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朝帝师张家骧
章国荣
纯谨好学,堪为两帝之师
据《清史稿·列传》记载,张家骧,字子腾。浙江鄞县人,生于1827年,卒于1885年,世居宁波西门板桥。张家骧年轻时十分好学,史书上称他“纯谨好学,一谢时趋”。他35岁中进士,42岁进翰林院。先在广东海南岛任知县,为官端慎。虽然海南岛条件艰苦,远离家乡,但他却热心为当地百姓办实事,关心黎民疾苦,后来的《粤南志》就是根据这段时间的见闻写成的。因他忠于职守,为官清廉,后督山东、山西学政。由于在任上政绩卓著,又加上学识渊博,升为侍讲,入直南书房。42岁时,当了同治皇帝的老师。在光绪元年时,他转为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后命直毓庆宫,迁侍讲学士,他与翁同一样,同为同治、光绪两帝的老师,虽远未如翁同龢出名;但史书上称张家骧“授帝读,朝夕纳海,颇能尽心所职”。
清军入关后,对皇家子弟的读书十分重视,在宫中专设南书房,皇家子弟天不亮就得到南书房读书,“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皇子进书房也。……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文、习国语及骑射等等,薄暮始休”。这些皇子不但学满文、汉文,还要学蒙古文。此外,老师开出的课程之多,也着实惊人。雍正以后,清廷不再设储君,皇帝的接班人在各皇子中选拔,所以教书的先生得把所有的小皇子当作未来皇帝来教导。咸丰帝去世,两宫垂帘,同治皇帝太小,于是又开弘德殿专供同治皇帝读书。同治皇帝死后,弘德殿又成了光绪的书屋。
张家骧是南书房的老师,但也要到弘德殿讲课,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他都教过,当小皇帝的老师实在也是苦差使。小孩子不懂事,又要教他,又不能发脾气,弄不好还要出差错,太后怪罪下来可吃不消。文献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光绪无意中听到张家骧讲起‘洋人以手抓饭’,他大感兴趣,回宫用膳食时,竟真的以手抓饭。太后追问,则言张师傅说,吓得张家骧‘力白无之’。”
光绪皇帝小时候每日三餐,其饭食有数十种,摆满桌案,可离皇帝稍远的饭食,大都已臭腐,接连数日不换,靠近皇帝的饭食虽然并未臭腐,可经过多次加热,已不可口,加上每餐山珍海味,都是这几样,腻了,因此小皇帝不大愿意吃。张家骧久居宫中,思念家乡,宁波的家人遂托人给他带点泥螺去。张家骧每次用膳,总要弄点佐餐。结果被光绪皇帝看见,要夹来尝鲜,这位先生也没有办法,只好让光绪皇帝吃上几颗。这事又被西太后知道,据说慈禧非常恼火。
张家骧身为同治、光绪两帝之师,他的官职是侍郎,系部院副大臣,官品先是“从二品”,后为正二品。官也不算小了。从他参与有关会议和陪慈禧太后看戏的情况来看,也应该算是亲贵重臣了。
同治皇帝没有儿子,他19岁病死,接班人成了问题。慈禧为了把持朝政,在养心殿西暖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皇帝的接班人问题。这样重要的会议,有28位大臣参加,史书记载有“敦亲王奕、恭亲王奕、醇亲王奕、孚郡王奕、惠郡王奕详、内务大臣英桂、崇纶、魁龄、荣禄、明善、贵宝、文锡、徐桐、翁同龢、王庆祺、黄钰、潘祖荫、孙诒经、徐郙、张家骧”等人。从中可知张家骧在朝廷中地位是很高的。
慈禧是个戏迷,在翁同龢光绪十年(1884)的一则日记中多次记到西太后看戏。这一年,中法危机逐步加深,兵戎相见之势难免。而此刻慈禧正忙于张罗50岁庆典,当时正是外班的京戏演出,于是召集了许多大臣一起看演出,这中间既有亲王,亦有汉人徐桐、翁同龢、张家骧等人。
张家骧任内阁大学士时曾经反对时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上奏的修铁路之事,从这方面看,他的思想是守旧的。但他当了光绪皇帝的九年老师,每每要光绪皇帝东观,学习日本的维新,亦是光绪皇帝维新思想的启蒙人之一,从这点上看,他的思想又是立新的,这可能是他的两面性吧。据说他是得急病而死的,年仅59岁,宫廷中有许多猜测。这可能也是件好事,皇帝身边的老师,最后大多卷入了帝党和后党的政治斗争旋涡中,就像翁同龢这样有政治声望的人,最后的下场也会很惨。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当时闹得朝野哗然,家喻户晓。姿色出众的毕秀姑,人称小白菜,其夫患病而死,却被余杭县令刘锡彤诬为与杨乃武通奸谋杀,并且施用酷刑逼供,屈打成招。由于家人的不断上告,加上在京的浙江籍官员张家骧、夏同善以及江苏籍官员翁同龢的鼎力相助,最后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得以昭雪。
清末,余杭士子杨乃武应乡试中举,摆宴庆贺。房客葛品连暴病身亡,因其妻毕秀姑颇有姿色,人称“小白菜”。她本是葛家童养媳,但与杨乃武早有情愫,碍于礼义名声,难成眷属,只得各自婚娶。余杭知县刘锡彤曾为滥收钱粮敛脏贪墨,被杨乃武等联名告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刘锡彤闻知此事后为发泄对杨的怨恨,借机报复,把杨乃武骗到县衙,严刑逼供,以葛品连中毒死亡,杨乃武“谋夫夺妇”定拟,问成死罪。
杨乃武与其姐杨菊贞、妻詹氏不服,屡次上诉,皆因县令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官官相护,依旧被定为死罪。杨菊贞到臬司、藩司、抚台衙门去告状,谁知当时杭州知府陈鲁、浙江巡抚杨昌浚在刘的重贿下,都照原拟罪名判定,只要刑部回文一到,就立即执行。但杨菊贞不死心,入狱探监,与杨乃武商量,决定上京告御状。杨菊贞与杨乃武之妻和一双子女,长途跋涉,历时二个月,到了北京,向都察院衙门提出控诉,不料都察院连问都不问,就将她们押解回浙江,仍交给浙江巡抚杨昌浚审理。这次告御状失败,但杨菊贞仍不死心,誓死为兄弟伸冤。她准备第二次告状,得到了当时非常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大力支持。胡雪岩有两个幕友,其中一位吴以同是杨乃武的同学同年,知道杨乃武平时为人正直,这次获罪一定有人陷害,就将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表示同情,不仅资助他全家进京路费,而且连到京后所有用度也都包下来。就在杨菊贞准备进京时,恰好有个浙籍官员夏同善要返京,胡雪岩为他饯行,席间将杨乃武冤案曲折经过作了介绍,并请他在北京设法帮助,夏同善答应相机进言。于是在第二次进京时,在夏同善的引荐下,遍叩了浙籍在京的30余官员。夏同善于是与张家骧、翁同龢商量,由他们三人上疏,为杨乃武平反。于是朝廷派了礼部侍郎胡瑞澜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勘验此案。浙江巡抚杨昌浚得知胡到杭州,就威逼利诱,又予贿赂,同时又推荐宁波知府边葆城、嘉兴知府罗子森会同审理。边是杨的湖南老乡,又是刘锡彤的姻亲。在复审时动以酷刑,将杨乃武的双腿夹断,对小白菜则是十指捋脱,还用铜丝穿入乳头,惨不忍睹,这样严刑拷打,钦差维持原判。这样一来,原审的地方各级官吏如释重负,这帮湖南籍官员弹冠相庆,认为从此铁证如山,不会反复了。
而在京的浙籍人士对杨乃武屡翻屡服,杨菊贞两次上京,认为必有隐情,一定要揭露此案,县、府、按察、督抚、钦宪七审七决,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要求提京彻底审讯,以昭示天下,以释群疑。当时北京的《京报》和上海的《申报》都刊登了杨菊贞两次上京告状的消息,引起轰动。于是张家骧、夏同善取得刑部侍郎袁保恒、大学士翁同龢等人的支持,由张家骧、夏同善、翁同龢三人向西太后陈诉冤情,请求将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提京复审。慈禧太后起先没有直接下达谕旨,而是通过刑部叫浙江巡抚杨昌浚亲自审问,但也同时派御史王昕到浙江私访案情。对提京复审,她也是犹豫的。后来张家骧、夏同善等人加上浙江籍官员不断上疏奏请提京勘查,慈禧终于下决心:“叫刑部彻底根究。”这样浙江派官吏初步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使刑部复审万无一失,不节外生枝,张家骧、夏同善等人又关照刑部有关人员。复审时,张家骧他们多次到堂关注案件进展。刑部将该等人犯、证人分三批递解进京。每到一处,由该地衙门提供食宿及保安措施,并派一位候补知县亲自看押寸步不离,一路长途跋涉,走了两个多月,才到京城。又派出兵丁将葛品连的尸棺贴上封条,押解到京。(www.xing528.com)
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刑部大审,开棺验尸。前来围观者人山人海。开棺验尸结果,葛品连并非砒霜中毒而死,而是因病而亡。刑部尚书又令案犯、证人环跪一圈,当面对质。在众目睽睽之下,无人敢胡编乱造。全案历时三年,经过七审、七次错判的疑案,屡经曲折,至此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正当朝廷开始审查各承审官员责任时,在中央官员中却开始了一场争论。按清律,如果承审官员错判,则视情节轻重被判入狱至处死。在此案中处罚刘锡彤较明显,但处理杨昌浚、胡瑞澜这样的一品大员,却非易事。朝中出现两派,一派以翁同龢、张家骧、夏同善为首,他们都是浙江、江苏人,附和者亦为江浙人,称为江浙派。力主惩办这些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另一派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附和的多是两湖籍官员,称两湖派。他们主张不能为了区区两个平头百姓而处理这么多官吏。由于两派相持不下,刑部的平反奏疏一直拖了两个月之久,迟迟不上。而实际上,当时朝廷与地方实力派矛盾已经很深,慈禧太后也想借刑部重审杨、毕案来打击地方实力派,但也不敢过分得罪。于是草草处理了事。
最后清廷下谕,革去刘锡彤余杭知县职务,从重发往黑龙江赎罪。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草草定案,予以革职。侍郎胡瑞澜、巡抚杨昌浚玩忽人命,也予以革职。杨、毕一案是朝廷惩治大小官员最多的一次。
经历了三年多的牢狱之灾,以及各级官员残忍折磨,杨乃武虽死里逃生,家人团聚,但受此打击,实在是悲多欢少,连从北京回家的路费也是胡雪岩资助的。出狱后,杨乃武已被革去举人,仅以养蚕种桑为生;而毕秀姑在余杭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为尼。
宁波留有张家骧的许多典故和传说
民国《鄞县通志》载:“郎官巷,旧名郎官第。”郎官巷因历史上曾出过两个郎官而得名。郎官相当于现在中央副部长一级政府官员,其中一位就是张家骧。其府第为郎官巷13号墙门,是有名的“张家大厅”。这是光绪皇帝专为他建的府第。原墙门前厅内悬挂“翰林”等多块匾额,建筑有前厅、大厅、后厅,两侧边道外为厢房,从石库墙门一直伸到两侧塘河边。整幢建筑用料硕大,石雕、木雕、砖雕俱有,精美绝伦,为宁波有名的西大厅之一。另一厅即原在西河街,后整体拆迁到天一阁的宁波末代状元,咸丰二年进士第一名的章鋆的府第——状元厅。张家大厅大门前有四副敲旗杆夹石,左右各两副,比一般官府人家多两副,据说是光绪皇帝亲赐特许的。张家大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城建中被拆除。老一代人讲郎官巷之地名由此而来。
如今宁波的望京路也因张家骧而得名。张家在城河上造成了一座“望京桥”,意为遥望京城,不忘皇恩浩荡,望京路也由此得名。《鄞县通志》载:“望京桥”,旧名西北脚,通利门。”“民国十七年(1928)拆城,民国二十二年(1933)沿城建筑马路,为环城之西北段。旧城西门——望京门。”“文革”中曾与长春路之北段合并称为长征路,1981年恢复原名。可以这样说,望京路是宁波市中心历史最悠久的大马路之一。
与张家骧有关的还有新芝路。宁波话“圣旨”的偕音是“新芝”。据说,张家骧去世时,他的儿子们奉旨将灵柩由水陆路扶送回原籍宁波。光绪皇帝令沿途州府迎送扶灵。这道圣旨到宁波,地方官不能在衙门内接旨,就专门在西塘河西岸的高塘上筑亭接旨,叫圣旨亭。此后这一带就叫“圣旨亭跟”,俗称“扇子殿跟”。“圣旨”与“新芝”谐音,这就是新芝路的由来。
张家骧有五个儿子,他的后人在郎官第旁边办过酱油厂,说起张信茂酱油,在宁波还蛮有名气。现年84岁的张惠娟老人是张家骧的孙女,据她说,张家是书香门第,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在当年,她家不分男女一律进学堂念书,她本人就是当时鄞县县立女子中学毕业的高中生。在她那个年代学问算是相当高了。
抗日战争时期,张家族人有位叫张庆云的,为国捐躯。抗战胜利后,为纪念烈士,其亲属用政府所发的一笔抚恤金在当地办起小学。解放后,该校并入郎官巷小学。
张家骧的子孙张铮余,是位爱国民主人士,在抗战时参加革命,现在江苏省南通市。他与鲁迅先生的弟弟周建人(解放后曾任浙江省省长)关系密切,同周恩来总理也有交往,“铮余”的名字是周恩来给取的,称他铮铮有骨气。虽然早已退休,年事已高,但对小时候在宁波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
据张惠娟老人说,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曾要求外交部门寻找张家骧后人,因为张家骧的后人中有一支在日本,有点名气。当时政府部门找到了张家骧在上海的一个孙子,但因是在“文革”时期,这位老人怕有麻烦,就躲到宁波乡下。但最后还是由组织安排,参加了田中角荣的接见。当时田中角荣曾要求提出要看看张家骧的坟墓,但没有办成。可见张家骧在日本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张家在宁波有坟墓三处,一处是张家骧父亲张善元的,在鄞州古林镇布政。张善元官至吏部侍郎,其墓志铭由户部尚书翁同龢撰文,工部尚书潘祖荫书写;大墓坐南朝北。
张家骧的墓有两处。一处在奉化溪口,这只是衣冠冢。因张家骧是奉化女婿,在其为官时,曾为奉化溪口两村争斗解决了纠纷,办了好事,当地百姓就在他死后在溪口山上给他造了空坟,放入他的衣服,以此来纪念他。
张家骧死于任上,葬于鄞州龙观乡。他一生清廉,死后无银两下葬,也无一条厚实的棉被。后来光绪皇帝亲赐了一条御被,官府发了2000两“抚恤银”,才得体面下葬。他的墓在鄞州龙观乡的大路村。这个墓地现保存完好,占地约3.5亩,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大小,墓穴长17.6米、宽17米、高5.5米。坐南朝北,意思是永远面向北京,不忘皇恩浩荡。墓碑系横式,刻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冬,碑文系清代户部尚书翁同龢用正楷写就,笔力遒劲挺拔。据介绍这是迄今为止宁波市发现的最大单穴古墓,对研究清时期浙东丧葬习俗文化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据张家骧孙女张惠娟老人回忆,在她17岁(1941)那年清明时,她与母亲一起从宁波西门口乘船到鄞县凤岙,再从凤岙乘船到鄞江桥,再由鄞江桥往西走到龙观桓村,去祭扫爷爷张家骧的坟墓。但她这次去后,就再也没有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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