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千秋》：揭秘南宋儒学的浙中梁木

沈焕：南宋儒学的“浙中梁木”

朱道初

著名教育家、理学家沈焕（1138-1191），字叔晦，南宋四明著名的“淳熙四先生”之一。对于“四先生”之学，文天祥曾赞叹说：“广平（舒璘）之学，春风和平；定川（沈焕）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杨简），云闲月澄；瞻彼絜斋（袁燮），玉泽冰莹。一时师友，聚于东浙。呜呼，盛哉！”在太学求学期间，沈焕结交了陆九渊、薛象先，后来与朱熹结下深厚的友谊。朱熹曾到定海（镇海）造访沈宅，与他切磋学问，在赞序中惊叹他为“天地徒”（意思是天地的门人弟子）。两任丞相的鄞人史浩割月湖竹洲给他居住讲学。其时聚于月湖讲学的还有杨简、袁燮、舒璘、吕祖谦等儒学名流，从而掀起了四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学术高潮。沈焕逝世时，当时舆论惊呼倒坍了“浙中梁木”。全祖望说：“四五位先生抱其所学，聚乡邑子弟而讲贯之，于是甬地士始知有圣贤之学，文章气节，易世不衰。”从南宋末年开始，历经元、明、清三代，宁波、镇海许多书院都尊奉他为栗主；《宁波府志》和《镇海县志》等专为他列传，民国《鄞县通志》则把他列为本县“儒行”类的重点人物加以介绍，该志前言论及沈焕等人时说：“孟子论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余窃以为士穷在下，犹槁壤之有润河，虽曰独善，其浸渐所及，实有起天下之群枯而润泽之之量，故移风易俗之效，儒化优于官教也。”沈焕的学术成就独树一帜，其“行义事功”影响巨大，值得加以研究和宣扬。

沈焕一生的经历

沈焕一生经历并不算复杂，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厘清。譬如关于沈焕的出生地和籍贯，就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定海崇邱乡沈家山人的。据《沈氏家乘》记载：沈氏奉为始祖的沈达，由婺州赴明州仕宦，后卜居于定海崇邱乡沈家山下，历五世至沈焕这一代，一直以沈家山下为老家。因为科举仕宦的关系，沈焕父祖辈或在县邑、府郡购宅以居，然而老宅依旧未废。到第十一世沈君瑞，居于沈家山的沈家才迁移到崇邱乡东山衙前村。因此，嘉靖《定海县志》沈焕老宅在“崇邱一都东山”的说法有误。另该方志关于此处为“签判（沈）焕所居”的提法也不正确，因为沈焕没有任过“签判”之职，“签判”应是指沈焕的父亲沈铢。方志有沈焕出生于定海（后改名为镇海）崇邱乡沈家山一说，显然是由于从沈达以来沈家拥有祖宅的关系。

有说是鄞人的。全祖望在《碧沚杨文公书院记》中说，“淳熙四先生，而吾鄞得其三”。他认为沈焕是鄞县人，理由是“沈端宪公自其父签判已迁鄞”。后来沈焕本人得史浩所赠的月湖竹洲之宅，阖家居住在一起（包括其弟沈炳），所以有沈焕乃鄞人的说法。沈焕殁后祀于镇明岭，也使研究者认定他就是鄞人。

有说是镇海县城区人的，《镇海县志》记载：沈焕生前曾创立南山书院，原是个家塾，地址在“讲坛旧迹，泮宫之东”，即今镇海城关东长营巷一剑池附近，与建于北宋的县学（今镇海中学）毗邻。当年朱熹过访沈焕之事，有明清时代镇海诗人的吟咏，其所列地名，均为城关县学附近的旧迹，而沈焕身后其栗主则常被镇海县学及书院所供奉。因为年久废圮，明嘉靖七年知县周懋申请在此再建南山书院，并以沈焕后裔沈廷臣负责祭祀，赐他以诸生衣巾，还拨昌国海涂田三十亩，以供祀事。清代乾嘉年间镇海县学教谕许德裕有碑记写道：“（沈焕）生平讲学之堂曰南山书院，后即于书院祀先生。自宋元以来，每于冬至日，县令以牲帛祝文从事，归胙于其子姓，岁以为常。历数百年而祠圮，祀在荒榛露处间。今裔孙即遗址而筑成之。”因此，从在该地从事教育学术活动较久、后裔祭祀持续不断的角度考察，定其为镇海城区人，也不无道理。

沈焕曾祖沈开没有官位，祖父沈子霖则在绍兴十五年（1145）中进士，调惠州博罗县主簿。沈子霖“经行修明”，本可在仕途发达，但他淡于宦情，家居日子多，乡人钦佩他气节高尚，口碑甚佳。父亲沈铢，乾道二年（1166）中进士，曾因史浩引荐，得到宋孝宗召见，授承务郎、签书镇东军节度通判厅公事，所以时人称其为“沈签判”。

沈焕本人从小苦读经书，潜心典籍，精神静专，从不骛于末习。他感到自己生活在山陬海尾，见闻狭窄，不知天高地厚，容易产生夜郎自大的偏见，也容易沾染不良的习气，于是他常对人说：“学者无以精神凋丧于陋巷偏僻之习。”并屡屡以此告诫自己。他在年轻时就崭露头角，决非偶然。长大以后，他更是奋发自强，慨然有追从古代圣贤的强烈愿望。

绍兴三十一年（1161），沈焕24岁，以乡举第二名顺利进入太学。乾道五年（1169），沈焕32岁，中进士。在参加南宫考试时，他奏名第二，于是有了召对讲武殿廷奏的殿试机会。他面对皇帝，根据本人所了解的朝政情况，危言切论，直言无讳，敢于指责执政的缺失，被评为“次甲”（进士共分五甲），授迪功郎。

淳熙元年（1174），沈焕37岁，出任上虞都尉，由于政绩出色，颇获时人好评。

淳熙四年（1177），沈焕40岁，调任扬州教授。据袁燮所撰《行状》，他调任后“未上”。对此二字，可以作不同的理解：一、因受小人进谗诽谤，任期未满也就是未予擢升就辞职回乡了；二、压根儿就没有去上任，而是直接回乡了。因为南宋官员封赠过滥，任命后大多还有个“待缺”的过程。笔者认为还是后一种理解较为接近事实。其理由是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次被孝宗召用为丞相，而朱熹即在其时被史浩荐为知南康军，而且蒙孝宗“降旨便道之官”。于是朱熹采取的路线是从武夷山冲佑观动身，转道到明州定海县城沈宅拜访沈焕。据《宋史·朱熹本传》载，明州之行即是在这一年。如果沈焕此时还滞留在扬州教授任上，“朱沈会”不可能在浙江定海县城内举行。朱熹事后追叙此次与沈焕的会晤经过，中有“余尝登拜，就正勿能，聆听德音之盈耳，实获我心”数语，说的就是这次“朱沈会”。

淳熙八年（1181），沈焕45岁，是年春季，被召为太学录。由于致力于太学的改革，采取了若干纠正太学弊端的措施，所以得罪了太学司业等人，为群小联名诬告，出为高邮军教授，任太学官仅为短暂的八个月。

淳熙九年（1182），沈焕46岁，父亲逝世，他可能因丁忧由高邮返回明州，也可能没有去高邮赴任。沈焕这次返乡，来往于郡邑之间，曾在月湖居住和讲学。黄宗羲等编著的《宋元学案》把沈焕在月湖讲学时间系在临终前一段时间，也就是1189年至1191年之间，这个说法似乎值得商榷。因为沈焕到月湖讲学，既与史浩的行踪分不开，与吕祖谦的活动也密切联系在一起。由后者在明州的仕宦经历看，沈焕在月湖讲学应该是丁父忧的时候，即1182年至1184年之间。早年沈焕曾经到明招山与吕祖谦探讨理学，与祖谦关系“尤睦”。吕祖谦本人在月湖讲学时，是与沈焕和沈炳兄弟俩在一起的，他们关系十分融洽，后来祖谦儿子吕乔年还成为沈焕的女婿。朱熹的朋友滕璘被委任为鄞县县尉，临行时，朱熹对他说：明州有杨、袁、沈、舒，他们都是值得在一起深入讨论学问的人物。据传，滕璘的儿子滕乔年娶沈焕之女为妻。两个“乔年”会不会原是同一个人，而被误记？

淳熙十二年（1185），沈焕49岁，被任为干办浙东安抚使公事。淳熙十五年（1288），沈焕52岁，按擢升常例，改授宣教郎，任婺源县知县。

两年以后，沈焕才被象征性地擢升为舒州通判——这是沈焕一生最高的官衔。

绍熙元年（1190），光宗登基，普降“恩德”，沈焕也分享到一点余泽——转奉议郎，赐绯衣银鱼。

就在他归里待官期间，绍熙二年（1191）沈焕就疾终于家，享年才54岁。丞相周必大为之作墓志。理宗即位，经过讨论斟酌，朝廷追赠其为朝奉大夫，直华文阁学士，谥“端宪”，这就是文献中常见到“沈端宪”或“沈端宪公”这个称谓的由来。

沈焕一生值得称道的事略

（一）他有杰出的从政业绩

沈焕夙负大志，且有宏猷大略。好友朱熹认为他是世上罕见的人才，“才实执政之有余”，其才能足以担任朝廷的宰相。与他有姻亲关系且为莫逆之交的袁燮说他“忧国发于至诚，语及时事，常颦蹙，处心积虑，未尝不在斯世”，“若时见用，必能振朝廷之纲，成中流砥柱”。南宋孝宗对他向有好感，第一次见到沈焕，便为他挺拔伟岸的仪表及其“尊瞻视”的气度所惊动，即时派遣内侍询问其姓名，十余年后仍未淡忘。当孝宗了解到沈焕在基层有出色的政绩时，就郑重表示要重用他。丞相赵雄也力荐其贤，称赞他在太学勤勉有加，为众人所不及。两任丞相的史浩更是器重于他，以心腹视之。由此可见，沈焕颇具担负朝廷重责的素质，只是由于官场黑暗，屡受排斥或暗算，只能宦海蹉跎，屈沉下僚，难以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沈焕初任上虞都尉，是他踏上仕途的第一站。过去他在学术上努力攻读，砥砺名节，现在却面临南宋政界的污浊，黎民百姓的苦难，他是否真的具备从政的才能呢？县尉这个官，官小权轻，在当时名声很不好。这是由于南宋官员冗滥，有些县甚至设置两个尉衙，再加上其他种种倒行逆施，使不少县尉有县衙“虎狼之吏”之称。沈焕任县尉却不一样，他对上司下达的错误指令一概加以拒绝，绝对不会对此唯唯诺诺，盲目地予以执行。因为上司知道沈焕性格刚烈，清名远扬，所以对他的强硬态度只好退让三分。而沈焕对该县文化建设十分关心，他主动协助该县增修学舍，并且悉心指导县学教官改进教育训导的方法。在尉衙，他御下极为严格，这是因为鉴于以前尉卒弓手肆意扰民之故。他立定规矩，再三告诫下属不准随意下乡，如有不得已的差遣要下乡，进出必须限定时辰，不能随意延宕。采取这些举措，目的都是为了防范手下下乡扰民事件的发生。同时他还注意吏蠹奸猾的问题，千方百计杜绝行政管理的纰漏。有一次，他在访求原始文书档案版籍的时候。发现：一些文献居然藏在胥吏的家中，而不是衙门里面。沈焕对此非常气愤：这不是让下层官吏有种种可乘之机吗？他说，这些文献应该妥藏于县衙秘室，如有需要查看，必须履行阅取的正规手续，即县令要使用的话，须先关照县尉，随后县尉找到该文献，再请示县令，方才可以启封，使用以后则立即归档。这样，由于约束严明，把文献收发制度化、规范化，接近于后代的档案制度、方法，奸吏猾蠹很难借此上下其手，政务也变得清明起来。因此大家对沈焕这样正直而又能干的官吏十分佩服，郡邑举荐相属，只是沈焕固辞不赴。有人直接报告到朝廷政府部门，参知政事龚茂良也听到了，他让人传话，表示可让沈焕前去龚府晤谈，但沈焕不但不是夤缘达官贵宦之人，而且非常珍惜自己的名声，绝不会随便主动撞上权贵之门。

沈焕在干办浙东安抚使公事时，不以官职闲冷而有所松弛。只要感到政务于民不利，自己心有所未安，能办的就亲自着手去解决，不能解决的就恳切地告禀上司下决心及时除弊兴利。为了干好这些政务，他以吏为师，向诚实干练的吏目学习，每天挤早晚时间审阅文牍，只要力所能及，那些积存的弊端积案总会在他手里很快得到解决。淳熙十四年（1187），长期当“太上皇”的高宗赵构去世，朝廷为其大修陵墓，许多皇亲国戚以及政府部门都派员，聚集在陵墓附近。这些人平时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惯了，到了修陵现场，居然竞相摆阔炫富，居处和酒馔非常奢侈豪华，而这一切开支全要由浙东安抚使备办，稍有不足，即颐指气使，吵嚷不休，可衙门哪里应付得过来？沈焕多次向上司浙东安抚使郑汝谐提出：高宗驾崩，这是国家的大悲戚，可是作为臣子们却宴乐自如，其为臣子的良心安在？郑汝谐嘱咐他逐条上奏，并委任他为修奉官，移书给御史。沈焕告诉御史：只要严格申明国丧纪律的本意，使他们增重哀戚之心就可以了。因为哀戚之心一旦增浓，即使住在简陋的茅舍里，吃些粗粝的食品，他们的心也自会安宁，不等你弹劾，他们的苛求需索也会随之断绝。御史接受了这一意见，果然取得很好的效果。后来郑汝谐调任，新任的浙东安抚使又委沈焕为检察官，清理财务账目，对那些乘机贪污腐弊、“发国难财”者加以惩治，追回大批流失的钱财，这样就大幅度地节省了修陵墓的费用。此事传开去，人们对沈焕的从政才能又有了新的认识。

这一年天大旱，灾情十分严重，灾民死亡多人。常平使选派了几个下属官员到各县赈恤灾民，沈焕被派到了上虞、余姚二县。他与别人不同，不是坐在衙门发救济粮，而是每天风尘仆仆深入到村庄田野，凡是受灾地区他都要亲自察访，凡是受灾群众他都要亲自抚慰。在询问灾民受灾情况时，他善于察颜观色，辨认对方是否真是灾民，受灾程度如何，将它与自己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的情况加以核对。由于他真诚的关照和细致的工作，真正的饥民都能够得到救助，而夸大灾情的人大半逡巡自退。结果两个县的救济粮因发放及时，落到实处，赈灾问题解决得比他县彻底，没有出现一具流殍，成绩非常显著，为此沈焕受到各司衙门交相推荐。可是沈焕名气虽然很大，但朝廷内从中作梗的小人总是压制他，这次也是如此。看到他的官职总是上不去，舆论随之为他鸣不平。这次，很多正直的官僚，包括身任丞相要职的，无不大力向孝宗推荐，至于部使者与大帅等更是交替推荐，连孝宗的侍从也请求皇帝召他进入朝廷。这时候，孝宗想起这沈焕当年任学官时的风度，他说：这就是从前任过学官，外观伟岸的那位吗？随即就要召用他。可是忌恨他的人，千方百计对他进行诋毁。譬如，有人诬陷沈焕，炮制了“朋党论”，并且把所谓朋党关系制成三类图表，共列举三十四人官吏姓名、籍贯、履历，分别注明某人已经离开朝廷，某人还在朝廷，意思是这些人非被轰出朝廷不可。这样做的目的很显然，就是激起人们对沈焕的憎恨。果不其然，与以所谓“朋党论”中伤沈焕的幕后黑手的意图相一致，朝廷内外掀起了不利于沈焕的言论。其时虽有个皇帝的从臣站了出来，说愿以合家百口担保此事绝不可能是沈焕所为，舆论才稍微得到平息。但这个打击对沈焕的确太大了，加上那力荐他升任的丞相恰在其时告老，沈焕从此就再也没机会回到朝廷任要职了。

（二）他是个出色的教育家

1．沈焕与南宋太学有着不解的情缘。

作为一名太学生，他在诸生中显示了不凡的才能。与父亲在鄞县是个颇有声望的名师有关，他自幼受到祖父和父亲的严格教育，养成了潜心经籍的学习意志和良好习惯，能把全副精神都集中于钻研经传史书。那宁静专注的学习精神，常常引得长辈的赞叹。成年以后，更见其奋厉自强，有仰慕并且追从古代圣贤之心。在未入太学之前，沈家附近是建于北宋雍熙二年（985）的定海（后易名为镇海）县学，沈焕在乡学中威信极高。他个子颀长，又有副美须髯，仪表外观给人的感观是“伟岸”，瞻视的目光给人的印象是“威严”，谈吐发声给人的感觉是“鸿畅”，一言一行都力求符合孔孟的教导，所写的文章都力求契合儒家的准则，所以总是以清远雄丽的风格、充沛洋溢的义理得到长辈的肯定、同侪的欣赏。

也正因为如此，凡在诸生群聚之处，沈焕总是严于律己、直道待人，虽然他并非学官，只是一介品学兼优的儒生，但在诸生心目中却油然地产生一种“师道尊严”的感觉。某些行为不端的诸生，甚至对他萌生忌惮之心。后来他以乡举（乡里荐举）第二名的资格进入太学，品行课考也冠于太学诸生，看来决非偶然。在太学读书的始业阶段，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所设在天子近畿的最高学府竟然已沦入“师友道丧”的境地，师生学友之间根本没有开展互相探讨研究的“讲磨之功”，学官也不过问太学生如何进德敬业的情况，整个学府死气沉沉。沈焕下了决心，他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一振其弊”。

首先是“择友而亲”，“择友而师”。他认为，作为“英俊所萃”的太学，来自各地的数以百千计的太学生中间必有若干杰出的人物，他们中间有可以为友的，有可以为师的，无论是师还是友，均应敞开“讲习之门”，立身明道。譬如临川陆九渊（《宋史》本传误作陆九龄）虽然与众人同是太学生，但陆九渊秉承家学，本人在道学方面又有多年的沉潜钻研功夫，对心学极有研究和造诣。经过多时交流领会，他觉得陆九渊凭其学说（陆学）可以当自己的老师，应该待之以师礼，而不应该仅仅视作一般的同窗。陆九渊也非常欣赏沈焕，说他具“挺然任道之资”，在道学的研习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因此也以朋友视之。受相互的影响，慈溪杨简、鄞县袁燮、奉化舒璘也都向陆九渊学习，并以师礼事之。沈焕采取的治学态度是：认为陆学观点正确，原来与其不一致的观点应该放弃，以虚心的态度向陆九渊求教，昼夜鞭策。还有永嘉人薛象先，“颓然处诸生中”，一点也不想显山露水，平时也看不出有何出类拔萃之处，诸生都没把他放在眼里。沈焕在与他接触过后，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应该在互相讲习的过程中学习他的长处。太学生们开始时并不相信，以为沈焕可能看走眼了，薛生有什么过人之处？直到后来诸生与薛生交流多了，才真正认识到这位永嘉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薛象先，的确跟沈焕所说的一样，因此大家更加佩服沈焕的眼光。

在太学，沈焕提倡学友之间要把探索立身之本作为第一要义。他与太学内一些出类拔萃的同道定交之后，各自又聚集一批友人，这样，朋友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他在研讨中正式向大家提倡这样的做法：朋友们在一起，应该努力讲明“立身之要”，人的一生如要求得“不朽”，非“务本趋实”不可。而要掌握“立身之要”，必须通过务本趋实的讲习并付诸实践这一磨练功夫，其中特别重要的一条便是实践古人所说的“相劝为善”。凡有新入太学的诸生进来，沈焕总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并且把周围谁可为师、谁可为友的实际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在他和朋友们的努力之下，太学里师友讲习的局面终于逐渐被打开了。而沈焕本人“昼夜鞭策，求友如不及”，如饥似渴地发现并汲取师友们的长处，师从周围在学术上有重大建树的贤哲，竭力宣扬“务本趋实”的理念，从诸生的角度对改造太学的确起了深远的影响。

十余年后，沈焕被诏为太学录，重新回到了当年求学之地，任职为太学学官，开始了他从学官的角度改造太学教学的历程。

他对这项工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先前，太学学官不大与诸生接触，只是着重对他们定期作例行的考核而已。沈焕却认为太学师生之间应该在平时多作学术上的交流讲习，学官要用自己的模范德行熏陶诸生，太学须制订严格的规范条例，所以他在伊始就替诸生制订了“新教养法”，从多方面要求诸生健全地发展提高。同时，他密切地联系诸生，早晚分批接见他们，孜孜诲诱，与他们一起探讨为人立身之学，强调“务本趋实”，强调“为己之学”，借以完善自我，完善自己内心世界这一根本。这样一来，诸生非常欢迎他，而司业（太学长官）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是个城府极深的人，看起来面善心慈，当面不曾说些什么，背地里却散布不利于沈焕的言词。那时，南宋太学沿袭北宋神宗年间推行的“三舍法”，诸生通过笔试，从下舍到中舍，再由中舍升到上舍，如此这般逐级上升，呈宝塔下宽上尖的形状。沈焕却认为单是笔试升舍的做法不妥，主张改革，实行全面考核。他坚持说，如若不然则不利于诸生的正确发展。他先向司业建议说：三舍取士的办法要改一改，升舍必须参考诸生平日的德行声望，不能单单取决于一次笔试。虽然司业没有表示同意，但又不说或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于是就让沈焕这么实施了。

由于沈焕竭力推行改革，太学的教学的确很有起色，太学的整个面貌也有所改变。这应该是大好事，应该得到学官们的通力支持和表扬，但司业等人却对此表示难以接受，认为这是沈焕没事找事，旨在标新立异，贬低上司和他人。有朋友提醒他说：司业这个人“情深厚貌”（意思是惯于隐藏真实感情），你应该多加提防啊！沈焕却说：司业待我不错，我怎么能对他设心防呢？再说我在太学任职，不能不按照“道”行事呀。后来殿试时他受到孝宗的器重，丞相赵雄的一席推荐之辞，更激起太学内外小人的妒忌和进谗。有好心人看不过去，悄悄地劝沈焕说：现在这世上，你还是干点职务以内之事吧，你所追求的那个“道”，现在是无法推行的啊。沈焕回答说：不然。职务与“道”本就联系在一起，有职就有“道”，只不过“道”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罢了。你认为这世上真的存在职与“道”分离的可能吗？

有一次，他在为诸生布置策论的题目中引用了孟子的话：“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然后又补充说：“今赧然愧于中者，可谓无其人乎？”结果那些掌握“言路”权力的官僚听到以后，都觉得十分刺耳，甚至感到愤懑，认为沈焕是在指桑骂槐，借此讽刺自己。他们想：如果让沈焕这样的学官升上朝廷高位，那还有我们的位置吗？于是他们鼓动御史向朝廷进谗说：沈焕老是要与长官争议，看来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对他这样的人，应该稍微抑制一下他的锋芒，以锻炼和提高他的修养，那到将来还是可以提拔擢用的嘛！

话说得似乎婉转动听，可意图相当明确，就是沈焕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于是，沈焕任太学录才八十天就被调出了太学，被遣为高邮军教授。而当时确实的证据是：诋毁他的人中间就赫然有这个司业在。消息传来之时，沈焕正好在太学里跟友人会餐。他表现得非常平静，没有丝毫的惊慌甚至愤懑，只是在吃好饭以后告诉朋友，自己马上要离开此地了。然后与朋友们谈到自己的内心想法时说：我难道不知道怎么能获取荣光和恩宠么？那就是“放肆谲诈，苟容于世”。但如此为人，内心总不会安宁，早晚都会惊恐不安，忧心忡忡。我之所以决不想染指这种卑污的勾当，是因为我的德行光明磊落，不做使友朋也会蒙受耻辱的事，这也就是我今天遭到贬逐但的缘故。至于司业落井下石之事，沈焕根本不想追究，也没有表示怨恨，只是说了一句：司业真是个厚貌情深的人吗？可见，沈焕的确是个十分仁厚的儒林人物。

2．四先生一起在月湖开展讲学活动。

淳熙五年（1179），史浩第二次任右丞相，为募兵事与孝宗产生龃龉，在淳熙十年（1183）告老回乡，此时史浩已经是耄耋之年，居住于月湖，其中竹洲“真隐馆”由孝宗赐银十万两所建。孝宗还亲书“四明洞天”四字为额。此时史浩决定让沈焕住到竹洲来，在真隐馆“划宅以居”。这是由于沈焕在史浩眼中，既是世交，又是品行高尚的朋友，所以很喜欢让他住得近一点。沈焕家境寒素，自己没钱添置房产，这样做也是史浩的一番美意。而在月湖与杨简、袁燮、舒璘等甬上学者讲学交流，也确实有迫切的实际需要。要知道杨、袁、舒几位都在月湖一带各开讲院，如杨简在碧沚，袁燮在城南之楼氏精舍。于是沈焕也乐意接受了。当然，以品德高尚、孝悌著称的沈炳也就随长兄住在一起，并在真隐馆内授徒讲学。在沈炳这里读书的诸生，有一部分就是史氏大家族的子弟。其时舒璘经常因仕宦出游，由著名学者吕祖谦填补他的空缺，合起来仍旧是“四先生”。由于他们每天在这里讲道论学，后人就恰如其分地给予“淳熙四先生”的美称。由于四先生的倡导，此后月湖的学术风气空前浓厚。据记载，其时月湖上“四桥行人如织，木铎之声相闻”，“甬勾学者，鼎撑角立，雨戴笠，宵续灯，互相过从，以资攻错，书带之草，异苔同岑，其亦盛哉！”(www.xing528.com)

毫无疑问，沈焕等“淳熙四先生”设馆讲学，对四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据记载，“吕学”代表人物吕祖俭在淳熙九年（1182）至十四年（1187）间任职于明州监仓，该仓地址在江东仓衙。为了来往方便，吕祖俭托任船场官的的友人王季和帮他修造了一条木船，供水路行驶之用。那时，月湖名叫南湖，与城内外多条河道沟通。吕祖俭有诗载其事：“湖光拍天浮竹洲，隐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从之恐淹留。探囊百金办扁舟，又烦我友著意修。微风一动生波头，飞棹来往倦则休。”这首诗生动地写出了当年甬上儒家名流互相交流学术的情景。这里所写“披素裘”的高士，当指为先人披麻戴孝的沈焕昆仲，因为其时正好是沈焕丁父忧的时候。有传记写道：吕祖俭在想望友人时就随时驶船过来，而沈焕从竹洲水阁望见，就喊其弟沈炳说：“大愚（吕祖俭的号）来矣！”然后两人一起出迎祖俭于岸上，或把祖俭迎至家里寒暄，或同入讲堂，讨论讲学终日。

3．南山书院讲学教诲诸生。

沈焕在未去太学之前居于定海（镇海）城内家里，后来任官而等待上任期间，在家塾讲学诲人，孜孜不倦，来决疑请益的门人弟子自远而至。他的讲学重点后来转为阐发“为己之学”。“为己之学”的意思是：凡事要做到切己自反，“理”即自然而明，而空说性理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这个心得来自陆学所说的“心即是理”。家塾里来求教的人愈来愈多，就命名为南山书院。

清代张懋延《蛟川诗话》说：“（镇海）邑东南隅有一宅，其门榜曰南山书院，盖宋孝宗御书以赐沈端宪者。”南宋孝宗御匾虽然早已不见，但沈焕生前曾创立南山书院应无异议。乾隆《镇海县志》也有记载：“南山书院在县治东，宋儒沈焕讲学之地，明嘉靖七年知县周懋申请建立，因录其后裔沈廷臣，给以衣巾，又拨昌国海涂田三十亩，以供祀事。”这里没有提及南宋孝宗题匾一事，有的作者忽略了这一点，仅据“明嘉靖七年建立”一语延伸发挥，把南山书院开创时间从南宋拉后到了明代中后期，这是有失偏颇的。周懋“申请建立”其实应是“申请重建”，这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同时代的镇海县学教谕许德裕有碑记写得非常明确：“（沈焕）生平讲学之堂曰南山书院，后即于书院祀先生。自宋元以来，每于冬至日，县令以牲帛祝文从事，归胙于其子姓，岁以为常。历数百年而祠圮，祀在荒榛露处间。今裔孙即遗址而筑成之。”这是较县志确切翔实得多的记叙。许教谕还指明该书院位置在“讲坛旧迹，泮宫之东”，即今镇海城关东长营巷一剑池附近，与建于北宋的县学（今镇海中学）毗邻，沈焕身后其栗主则常被镇海县学及书院所供奉。

“南山书院”是镇海私人创办的第一所书院，它开启了镇海教育的先河。康熙年间参修《镇海县志》的陈梦莲说：“今海隅之地，端宪（沈焕谥号）为之创教，而蛟水（指镇海）化为洙泗（孔子居此教授学生），人文蔚起，至今称先生遗范不衰。”可见沈焕创办南山书院一事对镇海教育影响之大。

（三）他在南宋儒学领域有独到的建树。

1．沈焕在明州继承儒家尤其是二程学说和门规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四先生之一袁燮跟沈焕有姻亲关系，两人交谊特深，袁燮在《絜斋集》记载说：沈焕一家“自高曾来，未尝析户，以雍睦闻。生理屡空，而居之裕如。至孝养之厚，与富贵家等。阖门数百指，厚薄均适，无间言，里中言家法者推沈氏”。这就是说，沈焕家五世以来从未分炊，阖家尊老爱幼，尽管经济条件并不算好，但数十口人的大家庭的日子却过得十分和睦，各人得到的待遇恰到好处，从未有不满意的牢骚外传，因此为乡里所羡所敬。这显然得力于以儒家（经过二程诠释）的诗礼传家的传统，得益于长辈们皆能身体力行的榜样。

沈铢兄弟求学于程颢再传弟子、理学家焦瑗。焦瑗为山东人，南渡后先入钱塘，不久誉满全城，推荐他的大臣不少，可他力辞不应，后来流寓于鄞县同谷山之西的大涵山麓，在那里设讲舍讲学。焦瑗严格地遵循程门学说，非常注意仪表礼节，每天总是“容止庄敬”（形貌举动庄重严肃），即使在家中闲居，一举一动也不会随随便便，连与妻子、儿女相处也是如此。当时鄞人没接触过程门理学，乍看到他里里外外中规中矩的样子，不免觉得有些好笑，但日子一长，觉得其人“望之俨然”却又“即之温然”，听其谈吐果觉不凡，于是逐步接受了焦瑗，也逐步接受了程门学说。从此投拜他为师的鄞人和附近的人络绎不绝，而其中就有沈焕的父亲沈铢和叔父沈镗、沈铭。

沈焕父亲沈铢和叔父沈镗、沈铭都是焦瑗的高弟，焦瑗为他们传授程门理学，教他们恪守“忠信孝友”。即记载所说“焦瑗授（沈铢兄弟）伊洛（二程）指（旨），忠信孝友，克绍先德”。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颇有成就，其中沈铢受到焦瑗严格的教育，成为甬上一代名师，沈铭也中过进士，颇有政声。史浩曾经向孝宗推荐沈铢，孝宗也给以亲自召见的荣誉，并赐官职俸禄。史浩在《峰真隐录》中高度评价沈铢说：“（沈铢）容止庄敬，衣冠端严，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无曲从苟止。与人交，面箴其失，退无后言。有古直谅之风，乡行可推，士大夫信服。”意思是沈铢的形貌举止端庄严肃，一切言论行为均以古圣人为准则，跟别人相处交往，看到对方的过失，立即当面提出意见，但背后却不再议论其短。因此他在百姓中间威望很高，在士大夫中以诚信著称。

沈铢事焦瑗极为恭敬，后来其本人的门人弟子事他也极为恭敬，即使门人弟子已经显贵，也不敢隳其家法。沈铢对待儿子也以严格见称。据记载，“（沈铢）严于教子，稍不合意，辄严饬之，不以年长故假借，故诸子皆修饬有闻，而沈焕尤伟特有大志。”

就这样，沈焕自幼受到父亲严格的教育。焦瑗的弟子有个特点很容易辨认，那就是一丝不苟地遵循礼法，包括“容止庄敬，衣冠端严”，接受老师教育时“终日拱立”，即使日后学有所成，也不敢稍有失礼之处。所以外人看到与他们交往的学者，无须打听其师门，只要看他的礼节举止，就能推断出他是否出自焦瑗、沈铢或沈焕的门下。

沈焕自幼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自然而然地养成了“容止庄敬，衣冠端严”的姿态，以及“非圣哲书，未尝诵习”的读书态度。他总是告诫自己：“吾侪生长偏方，闻见狭陋，不得明师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认为攻学如同打仗，非有敌情观念不可，“前无大敌，短兵便为长技，是可惧也”。传记说他严格恪守儒家仁义学说。他曾形象地说过孝顺父母是怎么一回事：“婴儿戏于亲旁，呼之则至，抚之则悦，了无间隔。学者此心常存，可谓孝矣。”物质的匮乏并未影响沈焕精神上的富足，父亲死后，家里更加困穷，几间房子又破旧又窄隘，居住成了问题。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侍奉母亲的虔诚，他始终顺应母亲的意愿，从不违背老人的意旨，每天能及时进奉甘甜嫩脆的食物，只要可能，总是陪侍身边。其弟沈炳，字季文，因家贫，以经学教授乡里。由于他拜陆九渊为师（兄弟俩各从陆氏兄弟一人为师），刻苦钻研，穷究性理，在理学方面也颇多造诣。广平先生舒璘曾写信给他说：“所示太极说，谓《易》之极，即心之极，甚善。人皆有此极，而不自明，无他，私念障之也。”宰相赵汝愚曾以“遗逸”荐举沈炳入朝，可是被他婉言拒绝。由于他多次科举失利，年未四十，就已绝意仕进，宁可在底层困穷落寞，侍奉老母，终其一生。后来沈炳先于其兄而死，沈焕精心抚养孤侄，一家子恩意融洽的状态一直持续未变，远近乡里为此叹为表率。

其次，沈焕讲道论学，既博采众长，又有自己的创见。

袁燮说沈焕为人有两个非常突出之处。

一是“宁固穷独善，而不肯苟同于众；宁龃龉与时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凛然清风，振聋颓俗。若时见用，必能振朝廷之纲，折奸回之萌，屹立中流，为世砥柱，亦可为难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这就是说，沈焕为人刚正不阿，坚持真理，宁折不弯，如果他得到朝廷重用，必能大有作为。这一点许多人都知道。

二是“日进其德，自期于纯全博大者，人鲜能知之”。这就是说，沈焕在个人修养方面，追求的目标极高，可以说沈焕总是以完人自律。袁燮还具体诠释说：“（沈焕）中有未安，不苟自恕，知非改过，践履笃实。其始面目严冷，清不容物，久久宽平，可亲可敬。面攻人之短，退扬人之善。切磋如争，欢爱如媚，古所谓‘直而温，毅而宏’者，殆庶几乎！”沈焕认为：“学者工夫，当自闺门始，其余皆末也。今人骤得美名，随即湮没者，由其学无本，不于闺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实，自谓见道，只是自欺。”“吾儒急务，立大本，明大义耳。本不立，义不明，虽讨论时务条目，何为？”他自知由于资禀刚劲，侍奉父母以及对待家人，往往显得严谨有余而温婉不足，不能总使父母感到欢愉，家人得到温情，认为得从儒家孝道的高度来深刻自讼，于是在板壁上大书“祭义，深爱，和气，愉色，婉容”十个字，经常借此省观对照，“痛自贬剂”。父辈招待宾客，沈焕经常拱立其旁；陪父辈侍酒时，一直坚持到散席，总是恭候在旁，不敢擅自离去。沈焕克己甚厉，于此可见一斑。其与人相处，严格遵循“友直、友谅、友多闻”的原则，所谓“友直则闻其过，友谅则进于诚（信），友多闻则进于明”，自谓“非直谅不与进，非多闻弗与友”，这些儒家格言成了他的座右铭。也许因此得罪了那些非直、非谅、非多闻之人，他们会觉得沈焕待人苛刻。其实这也怨不得沈焕，因为他的本意在于促使那些人由此“践履”，“闻过思改”，“见贤思齐”，也就是研习为己之学，遵循克己之道，在不乏乌烟瘴气的儒林中成为出污泥而不染的真君子。

在物质取舍方面，他也颇为人所乐道。凡是金钱财物，即使数目微小，他也一概严谨以待，决不肯做些因财害义之事。譬如他有一次出游中都，浙西帅素闻他的大名，也知道他家里不宽裕，就准备了厚礼要馈赠他。沈焕知道了说：“我如果接受他的馈赠，就会损害道义，反之，如果我当面拒绝了人家的好意，那也就违背了世俗的人情，还是称我已经回去了吧。”于是当日就离开中都，出了城郊后才托人向浙西帅辞行。又如，在会稽任官时，有朋友赠送他为数不菲的白金，沈焕马上把它退了回去，并且说道：“以前我闲居的时候，您的赐赠我哪里敢推辞呢？现在我正任现职，领着朝廷的薪俸，道义上绝没有兼受两份的余地，因此您的好意我只能心领，白金可是不能再接受的了。”沈焕家人口多，仕宦又廉洁奉公，平时生计常常陷入困境，但他却从来不言贫字，这多半也是为了怕别人因此馈赠于他。但当别人处于困境时，他经常慷慨解囊。例如有个故人遗留的孤女非常穷困，无力备齐嫁资，他就俨然聘以为长媳；而富室要跟他联姻，儿子们也愿意，并且多次主动向他请求允婚，可沈焕坚持不同意。个中缘由，浅薄的人是难以理解的。对于别人的苦难，能够身同感受，这不能不从儒家人溺己溺的博爱思想方面去加以探索。又如得知史浩任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镇守会稽）的时候，曾经办了件大好事，即捐献公帑之金购买数百亩田，取名为“义田”，把义田所得的田租按比例济助困难者。施惠的对象是有亲丧不能举，孤女不能嫁的学者贤士后代，这是公益事业之义举。此事不但深得沈焕赞赏和支持，并且他向史浩建议，再由老丞相牵头，仿会稽之例，发动四明尚义的乡贤，在四明也创建一批义田。史浩深以为然，就与沈焕以及汪思温、汪大猷父子一起讨论，并发出倡议募捐。此事很快得到不少好义者的响应，或捐赠田产，或捐赠钱财，郡太守也相继拨入在官之田产和钱财，史浩儿子丞相史弥远也捐了不少钱钞，共得数百亩良田，每年可得租谷六百斛。还用所捐赠的钱钞在今望京门内买地起屋，计十五楹，正式成立了“四明义田庄”，委派乡贤中有实力的人予以掌管。著名的鄞籍文人楼钥替义田庄撰写了《义田庄记》，乡人在庄所绘制了史浩、汪思温、沈焕之像给以祭祀。著名通儒王应麟撰写了《义田庄先贤祠记》。

再次，沈焕融合南宋理学各派，不沾染门户之陋习。

沈焕早年在太学求学时，曾经倾心于陆学，不但与陆九渊为友，甚至还以师礼事之，传记有“遂尽弃其俗学”云云。但笔者详查诸种资料，发现沈焕追求的其实是儒学精髓，并非某个派别门户，这也是赢得朱熹、吕祖谦兄弟敬重的重要原因。沈焕反复强调：致知是为了实行，稽古是为了建诸猷为，德行是学古的大节所在。他曾说：“吾昼观诸妻子，夜卜诸梦寐，两无愧，始可以言学”，可见，他治学基本上就是继承孔子、孟子的“慎独”、“谨几”的立场，学人称他贯通了陆学“尊德性”和朱熹“道问学”的实学精神，殆非虚语。譬如对待吕学，他一直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以前他“每称陶靖节（渊明）‘读书不求甚解，会意欣然忘食’此真读书者。史籍传记，采取至约。后与东莱（祖谦）吕公伯仲极辩古今，始知周览博考之益”。周览博考的对象是什么呢？其中当然含有古今典籍的意思。陆学创始人本身不强调读书，陆九渊常告诫学者的是：“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悌，本无欠缺，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显然，沈焕通过吸收吕学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据传，在浙西任职时，沈焕曾因听闻朱熹与吕祖谦在婺州讲学，徒步前去受教，考德问业，会通了河洛先辈性命论的本原。他在月湖讲学之时，与吕祖俭进一步探讨吕学，吸收其中的精华。但是，沈焕并没有囫囵吞咽其他理学派的观点，把自己的学术体系弄成折中调和的杂烩。就以读书问题来说，《蛟川诗话》有称“沈端宪以道学传世，而其文不可见，止有规友人诗：‘为学未能识向背（一作‘肩背’），读书万卷终亡羊’。当时以道学传者皆有诗，独（沈焕）甚少”。“向背（一作‘肩背’）”，是指正面与背面、支持与反对，“亡羊”是比喻见异思迁，泛而不专，则终无所成。这两句诗强调“识见”对于为学的重要性。沈焕认为，读书着力于记览，扩大知识面，这没错，但“吾儒之学，在植根本”，所以不可胡乱地消耗自己有限的精神。

总之，对于理学各派，他没有门户之见，只是虚怀若谷，好学不倦，兼收并蓄，身体力行，重经术以务实学。为此他也得到了朱学、陆学、吕学、永嘉学派等代表人物的敬重。

其实，南宋理学诸派中跟沈焕接触最多的还当首推朱熹。淳熙五年（1178）史浩推荐朱熹知南康军，朱熹在赴江西任途中特意转到明州拜见居住在月湖的史丞相，并趁此机会到镇海城内造访沈府，在沈焕家住了好些天（《蛟川诗话》说达一个月之久）。在沈家，由于沈焕三代人清廉为官，几十口人住在一起，经济条件也十分有限，所以不能准备丰盛的菜肴款待贵客，但或许更是遵循朱熹长期养成的用膳习惯，主人多以“蔬食菜羹”招待。但物质的菲薄并不影响两位哲人的治学热情，他们每天讨论儒学理论，相得甚欢，个中乐趣真非外人所能尽知。明清时代薛士学等几位镇海籍诗人写了歌咏沈焕与朱熹会晤的好几首诗作，可惜后来留传下来的只有许孟祥追记其行的两首：

其一，“伟人何事驻车尘？把臂曾标两凤麟！一月话言良不薄，千秋公论到今新。清泉定照须眉古，苍藓难寻杖履春。想象印山城畔路，衡门岁晏尚留宾。”按：清泉，既是指当时的行政区域清泉乡，更是指围绕镇海学宫的清澈河流；苍藓满目的“印山”指毗邻梓荫山的小山包，后来黯然消失。这首诗“想象”朱熹与沈焕俩亲密地谈道论学，或盘桓于梓荫山麓，或徜徉于濠城路畔，或逗留于沈焕家宅的诸种情景。

其二，“理学衣冠南渡盛，鹅湖高弟溯先民。谁言滨海无多地，能使新安远问津。六籍渊源分简册，一灯风雨共床茵。追随自恨余生晚，山水悠悠松桂春。”按：鹅湖，指朱熹等人论学之所，在江西铅山县北，宋代有鹅湖寺，朱熹和陆九渊在此论辩所学，多有不合。新安，以籍贯代指朱熹。这首诗写朱熹亲临镇海访问沈焕，二人得能畅快论学，这一历史性盛会令作者向往不已。

朱熹离开镇海以后曾写书信类赠序给沈焕，在《赠沈焕赞序》中写道：“夫我友者叔晦，洵天地徒也。生于蛟关之右，禀天之灵，受地之精，英姿敏达，气度端方，安贫高尚，仅知养性存心、践迹圣贤，默缵渊源道脉；壮而谟猷经济，霖沛苍生。一言而风化攸关，移风易俗；一举而民生利益，济困扶危。矩步登朝，骇动天子之命问；阐扬圣教，心悦大道之隆尊。奉上克恭，驭下克逊。治己备‘四勿’之箴，治人尊‘五美’之教。婉容事母，正色事君。深幸我友之道已高矣，德已修矣。道德兼修，可谓完人。余尝登拜，就正勿能，聆听德音之盈耳，实获我心。夙叹仪型于两地，遐慕丰神；敬修牍赞，再图面盟以闻。”

这篇200余字的书信类赠序对于研究沈焕学术思想、儒行业绩，乃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也是探讨南宋理学流派的重要线索。第一，沈焕向被称为陆学传人，其实朱熹认为他“仅知养性存心、践迹圣贤，默缵（继承）渊源道脉”，“阐扬圣教，心悦大道之隆尊”，惟知崇儒尊贤，并不在乎归属哪一派，心无门户的芥蒂。后者常云“吾平生所学，惟‘正心诚意’四字”。而沈焕也以此为根本。第二，沈焕与朱熹、陆九渊等著名儒者一样，能够正视“纲纪日坏，邪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谨荐臻，群小相挺”的社会现状，一旦从政就断然采取切实的措施，以解民之倒悬，救国家于垂危。第三，称赞沈焕人品高尚，仪表堂堂，一言一动，有益于民生和社会，忠信仁孝，真正做到了“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和“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勿”、“五美”，这是儒家治理自身他人的最高境界，见于《论语》。比如拿“威而不猛”来说，沈焕正衣冠、尊瞻视是出了名的。作为人师，诚如其好友广平先生舒璘所说，沈焕模范地体现了“师道尊严”。第四，提供了有关沈焕的一些资料，如“余尝登拜”一段文字，写出了两人会晤的目的和会晤所及的内容。

朱熹的镇海之行，还给镇海留下若干墨宝：一是他为镇海学宫亲笔题写“明伦堂”三个大字；二是他书写“静廉”二字赠予友人，并被作为碑刻留存；三是他有一篇文字石刻保存下来（存于谢家祠堂），其文曰：

“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余盖将有意焉，而力未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黯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

文字表达了这位哲人在追求儒家真理途中力求自我完善的勤勉不舍。

沈焕享年不永，不幸过早去世，朱熹痛定思痛，于次年（1292）写了篇《祭文》：

“呜呼，叔晦！今果死欤！气宇严伟，凛若泰山之不可逾，而情性端静，劬然蠹鱼之生死于书，家徒长卿（司马相如）之四壁，而清恐人知。嗟吁，叔晦！学问辨博，识度精微；官止龙舒之别乘，而才实执政之有余。人皆戚戚，君独愉愉；人皆汲汲，君独徐徐。而惟以道德为覆载，以仁义为居诸，以太和为扃牖，以至性为郭郛（城外围着的大城）。至于大篇短章，铿金戛玉，钩玄阐幽，海搜山抉者，又特其功用之绪余也。今皆已矣！谁其似之？呜呼，叔晦！数月不面，而寤寐神采炯然。若初吾欲即之而渺茫，即之而唏嘘。人或传神仙荒唐之异，吾欲从而追访也，可欤？则愿君为太白之长庚，萧何之太昂，于以照临九土之空阔，于以流润八表之光辉。不识我叔晦果肯为之否欤？呜呼！公本无歉，我亦何悲！所以号恸而未已者，伤知己之不见，而悼前贤之转稀。去夏闻讣，匍匐以哭君之柩，而今年之春始克为文，以奠君之帏。呜呼，叔晦！果死已矣，君知我深，勿咎我迟！”

从“劬（劳苦）然蠹鱼之生死于书”描写看，朱熹认为沈焕读书无论从数量范围还是专注程度来说都非常深入，那是颇合作者之心的态度；从朱熹对他作高度肯定的道德、仁义、太和、至性四方面看，沈焕的德行简直达到了“完人”的程度；从抒发痛苦地追念沈焕的悲哀心情看，两人的情谊的确异常深厚，可见划分儒学派别在他们两人之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从“去夏闻讣，匍匐以哭君之柩”句看，绍熙二年（1291）朱熹或曾再次亲赴四明沈宅，为他奔丧。

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任丞相以后，沈焕才有迁擢通判舒州之命。然而疾病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据说在患病期间，沈焕屡次提到朱熹的仕途问题，他说：“是进退用舍关乎轻重者！既寝疾，犹以为言。”意思是，朱熹是否能够受重用，那是关系到国家政局的大事，直到弥留之时，他还在对此牵挂不已。

颇获清评的丞相周必大在听到沈焕去世消息后，深深陷于自责，他说：“追思立朝，不能推贤扬善，予愧叔晦（沈焕）！益者三友（按：孔子谓友直，友谅，友多闻），叔晦不予愧也！”

沈焕生前著作不少，可惜没有多少留传下来。朱熹说他：“大篇短章，铿金戛玉，钩玄阐幽，海搜山抉者，又特其功用之绪余也。今皆已矣！”这里“大篇短章”大概指的是其《定川集》五卷中不同体裁和篇幅的文字；“钩玄阐幽，海搜山抉”是指文章的深度和广度；“今皆已矣”是专指哲人仙逝，还是同时指著述散失不传，似有歧义。可不管怎样，朱熹读过沈焕的作品后才作出评价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尽管《定川集》等没有留传下来，沈焕对后人的影响仍旧存在。

沈焕待门人“启迪简严，举止端重”，处处以身作则，深得门人的爱戴。门人中奉化竺大年最有名气，他“理学淹贯，家法整肃，其规范与先生（沈焕）同”。沈焕的儿子传曾、鲁曾、省曾、敏曾皆学儒，鲁曾改名木山，以荫为迪功郎；省曾，字智甫，嘉定十六年，宁宗授以官，任至别驾，袁甫有序赠之。定海（一说奉化）孙枝早年从沈焕等游，学以真实为本，后学问益精粹，著《书解》十三篇，袁燮见而叹曰：“初谓子善文，不意造理乃尔！”沈焕殁后，孙应时与朱熹书曰：“叔晦不幸弃世，此浙中之梁木，一坏岂易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