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烈士张香山传略-与邓小平密切交往7次

张香山传略

章国荣

张香山，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是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张雪门先生的儿子。1914年，出生于宁波，曾就读于他父亲任校长的宁波星荫小学，于1926年在第十二届高级部毕业。后赴天津就读于天津中日学院，193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张香山于1932年参加“左联”，曾任天津“左联”书记。1937年张香山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科长、敌工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外事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共中央室传部副部长，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他是知名的日本问题专家。20世纪7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为中日恢复邦交作出积极贡献。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积极协助耿飙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1982年后任中联部顾问，为新时期党的对外工作新发展和民间外交开拓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2009年10月10日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同住10天，日本战俘投身八路军

他是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日本士兵，他是“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发起者，他是东北老航校建校的元老之一，他叫前田光繁，又名杉本一夫。2005年中国国庆节前夕，他从遥远的日本飞回太行山，参加山西省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百名老战士重聚太行活动。这是他1958年返回日本后第一次回到山西。

“八路军不但没有杀掉我，反而让我吃得比他们还好，这是为什么？”前田光繁回忆起当年的事。1938年的一个早晨，尚在梦中的前田光繁被俘了。此前每天听到的都是“如果被八路军抓住就死定了”的宣传。前田惊恐地等着枪响，但他却等到了优待。当时张香山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敌工部长，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前田被安排与张香山同住一屋，受到张香山的热情接待和细心照顾。两人同住10个昼夜，也长谈了10天10夜。

从小，前田光繁受到的是“忠于天皇和帝国，当俘虏是人生最大的耻辱”的教育。前田对张香山说，希望你还是杀了我，要不我回去也躲不了严刑拷打。可张香山说，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不杀俘虏是我们的军纪，难道你逼我犯错误吗？中国有句话“既来之，则安之”，你有机会看看我们的生活也是难得的人生经历呀。你实在想回去，以后我们送你回……

张香山还对他讲日军对中国百姓的残害，讲自己留学日本时参加的反战运动，讲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讲共产党的信念，讲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君十日谈，胜读一世书。前田光繁感到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张香山成了他的老师和兄长。而在此后的半年中，前田更是见识了八路军的伟大。前田这样对人说，“八路军是一座学校，由朴实的、俭朴的、意志坚强的人们构成”。

1939年1月2日是前田永世难忘的日子。这天，阳光格外好，在军民迎接联欢会上，前田与另外两个日俘一起，自愿参加了八路军。在长久热烈的掌声中，坐在前排的朱德总司令上前用宽厚的大手紧紧地握住前田的手，大声地说：“我代表全军衷心欢迎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们的队伍，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这说明我们的俘虏政策是正确的，今天是3个人，不久就会有几十个，几百个……”对于即使自杀也不做俘虏的日军来说，前田3人的“叛变”，无异于给自家放了一颗炸弹！而这也成为前田们光明人生的新开端。这年11月，前田又发动另外7名日本八路军战士，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同盟”。这是八路军中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同盟，此后在全国各地发展到了13个支部，223人。这其中有36名在华日本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殉难。

1940年，随着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被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日军俘虏也越来越多。当时30多岁的张香山是八路军晋东南军区的敌工科科长。他负责将来自晋东南、晋西北、山东、晋察冀的日军俘虏送往延安。张香山十分熟悉日军内部的情况，替日军俘虏想得十分周到：“如果你们的部队知道你当了八路军的俘虏，那么你在日本国内的家属也一定会遭难的。所以你们应该马上另起一个名字来代替。”于是每个日军俘虏都另起了一个名字。这样，在山西往返陕北的乡村小路上，出现了一支十分特殊的队伍，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身穿八路军的军服，却说着当地人听不懂的叽里咕噜的日语。带队的解释说他们是“广东的八路军”，既不会说北方话，也听不懂北方话，从山西的麻田到陕北延安，直线距离不到400公里，他们却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6月走了半年时间。一路上，这些奇怪的“八路军”总是绕道走，偶尔也遇到一些开赴前线的八路军。八路军士兵得知这支队伍的真实身份时，向他们投去鼓励的目光，唱着“八路军进行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他们让路。到了延安的时候，这支队伍中的日本人也可以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唱这两首歌曲了。

沿途的经历给这些日军战俘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亲眼看到自己的同胞在“王道乐土”上的烧杀奸淫，看到中国老百姓与八路军之间的鱼水之情。护送他们的八路军士兵丝毫没有把他们当俘虏虐待的意思，在战斗中保护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如果说1940年离开麻田时，他们还抱着当俘虏兵的抵触情绪，1941年6月到了延安之后，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看成是抗日洪流中的一份子了。

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八年

张香山于1937年10月从上海来到晋北八路军前方政治部驻地，与邓小平初次会面，随后八年一直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张香山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邓小平同志曾一度主管对外联络部工作，张香山曾先后7次随邓小平同志出国访问，两人关系交往密切。因此，张香山对邓小平同志有较深的了解。

张香山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新颖，提纲挈领。1937年10月张香山从上海来到晋北，几乎同期到达的还有几个留日学生。他们被安排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下午，宣传部王科长通知他们说总政副主任邓小平要约见他们。当时张香山还只听到过邓小平这个名字，对于邓小平是位怎样的同志，在他的脑海里还是空白。但这第一次见面后，邓小平就给张香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香山回忆道：“随王科长走进邓小平同志的住房，看到王科长向一位约摸30岁的同志敬礼，我们也行了礼。他站起来，向我们回礼。小平同志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显得精明强干，身上穿一身灰色的显得有些发白的粗布军装。他的住室很干净，八仙桌上有几本书和一些薄薄的文件，炕上一条毯子和一床叠得整齐的薄被，墙上挂个皮挎包。他让我们坐下，叫小鬼给我们每个倒了一杯白开水。接着问我们每人的经历，又问我们来后对八路军的印象。由于是初次和八路军高级干部谈话，大家显得有些拘束，回答不那么踊跃，小平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就笑着说大家可以随便说，于是，大家又穿插地谈了一阵。”

这是张香山对邓小平同志这个人的初次印象。接着邓小平谈到八路军正需女知识分子这样的新的血液，所以非常欢迎学生参加八路军。他指导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必须实现全面抗战，而不能只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当务之急是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动民众。华北战场中央军之所以退得这样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张香山他们听了邓小平的话，就觉得非常新颖。张香山又回忆道：“邓小平同志鼓励我们要在部队中接受长期战争的考验，并在实际的斗争中成长起来。最后邓小平同志叮嘱我们说，八路军里的战士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他们文化程度低些，但政治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有实际经验。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要尊重工农干部，两者要搞好团结。你们遇到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同老干部谈，他们会热情帮助你们的。”

张香山听了邓小平的话，很有感触。感到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提纲挈领，干脆利落，不讲客套话，有些四川口音。这次谈话不到两个小时，但对我们初到八路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有教益的。同时也使我们感到八路军的领导同志没有什么架子，平易近人。上下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

如果说张香山与邓小平的初次会面还只是“印象深刻”的话，那么后来邓小平的讲话则使张香山终生难忘。

1940年，一二九师直属队干部为纪念建党19周年举行集会，邓小平在会上做了报告。这个报告使张香山感受特别深刻。张香山说，报告中有一段话，看似平淡，实则含有千钧之重的分量。这段话就是邓小平在简述了党的历史，讲到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我党的成就之后，关于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所带来后果不同的一段话。邓小平说：“同志们是幸福的，因为大家是在正确的路线领导下工作，不论是谁，只要勤勤恳恳地干，都会不断地取得成绩。而过去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就不是那样。那时尽管尽了很大努力，却得不到相应成果，而且还会不断受到挫折和损失，这是使人很痛苦的。因此希望大家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尽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为人民作出贡献。”邓小平同志讲这段话是有切身体会的。当时由于张香山只是经历了在正确路线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通过自己三年的战斗生活是容易领会的。张香山后来又深有感触地说：“在邓小平做报告的第三年冬季，太行地区的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转入了抢救运动。这使我看到了错误的政策会给工作带来多大的损失，并使许多干部经受多大的痛苦。”后来张香山又经常说：“在‘文革’这段痛苦的生活中，我就会常常想起邓小平同志的那次讲话，并且怀着一种热烈的期望，企盼着错误路线被纠正的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又能享受到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幸福。”

张香山先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后又在邓小平分管下工作。他感到邓小平同志一直反对个人崇拜。他说，50年代，邓小平就对反对个人崇拜进行了尝试。那是1956年，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意味深长的阐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生活的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张香山由于长期与邓小平同志接触，因此对这些话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中共八大，小平同志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也并未被纠正，相反的反而滋长起来，以至发展到了极点。这个事实证明邓小平同志在八大当时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真正具有历史意义。”

张香山曾先后7次随邓小平同志出国访问。因此他除对小平同志的讲话、论断深有体会外，对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作风也极为赞赏。其中之一就是邓小平同志出国免除繁文缛节，轻装出访。张香山回忆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的场合，他从不向主持组织代表团出访的单位，提出礼宾上的或生活上的要求。同时对主人在这方面的一些安排，也无意计较。他注意力是集中在政治会谈，关于代表团的团员及随行人员，总是力求精干。小平同志一般不带秘书。秘书这方面工作由代表团的工作班子来做。他也不随带医生，最多带上一个警卫员，但这也仅仅是为了照护一下日常生活而不是名副其实的警卫。因此到了国外，警卫工作只能由邀请方来做。作为团长的小平同志是如此安排，其他团员也就随着从简了。这样代表团就减少了很多冗员，同时也就减少了代表团的内部事务，而整个代表团集中精力易于对外工作。当然，邓小平同志率领的都是党的代表团，而不是政府代表团，这样也就免于官气或少些官气。但党的代表要摆官气，也未尝不能摆一摆，我是见到过这样的事，总之，像“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率领的党的代表团那样轻装出国，我认为是一个好风气。如果能保留下来，该是多么好呢？”

为中日恢复邦交作贡献

1972年9月25日，中国首都北京，秋高气爽，晴空万里。上午11时30分，在首都机场，一架来自日本的飞机徐徐降落，舱门打开，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走下飞机。我国总理周恩来上前相迎。这一历史瞬间通过电视屏幕展现在中日两国人民的眼前。以后，两国领导经过四轮首脑会谈，于1972年9月29日签署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五天时间便结束长期以来存在于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为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它是两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凝聚着两国先辈们为发展相互友好关系而倾注的心血。(www.xing528.com)

田中首相在华期间，先后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四次小范围限制性的会谈，就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日方参加的有大平外相、二阶堂房长官和部分主要随行人员。中方参加的姬鹏正外长、韩念龙副外长、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和被称为“日本通”的时任外交部顾问的张香山。与此同时，两国外长也举行多次会谈，并同工作人员一起按照首脑会谈的结果起草中日联合声明。

这是一场关系到双方国家根本利益的会谈，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因立场不同，看法不同，很自然地会出现激烈的交锋局面。但是双方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会谈，在有关问题上达到共识或妥协，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完成中日外交大业。在这个前提下，双方本着“求大同，存小异”和互相谅解的精神，经过协商，发表双方都认可的联合声明，从而结束百余年来存在于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打开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据张香山回忆，会谈中有不少关键地方交锋激烈。如日本方面如何看待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并对此作出必要的反省是这次中日会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作为那场战争的严重受害者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自然希望日方对此有一个深刻的反省和认识，以便通过会谈，发表声明结束迄今在法律上一直存在于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为中日两国关系开创新局面。然而，田中首相却在访华开始时却对此作轻描淡写的表述引起了中方的绝然不满和周总理的严厉批评，从而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事情发生在田中首相抵京后当天晚上周总理举行欢迎晚宴和第二天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上。田中角荣在致答词中和第二次会谈时日方外长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事实上是轻描淡写。田中说：“这次访问，我是由东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2000年丰富多彩的交往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当翻译所这段翻译完后，宴会厅里发生了一些低声的议论。中方参加宴会人员中有人对田中仅用“添了很大麻烦”一语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反省表示不满。第二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时，日方又有一些不得体的发言引起中方不满，这事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在第二次首脑会谈时，对日方代表的发言和田中首相“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的说法一并提出了严厉批评，周总理发表意见说：“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要进行深刻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了“添麻烦”来表述，中国人民是通不过的，这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经过周总理的严厉批评，中方人员的强烈反对，最后在联合声明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会谈中，如何表述两国之间结束战争状态也是会谈的焦点之一。因为事前双方交换的联合声明草案中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截然不同。中方的草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结束。”而日方的草案是：“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确认，日本国和中国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日方的潜台词是在日台条约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此次只是确认而已。我国一直认为只有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才结束战争状态。由于我们不承认日台条约，认为它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难以接受日本方的提法。同时，日方代表发言是还提出不同意中方草案中的提法。因此双方立场如何接近，达成妥协成了会谈的难点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双方外长和两外长主持的声明起草小组找不到合适措词的情况下，周总理就叫张香山考虑考虑如何表述。最后，在张香山的建议下，周总理用“不正常状态”来代替原正文中的“战争状态”。为了照顾双方立场的，双方商定把“结束战争状态”和“结束不正常状态”分别写在前言和正文里。最后表述是在前言里写：“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盼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正文第一条写：“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结果双方对以上的表述感到满意。

据张香山回忆，在第四次首脑会议中，周总理还谈到了守信义的问题。他说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并书赠田中首相。田中也回答了一句“信为万事之本”。关于日本同台湾废约、断交、撤大使馆的问题，日方也信守诺言，在29日中日声明签署之后，大平外相当即赶往设在民族文化宫的新闻中心宣布“日台条约”失效，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关闭在台湾的大使馆。

粉碎“四人帮”，协助耿飙接管中央广播局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不速之客走进了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来人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飙，还有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及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冯铉等人。

耿飙的突然到来，是为执行一项重大的、紧急的、特殊的使命。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飙在执行这一特殊使命时说，1976年10月6日抓了“四人帮”，是晚上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到电台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当时，是叶剑英元帅在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时，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单位，一向戒备森严，负责的是北京卫戍区部队，邱巍高是副司令员，他的参与，一是可以不经事先打招呼直接进入广播局，二是可以随时调动广播局的警卫部队。那天晚上，他们挑选了20名警备战士，耿飙带了10名，一进广播局大门，就直接到局长邓岗的办公室，邓岗正在办公，一看耿飙他们去了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是相识的，但邓岗不知耿飙是去干什么的，怔住了。耿飙说，我是奉命到这里的，为了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耿飙接着把华国锋的信给他看。大约三分钟功夫，邓岗没有说话，大约在考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耿飙说，如果你想给姚文元打电话也可以。邓岗说没有必要了，不必了。随后便召集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局领导开会，宣布此事。在这紧急关头，短短的三分钟，邓岗经受住了政治的考验。

耿飙他们到广播局后立即作出了四项布署：一是控制电台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这天晚上，中央电台直播室外不仅增派了持枪战士守卫，中联部副部长张香山还急急忙忙赶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房的沙发上寸步不离，他亲自坐镇直播室，控制这个要害部门。同时张香山还找来中央电台副台长，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交给他。因为直播室的钥匙由专人保管，找了一段时间才上交。张香山则像战士一样一直不离开，守住直播室大门。

当时接管中央广播局是顺利的，但气氛却异常紧张。当然耿飙和邓岗都没有回家，张香山和邱巍高一直轮流睡在办公室的一张行军床上。头三天睡觉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睡不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脑袋里翻江倒海，考虑还有没有漏洞，还有不周全地方，还会出现什么突发情况，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10月6日晚上11时零5分，耿飙他们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有关领导人会议，宣布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并且一定把握住。宣布时没有解释什么，但石破天惊，在座的都深知这句话的分量。这句话是作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而大讲特讲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强调宣传报道中都要突出这句话，甚至连违背新闻原则性，没有这句话的还要加上，现在怎么不提了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讯号，在场的人紧张地思索着，谁都心中有数，但谁也没有说出口。

同时，还规定了扩大范围，并一再强调要保密，与宣传无关的人员不要传达，更不能走漏风声。规定先要从发稿上把这句话卡住，立即执行，今天晚上的节目尽量改，明天早上从全天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许再播出去，一切节目都要宣查。外边的人来问原因，一律不作回答。

中央电台四套70多个小时的节目全部要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很不容易，工作量大、时间紧，几乎所有的稿件，节目中都有这句话，可谁也没有迟疑，立即删改，结果在全天播音结束之前，终于审查完毕，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

10月7日凌晨2时30分，中央又通知中央电台所有节目都必须经过统一审查后才能播出，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无一例外。审听小组由张香山、冯铉负责。有一位电台副台长陪同审查，负责调集节目，介绍节目情况，具体执行张香山他们的意见。审查节目全天进行，常常顾不上吃饭。但就是这样，也难以保证安排正常播出。因此到10月8日只好分两班审查。过了两天后，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节目全部须审查改为审查重点节目，其他交广播局自己审查把关。又过了两天，又把全部节目审查权交给广播局、电台、电视台。持续一段时间后，恢复了正常审稿播出制度。

当时有个插曲，在这之前，中央电台曾经给外地的三个省和直辖市电台复制了歌曲《按既定方针办》。广播局通知这几个省地电台要停播，不讲原因。当时只查到山西台和上海台。6日晚上当即通知他们停播了，并感谢中央台给他们把了关。而上海台接到通知后，却出现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情况。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正苦于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候，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7日，上海广播局的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中央电台通知停播这首歌曲的情况，使他们从中嗅出了味道，顿时紧张起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暴跳如雷，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当后来粉碎“四人帮”的局势明朗后，这一“通知”竟成为“来信请示，走漏消息”的事件。

这段时间，张香山跟着耿飙一直战斗在中央广播局，为舆论宣传把关，控制要害部门。

1976年10月15日，中央为了更好地掌握新闻舆论阵地，成立了“宣传口”。把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统管起来。耿飙从广播局调到宣传口中，主持宣传口工作。张香山则接替了耿飙的工作，为广播局把关。

后来，中央决定于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电台转播大会实况。张香山与广播局的同志们一起投入到紧张的实况转播准备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1977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党组，张香山任党组书记，并任局长。后又兼任了中宣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