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状元袁甫：风范千秋，良育之下成长

南宋状元袁甫

郑传杰

幼承良育

袁甫，字广微，号蒙斋，出生在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卒于嘉熙四年（1240）。

袁甫出生时，袁氏已是鄞县的一个望族，而且是一个和谐的学术型的家族。

北宋庆历年间，袁毂迁鄞，居城南，称南门袁氏。袁毂师从楼郁，学问功底十分厚实。袁甫的父亲袁燮在《絜斋集·先公墓表》中说：“光禄公（即袁毂）秋试开封，实为首选，而东坡苏公第二。”这就是说这一年开封府解试榜首是袁毂，而苏轼则为第二。

袁氏读书之风代代相传，传至五世袁燮，几代人都做官，也都以做学问著称。

袁氏在传承文化中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则一直将择师教子作为家族中的一件大事。袁氏“家延先生，敬礼备至隆礼”。对于家庭教师“未尝三日无馈遗”。“遂得成名，且相继科名。”

二则形成了成文的家规——《袁氏世范》。家规中把对孩子的教育视作重中之重。《袁氏世范》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家中的孩子太多，要送给其他人家养育，一定要等到孩子长大懂事后再送，不然在孩子很小时就送到别人家中，万一没学好，品行不正，就会败坏领养的家庭，如果小孩长大后归宗就会继续败坏本家，这样会使两家都蒙受其害。可见袁氏家族重视教育，尤其强调品行教育，因此其家族人才辈出。

一个和谐的学术型的家族，给袁甫从小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在袁甫的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早期有母亲边氏，后来有父亲袁燮、老师杨简。

由母亲带孩子启蒙读书是袁氏家族传承家学的一个特点，在袁氏家族中这样的事并非罕见。袁燮就是由他的母亲戴氏引进书中世界的。后来袁燮这样描写他母亲戴氏抓住孩子最初阶段的识字教育：“……教之书，手写口授，句读音训必审。”袁燮长大后，戴氏一如既往，不过对他的教育更多地侧重在鼓励和告诫了，戴氏还花费了很多时间与袁燮谈古论今，让袁燮分享她广博的知识和精彩的见解。

戴氏的言行也影响到了她的儿媳们。袁甫的母亲边氏是双池头（新河头）奉承郎边友诚的女儿。边友诚不仅有丰厚的家资，而且有悠远的家学，他没有儿子，就将两个女儿精心培育。后来大女儿嫁给袁燮，小女儿嫁给大池郑骥之，她们最终都成了优秀的母亲（郑骥之妻子边氏不仅养育了儿子郑次申，也曾代其舅姑养育了郑清之。郑清之、郑次申都为嘉定十年进士）。而袁甫的母亲边氏19岁就结婚了，不久便开始养育孩子，最终养大了4个儿子、4个女儿。边氏对孩子的关怀无微不至。她自己就曾这样说：“我的心思全都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只要儿子稍有不安，便会终日抱着，不肯将他放置在袵席上，也不肯叫他人去照看。”由于她照顾得十分细微，呵护得十分谨慎，所以儿女们都能健康成长。在袁甫的眼里，母亲边氏不仅非常美丽，而且十分有涵养。袁甫是在母亲边氏的教育下开始读书的，并且很早就懂得了勤读与勤耕是一样的道理，袁甫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读诵经史声琅琅，音节间美非笙簧。有如农夫勤理秧，秋来乃有千斯仓。”

在母亲边氏的教育下，袁甫形成了良好的品行。袁甫一生品格高尚，其《题梅四首》可做证。“花勿尽开，尽开香歇。勿待月圆，缠圆即缺。”“雪欺梅耶，抑梅欺雪。孤高之操，凛凛清绝。”“占断春光，水边横枝。欲识生意，未着花时。”“竹外一枝，啸傲东风。许多真趣，在月无中。”“达士如弦直，直乃根性天。平易无他事，大道本自然。吁嗟机巧人，屈曲而拘挛。不求心境静，但取世俗妍。”而这一品格都是在少年时奠定基础的。

当然少年袁甫也很聪慧，他以《螳螂捕蝉》为题作诗说：

鸣蜩善择木，木美叶敷腴。国于美荫中，自庆无他虞。螳螂伺其便，欲进复趄。怒臂俄一施，捕取如囚拘。委身膏利吻，性命缠须臾。均之细微物，一何强弱殊。蜩科汝无识，自知其过欤。物在宇宙间，谨默酒安居。今汝独聒聒，昼夜长喧呼。汝闹力不足，彼静智有余。胜负从此决，谁谓汝非辜。螳螂即得意，自谓零良图。那知仅一饱，燕鹊已窥觎。出尔反乎尔，胡能独全躯。乃知祸与福，不系巧与愚。晓晓固不免，默默复何如。置之不足道，燕坐观厥初。

诗写得惟妙惟肖，让我们从昆虫、小鸟身上看到了一幅生动的人间景象。

名师训育

青少年时代，父亲袁燮渐渐取代母亲边氏对袁甫进行良好训育。袁燮（1144-1224），字和叔，因为博学多才，被学者称为絜斋先生。袁燮本是陆九渊的弟子，深得“心是人的大本”的陆氏学说，袁燮告诉袁甫说：“学问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尝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本真”即是“本心”的真实状态，“未尝不善”则是“本心”的本质属性。袁燮认为“人生天地之间，所以超然独贵于群物者，以存是心焉，尔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则虽贱而贵，不存则虽贵而贱”。这就是说人的可贵之处，就是因为有人心，人的贵贱不取决于他的地位高低，而是取决于他的心地是否高尚。高尚的人，地位即使低下然而其人品仍然是可贵的；卑劣的人，地位即使再高然而其人品却还是卑鄙的。袁燮把陆学这种重人品轻名位的人本思想，与袁氏家族重视的道德修养的家学结合起来，传承给了袁甫。

袁燮是个有才气的人，他不仅政绩卓著，也是位有名的教育家，他后来罢官回老家，送行的场面蔚为壮观，学生、同事三百多人为其饯行。他回到老家在城南书院讲学时，听课生员总是很多，他每次讲学必先启发学生“反躬切己，忠信笃实”。

在城南书院读书的人中就有袁甫，因此袁燮既是袁甫的父亲，更是袁甫的老师，袁甫从父亲处受益颇多。

袁燮为人忠信笃实，在朝立论公正，即使得罪权贵而罢官也在所不惜，所以杨简赞誉他道德觉悟为人所不能及。这一切无一不影响到袁甫，袁甫后来做了高官始终秉持“非其义，一介不取”的处世态度。“所愿松柏操，岁寒毋变迁。”

无论在政绩上，还是学术上，袁燮都是儿子袁甫的表率，袁燮的《白髭》诗：“人生恶白髭，镊去恨不速。欲留少年容，藻饰欺盲俗。欺人实自欺，举世迷不复。黄叶陨秋风，明年会重绿。髭白不再黑，白白长相续。光阴驹过隙，转盼黄粱熟。青春挽不住，暮景暗相促。古人少壮时，耳目万夫瞩。今我忽已老，事业未丝粟。蒲柳不禁秋，抚已堪恸哭。成功固有分，进德岂不足。忽将六尺躯，终身甘退缩。白髭谨勿摘，留以警录录。勇奋千里骥，懈怠辕不局。人生百种病，厥根在多欲。芟夷蕴崇之，庶使茂嘉谷。每怀风木感，悲痛缠心曲。立身扬令名，此罪傥可赎。旦旦鉴白髭，进进毋身辱。”这首诗影响了袁甫一辈子。

青年时，袁燮又让袁甫跟从杨简学习。

杨简在四明学派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不仅地位较高，曾任工部员外郎、国史院编修等职，后封赠为慈溪县男爵，而且留传的著作最多、学术影响也最大。

杨简同样传承陆学，他认为心是万物的主，性是人的根本，是人的本性；心是人的精神，是人思想活动的主宰；道是做人的准则，是天下人共有的，也为天下人共同遵循的准则——仁义礼智，是心的精神。他说圣贤并不是超人，圣贤也是平常人，他们之所以为圣贤，是因为他们发扬光大了心的精神。他教导袁甫说：只要将本性具有的良知发扬光大，不被利欲所蒙蔽，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所谓“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就是说人人都要自尊自重，防止利欲的侵蚀，遇事要反求诸己，以求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袁甫不但接受了这些思想，而且将它融会贯通。自善自明自神的心，并非高不可测，而是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袁甫同样接受了杨简这一说法。所以他更关注教育的作用。各人不仅所禀不同，而且后天熏染有差别，有的人所以能始终保持善良的本心，有的人所以受利欲之蔽，心灵被扭曲，关键是看是否有受教育。经受过磨砺，人的天良不仅不受伤害，而且还要发扬光大。袁甫后来办学重教，多少是对老师思想的学以致用。

袁甫十分敬崇老师杨简。他在一首《忠孝诗》中说“曾子立言诏后世，战陈无勇非孝也。战死犹留千古名，大夫赤心为宗社。而况判死乃得生，父母贵体非轻舍。忠孝从来只一原，此道于今识者寡。慈湖老师遗墨在，光焰万丈追风雅。发挥天经与地义，为怜世人多聋哑。跋语流传壮矣哉，忠由孝出非外假。厥今边庭尚绎骚，其势飙炊陵诸夏。孤忠步步踏实地，纸上陈言付土苴。报国即是报亲恩，忠孝断断非二得。两阃对峙贵通情，胸怀如水常善下。不见天高并地阔，要令物物归化治。雍容课笑净边尘，直把兵氛都汛洒。名垂竹帛增亲荣，入观至尊添金斝。到此纯孝通神明，冥冥之中锡纯虾。病夫山中何所能，功成请将椽笔写。”又在另一首诗中说：“幸瞻慈湖祠，风声尚堪忆。钟君我所敬，能续兹湖脉。”在《蒙斋集·跋慈湖先生广居赋》中袁甫则这样来形容杨简的刚直：“疾雷破柱，色不为动；泰山压前，目不为瞬。”

杨简也一直是袁甫为学、为官、为人的榜样。杨简重视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但不是不读书，杨简自己无书不读，学问很渊博，只不过他不空谈学问，着重于德性的实践而已。所谓“杨简之学非世儒所及，施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他做官廉洁爱民，以德行政。在他离开温州时，老百姓家都立像纪念他。应该说袁甫是从心底里钦佩自己的老师的，在袁甫的眼里杨简为人找不出一点毛病。他说老师“慈湖先生平生履践一无瑕玷”。

由于杨简和袁燮的教育，袁甫精通了陆学，自谓：“吾观草木之发生，听禽鸟之和鸣，与我心契，其乐无涯。”进入中年后，袁甫的人品、学问都日臻完善。

名师出高徒，宁宗嘉定七年，袁甫年过四十，中了进士，名列第一，成为甬上又一名状元。

关于袁甫中状元，一阅卷官作了这样的记载：

甲戌进士袁蒙斋甫，甲戌进士第一人也。文忠实阅其卷于殿闱，出则以前三人副卷示予，而乱其次序，没其姓名。余读其一，谓文忠曰：“此卷虽尽用老师宿儒遗论，必是一作者。”公未答。予又读其一，以国论国事为说。国事谓庙堂之用事者，国论谓议论于朝廷者。其意以国论为空言，以国事为实用，欲任国事者必参国论，持国论者必体国事。文忠问如何，予对以“理无两是，似不如前卷。然其说出于调停，恐是状元也”。文忠起而抚予背曰：“说得着，说得着。”盖先卷乃李公晦所对，而后卷即蒙斋也。文忠欲置李首选，而同列谓李之策不如袁策之合时宜。又欲置吕永年甲科，亦不果。同年进士徐清叟亦几中首选，亦以议中书之务未清，又用艺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对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时政，仅置第四。

后来袁甫、徐清叟父子兄弟都因为风节相尚为世人所称，然而徐清叟为御史后，却劾罢袁甫，“弹袁文亦及其策，并与其父燮学于象山者为异端，谓不宜置经帷。”徐清叟因此遭到公论指责。其实徐清叟在嘉定七年进士试中因为自己名列第四，对袁甫一直耿耿于怀，这一嫉妒的心理导致他失去了公正，因此遭到公论指责是必然的。

廉洁亲民

嘉定十二年，袁甫出任湖州通判。任地方官就应当努力为当地的百姓做实事。袁甫坚持“厚实于民，以德行政”的原则，在任期间，廉洁公正，做到“建议起于校官，取米于常平米，法曹主其事”，于是政通人和。袁甫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革除行政的各种弊端。他在管辖区域建立新制，这一组织类似今天的反腐部门。他还亲自安排核查官府隐瞒的资产，将查得的隐瞒资产、贪官贪污的钱充入地方财政。在不断增加地方积储的同时，袁甫创设了慈善机构——抚孤婴儿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孤儿院；创建公益性的医疗机构，抑制瘟疫流行，让这些机构承担起相应的赈恤社会的责任。袁甫将首创的婴儿局，置于政府监督之下，直接承担起地方的赈恤责任。为此袁甫又亲自撰写了《湖州婴儿局增田记》，明确了湖州婴儿局收养弃婴的措施：

有弃儿于道者，人得之，诘其所从来，真弃儿也，乃书于籍。使乳母乳之，月给之粟。择媪五人为众母长，众乳各哺其儿，又一人焉，以待不时而来者。来者众，则益募乳收之，今八十人矣……儿或病，且夭不以时。闻乳者诱于利，取他人子代者，有之无以为验，殆如戏耳。于是，严邻保之法，不告而易他儿，知而庇焉者，咸置诸罚，齿及七龄，粟勿复给……有疾病者，医一人谨视焉，今增为二，如是而夭者亦稀矣。

不难看出，袁甫对婴儿局的设计、管理都是十分周密的。为了达到厚实于民的目标，袁甫还让并不承担社会救济责任的其他朝廷机构也纷纷加入到慈善行列中来，他甚至将佛教寺院也纳入其中，让他们也能对社会分担一些救助贫弱危病者的善事。

在自己所属的管辖范围内，袁甫尽其所能给老百姓谋福利。他的责任心很强，我们今天的很多福利政策袁甫几百年前也曾想过，只是受时代局限无法实施罢了。

袁甫在湖州治绩颇佳，颇得朝野好评。

嘉定十四年袁甫除秘书郎，任著作佐郎；十六年，出任知徽州。

袁甫从小“学自孔堂”，不信佛教，所以他任徽州知州后坚守“乱神不语之戒，敬神而远之章”，从不去干烧香拜佛一类的事。这一年六月，天不下雨地大旱，庄稼焦枯满目，百姓愁叹盈耳，为形势所逼，袁甫才应吏民泣诉而躬谒忠显庙，为农民祈祷。顿时竟苍穹云幕叆叆，掣电雷鼓咚咚，降雨三夙宵而未霁，于是黄童白叟齐欢呼。袁甫因此撰写《谢过自刻文》，并感叹说：“神能变凶荒为丰穰，守敢不改慢易为敬信！”为了百姓，袁甫“躬谒”、“谢过”，实让人感动。

治理徽州，袁甫行教化，崇学校，访遍民事，他深入百姓，了解民情。

徽州的婺源县介于万山千岭之间，邑最壮、民最犷，而财计最耗，以至于有官吏出阙，无人敢任，“县佐摄官，苟求免过，指正税以解别色，挪新钱以掩旧逋，措置既无他方，豫借是为良谋。才一二年，不知几万，豪家富室，凭气势而不输官租，下户贫民，畏追呼而重纳产税”。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得为朝廷征收财税这一县政要务，都往往难以完成，当然没有多余的经费，就更谈不上去推动地方建设了，于是就出现了“学舍库务，几无孑遗，井里市廛，莽为瓦砾”的窘境。对此，袁甫一手抓惩治贪官污吏，一手抓减轻百姓税款。他坚持奉行他的凡是方便百姓的事都必须努力去实行这一治理政事的原则，针对“自来揽户之弊，其受于税户也，则昂其价；及买诸机户（绢布商人）也，则损其值”这一实际情况，袁甫向朝廷提出了征敛上供钱物的“便民五事状”以便征收财税；同时上奏“请蠲减婺源绸绢一万七千余匹，茶租折帛钱万五千余贯，月桩钱六千余贯；请照咸平、绍兴、乾道宽恤指挥，受纳徽绢每匹十两”。

袁甫还用常平义仓蓄存粮食来备荒，通过兴修陂塘，开辟水塘以利灌溉，创筑百梁以利百姓的生产、生活。由于宋代的财政集权中央，地方政府的水利等建设经费十分有限，仅依赖常平钱谷及郡县经费，不能充分供应水利等建设所需的费用。袁甫“撙节郡县的开支”用于水利建设；又自请“节缩浮费，以助兴修之工”。

嘉定十七年袁甫任江南东路郡守，歙县城南龙井山麓原来用作蓄水缓流所建的梁、栅，因为水流湍急，荡决废坏，他就与众人商议，决定改成垒石坝，以御水患。为此袁甫多方筹备，制订规划，筹集钱款，万事齐备，正打算动工时，他就迁调离职，袁甫毫无保留地将所集钱款全部移交给继任者。这一年，袁甫的父亲去世了，他离职回家守孝，待守孝期满，就出任知衢州。

衢州在理宗朝先后有汪徐来之乱；范士袁之乱；詹寇之乱。袁甫曾说：“道经三衢，祝臣七八年前（即宝庆年间）假守之时，气象大异，及抵四明，则萧条之状，与三衢同。”可见三次战乱，对衢州地区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

袁甫在职，不堕政务，坚持修复生产、文化设施。当时衢州的石塘桥时葺时毁，影响百姓生产、生活，袁甫经过调研后，觉得石塘桥之所以时葺时毁是因为没有人管理，就责成能仁院去管理，“将僧道融置簿籍主其事”，又将药师院每年收的田租百石并归能仁院，妥善解决了石塘桥时葺时毁的难题。宝庆二年，袁甫立旬讲，每年拨给千缗用来养士，又买良田两百亩给郡县义庄使用，同时代输三万五千缗，蠲放四万七千缗，解决了西安、龙游、常山三县的积窘。

袁甫十分重视农耕，他还饶有趣味地写了《耕乐诗四首》：

优游无事只耕田，顾我归耕子已先。
可但千仓良足乐，不收一粒亦欣然。

一犁春雨趁农耕，歌咏康衢了此生。
若有可忧方有乐，本无亏处亦无成。

一片灵明自有田，当仁那肯逊儒先。
归来不说溪山好，只说癯仙气浩然。

少时操笔代躬耕，老鹤如今太瘦生。
已识个中真乐地，谁云骨相费生成。

绍定元年袁甫任提举江东常平，当年遇到大旱，袁甫就命令他的部下赈恤灾民，凡是州县管辖的仓库，无论新旧都一律开启。很快集得钱六万一千缗、米十三万七千石、麦五千八百石，袁甫就派官员分头去赈济。他下令凡是饥饿的都给予粮食，凡是得病的都发给药草。对于衣着单薄的路人，失去职业的市民，都应无一例外地给予帮助，老百姓因而渡过了难关，从而使境内社会也趋于安定。

这年春夏之间，又连续不停地下雨，导致了湖水溢出，各县都受到了水淹。袁甫因此几次向朝廷上奏说：“江东有时由水灾转化为旱灾，有时由旱灾转化为水灾，最严重的情况是连月雨雪的时候，道路上饥饿而死的人相望，甚至有全家枕藉而死的惨状发生。现在离麦成熟还需要一些日子，这一青黄不接之际，百姓生活更加难熬，时势更加危急。”他请求朝廷救助百姓，宁宗下诏给度牒二百道用来赈恤，解决了一部分支费。水灾后又开始流行起瘟疫，面对这一情况，袁甫在各地创建医院以治病救人。在袁甫任提举江东常平前后五年中，被他救活的人不可数计。

当时浙江、福建又出现了一股盗贼，扰乱百姓，想到百姓的情绪容易激动，袁甫就分别出告示安抚民心。他还调用了一千州兵，让他们驻守广信作为防备，使贼寇不敢进犯。

绍定二年，袁甫又被调回指挥江东，他令本州岛岛推官赵希塑伐石兴筑阔3丈、高1.5丈，横亘60丈的渔梁坝。袁甫采用“纳锭于凿”的技术，保证工程质量。“凡叠十石，中立石柱”，就是上下层之间用竖石插钉，条石之间用石销锁定，这样就将整座水坝固为一体。

渔梁坝竣工后，袁甫又拨钱五千缗购买田地，将所收租谷作为每年修理的费用，解决了渔梁坝后期维护的后顾之忧。如此渔梁坝屹立在练江中流，从而使“水有所蓄，流得以缓，既利歙城防火，又利灌溉”。“紫阳之麓，绝流为梁，潴为渊”。“潴”就是水流停聚的地方，这就是著名的渔梁古坝坝名的由来。如果从新安古道遥望，渔梁坝如同一条巨鳌，每逢春夏水涨，湍急的江流从坝面飞泻而下，涛声轰鸣，雪浪排空。

渔梁坝的兴建，同时带动了渔梁街区的形成与繁荣。

绍定三年袁甫任提点本路刑狱兼提举，他为政正直，弹劾邪恶奸人，推举贤良，还亲自到鄱阳湖一带，询问百姓疾苦。

朝廷又命袁甫为提点常平，他上任时，正遇大旱，有官员就对袁甫说：“自汉、晋以来，滥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这样的事不少，方册中都可以查考。今天遭遇大旱，谁说与政府德修的事无关呢？”袁甫觉得天灾人祸虽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为百姓伸冤，他责无旁贷，于是“阅款状于狱，德修遂从徒罪。反复劝说郡守请蠲征税，宽催科，以召和气”。郡守宽了税，三日后，老天果然下起大雨，黎民百姓因此都十分开心。

这一年，都城临安遭遇大火，烧毁了宫室，其损失难以估量，袁甫上奏发表议论说：“上下不交，以言为讳，天意人心，实同一机，灾变之作，端由于此。愿下哀痛之诏，以回天意。”理宗因此下诏书征求直言，袁甫又上奏说：“灾起都邑，天意盖欲陛下因其所可见，察其所不可见，行至公无私之心，全保护大臣之体，率属群工，大明黜陟，与天下更始。”“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众；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贪冒之风炽。愿一变上下交征之习，为大公至正之归。”显然袁甫是借题发挥，以为天灾根植于人祸，希望皇帝能以天灾为教训，加强道修，惩治贪冒，改变“上下交征之习”，回归“大公至正”。

袁甫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又兼福建转运判官。他发现福建盐隶漕司例运两纲所供费用，竟然增加了十分之二，吏卒狼狈为奸，非法得利，使国家、百姓利益都受到损害。袁甫立即上奏恢复旧例。丁米钱成为泉州、漳州、兴化一带百姓的祸患已经很长久了，袁甫就会同知漳州赵以夫，请以废寺租为民代输，后来袁甫又捐了三郡岁解本司钱二万七千贯助之。郡屯左翼军，本是用于防范峒寇的，招捕司却将他们派到江西去了，袁甫觉得不妥，峒寇必然会趁机作乱，于是就写信让他们还营。不久峒寇果然在唐石作乱，袁甫立即将他们调上去，很快将峒寇全部平息了。

端平元年，袁甫在《修复经界记》中说：华亭“岁入苗号逾十万石，实六万七千有奇，县官岁督才三万八千止”。他分析原因，认为除幸臣势官占田之外，还有隐匿不报、托庇诡寄等，而连年水灾，也是重要的原因。宋代的赋额，“二税之数视唐增七倍”，实在太重了。袁甫为地方官时切实做到了廉洁亲民。这一年六月，朝廷准知建宁兼福建运判袁甫所奏，蠲免漳州、泉州及兴化军岁纳丁米钱。

崇尚教育(www.xing528.com)

袁甫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祟尚教育，创办学校，把教化百姓作为首要的大事来抓。

在衢州，袁甫重修了衢学讲堂，并将其更名为时心堂，还作诗歌之。

绍定元年袁甫任提举江东常平，二年又被调回指挥江东，三年任提点本路刑狱兼提举。这一期间，袁甫重建了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是文人士子孜孜以求的理想学府。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第一次来到白鹿洞书院时，感叹“白鹿洞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之所”，并自任洞主，广招门徒，制定学规，致力于白鹿洞书院的振兴。袁甫将其重建后，又在院内挖莲池、筑君子堂，种荷莲，取周敦颐所作《爱莲说》的微言大义，寓意“荷莲中空外直，出污泥而不染”。还选周敦颐《爱莲说》中的警句，题匾额挂在堂前。莲中通外直，亭亭静立，周敦颐独爱莲。袁甫常感叹周敦颐的学说贯天地万物，足见他崇尚高洁的君子之态。同时袁甫还收回了被豪右侵占的养士之田，请从事朱子之学功深力久的张洽、汤巾为洞长，“悉力振起”白鹿之教。又撰写《重修白鹿书院记》《白鹿书院君子堂记》，以“正谊明道，不计功利”训士。

袁甫招张洽为白鹿书院长老。张洽说：“嘻，是先师之迹也，其可辞！”上任后选择好学之士，每天坚持讲学，同时淘汰其中不合格者。绍定六年，袁甫又慕名礼聘汤巾出任白鹿洞书院山长。

汤巾，幼从父学古鉴，年稍长随兄汤千先后拜柴中泽与真德秀为师，读书破万卷，古今无所不通，其与兄汤千及弟汤中并称为“大小汤”，名重于当时。汤氏三兄弟不仅博学，且以孝行闻天下，为此袁甫曾作《褒三汤孝行》说：“谁道田家不读收，一门孝行与人殊。直将自己通天地，岂是无心惜体肤。人愿生儿皆似此，神如佑善肯忘吾。勉哉一念勤推广，已辨嘉名里巷呼。”

绍定四年，袁甫持节西江，提倡陆九渊之学，并在贵溪创办象山书院。在以书院倡导理学精神方面，袁甫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人。其父其师都是陆门高足，他也以倡导陆氏本心之学为己任。自称其创建象山书院，就是为了“宅先生之精神”，“揭本心以示人”，“嗣先生之遗响，警一世之聋聩”。

为了缅怀先贤，弘扬陆学，袁甫巡视贵溪之后，以应天山交通不便为由，上书朝廷，将象山精舍迁建到贵溪县城河对岸的三峰山下徐岩。在院内建一座祭祀陆九渊、陆九韶、陆九龄三先生的祠庙，百楹学生斋舍。

这一年冬天，书院落成，理宗下诏赐“象山书院”匾额。袁甫《题象山先生帖》赞先贤说：“谊重舅聊语甚真，典型满纸墨犹新。中间多少箴规意，须信亲亲即是仁。”又作《祭陆象山先生文》说：“先生之学，得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识本心，如云翳日；既识本心，元无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备，不堕一偏，万物无蔽。书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见可闻，非闻非见。”其拳拳如此者，皆在倡导陆学于书院，将本心之学的精神安顿于书院之中。

为申明其“讲学明道”之志，袁甫特别作了《象山书院记》，称“书院之建，为明道也”。针对“梏章句”“溺空虚”之弊，在院中大谈“理融心悟，一心贯也；躬行实践，默而识也”，意在光大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之学”。又购置学田，刊刻《象山文集》。

袁甫还请钱时为主讲。钱时，字子是，号融堂，淳安蜀阜人。幼年即奇伟不群，不肖世俗儒生之见，绝意科举，深究理学。后成为杨简门下高弟。杨简深爱之，大书“融堂”两字相赠。钱时在象山书院讲陆学，议论精辟，指摘痛快，前来听他讲学的人，都很有收获。一时象山书院“远近学者闻风云集”，盛况空前。钱时的名气也风闻远近，当地及新安、绍兴郡守听说后，都用厚礼延请他去郡学授课。经此之后，直至南宋末年，象山书院作为陆学的中心基地，影响不断扩大，以至陆氏门徒虽位至卿相，仍以掌教象山书院为殊荣。

绍定六年，袁甫又在鄱阳建番江书院，选通经学古之士给生徒讲课。

伟哉，袁甫！在朱陆两派门户纷争之时，他不仅不入无谓偏见之列，而且建象山精舍，修白鹿书院，充分尊重并满足不同“士友之所宗”，并进而建番江书堂，培训生徒，各依所宗分送两书院肄业。这看似平和的思想和行动，在踏实中闪耀着尊重学术与自由的光辉，真可谓“神之德之”，深得书院讲学的真谛，体现的是理学的真正精神。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书院与理学的深度契合，并开创出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传统。

袁甫办学，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除了经营陆学之外，对其他学派的书院也给予了同样的关心。袁甫曾作《东莱书院竹轩记》，对吕祖谦的“丽泽书院之法”，表示了相当的尊重，并以“竹虚中，虚乃实”与吕氏后学共勉。袁甫特别举张栻、朱熹、陆九渊等前辈老先生论辩天理人欲、义利之事，力戒“以口耳之学争夸竞胜”，批评朱陆后学“执言论辩说，以妄窥诸先生之门墙，而于其实德实行，植立修身，有益于人之家国者，乃不能取为师法，则不足为善学矣”，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党的大家胸襟。

力主抗战

袁甫中举后不久，朝廷授他为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嘉定十年他便到朝廷出任秘书省正字。

袁甫入仕前就吃透了老师“政事不出于德，非德政也”之说，所以一上任就结合时局，对朝政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上奏宁宗说：“君为天下，不可一日无恐惧之心。”他认为身为君王应当有五惧：端良的大臣遭遇揽斥，谄谀的小人得到任用，忠臣进谏的大门被杜绝，这是可惧的；军队已经开拔，然而军饷却跟不上，这一根本一旦亏虚，就会有萧墙之忧，这是可惧的；陛下深居高拱，群臣奉行簿书，如果独自运筹密谋，而不虚心咨访，天下迫切的事情都无从知道，这是可惧的；外患未弭，内患方深，而陛下熙熙然与平时没有什么差别，还自谓雅量足以镇浮，不知宴安实为鸩毒，这是可惧的；陛下恭俭有余而刚断不足，这必然使庸夫人纷纷用手段来苟求富贵，如果不知道大明黜陟，军帅交结，州郡贿赂，都出自‘富贵’的庸夫人，这也是可惧的。”

袁甫坦陈己见，提醒执政者应当害怕政治不清明、言路不畅通、军备不充足，百姓生活不安康。针对朝政提出批评后，袁甫又提出了任选将帅要严，军权要集中及屯田好处等建议。袁甫这种积极的态度，诚心、尽职的做法，为朝廷所所赏识。

朝廷迁袁甫为校书郎，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边事的病根，不在外而在内。如果偷安的根不去，规模终究不能确立；壅蔽的根不去，血脉终究不会畅通；忌嫉的根不去，将帅终究不可选择；欺诞的根不去，兵财终究不能治理。祖宗之御天下，政事虽然委托中书，然而必然选择“风采着闻者”为台谏，“敢于论驳者”为给、舍，这样才能做到“戢官邪、肃朝纲”。现在还有偷安壅蔽的人吗？袁甫觉得应“诚体是意以行之”。大臣都认为袁甫的分析很有道理，也很有说服力。

南宋时期战乱频频，袁甫是一个主战派。他曾对皇帝说这战乱频发主要是因为朝内的主和派，如果这些贪生怕死的人不除掉国家就一天不得安宁。当时南宋已是岌岌可危了，但袁甫的谏言并没起多大作用。

理宗亲政，召袁甫为秘书少监，袁甫入见时，理宗对他说：“你长期在地方为官操劳，笃意爱民，朕每次看到你所陈的奏章里，对百姓的事都考虑得详实周全。”袁甫上奏说：“只要知道农夫的稼穑艰难，自然就不会滋生逸欲之念了。”

迁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袁甫以“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为话题给皇上讲课，

经筵间袁甫又上奏说：“刚，现在最切合用在陛下的身上。陛下只有羡慕汉代厉精为治的名义，而仍存在元帝、文宗柔弱不振的过失。元帝、文宗的果断，不是用在斥责邪佞，反而用在驱逐贤人上，这两位君皇都是不识真正的刚德。所谓真正的刚德，应当是事必行，不应当只有作出决断而勿加实行。”接着他又上奏说：陛下应“专意经训，养育精神，务令充实，上与天一，下合人心”。

端平入洛丧师以后，面临蒙古兵进逼的形势，袁甫指出，应加强“两淮、荆襄、西蜀，冲要之地”的防备。

朝廷以边事为忧，袁甫极力主战。时逢史嵩之帅江西，力主和议。袁甫就上奏说：“臣与史嵩之虽然是同乡，但并不很了解他的内心。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与臣是老朋友。史嵩之轻易讲主和，而臣所知史弥忠每次都告诫儿子说，不可以轻易讲主和，足见史嵩之与他的父亲是不同心的，朝廷怎么甘心去用父子异心的人？臣觉得这不只是史嵩之轻易讲主和的事，而是朝廷用人也未免太轻率了。”奏章上去后，没有回应，因为当时理宗也想和议。袁甫感到既然自己的意见不为采纳，便请求辞职归里，但理宗却没有同意。

袁甫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当朝廷任命史嵩之为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时，袁甫又上奏说：“史嵩之轻易讲主和，是难以信任的。去年史嵩之在淮西，楫由淮西而来，北军踵之。现在又把湖南一并交给他，臣只怕他又‘以误淮西者误湖南’。”但他的意见还是没有被理宗听从。不久，史嵩之又升为刑部尚书，袁甫不改初衷，又一次上奏说：“臣与史嵩之本来没有仇怨，只因国事的关系，很难保持缄默。”掌了实权的史嵩之就让袁甫出任知江州，王遂抗疏力争。理宗便解释说：“本来是让他的兄长袁肃知江州的，是错报了。”还一再勉励袁甫不要有什么想法，而袁甫却根本不在乎这些。

嘉熙元年，袁甫迁中书舍人。理宗问起边关战事，袁甫就上奏说：“当以上流为急，议和恐误事。”当时徐清叟与袁甫一并应召。袁甫上奏说：“台谏风闻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徐清叟宜在朝廷，辞避实惟臣故，乞趣其赴阙。”

自理宗亲政后，袁甫多次上疏，指陈时政，他上奏说：“如果监司、郡守用的不是其人，那么一个县乃至一个地区都会坏了。”因为生病，他八次上疏请求辞退，但仅被准充休假一个月。归朝后，又多次辞官不就，后迁为兵部侍郎，袁甫曾说：“危亡之祸，近在旦夕，君臣同心，共赴国难。”“干戈满地心忧国，事业弥天世急贤。已把封章排紫闼，未容问舍与求田。”“煌煌祖业，忠臣念之。”其对朝廷的忠赤之心，肺腑之言，可见一斑。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袁甫为官清廉，自然也敬重清官，同朝官宦刘宰，被人称为慈善家，他为官时济灾赈荒，救民于水火。嘉定二年，首创私粥局，救济被遗弃的儿童。嘉定十七年，金坛灾民成群，饿殍遍野，他再次私立粥局。绍定元年，他三设粥局，接济乡民。他辞官隐居乡下三十年间，置义仓，创义役，对无田可耕、无屋可居者以及婚嫁喜庆等事，皆热心帮助，带头捐款修建文清桥。刘宰死后出殡，乡人相约罢市送葬数十里，无不悲恸欲绝。在吏部的袁甫特为他作墓志铭说：“去今当三百年，罢市童野叟皆知姓号，诚百代伟人。”

立朝为公

端平元年，丞相郑清之因为国用不足，推行履亩输券之策。端平二年九月，都省言：“两界会子数多，监司郡守奉行秤提不虔，欲下诸路州县，令有官之家簪缨之后及寺观僧道，并按版籍每亩输十六界会子一贯，愿纳十七界者并从。各州截角类解，赴封桩库交纳。其将相勋贵之家、御前寺观曾被受指挥特免科役去处，毋得夤缘规免，仍不许敷及佃户。违，许越诉。”从之。

这段文字较详细地记载了宋朝为挽救会子的另一次重要努力，即所谓“履亩征会”事件，袁甫、吴潜、魏了翁等都曾对此事发表议论。

履亩输券这一策略本想剥夺官吏士大夫的部分利益，以补国用，但由于在官吏士大夫操控下，他们往往转嫁给百姓，使普通百姓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害，这就使袁甫不能容忍了。袁甫与郑清之本来带些亲故。嘉定十年，郑清之举试，袁甫的父亲袁燮主持省试，因为带亲，必须回避，郑清之便参加别头试。再说袁甫与郑清之从小相识，关系也融洽，郑清之曾在诗中说：“蒙斋（袁甫）诗成虚斋和，我乐赋之如遂初。坐对联珠饱官粟，但有欢喜无欷嘘。祗今快续二贤咏，不须乞米移颜书。”但袁甫并没有受个人情面的影响，他上奏指出说：“避是虐贱，有力者顽未应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荡产，悲痛无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户。”一日他讲学完毕，理宗问近期时事，袁甫又上奏说：“惟履亩事，人心最不悦。”在给理宗讲读《资治通鉴》时，谈到“汉高祖入关辞秦民牛酒”一事，袁甫就又上奏说：“今日没有东西给百姓，反而从百姓头上去搜刮，百姓是欢喜，还是愤怒？这是可想而知的。本朝以仁立国，陛下以为这些举措是仁，还是不仁？”袁甫不是只会说别人，他一直关注民生。他在《和王伯友韵》诗中这样说：“三春强半麦青青，是处田家只望晴。雪压霜欺愁正极，日融云净眼增明。纷纷民瘼关吾念，得得天公相此得。更问老农官与吏，几人贪浊几人清。”

袁甫说话，全意为公心，入洛之师失败时，左丞相郑清之，因为主张用兵而遭到指责，右相乔行简，则故意避着不出来主政。袁甫就对理宗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应当“并命二相，当尽心副委任之意，今中外多事，而左相辞逊，右相畏避，各事形迹，缓急若何，宜宣谕二相，力行公事”。理宗说：“卿议论极当。”

郑清之罢相后，乔行简为相，推行他的一贯主和之策。袁甫虽然是由乔行简推荐入朝的，但袁甫主战，因此多次上奏，指陈时政。

嘉熙三年袁甫迁兵部侍郎，权兼吏部尚书。他上奏说：“江潮暴涌，旱魃为虐，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支，危亡之祸，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径。”

当时岳珂以知兵部召财，即使对地处四面环海的崇明镇，岳珂也借口“新沙浮土”进行搜刮，而作为岳珂下属的杜杲，觉得无法满足上司的贪欲。袁甫得知这一情况，便上奏揭发说：岳珂总饷二十年，焚林竭泽，竟从外补。

岳珂是岳飞的孙子，但袁甫决不因此袒护他。而对于岳飞呢！袁甫平生是十分敬重的，他在一首诗中说：“伟哉岳鄂王，提兵旧盘礴。”又曾专门作诗赞美说：“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祗寻幽。堪嗟爝火当时灭，谁信长川万古流。机会莫言今到手，却愁无饭饱貔貅。”

学术精神

袁甫虽然忙于政务，但是不荒废学问。袁甫虽然慨然以弘扬陆学为己任，称赞陆九渊：“先生发明本心，上接古圣，下垂万世，伟矣哉！”但他也并不排斥其他学派，一直主张各学派和而不同。他说：“道一而已，和而不同，乃所以为同也，道无终穷，先贤之切磋有不同者，将归于一，未始不同也。”所以他与魏了翁始终保持着学术上的交流。魏了翁是著名的朱学人士，在陆学、朱学分门立派的时局下，袁甫这样做表现出了他包容不同学术的学者风度。

他的《送别同志有前韵》两首表达了心声：

殷勤传信胜邮音，合把君心印我心。
老老及人仁者事，祝君毋得任浮枕。

歙江归艇棹晴波，同去同来日几何。
不怕黄花负人纪，只愁人意负花多。

这时魏了翁作《送袁都官甫知徽州》，袁甫知徽州时，正好魏了翁贬居在靖州，两人就用书信交流感情和学术观点。

袁甫给魏了翁寄去杨简、袁燮等心学家的著作，魏了翁读了这些著作，深受影响，也接受了陆九渊的心学，并以护卫此心为学术宗旨。他在《答袁衢州甫》的信中说：“絜斋、慈湖《训语》朝夕左右，所以舆卫此心者，至矣。”而在另一封给袁甫的信中提道：“先正《絜斋训语》开发尤多，《慈湖训语》则向来曾蒙亲笔篆文于陈宏父处，不待请而持书以见寄，此意良可感。”袁甫在同魏了翁进行学术交流时，重视推广陆学，表现了他对陆学信仰的坚定。

作为学者的袁甫不忘学术研究，他曾挖掘史料，对周边的古迹进行考察。他知衢州时，就对衢州徐偃王的后代作了考证。

袁甫喜欢有学问的人，他知建宁时曾推荐包恢为府学教授。包恢是精通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大学者，他跟从其父包扬、世父包约、叔父包逊学习朱熹、陆九渊学说。嘉定十三年，举进士，袁甫让包恢监虎翼军，包恢募土豪讨唐石之寇。会岁饥，盗起金坛、溧阳之间，包恢部诸将为十诛夷之。豪有夺民包举田寄公租诬上者，包恢上疏，指为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览奏恻然，罪任事者，即归民田。

袁甫学识广博，谈政、论学、作诗都有独到之处，对于经济也颇有见地。南宋发行的纸币原来有铜钱做储备的，而后来铜钱散在民间，百姓不愿换用纸币。在对外贸易中，也不断有大量的铜钱外流。东南沿海地区各路，原有十多万贯现钱的，只存一二万贯了。这就是所谓“会子日增，现钱日削”。袁甫看到这一情况后就指出：“旧会散在民间有五十千万（五亿贯），朝廷的现钱不过二百万贯。如果以现钱一贯按时价（一比五）折纳旧会，也不过一千万贯，还不到五十分之一。”纸币的大量印发，没有现钱做储备，币值就会越来越低，物价就会越来越涨，这实际上是朝廷凭空剥夺百姓的大批财富。

面对纸币大量增发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民间反以为疑，虽施行多端，措置百计，令愈急而民愈疑”。这种情况为历代纸币贬值过程中所常见，使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信用的“授”与“受”双向的互动与协调。针对以计亩征收会子的方法来回笼纸币的政策，袁甫提出：“一曰示信，官同人户截凿，使天下知的，然有收灭之实，而不至于溺于空言；二曰恤小，先督形势之家，使天下知贫弱者其未必宽，而不至流为虐政。”他的观点是在纸币上截角，虽然只是计亩征楮的一个技术问题，但官府截角还是人户自截，却是有关取信于民的措施，而人民的信任，又是维持信用货币稳定的重要条件，是切不可忽视的，信用货币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更是如此。袁甫指出这一点，是很可贵的。货币之所以为货币，仅有国家法律规定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而且后者还很重要。

会子不断增发，物价不断上涨。结果是“流离殍死，气象萧然”。临安附近地区“殍馑相望，中外凛凛”。物价浮动，市井萧条，也使城市工商业遭到破坏。“殍馑相望，中外凛凛。”楮轻物贵，也直接威胁到军队士兵的生活。守边兵士，由县官支给需用，每月都有定数。改行关子以后，第十八界会子二百还不够买一双草鞋，却要供战士一天的生活需用。蒙古大军压境，南宋的士兵困苦到如此，就难以死战了。对此袁甫指出说：“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危亡之祸，近在旦夕。”南宋大敌当前，兵虚财溃，皇室、贵族、官僚集团却还在侈靡挥霍，纵情声色，南宋王朝日益走上了经济崩溃的道路。

独立人格

逆风吹我到严滩，拥被掀篷一破须。
寒色侵凌欺白发，雪花撩乱失青山。
未消据案千尘积，且爱哦诗一饷间。
惭愧钓台风韵在，他年归隐许跻攀。

这首题为《钓台》的诗，似有“归隐”的念头，但袁甫不愿意看着南宋王朝这样一天天衰弱下去。他希望通过反腐倡廉为百姓谋福利等措施拯救这个王朝，在“寒色侵凌欺白发，雪花撩乱失青山”之时，朝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袁甫虽生重病，但没有归隐，他权高位重，励精图治，理宗正打算任命他为丞相时，袁甫却病倒了，旧疾复发不能治，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朝廷赠袁甫为通奉大夫，谥正肃，袁甫葬在东钱湖绿野岙。

有传袁甫葬在舟山，这是因为袁甫的父亲袁燮跟舟山的关系密切，他“往来于昌国”，后来袁甫继承父亲的事业，“居岱山久，学者多从之游”。因而，昌国的乡贤祠中，立有袁燮和儿子袁甫的牌位。

袁甫、史弥远同师杨简，史弥远也曾学于袁燮，但袁甫没有巴结史弥远，更没有听命于史弥远，在重大问题上坚持独立思考。

嘉定年间，在史弥远的观念中，只有内政的稳定，才能保有宋，有了南宋的续存，才能与敌国抗衡，他审时度势，主张和议，反对轻易开战，而实际上，当时金国已经意识到消灭南宋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南宋朝廷也已经意识到，收复故土，重返中原也没有多少希望。既然双方都有这样的认识，以宋偏安南国，无后顾之忧，而金则腹背受制，战略上南宋更为安全。南宋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袁甫就是反对史弥远的主张，并且对官员腐败恨之切骨，予以揭露。

史弥远拥立理宗，处置赵竑，对此真德秀等大儒一并起来反对史弥远，而袁甫没有激烈反对，以沉默表示理解。拥立理宗固然有被逼出来的个人因素，但没有违背赵氏王朝的大原则，因为赵竑和后来成为理宗的赵昀都是宁宗的养子，只不过是先来后到之别。从个人素质上来看赵竑的确有严重缺陷，其中最致命的一点是好色，赵竑对一个刚相识的美女，居然胜过与自己朝夕相处多年的老师、朝中大儒真德秀。后来不得已处理了赵竑，从事实上讲赵竑的确参与了湖州人策划的动乱，尽管是被逼的而且发现湖州人策划的动乱势单力薄后，反戈一击，平定叛乱。但如果湖州人策划的动乱成功了呢？情况当然会不一样，为避免再一次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导致社会动乱的危险，处置赵竑是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在面临外患压迫的南宋王朝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一国与一人，孰重孰轻，不言而喻。

理宗端平年间，郑清之继续为相，陈卓拜参知政事，鄞人控制朝政，形成了端平之治的新局面。郑清之召回正人，袁甫也在其列，郑清之和袁甫应该沾亲带故，但袁甫也不依附郑清之，坚持发表自己的主张，敢于批评其政策得失，袁甫主战，但对端平入洛却没有赞同。

理宗嘉熙年间，史嵩之为相，余天锡拜参知政事，鄞人继续控制朝政，持续着史弥远的风格。袁甫和史嵩之的父亲是好友，却没有因此附和史嵩之，而是坚决批评史嵩之主和。袁甫的态度对当时的政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化上袁甫也有建树，他的著作有：《孝说》《孟子解》《蒙斋中庸讲义》《江东荒政录》《蒙斋集》。

袁甫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追溯源头，无论政治上、文化上，他的独到之处实基于他的独立人格，袁甫的人格是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