此他毅然脱离蔡攸，摆脱招婿的纠缠，决定拂衣而归。于是，他的人生观就有了一项“行止在我”的内容，做了自己的主人。不让别人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让别人评定你的价值，自己决定、自己负责自我的人生选择。这引起了同乡官员薛朋龟的注意，而高闶平素是十分敬重薛朋龟的为人的，于是高闶最终娶了薛朋龟之女为妻。

靖康二年四月，金人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驱持宋徽宗、宋钦宗、皇后、皇太子及宗室、百官北行。赵构建立南宋，改称建炎。北宋灭亡时，因为避乱，焦瑗自山东南下，迁居鄞县，焦瑗曾游伊川之门，所以便在当地传承二程之学，于是高闶和赵庇民、童持之等都成了他的学生。焦瑗所讲的大多与杨时吻合，所以高闶的洛学功底更加扎实。

南宋建立后，很快恢复太学。太学继续推行三舍法，即学生分成三等：上舍、内舍、外舍；规定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的制度：新生入外舍习读，一年后经公试、私试合格，参考平日行艺，升补内舍。内舍生两年考试一次，考试成绩和当年公、私试分数一样，校定皆达优等后，升为上等上舍生，即释褐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生，准予免礼部试；两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舍生，准予免解试。上舍生不再参加公试。私试每月一次，由学官出题自考学生；公试每年一次，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建炎三年（1129），高闶升补为太学上舍生，且为上等上舍生，即可释褐授官。

就在他升补为太学上舍生的前一年，朝廷任命杨时为工部侍郎。杨时力辞不受，回到了镛州。建炎四年（1130），杨时以年事已高为由请求告老。高宗封他为朝请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并赐他官绢200疋、白银300两，以颐养天年。杨时推辞说：“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

绍兴元年（1131），高闶以上舍生赐进士第。那天，高宗准备赐给新科进士《儒行》《中庸》两篇文章，高闶就上奏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儒行》词说不醇，请只赐给《中庸》。“庶几学者得知圣学渊源，而不惑于他说。”高宗听取了他的意见。

这一年高闶34岁，虽然才开始入仕途，但在朝野名气已经很大了。

高闶自小就具有良好的素质和天赋，他在家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太学时更是得到老师的赞赏，甚至得到皇帝的肯定。楼钥因此称高闶“天资纯笃，济以勤敏，师友渊源，学问精诣”。

为官生涯

绍兴五年（1135），赵鼎升任左仆射知枢密院事（宰相）。他礼贤下士，甄拔得当，给朝廷荐举了一批人才。善于伪装、曾发誓要为国家忠心效力的秦桧也名列其中，而高闶则被推荐为权礼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华，玉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意思是说君子的心事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不能让别人不知道；君子的才华像珠玉一样深藏，不能轻易让人知道。高闶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君子个个将自己的才华深藏，那又将如何济世呢？

古来多少满腹才华的士子都一心盼着尽展所学，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勇于任事，不务空谈。高闶也这样想：“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岂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把年轻时光错过，去企盼年老时过上好日子。

高闶因杨时而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又因赵鼎而获得机会，显露才华。

一次在朝堂上面对时高闶说：“《春秋》之法，莫大于正名。”孔子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通俗地讲，就是名分不正则说话无力，份内之事言之合理，份外之事言之不顺；深一点讲，就是指导思想不端正，理论则苍白无力，在理论上讲不过去的事，是一定不会成功的。政事不成功，则礼乐教化不振，刑罚不中正恰当，以至于老百姓都无所适从了。

绍兴六年改承奉郎，为秘书省正字，高闶上奏谈论荐举官吏制度的弊端和推行屯田的好处。

一次高闶进宫殿奏事说，非和气不足以治天下。高宗点头表示赞同。接着高闶便问高宗，陛下以为和气是什么？高宗说：现在疾厉不作，螟蝗不生，年彀丰熟，百姓安康，这就是和气。高闶接着说，这是自然界万物的和气，那么陛下的和气又在什么地方呢？高宗默然。

高闶平时重视修天爵，这里的天爵就是仁义忠信。他信“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这句话，而这句话源于孟子。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孟子所说“修其天爵”就是修习德行。“人爵”就是“公卿大夫”，这是世间的富贵。这是指世间的富贵是通过人格修养，使整个生命呈现出一个仁者的境界来实现的。

高闶“修其天爵”，果然“人爵从之”。高闶以秘书省校书郎兼史馆校勘，开始参与纂修神、哲宗二朝实录工作，后来因为与宰相张浚意见不同，他请求辞职。

高闶原是赵鼎一派人物，绍兴七年（1137）九月，宋将郦琼在淮西杀吕祉降刘豫，高闶与张山皋等人上书高宗，建议加强守备，勿示衰弱之迹。

赵鼎再相，高闶迁著作佐郎。赵鼎重启神宗实录之纂修，高闶再与共事。

绍兴八年（1138）三月，神宗实录完成；而哲宗实录在绍兴八年六月完成；全书共一百五十卷，由赵鼎进呈。

当时秦桧在朝已站稳了脚跟，他便撑起自建炎以后被口诛笔伐的王安石新学这面旗子，来巩固自己的权势；同时将程氏之学作为一种罪名，用来排除异己，打击赵鼎和原来为赵鼎所信用的人。这一年十二月赵鼎罢相，御史便弹劾高闶，说高闶为史官，本非所长，诞谩反复，以儒济奸。高闶被罢官，主管崇道观。当时他年不过40岁。

高闶不能算是怀才不遇，但他40岁就主管崇道观，他的才能还没有发挥，他还要……他不甘心。

在赋闲的日子里，高闶自然是埋头读书，但仍存期待之心。

绍兴十三年（1143），一个机缘终于降临，这一年正月，高宗下诏将岳飞的旧宅改建为国子监太学，需要一个参与太学筹建和管理的人，他自然想到了高闶，便以“怀静退之风，得渊源之学，早升东观，洊列南宫，缙绅所推”选高闶为国子司业，官衔从四品下（相当于太学副校长、教务长之类）。

大凡皇帝的任命，依据不外乎两点：一是对朝中大臣平日所积累的印象，二是听从周围大臣的推荐，而高闶属于第一种。

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高闶生平抱负虽然不是效法张良、萧何辅佐君主成一代霸业，但从主管崇道观以来，一直感慨着学无所用，担忧着蹉跎一生。如今机会来了，自然不会错过，于是高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不久太学新建完成，看着宏大壮丽的舍宇，高闶自然兴奋。当时太学建筑规划初定，有两个道士过门看了，其中一个说：“好一个去处，将来必出大魁，卿佐接踵，只恐不出宰相耳!”另一道士则笑着说：“若向东一处，却大胜此，状元、宰相皆有之。”两道人的话传开了，鉴于太学规划不容更改，高闶遂建议将道人所指处建造贡院。

新建的太学中有孔庙，有大成殿，祀孔子像，十哲配享，两庑廊彩绘孔门七十二贤人像。大成殿之东有首善阁、崇化堂等。崇化堂是太学的讲堂，首善阁、崇化堂之东为太学生斋舍（宿舍），改建的太学只有十二斋。高闶为十二斋拟名叫：禔身、服膺、守约、习是、允蹈、存心、持志、养正、诚意、率履、循理、时中。

高闶为十二斋的拟名，实际上是太学的校训，明确了培养目标，将教育寓于斋名中。

高闶又上奏说：“太学者，教化之本，而最所当先者，经术是也。自汉以来，多置博士，后世所谓诗赋、论策，皆经术之余耳。太学旧法，每旬有课，月一周之，每月有试，季一周之，亦皆以经义为主而兼习论策为三场。苟加一场，则旬课季考之法，遂不可行。自元祐以来，虽臣僚累奏，请加诗赋，通为四场，而终不施行都，盖为此也。自罢诗赋之后，朝廷恐专门之学未足以收实用，乃别设词学一科，试以制诏表章之类，通谓之杂文。臣今参合条具太学课士及科举三场事件：第一场，大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以诗赋；第三场以子史论一首并时务策一道。永为定式。”

高宗说：“太学生们学习诗赋已经很久了，能马上使他们通经义吗？”高闶说：“先王设立的太学，惟讲经术而已。国朝之初，犹循唐制而用诗赋，神宗开始就用经术培养学生，于是打算在太学课程中撤去诗赋，但又考虑到这样不足以尽人才，所以仍设词学一科。现在宜以经义为主，而加诗赋。”高宗表示同意，要求订立太学课试及郡国科举法，并立地方士子补国学监生之例。高闶立即行动，逐条拟定科举考试办法。规定以《六经》《语》《孟》义为一场，诗赋次之，子史论又次之，时务策又次之。太学课试及郡国科举，尽以此为法，且立郡国士补国学监生之制。

以经义为主，诗赋为次，确立了太学的教育方针。

高闶又说：“比岁郡国虽有学，而与选举不相关。今参取祖宗旧制，通以当今之宜，补太学生，以诸路住本贯学满一年，三试中选，不曾犯第三等以上罚；或虽不住学，而曾经发解，委有士行之人，教授保委申州给公据，赴国子监补试。诸路举人以住本贯学半年，或虽不住学而两预释奠及齿于乡饮酒礼者，本学次第委保，教授审实，申州听取应，仍自绍兴十四年为始。”

高闶又上札子说：“太学旧法，每旬有课，月一周之，每月有试，季一周之，皆以经义为主，而兼习论策……”绍兴十五年，“诏经义、诗赋分为两，于是学者竞习词赋，经学浸微”。

在这里，高闶重新明确太学的选举和平时考试的内容和时间……

所以说，宋室南渡，太学中兴后的学制，大多为高闶所建。

高闶又强调建学之初，应当用老成以诱掖后进。于是推荐了全州文学师维藩，诏除国子录。师维藩，字圣模，一字彦立，眉山人，精通《春秋》之学。绍兴六年八月，师维藩跋涉数千里来到临安，给朝廷献上《中兴十策》。就在他坐等无望之际，赤岸青年林维屏、王宗望等赶赴临安，将他请到本村金台寺讲学，一时从学的闽浙诸生达数百人。其“博览古今，士人推服”。所以高闶第一个推荐他。

太学初建时，生员额为300人，太学建成后，高闶又上奏，补试者六千人，扩大了招生规模。后随着事业的发展，至南宋中期增至1700余人。

斋舍亦不断增筑，先为十二斋，后续置五斋，称观化、贯道、务本、果行、笃信。后又增置三斋，称节性、经德、立礼，前后相加共二十斋。前十七斋牌皆用米友仁书，后三斋牌为张孝祥所书。

高宗题了首善之阁，并用政余之暇，书写《周易》《尚书》《毛诗》《中庸》《春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书，每逢倦时休息，吴皇后则代为续写。在高闶的安排下，绍兴十三年开始命石工将高宗、吴皇后所书典籍精刻于石，称石经。淳熙元年（1174），孝宗命建光尧石经阁，至淳熙四年完成，同年六月十五日举行仪式，将石经移贮光尧石经阁内。

高闶又请在校学人依照徽宗的御笔，复立三年归省之限以彰孝治。高宗说：“旧有九年之法，至徽庙方改作三年。岂有士人九年而不省其亲者乎！其从之。”

绍兴十四年三月，高宗视察了太学，衹谒先圣孔子，止辇于大成殿门，步行入内，执爵奠拜，据称他“注视貌像，翼翼钦慕”。

高宗命高闶讲《周易》，秦熺执经。于是高闶就在崇化堂讲解《周易》，高宗及祭孔时随从的官员、生员一起听了讲座，讲座后高宗赐高闶三品官服。高闶成了名副其实的师儒之首。

高闶就任太学，建阁藏书，确立太学教育宗旨，订定学规，为南宋一朝的太学规制奠定基础，为培养人才作出了贡献。

楼钥这样描述：“高宗皇帝中兴，初驻跸钱塘，始建太学，妙选师儒，先侍郎（即闶）首为国子司业，岂惟文行经学足以表率士林，驰名京师，规绳具举。未几车驾幸学，握贰仪曹，至今四海尊仰之。”(www.xing528.com)

而在朝中倒新学运动中高闶是中坚分子。高闶本程氏之学，发扬春秋学，以对抗王安石学风。高宗在为皇子聘教授时，以“庄重老成无踰阐者”为一项重要条件。高闶就是在类似条件下中选的。高闶才被称为是中兴师儒之首。

绍兴十四年（1144）十月，右正言何若迎合秦桧上疏奏劾程系道学：“自赵鼎倡为伊之学，高闶之徒从而和之，乃有《横渠正蒙书》《圣传十论》，大率务为好奇立异，而流入乖僻之域。倾缘（高）闶为国子司业，学者争投所好，于是曲学遂行。虽然，凡试于有司者，未有不志于得也。伏望申戒内外师儒之官，有为乖僻之论者，悉显黜之。如此则专门曲学，不攻自破矣。”高宗则回答说：“若所论甚当。程颐当哲庙之初，任经筵，奏曰：‘陛下记得臣说否？如记得，明日可对臣说过。’这时，宣仁圣烈皇后听说，大怒道：‘皇帝虽年少，然宫中（不自）废学’。瞄大家不识事体如此。”作为对攻讦程颐是专门曲学者的答复。高宗的这一回忆明显地包含了对整个程系道学有短处的看法。

这说明在学术上选择程颐之学的热情开始降温，高宗的这一表态自然成了秦桧禁程颐之学的坚强后盾。后来秦桧党羽曹筠、郑仲熊、张震上疏攻讦道学，请行“曲学”之禁，都是得到高宗的认可和批准的。可见随着绍兴和议的确立与实施，秦桧党羽对道学也即所谓“专门曲学”进行了不断论劾与攻讦，而高闶首当其冲。

高闶终不为秦桧所容，被一脚踢开。直接原因是这样的：礼部侍郎高闶，侍经筵，高宗对高闶说：“以前张九成曾问我：‘《左氏传》记载一事，需要用千余字，而《春秋》只写一句就表述清楚了，这是为什么呢？’我回答说：‘圣言有造化，所以寓无穷之意。若无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耳。’”高闶说：“说《春秋》者虽多，终不能明，正如窥造化矣。”高宗又问高闶：张九成现在生活得还好吗？第二天，再去问秦桧的同样问题，秦桧说：“张九成以唱异端蛊惑人众，为台臣所论，予郡，乃力乞祠，观其意，终不为陛下用。”高宗说：“张九成清贫，不可以无禄。”秦桧听了十分不满，但又没有办法。而在心中怀疑着，这一定是高闶推荐了张九成，就将此事告诉杨愿，杨愿又令中丞李文会根据秦桧的意旨弹劾高闶。

原来高闶与张九成曾一同学于杨时，《朱子语类》中有这样的记载：问：“《横渠语录》载张子韶戒杀，不食蟹。高抑崇相对，故食之。龟山云：‘子韶不杀，抑崇故杀，不可。’抑崇退，龟山问子韶：‘周公何如人？’对曰：‘仁人。’曰：‘周公驱猛兽，兼夷狄，灭国者五十，何尝不杀？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见其非不杀耳，犹有未尽。须知上古圣人制为罔罟佃鱼，食禽兽之肉。但‘君子远庖厨’，不暴殄天物。须如此说，方切事情。”

高抑崇的“太生拣择”，张九成的“不生拣择”，这两种态度，杨时都不赞同，让他们归于不生拣择与太生拣择之间，“生杀得正”的主流观点。

南渡后不少士大夫带着对蔡京相党集团长时期以推行新法为名，实际从事祸国殃民的勾当，最终导致北宋政权覆亡的切肤之痛，纷纷加入到抨击王安石变法的倒新学运动中。在新学遭到攻击而加速衰亡之时，与它相对立的程系道学呈现出日益上升的势头，并日臻成熟。

这其中杨时起到了引领作用，影响特别大。史载绍兴初“辟王氏（安石）经学”，“其原委脉络皆出于（杨）时”。杨时和他的弟子钱塘张九成自成道学一派，将声讨王安石及其新学的声浪推向高潮。

高闶、张九成又同为赵鼎力荐。朝廷召张九成任宗正少卿，权礼部侍郎，兼侍读，兼权刑部侍郎。期间，张九成恪尽职守，平反一诬告案件，朝廷欲以嘉奖，九成辞却道：“任职刑部，出现冤案，我本有责，怎可邀功？”赵鼎被罢相，张九成因反对宋金议和及拒绝秦桧拉拢，被诬为赵鼎一党，屡遭陷害，虽高宗信任，亦不得救，被贬谪南安军长达14年之久。

于是在“程氏之学”的罪名之下，秦桧党人对高闶的攻击纷纷而来，右正言何若上书以为“申戒内外师儒之官，有为乖僻之论者，悉显黜之”，高宗认为“所论甚当”，并指斥程颐“不识大体”；其后，又有御史中丞杨愿大放厥词，说到底是把伊川学说看成是“和议”的障碍。绍兴十四年五月，御史中丞兼侍读李文会说：“权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高闶，初为蔡攸之客，媚蔡京以求进；复录程颐之学，徇赵鼎以邀名。权工部侍郎王师心，奉使大金，专务嗜利。起居舍人吴秉信，机巧便利，专结楼照。此三人者，若久在朝，必害至治。”朝廷令高闶出知筠州，高闶不赴上任，于是致仕，从此教授乡里，绝意仕进。

绍兴十四年，对高闶来说又是不平凡的一年，他上表，请高宗视察太学后，受到了胡寅（胡安国之养子）的斥责。胡寅在给高闶的信中说：“及见请视太学之表，寅心惕然，不意阁下有所请而有斯言也。今关河重地，悉为敌国，园陵暴露，不得瞻守，族宗拘隔，不得相见，土地分裂，人民困苦，不得鸠集，冤恨之气，外薄四海，不得伸雪。而柄臣（指秦桧）者，方且施施然厚诬天下，自为有大功乎？今阁下目睹忘仇逆理，北面事敌，以苟宴安之事，犹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既不能建大伦，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文具之典，又为之词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是党其恶也。人皆谓阁下平生志业扫地矣！数十年之积，而一朝毁之乎？”

高闶因与秦桧的关系，招致胡寅、胡宏兄弟的抨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秦桧并非完全不知伊洛，并且与伊川传人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建炎年间，秦桧与杨时师徒在学术与个人关系上可以说是亲密的，而秦桧与道学的另一面旗帜胡安国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朱熹曾指出：秦桧之尝为密教，翟公巽时知密州，荐试宏词。游定夫（酢）过密，与之同饭于翟，奇之。后康侯（胡安国）问人才于定夫，首以会之为对，云：“其人类苟文若。”又云：“事无不会。”京城破，虏欲立张邦昌，执政而下，无敢有异议，惟会之抗疏以为不可。康侯亦义其所为，力言于张德远（浚）诸公之前。后会之自海上归，与闻国政，康侯属望尤切，尝有书疏往来，讲论国政。康侯有词掖讲筵之召，则会之荐也。然其雅意坚不欲就，是必已窥见其微隐有难处者，故以老病辞。胡安国是因为景仰秦桧的忠义之举而主动与之倾心相交的；而且在平时教诲弟子，必以秦桧为榜样。秦桧南归后，胡安国又在家书中指出：“秦桧之归自虏中，若得执政，必大可观。”绍兴二年（1132），秦桧拜相，又使胡安国“闻之喜而不寐”。不过，朱熹说秦桧拜相不久，举荐胡安国执讲筵，“然其雅意坚不欲就”，明显为胡安国讳。事实上，胡安国欣然应荐，不避道远时艰，入行在为朝官，并且成了秦桧相党中的中坚分子。

对此，胡寅（胡安国之养子）为什么不义正词严地斥责胡安国呢？

说实在的，对于秦桧的态度，当时人的确远非今人所皆鄙之，而是有一伙跟随者。

王伯庠撰的《王次翁叙记》一文中说：“是时，三大将皆握重兵，轻视朝廷。其年，柘皋之捷，有旨令大将入朝论功行赏。俊、世忠已到，而飞独未来。秦桧为相，先臣参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桧忧之甚。先臣为之谋，以明日率三大将置酒湖上。欲出，则语直省官曰：‘姑侍岳少保来。’益令堂厨丰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飞既到，以明日锁院，皆除枢密使，趣令入院供职，罢其兵柄。……先臣语伯庠曰：‘吾与秦相谋之久矣，虽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腱。脱致纷纭，灭族非所忧，所忧宗社而已。”

绍兴十三年，王次翁以资政殿学士提皋洞霄宫，归居明州。十四年致仕回乡，倡议改组为八老会，与高闶等组成这个社群，十九年，死于明州，时年70岁。赠宣奉大夫，诸子婿亲戚族人添差浙东者又数人，皆桧为开陈也。《宋史》称：秦桧擅权19年，只有王次翁一人始终与其沆瀣一气，未生嫌隙。

清代大史学家万斯同在看了王次翁撰写的《王世传家录》后，愤然挥笔写道：“若非《王氏传家录》，谁识奸谋由此人。注：次翁本济南人，从高宗南渡，遂家于鄞，官参知政事，为秦桧心腹，撤三大帅兵，召岳武穆，皆其谋也。”

王次翁与秦桧狼狈为奸，到头来只落了个“宋室奸人骨一抔”的骂名，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其子王伯庠对他助秦桧陷害岳飞一事不以为耻，反以为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人对秦桧的认识远非今人那样，明确其为汉奸。

当年秦桧当国，五峰先生怀疑高闶与秦桧的关系。及秦梓为明州知州，曾派姚孚来提亲，高闶谢绝了，五峰才开始释然。盖大儒之砥砺名节，一步不苟，而宪敏之无愧良友，即其所以得统师门者也。

为学成就

南渡后杨时的地位更高，四明籍程门弟子竞相趋奉。在传承洛学中，师从杨时的四明籍太学生成了主力，高闶则是先锋。

楼钥说：“吾乡四明，庆历皇祐间……号五先生，俱以文学行谊表率于乡，杜先生又继之，讲明经术，名公辈起，儒风益振，厥后伊洛二程先生之兴，得其传以归者，惟故礼部侍郎高公（即闶）。”全祖望在《长春书院记》中说：“杨文靖公（时）之在太学，吾乡士人从之者多。”高闶同学中尚有童持之（大定）、赵庇民（敦临）、慈溪的王庭秀等人，是洛学至甬上之始。

其后伊川门人焦瑗自山东避难至四明，高闶等人以其所学相印证，多所符合，“于是日益请业，而吾乡之洛学遂日盛，成为洛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全祖望说：“吾乡学派，导源庆历诸公，至于伊洛世系，则必自宪敏始，而宪敏为司业，其时王氏之学虽替，然尚有如陈公辅辈，未能尽绝，宪敏（高闶）师说，日与诸生发明之，其有功于伊洛，尤为不浅”。高闶“力肩正学，是百世之师”。

高闶承洛学遗绪，致力经学，在四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伊洛学的研究蔚成风气，他们用义理解经，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非常突出；他们著述的宏富，实为其他地区所罕见。当然对经学作出开创性贡献的，首推高闶著的《春秋集注》。

高闶的《春秋集注》继承了胡安国的学术路径，以义理解经。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非常突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南宋初年四明洛学者的伦理、政治思想。至今研究《春秋》的学者都将它视作大宗。

高闶在《春秋集注》中，尤其强调封建纲常，突出“尊王攘夷”并表达了一系列经世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对后世的《春秋》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高闶研究《春秋》，于史实有所考定，如四库馆臣所说：“书中大旨虽宗程传，而亦间有发明者。”如在子纠与齐桓长幼次序问题上，三传注疏均以纠为兄，桓为弟，而程氏据汉薄昭之书以为纠弟桓兄，高闶并未盲从，明确指出子纠、小白皆襄公弟，纠于诸弟最长当立。此足以纠正程传之失。“襄公三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戍来聘。二月己亥及向戍盟于刘”条文云：“凡因来聘而盟者，必在国内。……刘盖王畿采地，岂有来聘鲁而远盟于刘者乎？盖下文有刘夏，传者以为春夏之夏，与文四年夏逆妇姜于齐同文，故误增‘于刘’二字尔。”高闶的训解的确是有理有据，四库馆臣对此特别欣赏，认为“所见创辟而确凿，尤为自来说《春秋》者所未及”。

高闶属于以义理解经一派，他治《春秋》，杂采唐宋，熔以己意，旨在发明程颐所谓《春秋》乃“经世大法”的学术主张，如其自序所说：“仲尼惧先王经世大法坠地莫传，欲立为中制；俾万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托始于隐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后王，以周公事业望鲁之子孙。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万世通行之法也。”

阐发“万世通行”的所谓“经世大法”乃是此书的最高宗旨，其基本要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阐发春秋大义。将《春秋》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宗旨用来直接为当前的现实服务，《春秋》因此也就成为宋代经学中的一门显学。

高闶阐发春秋大义着重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强调封建纲常。高闶引用刘敞之的话说：“《春秋》所急者礼也，所制者欲也，以礼制欲则治，以欲败礼则乱，”因此高闶特别强调纲常秩序，认为这便是国政、人伦的根本，视夫妇之伦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里，社会道德总是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家庭道德不仅和政治道德融为一体，而且往往居于政治道德之先。高闶当然不可能跳出这种观念形态的制约。

高闶还提出尊后以兴礼义风化，实际上是借纠正后世“皇后之礼益轻”的名义巧妙地维护赵宋的皇室尊严。他尊皇后是要树立皇后的绝对威仪，把违逆皇后意志的士人批之为“不重人伦之本，不尊天下之母”，有伤于礼义风化之立，简直是要人们愚忠。高闶的另一层用意是要强调礼义之立应从最高统治者身上做起。

其二是突出“尊王攘夷”。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为宋人治《春秋》学的主流，高闶在这方面主要吸收了胡安国的观点。

所谓《春秋》“尊王”之义，系指尊周王和诸侯国君，其主要表现：一是定周王于一尊。他说：“夫《春秋》为天下作也，天下者，天王之天下也。”又说：“《春秋》之法，尊君而卑臣，抑强而扶弱，君弱矣则扶而尊之，臣强矣则抑而卑之，岂恃惩当时之变乱，盖将以明天地之义也。”这显然是为赵宋弱主而发的。尊王的一大表现就是诸侯即位必请命于周王，不得自专，以示王权之独尊。他说：“若《春秋》不明绝之，则是诸侯之立不必命于天子，特以公子之亲众宜之而自立也。如此则千乘之国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专其国矣，斯大乱之道也。是以《春秋》不与其立而去其公子，以明先君之子孙苟不由天子之命，皆不可立也。”他这样阐释《春秋》经文，旨在加强皇帝的权威，他甚至指责“为人臣而讼其君，虽直亦曲矣”，就是要提倡对皇帝的愚忠。

二、诛讨乱臣贼子。《春秋》以诛乱臣贼子示尊王之义，高闶则把“变法坏纪”作为产生乱臣贼子的政治条件，他认为春秋时代平王“在位既久，恬于颓靡，无振起之略。诸侯以周室不足惮，专肆擅横，变法坏纪，荡无禁制，礼乐禁伐，各自己出，乱臣贼子接迹海内，夷狄强暴凭陵中夏”。这显然是影射王安石变法的。不过，《春秋》之诛乱臣贼子以示王法，以明尊王之义，锋芒首先指向篡弑之贼，高闶说：“桓弑君而立，悖天理，乱人伦，天地之气为之水旱凶变乃其宜也。”这是进一步发挥胡安国以贬义释“有年”的做法。高闶又进一步阐发《春秋》之义，以为“《春秋》之诛乱臣贼子之党，使人知乱臣贼子之为大恶而莫之与，则无以立于世，而篡弑之祸息矣”。这也有针对宋代朋党政治的用意。所谓《春秋》“攘夷”之义，高闶申明说：“攘夷狄救中国，此固《春秋》之所贵也。”他认为华夏所以优于夷狄，不是人种上的差异，也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区别，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华夏文化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它具有以君臣父子为核心的礼义道德上。所以他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谓有理也，义也。不仁不义之甚，夷狄之道也。”“夷狄以礼义外之可也。”因为华夷之辨事关王朝的兴废，所以高闶极力反对“亲夷狄”，积极主张“攘夷”。重纲纪、尊王室是封建社会的“永恒”法则，攘夷也符合南宋主战派以及绝大部分士人复国的强烈愿望，可以用来鼓舞民气，稳定政局。

高闶对春秋学的研究用力尤深。他力斥王安石废春秋之学，专以二程之说为本，著《春秋集注》一书，推衍二程本旨，认为春秋是万世通行之法，非只褒善贬恶而已。此一观点，深为当时学者所看重。

全祖望因此说：“吾读宪敏《春秋集注》，其发明圣人褒贬义例，远过于胡文定公，至今说春秋者，以为大宗。”

此后春秋学，也为高氏子孙所传承，成为高氏家学的传统。

高氏家族对春秋学的研究，高闶最负盛名。全祖望称赞他的著作在发明圣人褒贬义例方面远高于胡安国，楼钥也认为此书在褒善贬恶之外，尚有经世之大法在，但一直到开禧年间，其次子高得全知黄州时，才将该书刊刻出版。四明地区对春秋学的研究，还有另一位高氏——高元之（字端叔）。元之是高琼的后代，南渡后居四明，受学于沙随程氏，读书极广，对周易、毛诗、论语都有涉猎；对春秋学致力尤深，摭拾三百余家之说，成书一百五十卷，名《春秋义宗》。此书与高闶的《集注》并为四明“春秋二高，不以名位甲乙也”。但全祖望认为“端叔之书之博，过于息斋（高闶）”。

同时学术上高闶还致力于礼学研究。

绍兴十三年，高闶在任国子祭酒任上，制《乡饮酒矩范仪制》。

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比较盛行的一种礼制，《周礼》中就有关于乡饮酒礼的记述。这是一种在地方举行，以主张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推广教育、教化的礼仪制度。

由于乡饮酒礼在社会稳定方面的特殊作用，汉朝以后，“国学之法立，而乡射饮酒，合乐、养老、考艺、选言之政，皆于是乎出”。于是，乡饮酒礼逐步和太学、地方儒学联系起来，在学校中进行。宋时，乡饮酒礼成为地方儒人社会的大事，是巩固儒人社会，增强儒士之间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乡饮酒礼无疑成为激励儒士自立，自强，维系儒学文化发展和传承的重要纽带。

北宋朝乡饮酒礼最初是在科举贡士时举行。楼钥记述道：“时正旦合乡之士夫于邑庠，谒先圣先师及先贤之祠，序齿讲拜，升堂举酒，略如乡饮之仪。”在文化比较发达的明州，这种会拜的习俗由来已久。

建炎末年，金军攻入江南，焚毁当地儒学，从此乡饮酒礼废而不讲。郑耕老（字谷叔）教授明州学时，“科举之外者，更营学区，取田以供乡饮费”。绍兴七年（1137），仇悆守明州，受乡饮酒仪的启发，在重建州学后举行此礼，甚至买田充作举行典礼的基金，这是南宋建立后首次举行乡饮酒礼。此后乡人林保参照此制，制定了乡饮仪制，高闶加以修定损益，定名为《乡饮酒矩范仪制》上奏朝廷，由礼部颁行；明州也在同年刊行，这是南宋推动乡饮酒礼之源。

于是，乡饮酒礼遂行于他郡。南宋乡饮酒礼的实行并不顺利，绍兴二十六年四月，南宋政府宣布“罢乡饮酒举士法”。但在诏罢乡饮酒礼的同时，宣布“州县犹听其便”。

明州行之如初。乾道三年，张津为明州知州，积极推动乡饮酒礼的恢复。嘉定七年，知府程覃，宝庆三年，知府胡榘都行乡饮酒礼。淳祐六年，知府颜颐仲“搜举旧典，增造礼器”。明州（庆元）乡饮酒礼才兴盛起来。

高闶制《乡饮酒矩范仪制》考察仔细。试举一项，乡饮酒文中说：“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乃是宾升，主人阼阶上当楣北面再拜，谢宾至堂，是为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宾拜洗，是为拜洗。主人取爵实之献宾，宾西阶上拜，是为拜受。若拜送，乃是宾进受爵，主人阼阶上拜，如今云送酒，是为拜送爵。宾复西阶上位，方有拜告旨、拜既爵，及酢主人之礼。他乃将拜送，作送之门外再拜为拜送；门外两拜了，又两拜，为拜既。

高闳制订的礼制虽然遭到许多儒士的质疑，但庆元中，朱熹以《仪礼》为根据改订《家礼》，学者皆尊用之。

高闳患近世礼学不明，凶礼尤甚，还著有《厚终礼》，并修订司马光的冠礼，高闶在《送终礼》中说：“古者父子异宫，兄弟异居，但同财耳。今人不识古人异居之义，而分析其居，更异其财，不亦误乎？”高闶说的古人不分财不一定准确，但所说的同居时候父子兄弟分室另居，则是符合事实的。在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中“共财”是最主要的特征，而共财的标准主要是同爨，即共灶，一个锅里吃饭。同居共财的同居，不是全家人在一起合床共寝，实际上各有各的小家居室。

高闶丧礼也为朱熹纳入《家礼》中。

晚年生活

绍兴十四年，高闶忤逆秦桧，以本官奉祠四明里中。高闶病得不轻，就请求休致，不久，又写信告诉秦桧，觊复职名，希望禄及其后人。当时的制度有明确规定：“虽侍从未复原职，格其赏延。”因为高闶的子孙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爵禄，而当时秦桧当政，因此高闶写信，希望享受自己应当享受的权利，这是正当的。高闶在信中叙述了他家困苦的状况。

秦桧看了书信后询问持书信的仆人，当问到高闶家的生计如何时，仆人还能勉强地解释此事，而当问到高闶家置业情况时，仆人将高家增产业的事告诉给秦桧。秦桧便愤怒地说：“高抑崇死犹诳人如此！”高闶的合理要求没有得到允许，一直到秦桧死后他才获恤典。

高闶回家后，居城南，距长春门不远，所以名为“长春”。并在家设讲堂，讲授《春秋》，传承伊洛之学，以教育乡里子弟为志。袁燮称高闶“屏居乡闾，士之得于亲炙，有所启发者多矣”。

在高闶的推动下，高家的教育一度在鄞县非常有影响。高闶的兄弟安世、訚、开、闳等都相继中举，他们在仕途上表现平平，但都致力于教育。高开在高闶乡居时，也受其教诲，曾书《孝经》，袁燮称其“楷而有法”。高訚在绍兴二十年（1150），曾任明州教授，亦致力地方教育。

高闶一边从事教育，一边致力于《春秋》研究。“每对人唯举前言往行，未尝及时政之得失，人物之臧否，观书终日，绝意荣望”。楼钥也说：“公既投闲，杜门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撄，日有定课，风雨勿渝，专心著述。”

除了勤于著述之外，高闶还积极参与四明地区的社会文化活动：他是八老会的成员，又参与四明乡饮酒仪的举行。

八老会的前身是成立于绍兴年间的五老会。五老会的成员都是年龄在70岁归老于乡的太学旧人，包括王珩、蒋璇、顾文、薛朋龟和汪思温等共五人，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又曾任官，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致仕之后，在家乡以诗唱和，这其中就有高闶的岳父薛朋龟，因此高闶与五老会成员素有往来，后来高闶和吴秉信也致仕返乡，但因年龄尚轻，无法加入。直到王珩、薛朋龟相继辞世，参知政事王次翁致仕回乡，倡议改五老会为八老会。高闶与蒋璇、顾文、汪思温、吴秉信、王次翁、徐彦老和陈先，就成为这个社群的成员。由于成员之中王次翁寓居四明不久，陈先是平民，不像五老会的成员都是四明籍，且进士出身，在性质上“已不及前日之纯全矣”。不过这也显示，这种自北宋以来强调“衣冠盛事”的特色，逐渐转成加强乡谊的成分，成为更具乡里社会文化气息的聚会。

八老会及乡曲义庄的成立与运作，高闶领其族人参与其活动，在与地方士族交往中，为家族在明州人际网络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人际关系的经营中，婚姻关系与人际网络常相互交织、影响，形成盘根错结的社会关系，成为确立社会地位的重要基础，这是高氏家族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氏起家的关键人物是高君珍。他和樊氏共同努力，为家族由商向儒的转变，奠定重要基础；君珍的五个女儿，分别嫁入四明几个著名的家族，其中戴讷为当地富家，戴氏与袁氏家族有婚姻关系；舒宗宪则是四明望族之一舒璘的族人。并开始与四明望族汪家、楼家也“有中外之好，相与素厚”。

南宋初年，高闶活跃于朝廷，家族婚姻关系得以扩展。高闶的岳父薛朋龟则是扩展高氏人际网络的重要人物。薛朋龟和汪氏家族缔结多重婚姻关系，如薛朋龟的孙女嫁给汪闳中，他的孙子薛扬祖则娶汪大猷的曾孙女；薛朋龟另一孙女嫁给徐子寅的儿子徐晞夔为妻，他的儿子居宝则与楼钥的母亲为中表亲。袁燮姊夫之兄戴机则曾师事高闶之弟高开，并得到高闶赏识。

同时与高闶共同受教学习的师友，也使得高氏与四明士人家族之间形成一个绵密的人际关系网络。

高闶致力学术研究，与四明道学及从政之士的理念契合，陆学第一代弟子与高、史、楼诸家都有婚姻关系。高闶的女婿是史渐（史木的儿子、史浩的堂弟、史嵩之的祖父），高闶的女儿高氏从小深受熏陶，知书达理，她与史渐的结合，可以说是当时四明人中一对最佳的配偶，伉俪夫唱妇和，悉心教育子女，使之成材。史渐共有七个儿子，其中史弥忠、史弥应、史弥巩等五个儿子中进士，是名副其实的五子登科。

绍兴二十三年（1153），高闶去世，享年57岁，朝廷赐谥宪敏。乾道四年（1168），孝宗听从汪大猷之议，追复高闶为敷文阁待制，并任诸子为官。高闶墓在东钱湖青山岙，墓前石刻今存石文臣1对，石虎、石羊各1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