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光文：传播中华文化先驱者

沈光文：台湾传播中华文化先驱者

乐承耀

大陆与台湾，一水相连，骨肉相亲。大陆与台湾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宋元以后，随着大陆人民的大批迁入，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末清初，随着移民的大量入台，中华文化更加全面地传入台湾，对台湾社会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台湾文化是在中华文化的雨露沐浴下茁壮地成长起来的，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台湾文化的发展中，首推沈光文，是他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带到台湾，是中华文化在台湾系统传播的先驱者。

艰辛地传播中华文化

沈光文^［1］，鄞县人^［2］，字文开，号斯庵，晚年自称台湾野老。鄞县栎社人。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明崇祯三年（1630）中副榜。九年（1636）以明经贡太学。清兵入关后，毅然投入抗清斗争。因参与钱塘“画江之役”，被福王授为太常博士。第二年再次参与琅江战役，晋升为工部郎中，迁太仆寺少卿。他奔波于浙江、福建、广东之间，是鲁王与郑成功之间的联系人，后奉桂王派遣至潮阳，监郑鸿达之师，矢志反清复明。福建总督李率泰曾以高官厚禄对他招降，秘密遣使以书币聘，被其拒绝。“光文焚其书返币。”^［3］顺治九年（1652）^［4］秋天，他携家眷赴泉州。船到围头洋口，遇到飓风，漂泊到台湾。当时郑成功尚未到台，而台湾为荷兰侵略者占据，沈光文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

沈光文在台湾直至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去世，他在台湾生活了30多年，尽管他有过短暂的欢乐，但绝大部分时间是过着艰苦的生活，可是他在文化史上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沈光文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顺治九年（1652）至顺治十八年（1661）。这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前的十年。黄哲永说：“台湾自来被视为海外仙山、海中孤岛，为土番游息田猎之场，绝少汉人足迹，虽自隋、唐以迄宋、元，典籍偶亦书及斯民斯地，然而大规模的开荒拓土，应数明末郑成功的大量来台。”^［5］其实，早在郑成功来台之前，沈光文已经筚路蓝缕地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十年。当时台湾在荷兰人统治下。沈光文勉强“从之受一廛以居”^［6］。其时，荷兰殖民者积极传播基督教，开办各种宗教学校。主要教材为荷兰文，教理问答书等，强制土著居民使用荷语、荷文，进行殖民地的精神灌输。1641年2月，尤纽士与商馆长卡伦在麻豆、萧垅、目加溜湾、新港等各村社为男女村民和小孩380多人施洗礼。到1643年尤纽士离开台湾时，布教地区已南达琅峤，北至鸡（基）笼、琰（淡）水附近，经他洗礼的信徒多达5900多人。^［7］此时，沈光文在暗中传播中华文化，以传统的诗文形式写下了第一批诗文之作，内容为故国之思。沈光文还通过与当地人的语言交流，教授汉语。

第二阶段：康熙元年（1662）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定赤嵌为东都明京，并进行经济开发和文教建设。随同郑成功入台的一批明末文人也成为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最初传播者。郑成功“知光文在，大喜，以客礼见”^［8］。去台的不少文臣武将，诸如王忠孝、辜朝荐、沈俭期等，他们都是沈光文的朋友，给沈光文带来短暂的快乐。郑成功去世后，其子郑经改变他父亲的做法，沈光文不满郑经的行为，对其直言批评，从而使他过早丧失了参与政事的机会，被迫隐居在台北罗汉山，后移居目加溜湾，过了20年左右沉沦民间的生活。其时郑氏以大明永乐政权的合法继承者自居，以推翻“满夷”统治为目的，为此主张恢复汉族主体的中华家冠文物制度。沈光文本人虽形同流放，但他在当时少数民族中进行汉语教育，教授生徒，以中国传统诗文形式进行写作，反映其入台以后乡愁，既是“遗民文学”，又是“乡愁文学”，从而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的重要特征，在台湾写下了第一批文学作品，传播了中华文化，当然，亦不为当权者所反对。文献就有记载：“按目加溜湾社，荷兰人称为Bak loan，设有教堂、学校，以教化当地的原住民，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沈光文来此教学，由目加溜湾简称加溜湾社，变而称为湾里社。”^［9］

第三阶段：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这是沈光文生命的最后5年，也是清廷管辖台湾的最初5年。时任闽浙总督的是姚启圣，他是绍兴人，可以说与沈光文是同乡，又是旧交。康熙二十二年（1683），姚启圣听说沈光文还健在，就去信问候，并邀他仕官，但被沈光文拒绝。姚启圣知道沈光文有思念家乡之情，答应派人送沈光文回家乡鄞县，安度晚年。不久，姚启圣病逝，沈光文回家乡的愿望没有实现。连横的《台湾通史》有所记载：“三十七年，清人得台湾，诸遗臣皆物故。光文亦老矣，闽督姚启圣招之，辞。又贻书问讯，曰：‘管宁无恙’。欲遣人送归鄞，会启圣卒，不果。”^［10］在最后的几年中，沈光文除继续创作诗文外，其重要贡献是创立“东吟社”。

推行大陆教育制度

文化的传播，最重要的方式是教育。沈光文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一个方面，在于深入民众，设帐授徒，推行大陆教育制度，进行汉语教学。他矢志不渝数十年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矢志将中华文化播洒到台湾。

明朝末年，占据台湾的荷兰人，为巩固其统治，课以荷语、荷文及圣经，实行以宣传宗教为主要内容的奴化教育。“荷兰得之，始教土番，教以为隶而已。”“故终荷兰之世，土番无反乱者，则教化之力也。”^［11］目加溜湾社，荷兰人设有教堂、学校，以奴化、教化当地住民。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郑氏政权在台湾实行和大陆一致的典章制度，采取了积极发展生产和提高文化的政策措施。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去世后，他的儿子郑经采纳了富有远见的咨议参军陈永华的发展文教事业的建议，择地建立孔庙，设学校、开办府学、州学和社学，鼓励土著居民儿童入学，“其子弟能就乡塾读书者，蠲其徭役，以渐化之”^［12］。沈光文不满郑经背离其父郑成功的做法，作诗文加以讽谏，因遭迫害，移居目加溜湾（今台南），只能在那里实施教育。目加溜湾分为三个地方。南有目加溜湾街，中有目加溜湾旧社与新社，北有曾文溪街。它是东宁（台南市）与诸罗（嘉义）间的唯一交通要道。沈光文讥郑经遭不测后，于是“变服为僧，入山，旋于目加溜湾社教读以医药救人”^［13］。当时他的处境十分困难，但是始终坚持在社教学，进行汉语教学。他的七律《至湾匝月矣》就有“羁栖尘市依人老，检点诗书匝月间”^［14］之句，虽然在困难之中，可是他还是没有忘记“检点诗书”的“教授生徒”，过着清贫的知识分子生活。一般认为，他从康熙元年（1662）起，在目加溜湾教读20余年。教学内容，主要是教授汉语为主。台大教授盛成说：“斯庵以僧衣出入南北路诸番社间，授徒识华文于目加溜湾。”^［15］他所创办的社学对于传播祖国语言，提高高山族同胞的文化水平起了不小的作用，对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沈光文在台湾教育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较早在台湾进行汉语教育。早在郑氏收复台湾前，沈光文已经到台湾，“设帐传授汉文，从学者日众”^［16］。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随郑成功、郑经到台湾的大陆人亦有不少贤才。但他们只是活动在固定的寓公文化圈子里，而与普通的台湾原住民并没有多少接触；即使偶有接触，时间也很短，主要是从事经济活动。比如来自松江府华亭县的徐孚远（字暗公）于康熙元年在新港一带的山地进行开垦，但郑成功去世后即携子离开，返回家乡华亭老家，后在途中死于潮州。郑经经营台湾期间采纳陈永华“十年生聚、十年教养，二十年之后，足与中原（清朝）抗衡”建议，也设立过孔圣文庙，并“命各社建立学校，命廷中土通儒以教子弟”^［17］，但郑经的开始办学是在康熙五年（1666），时间比沈光文晚，而这种教育体制也是清代的模式。课以经史文章，由小学到州试，“州试有名者移府，府试有名者移院，各试策论，进取者入太学”，“三年大试，拔其优者补六科内都事”^［18］。康熙二十年（1681），台湾知府蒋毓英，开始在台设社学工所于东安坊，以教童蒙，其后各县增设。次年设儒学，按照科举考试形式，进行教学和取仕，但与沈光文目加溜湾教学相比，也晚了二年。

其二，在对原住民教育学中传播中华文化。无论是郑氏的教育，还是后来清代的教育，一般都在文人圈里从事教育，而沈光文却深入到当地住民，与他们打成一片，卢嘉兴就说沈光文“教导原住民读书识汉字”^［19］；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亦说：“山旁有加溜湾者，番社也，先生于其间教授生徒。”^［20］教学内容既有传统的儒家六经，也有当地的情况及实用医学的教授、传播。可以这样说，沈光文是第一个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台湾底层原住民者，对台湾社会逐渐摆脱荷兰统治期间的文化烙印，宣传中华文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沈光文在台湾的教育事业产生了影响，得到了台湾民众的赞扬。道光四年（1824），台湾北路鹿港海防同知邓传安建文开书院于彰化县城，时为鹿港最高学府。中祀朱子，旁以沈光文、徐孚远、卢若腾、王忠孝、沈铨期、辜期存、郭贞一、蓝鼎元8个寓贤配祀。由于沈光文字文开，因此，以他的名字为书院名。邓传安说：“溯台湾归化之初，得寓贤沈斯庵太仆设教，而人知好学，使全郡风气开自太仆。”^［21］盛成也说：“余以为台湾之教育，实始沈公教学蕃社始，继荷人而教汉字也。”^［22］

播下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种子

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沈光文把它带到了台湾，这是他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人要有点精神，首先就是爱国精神。自古以来一些有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不但抗击外国侵略者，而且希望祖国繁荣昌盛。荷兰自十七世纪以来侵占台湾，驱逐、抗击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是明末清初爱国精神重要体现。沈光文义无反顾，为收复台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由于有亲戚先期到台湾并和荷兰人关系密切，沈光文为此被统治台湾28年的荷兰人头目尊为“宾师”，荷兰人让他充当与郑成功的联络人，被他拒绝。顺治十八年（1661），当郑成功准备攻台时，沈光文暗中接应，他的居住处被荷兰人所监视，可是他临危不惧、泰然处之，依然暗中绘制台湾地形图，以此为郑成功攻台作准备，不慎被荷兰人发现，父子一起遭到逮捕囚禁，被严刑拷打。虽遭荷兰殖民者折磨，但沈光文并没有屈服，荷兰人见毫无所获，被迫把他们释放。

郑成功为人志大才雄。在进攻南京战役失败以后，他把目光转向了台湾。顺治十七年，郑成功派出大批军队到广东潮州筹集粮草，于厦门修战船，并召集诸将举行秘密会议，说：“我欲平克台湾，以根本之地”^［23］，提出收复台湾战略计划。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初三，郑成功率军攻台。不久，在致荷兰殖民者的信中明确指出：“该岛（台湾——引者）一向是属于中国的”，“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24］沈光文积极参加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人的斗争，为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作出自己的努力。他暗中帮助郑成功，“图作内应”。郑成功攻克台湾后，见到沈光文还健在，很高兴，他以礼相待。沈光文帮助郑成功招徕大陆移民，同时制订了法律，开办学校，加速了对台湾的开发。对郑成功的爱国壮举十分尊重，他在《台湾赋》中说：“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辛丑四月朔，郑延平奋命台湾，民番习伏，荷兰人终弃鲲身，上下悚惶。”抨击荷兰殖民者是“爰有红毛，觊觎斯土”，赞扬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是“童叟望云来霓，开天见日，妇女箪食壶浆，镂骨铭肌”^［25］。并写诗赞扬说：“郑王忠勇义旗兴，水陆雄师震海瀛。炮垒巍峨横夕照，东溟夷丑寂无声”^［26］。这里既表达了他对荷兰殖民者的憎恨，也表示了对郑成功的爱戴之情。

沈光文的爱国情感与民族气节还表现对故国的向往和追忆。他在台30多年，始终穿着明代的服装和衣帽。全祖望曾经感叹说“公于其间教授生徒，不足则济以医，叹曰‘吾廿载飘零绝岛，弃愤墓不顾者，不过欲完发以见先皇帝于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27］。其诗文带有强烈的思明的情怀，作品多用隐喻的方式。当时明末遗民常以月为明之半壁江山，以“思月”、“听月”为思明的象征，在沈光文的遗诗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思月”的作品，比如《望月》《夜眠听雨》《中秋夜坐》等，还有不少诗是直接怀念故国的。他的《葛衣吟》就表达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情：“岁月复相从，中原起战烽，难违昔日志，未能一时踪。故国山河远，他乡幽恨重，葛衣宁最弃，有逊鲁家佣”^［28］。顾炎武曾经指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29］当此之时，一些注重民族大义的儒士深深认识到，失去朱明王朝，不单单是一个明王朝，而是作为文明象征的华夏民族及其传统文化。为此，沈光文等人充当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捍卫者，有的服明衣冠以终其身；有的仍行明代礼仪，或用明年号，入清以来衣冠、动作、语言、礼度仍犹明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都具有所谓爱国和捍卫传统文明的气节。

近代史家连横在追溯沈光文以文学创作发抒其故国沦亡之恸、以及民族气节的影响时说：“台湾三百年间，以文学鸣海上者，代不数睹。郑氏之时，太仆寺卿沈光文始以诗鸣。一时避乱之士，眷怀故国，凭吊河山，抒写唱酬，语多激楚，君子伤焉！”^［30］沈光文至今被人深深的怀念，这决不仅是留下一些普通的汉文文献，更重要的是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即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播种在台湾。台湾人民至今怀念着沈光文：“勤读书守秩序，思齐往哲光文公。爱吾国，爱吾民，无负郑成功。”^［31］可见，沈光文与郑成功一样，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作出杰出贡献，有其一定历史地位。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将永垂青史。今天在台湾善化镇内还有文开桥、光文桥、光文路，借公之名，藉作纪念。

保留台湾文献

沈光文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又一个贡献在于给台湾留下了第一批汉文文献，其中包括有关台湾地理风物的记述。这些著述成了台湾地方文化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文献，往后撰述台湾方志者都要以它作为参考。

连横的《台湾通史》卷二十四《艺文志》表三著录“宦游人士”著作80种，沈光文不但排名第一，而且著录7种，占总数8.7%。无论是创作的时间，还是创作的数量都为第一。

考察沈光文的《草木杂记》《台湾舆图考》《台湾赋》《流寓考》，可以发现这些著作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台湾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论述了物产和风俗习惯。他的《草木杂记》对一些物产作了详细的记载。柑橘是台湾一项重要物产。沈光文的《草木杂记》曾作描述，认为荷兰的柑大于橘，肉酸皮苦，夏月饮水必取之，和盐捣所能酸浆入之。并作诗说：“种出蛮方味作酸，熟来包灿小金丸，假如移向中原去，压雪庭前亦可看。”^［32］而台湾产的柑橘俱酸味，与中原相比其异大如金橘，肉酸皮苦，其诗云：“枝头俨若挂疏星，此地何堪比洞庭。除是番儿寻得到，满筐携出小金铃。”^［33］在《台湾赋》中，对瓜果、水产、矿藏、农作物等作记述。“鲫鱼潭可饶千金之利，打鼓澳能生三倍之材。曝海水以为盐，爇山林以为炭”。“东番社山藏金矿，下淡水地产硫黄”。“薪蒸满谷，松藤在林，榕隐蔽日，芷馥盈汀。梓栗之树更多，桥柚之园甚广，西瓜莳于圃者如斗，甘蔗毓于坡者如菘”，“龙眼较瘐岭尤佳，荔枝比清樟不足”^［34］。并对生活习惯，婚丧祭礼、服饰都作记载：“滨海之家，大约捕鱼；依山之族，惟知逐鹿。伏腊岁时，徙矜末节；冠婚丧祭，争好虚文。病则求神而勿药，巫觋如狂；贫则为盗而忘推，豺狼肆毒，娈童若女，傅粉染末，少妇常耕，蓬头跣足。”^［35］在沈光文的笔下，我们看到台湾宝岛资源丰富，四季鲜果不断，地下矿藏丰富，拥有丰富的水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光文在台湾进行实地考察后，把了解到的台湾地形、地貌、物产等内容载入文献，为后来撰写台湾方志提供了丰富资料。季麒光说：“浮沉寂寞于蛮烟瘴雨中者二十余年，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无巨细皆有记载。其间如山水、津梁，如佛宇、僧寮、禽鱼、果木，大者记胜寻源，小者辨名类，斯庵真有心人哉。”^［36］《台湾舆图考》正是沈光文实地考察后所出的硕果。它详细记述了清初的台湾地理环境。比如，对于坊的记载，就比较细。坊有东安、西定、南宁、镇北4坊，“自赤嵌城，南行一百四十里赤山仔，八十里上淡水社，二十里下淡水社，十五里力力社，十五里茄藤社，乃平埔蕃马加武候社之故址”^［37］。台湾后来的方志多取于沈光文的《台湾舆图考》。盛成曾说沈光文的《台湾舆图考》“为台湾方志之嚆矢”^［38］。由于战火，先贤的著作大多散失，而沈光文的著作却得以保留，这必定对台湾方志的纂修发生影响，正如全祖望所说：“公居台三十余年，及见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于承平之后，海东文献，推为初祖。”“今之志台湾者皆取资焉。”^［39］可见沈光文的《台湾舆图考》等著作为以后撰写台湾方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上述分析使我们了解到，沈光文给台湾留下了第一批汉字文献资料，包括第一批有关台湾地方文化的资料。中华文化的载体汉文，是沈光文第一个把它带到台湾的；属于中华文化重要组成的台湾的汉文著述，也是沈光文的第一个所创。季麒光对沈光文保留台湾文献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从来台湾无人也，斯庵来而始有人矣；台湾无文也，斯庵来而始有文矣。”^［40］全祖望称他“台湾文献初祖”^［41］。

台湾文学始祖

沈光文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在于文学创作，他以“雄于词赋”的杰出才艺“成为‘台湾文学’的始祖”。从资料看，沈光文的创作是中国文学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生根、成长的第一棵大树，后来台湾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其主导样式和文学活动形式都与沈光文有密切关系。

沈光文擅长辞赋，据全祖望《沈太仆传》记载，就有《台湾赋》《东海赋》《木羡赋》《桐花赋》《芳草赋》等。季麒光的《题沈斯庵杂记》诗云：“斯庵学富情深，擅于词赋”，他的《台湾赋》就是例证。台湾大学教授盛成说：“台湾之赋，始于沈光文之《台湾赋》。”^［42］

沈光文的诗有相当成就。台湾大学的教授杨去萍、盛成说沈光文写有诗作百余首。沈友梅主编的《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收录他的诗作104首，其中五言诗63首，七言诗41首。

尤其是沈光文诗歌创作的题材内容极为丰富，由于他处于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解”时代，他的诗，除歌吟台湾风物之作外，主要的是明其抗清不渝的民族气节。他把儒家精神渗透到自己的作品之中，用文学创作寄托他的故国之思。“台湾之诗始于沈光文寄迹效人吟。”^［43］

从清初台湾的文献看，沈光文的诗是保留下来最多的一个。尤其他的诗歌中有较多的内容是思念故乡的作品。沈光文居台30余年，他的爱乡之情，情真意切，亲切感人，在诗中常有表露。他的《望月》《怀乡》《思归》《归望》《葛衣吟》等诗都流露出这种感情。“望月家千里，怀人水一湾；自当安蹇劣，常有好容颜。旅况不如意，衡门亦早关，每逢北来客，借问几时还？”^［44］流露出对故乡的向往。“万里程何远，萦徊思不穷。安平江上水，汹涌海潮通。”^［45］安平镇称赤嵌，是荷兰人占领时要地，与福建隔海相望，可见沈光文身居海峡彼岸，怀念故乡情感不绝。他的《思归六首》更是表达了他的思乡情感，“岁岁思归思不穷，泣岐无路更谁同。蝉鸣吸露高难饱，鹤去凌霄路自空。青海涛奔花浪雪，商飚夜动叶梢风。待看寒雁南飞至，问讯还应过越东”^［46］。然而更多更感人的还是将强烈的亡国之痛和有家不得归的无奈糅合在一起的抒写乡愁之作。《台湾文学史》称沈光文的诗“开创了台湾乡愁文学的先河”^［47］。

但是，沈光文的诗作中，反映诗人“海外依人”的困顿生活的作品也是不少的，这是沈光文诗歌突出的特点。他的诗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思归》诗中有“荒岛无薇增饿色，闲庭有菊映新缸”^［48］。《癸卯端午》亦有“却恨饿来还不死，欲添长命缕何为”^［49］？由于战争，也“受饥偏不死”^［50］。《己亥除夕》更是反映了作者困苦的心情：“年年送穷穷愈留，今年不送穷且羞；穷亦知羞穷自去，明朝恰与新年遇”，“爆竹声喧似故乡，繁华满目总堪伤，起去看天天未晓，鸡声一唱残年了”^［51］。沈光文的这首诗写于“戊戌”年，即1658年，身在异乡，在大年三十，沈光文听到阵阵的爆竹声，尽管是“繁华满目”，但他却感到是“堪伤”“残年”，这正是诗人面对的贫穷、饥饿的困境。

可是，沈光文并没有向贫困、饥饿低头，从他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沈光文以古代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为楷模，通过他的诗作来对饥饿的藐视。沈光文的《慨赋》《山间》《感怀》《夕餐不给戏成》《柬曾则通借米》都反映了这种心情。他的《慨赋》诗曰：“最幸家贫眠亦稳，堪怜岁熟我仍饥；仰天自笑浑无策，欲向西山问伯夷。”^［52］《夕餐不给戏成》中更是把自己比作伯夷：“难道夷齐饿一家，萧然群坐看晴霞。炼成五色奚堪煮，醉羡中山不易赊。秋到加餐凭素字，更深吸露饮空华。明朝待汲溪头水，扫叶烹来且吃茶。”^［53］

在沈光文的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关“菊”的诗。《看菊》《野菊》《和曾体仁赏菊分得人字》《望九日登啸臣亭》等都是其代表作。比如：“孤芳独出艳纤尘，冷向闲中老此身。赏并高明欢不极，时当晚季傲为真。”^［54］“尔我与菊花，亦竟记宾主。”“维菊与忘言，芬芬自倾吐。序晚值风霜，劲节孰于悔。”^［55］沈光文以“菊花”自比，表明他清高、不愿屈服的精神。他的《野菊》诗更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野性偏直野，寒花独耐寒，经冬开未尽，不与俗人看。”^［56］

当然，沈光文成为台湾文学的始祖还在于首创诗社，促进台湾诗社的兴起。清统一台湾后，大陆的文化名人在台湾建立各种诗社，最早出面创建的则是沈光文。沈光文的家乡宁波是文献之邦。宁波在明代是诗风很盛的一个地方，几乎贯串整个明代。全祖望曾说：“甬上明之诗社，一举洪兵部，再举于屠尚书，三举于张江沙，四举杨沔阳，五举于先宫詹林泉之集。”^［57］在清初更有不少诗社。唱酬最著名的是鄞县的西湖七子社、西湖八子社、南湖五子社、南湖九子社。诗社的社员以诗言志，寄托“反清复明”思想，这些不能不使沈光文受到熏陶。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已74岁的沈光文，与诸罗知县季麒光，以及韩又琦、陈鸿猷、郑延桂、韦渡、翁德昌、陈元图、林起元、屠士彦、何士凤、陈雄略、赵龙旋、华衮等人组织诗社，名曰“福台闲咏”，后改为“东吟社”，有《福台新咏》诗集。关于诗社的缘起和宗旨，沈光文在《东吟社序》中作了阐述。他说：“余自壬寅（永历十六年）将应李部台之召，舟至围头洋，遇飓飘流至斯，海山阻隔，虑长为异域之人，今二十有四年矣，虽流览怡情，咏歌寄意，而同志乏俦，人才罕遇，徙处于荒禁穷乡之中，混迹于雕题黑齿之社，何期癸（亥）、甲（子）（康熙二十二、二十三年）之年，顿通声气，至止者人尽萧骚，落纸者文皆佳妙，使余四十余年拂抑未舒之气，郁结欲发之胸，勃勃焉不能自己，订同心，联为诗社。人喜多而不嫌少长，月有会而不辞风雨，分题拈韵，择胜寻幽，金陵赵苍直，乃欲地以人传，名之曰‘福台闲咏，合省郡而为言也’。初会，余以此间‘东山为首题，盖台湾之山，在东极高竣，不特人迹罕到，且从古至今，绝无有题咏之者，今愿与诸社翁共创始之……’鸿溪季蓉洲任诸罗令，公余亦取社题，相率唱和，扶掖后进，乃更名曰‘东吟社’”^［58］。从沈光文的《东吟诗社序》看，“福台闲咏”是“合省郡而为言也”。这就表明诗社，是为了“拂仰未舒之气，郁结欲发之胸”，更名“东吟社”是为了“扶掖后进”。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沈光文、季麒光等人创办的诗社的目的和缘起。另外也从侧面说明“东吟诗社”与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诗社发起者12人来看，他们的籍贯为福建、浙江、江苏三省，均来自大陆，且绝大部分是大陆的诗人。比如，无锡的季麒光，他的著述十分丰富。除编纂《台湾郡志》6卷外，还有《台湾杂记》1卷，《蓉洲文稿》1卷，《山川考略》1卷，《海外集》1卷，并与沈朝聘合撰《东宁唱和》1卷。^［59］会稽的陈易佩有《挽宁靖王》诗一首及《蒋郡守传》等11篇。

“东吟社”的创设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为台湾结社作出先例，许多台湾文人在后来纷纷设立诗社，仅光绪年间，就设有竹梅吟社、斐亭吟社、荔谱吟社、浪吟诗社、牡丹诗社、海东吟社等6个。^［60］

【注释】

［1］《海东逸史》的作者称沈文光。参见《海东逸史》卷十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但他的同乡全祖望却明确记载为沈光文。他在《鲒埼亭集》卷二十七《沈大仆传》中说：“沈太仆光文，字文开，一字斯庵，鄞人也。”（《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4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鄞县的一些方志及台湾的《诸罗县志》都持这种观点。

［2］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说“郢县人”（《台湾文学史》第1册，第102页，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但沈氏家谱明确记载他是鄞县人。家谱按“家住芙蓉江上，人归落雨溪头”排列，共计12套。现存仅为“雨”字号一套。每套又发“金石丝竹匏土革木”8本。“芙蓉江”系奉化江，落雨溪头是今鄞州区石溪星光村原来的一个地名，家谱多处记有沈光文事迹，其中“革”字册18卷第8、9页有沈光文小传，明确指出他是鄞县人。

［3］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九《列传·诸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对于沈光文去台湾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连横的《台湾通史》与《台湾诗乘》都说是“永历二年”（1649）入台；蒋毓英的康熙《台湾府志》卷九《沈光文列传》与范咸的《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二《艺文三》的《东吟社序》中认为是康熙“壬寅”，即1662年入台。1996年版的《鄞县志》说沈光文入台时间为“永历六年”（1652），见《鄞县志》下册，第2053页。笔者从此说。

［5］黄哲永：《清代台湾传统文学家“童蒙教育”的养成教材》，东海大学中文系编《明清时期的台湾传统文学论文集》，第34页，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版。

［6］全祖望：《沈大仆传》，《鲒埼亭集》卷二十七，《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499页。

［7］《巴达维亚城日记》第2册，第32、130页，平凡社1974年版，第12-14页，转引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第33页，九洲出版社2008年版。

［8］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九《列传·诸老》。

［9］卢嘉兴：《倡祭先贤沈光文公的由来》，参见沈友梅等编《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第139页，宁波同乡月刊1977年版。

［10］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九《列传·诸老》。(www.xing528.com)

［11］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一《教育志》。

［12］郁永河：《碑海纪游》，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7页。

［13］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十二《人物·沈光文》，中华书局1984年版。

［14］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志》。

［15］盛成：《沈光文之家学与师傅》，参见《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

［16］梁阳春：《培植鹿港文人的摇篮——文开书院》，参见《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

［17］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一《教育志》。

［18］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一《教育志》。

［19］卢嘉兴：《台南市的人物与胜绩》，《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第163页。

［20］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六，《沈斯庵先生事》，下册，第1181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21］《台南县志稿》卷九《文化志》，《学艺篇·沈光文传》。

［22］《台南县志稿》卷九《文化志》，《学艺篇·沈光文传》。

［23］杨英：《先王实录》，第22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4］顾诚：《南明史》，第104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25］沈光文：《台湾赋》，参见沈友梅等编《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台北宁波同乡月刊社，1977年版。

［26］沈光文：《题赤嵌城匾额图》，《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

［27］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七，《沈太仆传》，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4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8］沈光文：《葛衣吟》，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十五《从亡诸公之二》。

［29］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30］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四《艺文志》。

［31］《省立台南一中校歌》，《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第367页。

［32］沈光文：《草木杂记》，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十八《物产》二。

［33］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十五《从亡诸公之二》。

［34］沈光文：《台湾赋》，参见沈友梅《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

［35］沈光文：《台湾赋》，参见沈友梅《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

［36］季麒光：《题沈斯庵杂记》，《诸罗县志》卷十二。

［37］沈光文：《台湾舆图考》，《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

［38］盛成：《沈光文之家学与师傅》，参见《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第196页。

［39］全祖望：《沈太仆传》，《鲒埼亭集》卷二十七，《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500页。

［40］季麒光：《题沈斯庵杂记》。

［41］全祖望：《沈太仆传》，《鲒埼亭集》卷二十七，《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第500页。

［42］《台南县志稿》卷九《文化志》，《学艺篇·沈光文传》。

［43］《台南县志稿》卷九《文化志》，《学艺篇·沈光文传》。

［44］沈光文：《望月》，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四》。

［45］沈光文：《怀乡》，《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第196页。

［46］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四》。

［47］刘登翰等：《台湾文学史》，第104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48］沈光文：《思归六首》，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49］沈光文：《癸卯端午》，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50］沈光文：《曾则通久病，以诗问之》，《沈光文之斯庵先生专集》第83页。

［51］沈光文：《己亥除夕》，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52］沈光文：《慨赋》，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53］沈光文：《夕餐不给戏成》，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54］沈光文：《和曾体仁赏菊分得人字》，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55］沈光文：《看菊》，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56］沈光文：《野菊》，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57］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五，《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234页。

［58］沈光文：《东吟社序》，范咸等：《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三》。

［59］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四《艺文志·表》。

［60］赖子青：《古今台湾诗文社》，《台湾文献》卷十，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