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师厚：北宋园艺学家的卓越生平与成就

北宋园艺学家周师厚的生平及其成就

张如安

鄞人周师厚是北宋著名的园艺学家，然而关于他的生平事迹，诸书记载多有误失，而其园艺学成就，更鲜为人知。本文采摭群籍，略作考证和评述。

周师厚生平事迹考证

周师厚（1031-1087），字敦夫。出生于鄞县的望族，为庆历进士周造之季子。^［1］师厚初从学于王致，有德工文，以学称于乡里。故范纯仁称其“生德则，丰孝友，自少仁义积躬，纯懿之行，乡党式宗，错综之文，士服其工”^［2］。师厚于皇祐五年（1053）登进士第，在郑獬榜，只压得陈传一人，自赋诗自嘲云：“有眼不堪看郑獬，回头犹喜得陈传。”师厚娶范仲淹侄女为妻。^［3］初授湖北复州景陵（今竟陵）尉，曾擒获悍盗数十辈。调江西信州司法参军，迁衢州西安令。时境内旱涝严重，周师厚规划建一蓄泄之所，州将姚焕想要他改变计划，周力争不可，因此得罪了姚焕。周师厚欲弃官而去，民得此消息，自发地遮道挽留。后来大概在部使者的努力下，周师厚得到调任，监在京富国仓。他在任内条陈旧时沿下来的严重积弊，执政者赏其才能而用之。

熙宁初周师厚为条例司属官，因不肯依附而为同列所恶。遂出使荆湖北路，提举常平，并措置农田水利差役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8《传》云：“历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差役事。时朝廷方议役书，本路纷更未定，且有欲为掏甲法者。师厚具论四方风俗、盗贼、婚田、狱讼、簿书繁简之所以不同，则役有劳逸轻重，宜亦不可以一。朝廷以为是，下其说行之。”袁桷延祐《四明志》卷4则云：“为转运时，役法方行，师厚言四方风俗不同，役有劳逸轻重，不宜以一概论，朝议是之。”显然，两书所说是同一件事，^［4］但所言官职却不同。按北宋时常平提举负责议役法，故当以宝庆《四明志》所说为是，光绪《鄞县志》卷26《周师厚传》的说法亦可资佐证。不过，周师厚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不满王安石实行新法，故对差役法提出异议，此即《明一统志》卷46《周师厚传》所谓“仕至转运判官，不肯奉行新法”一语之所本。当然，周师厚反对新法施行过程中的一刀切做法，还是有较充分理由的，所以能为朝议所认同。

据魏泰《东轩笔录》记载，周师厚提举常平时，“张商英监荆南盐院，师厚移官，有供给酒数十瓶，阴俾张卖之。张言于察访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师厚坐是降官”^［5］。考清徐乾学编《资治通鉴后编》卷80“熙宁五年（1072）十一月”条云：张商英因言事而降官光禄寺丞，监荆南盐商税；又考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8“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条”云：监荆南盐商税张商英职方员外郎，通判解州。则周师厚因违法而降官，当在熙宁五年十一月至七年十一月间。时蒲宗孟官荆湖察访，其弹劾周师厚的理由，除了暗地里唆使张商英私卖“供给酒”一条外，还有所谓“昏不晓事”一条。魏泰《东轩笔录》卷14又记载：“有周师厚者，为湖北路提举常平，人或呼为‘梦见公’，盖以其姓周也。蒲宗孟为湖北察访，因奏师厚昏不晓事，致吏民呼为‘梦公’。”显然，蒲宗孟对周师厚“昏不晓事”的指责实为不实之词，正如魏泰所说，此乃“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熙宁八年（1075），周师厚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他反对新法派章（时任湖北转运使）关于“溪峒广辰沅二州议输常平粟以备边”的主张。时“辰、沅两州初复”，章之策意在接纳人心，巩固地盘。周师厚认为：“溪獠啸聚无常，而常平之入有限，不可继，宜乘事始，择旷土，使戍卒且耕且守，亦古法也。”^［6］他的这一屯田之策最后为朝廷所采纳。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条记载：“权转运判官周师厚沮边事，诏委（孙）桷专处置对，移师厚邻路，以向及中为荆湖北路转运司勾当公事。”注云：“不知师厚竟对移何处，当考。”从“移师厚邻路”一语看，周师厚在边事问题上的持论终不被当局所欣赏，当因此而改授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邹浩为周师厚之妻所作的墓志铭，称周“易湖南”^［7］，即可证明。光绪《鄞县志》卷26《传》云：“交陷邕管，势甚猖狂，湖南民忧弗保，师厚循行境土，备御甚详。”这当是熙宁九年之事，由此事可见周师厚在防御交李乾德军、安定地方方面是颇有功劳的。

总之，在王安石熙宁变法时期，周师厚的政治态度是很保守的，他因为反对新法，自然也受到了新法派的攻击，他可能一度转向从道教中求得慰藉。此即范纯仁祭文所说：“众嫉君异，君安我仁，逡巡后时，逍遥道真。”同时在长期的地方官任上，周师厚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实事，也应予以肯定。

据邹浩作《高平县太君范氏墓志铭》，周师厚长期担任荆湖南路转运判官一职，“久之，乃通判河南府保州以卒”^［8］，中间似乎没有再担任过其他官职，但从时间上来看，这有悖于常情。据周师厚在《洛阳花木记》自叙中所说，元丰四年至五年（1081-1082）莅官洛阳。光绪《鄞县志》卷26称其“监在京竹木务通判，西京民饥，为赈济，全活不可胜数。权进奏院武学博士”。这应是在他通判保州之前的事。后他又仕至朝散郎。卒赠银青光禄大夫。

范纯仁的祭文还提到周师厚“少尹西都，监州朔方”，这两次仕历有待于进一步查证。范又说其为官“有政有议，不柔不刚”，看来周的一生主要是在地方上任职，为官宽严适中。周师厚平时虽然“静默沉晦，似不能语者”，但却善于以笔来表达政治主张，并在“当官遇事”时能“勇往直前”^［9］，故有一定的政绩。不过，《四明谈助》卷17记周师厚“历仕四十年”，这是不正确的。考周师厚于皇祐五年（1053）中进士，即使当年授官，至其逝世，历仕也只有34年，此与南宋初人邹浩记周师厚前后历官“凡三十三年”基本吻合。因邹浩与周师厚之子周锷有“亲厚”关系，故当以邹氏所说为是。

周师厚一生“好学博览，手录等身”^［10］。在庆历五先生的门墙中，周师厚是较为博学的，且深明格物为明理之要途，所以能激发他对格物的兴趣，并有所成就。可惜其诗文不多见，存世的著作仅有《洛阳花木记》《洛阳牡丹记》各1卷。《宋史》卷205著录《洛阳花木记》，署名“周序”，大概是将周之序（叙）误为作者之名，明朝李自珍《本草纲目》沿袭其误。南宋郑樵《通志》卷66则正确地著录为周师厚撰。师厚此两书都有《说郛》本，作者仅署“鄞江周氏”。正是晚年所撰这两部薄薄的著作，奠定了周师厚在园艺学上的成就。

周师厚花卉专著的内容及其科学价值

据周师厚自述，他自小就闻知洛阳花卉之盛甲于天下，“熙宁中长兄绛，因自东都谒告，往省亲。三月过洛，始得游精蓝名圃，赏及牡丹，然后信谓向之所闻为不虚矣。会迫于官期，不得从容游览”。此所谓“长兄”即周处厚，但其“绛”的时间无考。师厚“少时”的这一次洛阳赏花，虽然很匆忙，但留给他的美好印象却极为深刻，直至晚年都难以磨灭。至元丰四五年（1081-1082），周师厚莅官洛阳之时，他才有充裕的时间观赏花木，并博求谱录，参阅了唐李德裕的《平泉花木记》、范尚书和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并结合耳目记闻，撰写出了《洛阳花木记》《洛阳牡丹记》两部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花卉专著。

《洛阳花木记》记述牡丹品种109个，芍药品种41个，杂花82品，果子花147品，刺花37种，草花89种，水花17种，蔓花6种。其中有些记载颇有文献考证的价值，如此书最早记载了洛阳种植的26个菊花品种；此书还最早记载了金莲花（旱金莲，毛茛科多年生直立草本）作为观赏花卉栽培，其中有“金莲花出嵩山顶”一语，表明宋代时野生于嵩山顶上的金莲花已经栽培到了洛阳的苑圃中了，为后人考证金莲花为中国特产而非为原产南美洲的那种蔓生植物（旱荷）提供了最早的文献依据。这种由中国特产的金莲花，分布在山西、河北、河南的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吉林西部，生于海拔1000-2200米的山地草坡或疏林下。俄国植物学家本格曾于1831年来中国，在北京一带采集400多种标本，金莲花即作为“新种”而发表的，殊不知宋代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比本格发表的“新种”早了750多年。^［11］

《洛阳花木记》作为一部园艺学专著，其可贵之处在于最早论述了花木的繁殖与种植技术，这对后来花卉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指出了洛阳地区花木的各种嫁接繁殖方法与节气掌握，若按现代植物学的观点分析，其嫁接的各对应亲木，基本上属于同科植物，因亲缘关系较近，形态类似，故能嫁接成功。其中木兰科木兰属、蔷薇科不同属、蔷薇科蔷薇属、蔷薇科李属植物的嫁接，不见前人记载。周师厚还指出，上述植物嫁接繁殖，是以洛中气候为依据的，如果“变接他处”，须按本地气候适当调整嫁接的时间。周师厚《四时变接法》为变接月令，突出体现了古代的“农时”观念。他还记载了嫁接的具体方法与注意事项，强调接花须在社后九月前进行，在砧木（祖子）的选择上，要求砧木根系发达，如牡丹砧木“家祖子”（栽培砧木，人工播种的花木实生苗）根浅而嫩，嫩则津脉盛而木实，而“山祖子”（野生砧木）多老根而木虚，接之多失，所以在嫁接时多选用“家祖子”作砧木。在接穗的选择上，周师厚要求取“木枝肥嫩，花芽盛大平圆而实者为佳，虚尖则无花矣”。至于接枝的切削，不应作陡刃而使皮不相对，要使形成的削面呈扁阔状，这样插入砧木的切口内，可使砧木、接穗密切嵌合，津脉相通。周师厚已深刻认识到砧木与接穗皮须相对的重要性，这已为现代植物学揭示的嫁接机理所验证。接穗接入后，要将接头缚严，不令透风淋雨，并用细土将接头覆盖，防止人畜触动。接后月余须经常观察，不使砧木基部的不定芽萌发。可见周师厚对接花技术的各个环节记载得非常具体。

《洛阳花木记》的“栽花法”指出，栽花不可过深，否则有碍根系生长，而花不发旺。他强调科学的栽花方法是：“坑欲阔平而土欲肥而细，然于土坑中心拍成小土墩子，其墩子欲上锐而下阔，将花于土墩坐定，然后整理花根，令四下横垂，勿令掘摺为妙，然后用一生黄土覆之，以疮口齐土面为准。”这在北宋无疑称得上是很高水平的树木栽种技术，即使当今各地在栽种名贵的落叶树木时所采用的方法，也几乎与周师厚法一致。

《洛阳花木记》的“种祖子法”讲述了牡丹种子的播种方法。周师厚提出用种子播种能否成苗的关键在于掌握种子的收获时期。他说，当果将要裂开，种皮微变黄时须立即采收并进行播种，如隔数日果皮变干而子黑，“子黑则种之万无一生矣”。现代植物学认为，牡丹种子一旦完全成熟，便会引起上胚轴休眠，而不利于发芽，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为美国植物学家L.V.Barton所证实，而周师厚早在11世纪就首次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巧妙地选用有一定成熟度的种子播种，以获得牡丹的幼苗。此外，“打剥花法”介绍了花卉的整枝方法，他主张凡千叶牡丹须于八月社前打剥一番，每株只留花头四枝，余者皆可截去；花芽平而圆实者留之，虚者去之，每株只留三两个花芽则花大，多留花芽则花小。芍药过多的枝条可以截除，多枝的花蕾可适当删去，以促使千叶花的形成。“分芍药法”则介绍了芍药分枝的繁殖方法。^［12］

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是一部专论牡丹品种与培育的园艺学专著，约在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发表48年后问世，而又有新的发展。周氏在此书中记录牡丹品种54个，其中半重瓣（多叶）品种2种，重瓣（千叶）品种52种，与欧阳修所记不同者高达47种，相同的仅为7种。周师厚另在《洛阳花木记》中记录牡丹品种109品，其中半重瓣50个，与欧阳修及自著的《洛阳牡丹记》所记，相同品种仅有红花品种5个，不同的高达43个；重瓣品种59个，相同的有52个，不相同的有7个。欧阳修和周师厚对牡丹品种的描述，都是先花型后颜色，再记其特异点和来历。宋代按牡丹花瓣多少将花型分为单叶、多叶和千叶等，重瓣（千叶）者中已有台阁、平头、楼子、并蒂等多种类型，花色上已分白、黄、紫、红等多个色系，甚至还出现了两色复合型的间色品种。欧阳修、周师厚等学者按花型、花色特点分类鉴别牡丹品种的科学方法，能细致而正确地反映出花型的外部特征，奠定了我国牡丹品种实用分类的基础。^［13］

对照欧阳修、周师厚两书，可以看出宋代牡丹人工选择的方向和演化趋势。欧氏所记牡丹品种有单瓣、半重瓣者，约半个世纪后的周氏所记已无单瓣者，半重瓣也仅有2种，其余均为重瓣。由此可见，人们对种植品种上的选择是由单瓣趋向半重瓣、重瓣的。欧阳修时代的苏家红、林家红、红、甘草黄皆为单瓣，一百五为半重瓣，到周师厚时代苏家红、林家红、红已是半重瓣，甘草黄、一百五为重瓣。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还记有半重瓣、重瓣并行的双头紫、陈州紫。这些正好昭示了它们在人工选择和培育条件下的演化趋势。周师厚不但用甘草黄经培壅由单叶变为千叶的具体实例，证明了多瓣花是从单瓣花演变而来，而且还首次揭示出单瓣变多瓣的原因。他观察到一种叫“间金”的多瓣牡丹，开的红花稍带紫色，像另一个品种“金系腰”，花型大，花瓣开时有八九寸长，在数层花瓣中间夹杂着黄色雄蕊，所以称为“间金”。现代植物学认为重瓣花是全部或部分雄蕊变成花瓣状器官的花。周师厚用实例解释了间金的花瓣是由黄色雄蕊变成的，这与现代科学结论一致。因此，周师厚是世界上最先发现雄蕊可以变成花瓣的植物学家。此外，从欧阳、周两记中还可看出，宋代牡丹品种向着花型增大的方向演化，而在重瓣的类型中，则由平头型向楼子型、台阁型等高级形式发展，从花色看，红、紫、白、黄较为先出，复合型的间色较为后出。(www.xing528.com)

将欧阳、周两记联系起来考察，还使我们认识到宋代牡丹育种已有了多种途径。其一是发现野生或栽培的变异植株，通过选择而获得新的品种。这是因为牡丹在自然条件下尤其是在人工栽培条件下的遗传突变现象经常发生，所以利用变异植株进行选择育种，可以培育出优良品种。如以野生突变种类引种驯化与培育的，姚黄即为典范。人工栽种下的变异植株而选育的如御袍黄。其二是发现芽变，通过嫁接获得新品种，如潜溪绯即是。其三是在嫁接繁殖时，通过砧木、接穗的相互影响，产生变异，而获得新品种。周师厚深入观察了通过无性繁殖方法产生的嫁接杂种“二色红”变异牡丹，并对其作了形态学上的细致描述：“元丰中出于银李园中，于接头一本上，歧分为两色，一浅一深，深者类‘间金’，浅者类‘瑞云’。始以为有两接头，详细视之，实一本也。”这是因为，砧木与接穗在嫁接后的相互作用，使得由接穗而成活的植株，成为遗传学上所谓的嵌合体，其中的部分枝条花色性状倾向于砧木，而另一部分枝条花色性状倾向于接穗。尤其是在不同种间的植物进行嫁接时，这种变异更为明显。周师厚虽然不能解释其原理，却观察到了此现象。其四是利用牡丹种子播种，并培育实生苗，使其发生变异，通过选择，获得新品种。周师厚最早发现了这一变异现象，他写道：“近年又有胜魏、都胜二品出焉，胜魏似魏花而微深，都胜似魏花而差大，叶微带紫红色，意其种皆魏花之所变欤？岂寓于红花本者，其子变而为胜魏，寓于紫花本者，其子变而为都胜耶？”从此处可见，周师厚对最新的园艺学中的变异现象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处于那样一个时代，他已判断“胜魏”与“都胜”都来自于品种“魏花”。对周师厚的发现，后人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发现了“嫁接杂交”的事实。即周师厚推断，同一个魏花品种，当嫁接到红花砧木上时，其形成的种子受到红花砧木的影响，因此长成了花色比魏花微深的胜魏；当嫁接到紫花砧木上时，其形成的种子受到紫花砧木的影响，因此长成了微带紫红色的都胜。这个记载的正确性后来被达尔文、米丘林和布尔班克等科学家所证实了。近年来的许多研究表明，嫁接杂交的机理主要是遗传转化。^［14］二是指自然杂交产生的变异。认为周师厚猜测具千叶肉红花等性状的魏花，如处于其他红花品种之中，其所结种子产生的后代为胜魏；如处于紫花品种之子中，所结种子产生的后代为都胜。按现代植物学的观点分析，周师厚的论断是可信的，因为牡丹是异花传粉植物，在昆虫传粉的条件下，很容易自然杂交而获得杂种种子，所以在有性繁殖时，杂种后代往往会出现兼有父本与母本的性状，或产生其他变异。此例提到与魏花邻近种植的品种，最易成为双亲之一的父本，并在魏花植株所结种子而形成的后代中，出现父本的性状。自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上述现象的实质在当时是无法知道的。^［15］学术界的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理由。总之，在农艺业上，当时人们已能充分利用变异的材料，通过人工选择的方法，培育出甘草黄、丹州黄等名品，同时也认识到突变能够形成新品种，如周师厚记录的御袍黄和洗妆红，是从实生苗中拣选出来的。

此外，周师厚还提到了地区间的牡丹引种，如越州山楼子等。宋代浙东也是培育牡丹的重要基地，僧仲休于雍熙三年（986）撰写出了第一部牡丹专著《越中牡丹花品》，记述越地牡丹绝丽者32品。周师厚《洛阳牡丹记》记越州山楼子（千叶粉红花）本出会稽，这就揭示出诸牡丹种群之间存在的有机联系。周师厚对牡丹性状也有所涉及，如他对姚黄的记述，就比欧阳修详尽得多，丰富了人们对牡丹植物的科学认识。

【注释】

［1］关于周氏的世系源流，参见周时奋《〈鄞蛟川周氏宗谱〉考释》，见《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4期。

［2］范纯仁：《范忠宣集》卷11《祭周朝散文》。

［3］袁桷：延祐《四明志》卷4传云：“娶范氏文正公女。”考邹浩《道乡集》卷37《高平县太君范氏墓志铭》云：“夫人范氏……太子中舍仲温之女，资政殿大学士谥文正公仲淹之侄女也……嫁四明周公师厚。”当以邹浩所说为是。这一点光绪《鄞县志》卷36《周师厚传》已经指出。

［4］徐兆昺：《四明谈助》卷17误将此事记在周任“荆湖南路转运判官”之时，光绪《鄞县志》卷26亦同。

［5］魏泰：《东轩笔录》卷11。

［6］罗浚：宝庆《四明志》卷8。

［7］邹浩：《道乡集》卷37《高平县太君范氏墓志铭》。

［8］邹浩：《道乡集》卷37。

［9］光绪《鄞县志》卷26《周师厚传》。

［10］徐兆昺：《四明谈助》卷17，第518页，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

［11］祁振声：《为“金莲花”正名》，《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12］舒迎澜：《古代花卉》第四章第二节，第84-86页，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

［13］周师厚对芍药品种的分类亦同牡丹，《洛阳花木记》中将芍药按花型和花色分为千叶黄花、千叶红花、千叶紫花、千叶白花和千叶桃花等5个类型。可能受时人重“千叶”的观赏习俗影响，周氏对单瓣花不列入分类目录之列。但他的分类仍比刘攽（1073）、王观（1075）、孔武仲（1075）的三部《芍药谱》要晚。

［14］刘用生等：《嫁接杂交与果树遗传的特殊性》，《遗传》2004年第5期。

［15］舒迎澜：《古代花卉》第五章第一节，第110-111页，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