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相史弥远：风范千秋，传奇经历！

南宋名相史弥远

郑传杰

相府庶子

史弥远（1164-1233），字同叔。隆兴二年（1164）生于月湖史相府第。当时史浩罢相归里，心情本不是太好，何况史弥远又是庶出，所以他的出生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相反后府（后称太师府）、前府（后称少师府）中还传有种种不祥之说，史弥远母亲周氏本为妾身，不得不因此承受着不堪的冷落与压力。

史弥远小时候一直在月湖边上生活，生在当时四明的第一家中，尽管富足，吃穿无忧，但生活并不自在。他的母亲周氏在史家地位低微，遭人歧视，在史弥远幼小的心灵中，他母亲的脸上很少有笑容，尽管周氏总是小心翼翼，在家里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但稍有不慎仍会遭受侮辱。每当这个时候周氏总是孤立无援，暗自落泪，史弥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少年史弥远就是这样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也因此变得胆小多疑。

稍长，史弥远与母亲住进了湖西芙蓉洲。当时月湖几乎是史家的私湖，湖上尽是史家宅院。史弥远的兄长史弥大一直跟随父亲左右，官至少傅侍郎，封少师，于是太师府前又新建了少师府，简称前府。前府的豪华与风光一点不比太师府逊色。而隔湖相望的芙蓉洲，史弥远居住的宅第，与太师府、少师府相比差别之大，令人瞠目。嫡出与庶出就是这样，虽然是同胞手足，但却有天地之别。因为庶出，又排名老三，史弥远免不了时常受冷落，每逢家里祭祀时，史弥远并不能常出席祭祀大典，只有他的大哥，才能锦衣华服、意气风发地跟在父亲身边。即使逢年过节，情景也大体一样，史弥远不可能站在体面的位置上。平日里，也只有经过父亲准许后史弥远才能去太师府，不像史弥大及少师府的人可以随意进出太师府，有时史弥远想见父亲都必须费一番心思或经过一番周折。因此史弥远从小学得十分机灵和敏感。

少年史弥远就这样在被史府遗忘的角落里生长着。尤其是史弥远还未满两岁时，太师府又诞生了他的弟弟史弥坚，少师府也诞生了他的侄子史守之……一时间，史家大院张灯结彩，一片喜庆，从主人到仆人人人脸堆笑颜，奔走相告，达官贵人也纷纷送礼，祝贺史家正枝蓬勃，有的不远千里，专程来贺，甚至皇上也派专人前来恭喜。而在史弥远那儿呢？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周氏总是望着史府的灯火，拥着史弥远进入梦乡。

即使与他的弟弟史弥坚相比，史弥远的待遇也较差，史弥坚虽然也非嫡出，但或许是出于对小儿子的宠爱，史浩十分喜欢史弥坚，而且由皇上做媒，史弥坚娶了赵氏为妻，成了皇亲，在家中的地位骤然上升。

史弥远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得凭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努力，尽管成长的环境并不太顺心，但史弥远却一心想着扬眉吐气，一则想让母亲过得好，再则想证明庶出的也并不差。

史弥远就在母亲周氏启蒙下刻苦学习，因为聪慧，史弥远渐得史浩重视，不久史浩让他从淳熙四先生之一的杨简学习。

淳熙四先生或是史浩的同科，或是姻亲，或是朋友。史弥远就求读于城南书院，城南书院的主讲是杨简；有时史弥远也会到碧沚讲舍听讲，碧沚讲舍的主讲是袁燮，这两个人都是陆九渊的学生，宣讲陆学，因此史弥远从他们那里接受了陆九渊的学说。在名师的教导下史弥远博采众长，进步很快。由于天资聪慧，好学上进，淳熙八年，18岁的史弥远参加铨试，名列第一。

当年与史弥远一起求学于淳熙四先生的还有他的兄弟史弥坚，侄子史守之，堂兄弟史弥忠、史弥宁、史弥巩等，他们也个个才华出众，出类拔萃，但相比之下史弥远显得更机灵些。可惜的是老师杨简、袁燮似乎与史守之更投缘，杨简、袁燮等与史守之交往甚密，尤其杨简，他对史守之的影响最大。“子仁（史守之）受文元（杨简）之教，终身不应召命。”

那时的史弥远似乎与兄弟史弥坚，侄子史守之，堂兄弟史弥忠、史弥宁、史弥巩都很难亲密无间，反而跟袁燮的同族弟子袁韶交往颇笃，袁韶比史弥远稍大几岁，史弥远在碧沚讲舍认识了袁韶，两人就成了一对好朋友。袁燮与袁韶分别为北宋末年迁鄞的袁氏兄弟袁毂和袁彀的玄孙，袁家迁鄞后虽几代读书，也入仕为官，但地位不显赫，家境也不太富裕，袁燮所娶边氏，其父边友闻，是鄞人著名的富商，袁燮多得岳父接济，所以可以专心读书，考取功名。袁韶的父亲袁升虽为郡府一吏，但家境也不太富裕，而且50岁了，还没有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袁升的妻子对此特别焦急，因此就备了一些银钱，逼迫袁升到都城临安去买一个小妾。袁升就去买了一个年轻女子，可是他见那女子满脸忧愁，就问她为什么这样。那个女子哭着说，她原来是赵知府的女儿，因为父亲死了，家里穷得很，所以母亲不得不把她卖了，以便得钱可以给父亲归葬。袁升听了这一番话十分感动，面对孝女，他心里不是滋味，就决定把那个女子送回，不但不向她讨还聘钱，并且把自己袋里剩余的钱都拿出来资助她。袁升回到家里，他的妻子问他买来的小妾在哪里。袁升就把这件事的经过告知她，他的妻子也很高兴，说他心肠好、一定会有儿子的。第二年，妻子果然就生了一个儿子，他就是袁韶。在史弥远眼里袁韶比自己更幸福，因为他是一家人中的掌上明珠。而在袁韶的眼里呢，史弥远当然比自己幸运多了，不管嫡出、庶出，他到底是史浩的儿子，其身份高贵是所有同辈人所无法攀比的。

史弥远爱好史学，他读到魏文帝曹丕的母亲卞氏也曾为妾。卞氏家世操卑贱职业，是靠声色谋生的歌舞伎。曹操的正妻是丁夫人，因为没有子嗣，曹操就纳刘氏为妾，刘氏生了曹昂、曹铄及清河公主。曹操废正妻丁夫人，刘氏得以为夫人，又纳卞氏为妾。刘夫人所生的曹昂及曹铄，由于曹铄早夭，曹昂在宛城战张绣时战亡，刘夫人又因故早死，庶子曹丕、曹植等才有机会参与政事，卞氏也“母以子贵”。应该说卞氏是幸运的，因为曹操前后共生25个儿子，存活的庶子几乎都默默无闻。读了这段历史，史弥远深有感触，他心里暗暗发誓也要让其母富贵。

淳熙十四年，袁韶、史弥远一同应举，一同登进士第，时年史弥远24岁。史弥远深深懂得，自己想要飞黄腾达，最好的办法是借父亲的光。为此史弥远思忖再三，就想出了种种奇异招术。

史浩青年时期曾隐居峰读书，自号真隐居士，因为此地距离天童寺、阿育王寺很近，其母洪氏又笃信佛教，史浩孝顺母亲，便常陪母亲到天童寺和育王寺进香。当时在天童寺任住持的宏智正觉禅师，对史浩产生了很大影响，随之史浩接受了正觉禅师倡导默照禅并与正觉来往密切，终成至友。所以史浩与宏智正觉常在一起闲聊，一次史浩开玩笑地对宏智正觉说：“和尚与我相比觉得谁更好些？”正觉看见眼前的史浩“绮罗烂盈，粉黛列环”，就漫不经心地说：“丞相大富大贵，老僧怎么敢相比呢？”过一会又自省说：“这不过一念之差罢了，即使大富大贵最终也一样堕落成泥滓。”

于是史弥远出招为自己宣传说：就在史浩与宏智正觉开玩笑几年后的某一天，史浩坐在客厅上，俨然看见正觉禅师突然走入堂中，却不见他来到，就派人到寺里去察看，一会，前去察看的人来报说正觉长老圆寂了，史浩觉得很奇怪。大约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史府后院的家仆来报说：恭喜大人，周氏生了一个男孩。史浩默然，心想这便是正觉转世了，于是给孩子取小名觉圆，等他长大，又取名弥远。弥远后来相两朝，权震海内，这原来是正觉转世来体验大富大贵，实现他与史浩那天闲聊的“一念之差”。当时人都信史弥远的自我宣传，但对史弥远长久为相又心怀不满。而实际情况则是：宏智正觉死于绍兴二十七年，史弥远生于隆兴二年，时间相隔六年，岂是“一盏茶的功夫”！

史浩入仕，首任余姚县尉，绍兴十八年史浩以余姚县尉的身份到普陀去监盐。三月十五是观音大士现身的日子，史浩就和程休甫一早来到潮音洞一睹大士现身。当时有一个僧人走过来指点着对他说：岩顶上有一空，可以从那里往下鸟瞰。史浩就按那僧人的指点，攀缘而上，瞻顾之际，大士金色瑞相忽然出现：金色照耀，眉目了然。这天史浩心情显得格外愉快，就在壁上题词，回到寺庙后史浩又撰写了《留题宝陀寺碑偈》。当时天已很晚，史浩上床将息，忽然有一僧人前来回访，史浩忙起身来接待，这僧人很怪，他不肯入座，只是对史浩说：“相公可以和文潞公相比，将来必能拜相封太师。”在史浩还没有反应过来时，那僧人已不见身影了，后来那僧人的话果然验证，史浩两度相孝宗。

凭这一点，史家人每年会来普陀进香，但谁也不敢想有史浩的好运气，见得大士现身。唯独史弥远一日游普陀，趁着云雾缭绕，就说他在茶树上看见了大士，同行的史家人都踮足翘首，但没有一个人能看见大士，大家失望之余，认可了史弥远的慧眼和不凡。归来后，从来不写诗的史弥远又吟出四句《题观音像赞》：“南海观世音，庄严手持尘。悠然妙色相，救苦度众生。”后来世上传说史弥远“示一目，盖二十年宰相之谶也”，以表明史弥远的二十六年相业是奉观音大士之命。

史弥远还让算命先生来为他宣传。传史弥远生于甲申丙寅乙卯辛巳。“乙卯日辛巳时，春生身强，杀浅大贵，夏平常，秋官煞旺，冬印绶旺俱吉。日干专旺，时上辛金为杀，月上丙火制伏，故贵为宰相。”无可奈何即为命，史弥远在宁宗、理宗二朝为相，而且封官加爵不衰，就是因为他本来就该有的富贵命，谁表示异议都是没有用的。

从今天看来，史弥远利用史浩和其他手段来宣传自己有些好笑，但在当时他达到了政治上的目的，为仕途晋升铺平了道路。史家有那么多人才，都没有想到这些，都没有看出史弥远的破绽，足见其机智和聪明，也表明其有良好的禀赋。

由于处处理事机敏，史弥远从光宗绍熙元年至宁宗开禧二年，他的官职一路扶摇直上，这里当然有史浩的一些原因，但起决定作用的应是史弥远本人。当时的宰相京镗就曾对史弥远说：“以后你的功名事业一定会超过我很多，希望你能照顾我的子孙。”可见史弥远在朝堂之上早已露出了非同凡响的才华，后来果真被京镗说中了，史弥远先后在宁宗朝任相十七年和在理宗朝任相九年，是南宋王朝中任丞相时间最长的一人，而为他两朝相业奠定基础的是史弥远做过的两件大事。

诛韩行动

第一件事是诛韩侂胄。

开禧三年（1207），史弥远任太常主簿、诸王宫太子教谕。当时，朝廷中主战派与主和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韩侂胄主战，史弥远主和。

是战是和，不但要看南宋自己的国情，也应看敌国金廷的情况。当时金国皇帝是章宗完颜，这是一个完全汉化了的女真人，章宗完颜的父亲显宗允恭从小就是一位醉心于儒学的女真少年，自被立为皇太子后，就“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义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正”。而允恭对完颜产生的影响之大更是不容低估，到后来允恭之所以要让章宗完颜学习一些女真文化，主要就是因为世宗的缘故。金世宗一向反对女真人全盘汉化，矢志弘扬民族传统，积极倡导学习女真字、女真语，他曾对臣下说过：“东宫不知女真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知子莫如父，世宗这句话道出了女真文化的危机，也道出了允恭对汉文化和女真文化的真实态度。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章宗，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是可想而知的，长大成为章宗的完颜其汉学功底的深厚，胜他父亲一筹。金人对他的评价是：“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又说：“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如果论儒学的教养，章宗在金朝历代皇帝中堪称首屈一指，甚至与南宋皇帝相比较也显得毫不逊色。章宗偏好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专学徽宗，笔迹酷似，以致后人难分彼此。

章宗继位后最终在金国自上至下推行汉化政策，因而使金国达到鼎盛的黄金时代，然而臻至顶峰后，必然会向下滑落，由于国内天灾频频，北方的蒙古诸部日益强盛，无岁不来干扰，不得不兴师讨伐，于是“兵连祸结，士卒涂炭，府库空虚，国势日弱，群盗峰起，民不堪命”。在这种背景下，有人劝韩侂胄立盖世功名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韩侂胄就“定议伐金”。

在史弥远看来，当时金虽不愿和宋开战，但并不等于其没有军事实力，北伐谈何容易，对倾其国力，却又几乎无胜算的伐金行动表示反对。他上疏陈述自己的观点说：“今之议者，以为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此为将之事，施于一胜一负之间，则可以争雄而捷出。若夫事关国体、宗庙社稷，所系甚重，讵可举数千万人之命轻于一掷乎？京师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卫者寡，万一盗贼窃发，谁其御之？若夫沿江屯驻之兵，各当一面，皆所以拱护行都，尤当整备，继今勿轻调发，则内外表里俱有足恃，而无可伺之隙矣。所遣抚谕之臣，止令按历边陲，招集逋寇，戒饬将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挠吾之规，毋贪小利以滋敌之衅，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实宗社无疆之福。”可见史弥远主和，决非一味偏安，而是“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当时韩侂胄伐金的确是“贪小利”，因为依宋的力量与金对比，有可能会取得一些小胜，但灭金绝不可能。韩侂胄想建立大功心切，他手握大权，刚愎自用，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

嘉泰四年（1204），韩侂胄等人追封岳飞为鄂王，这一举措当然是韩侂胄想鼓励诸将，在意识形态方面为北伐造声势，但另一个原因是，还在岳飞少年时他一家就是韩侂胄先祖韩琦家的佃客，岳飞显贵后，特别尊礼韩氏家族。所以尊荣岳飞自然是韩侂胄当时政治的需要，但其中也包含个人感情在里面。

金朝听到宋朝要兴兵的消息，就集结大臣议事，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南宋会败盟，但南宋增加戍兵的事实，使金国的不少武将劝金章宗先发制人，金章宗以“南北和好四十余年，民不知兵，不可败盟生事”予以拒绝。一年多前，金使完颜阿鲁带从宋国回来后奏报说韩侂胄买马募兵要北侵，金章宗又马上下令把阿鲁带打了五十大板，贬官逐出京城。这些举动，均显示出金章宗是不想与宋生事或动武的。

开禧元年（1205）年底，金国的礼部尚书赵之杰到宋朝贺来年正旦。韩侂胄为了使发动战争合理化，故意破礼，派人从金使手中抢过国书，再呈给宁宗皇帝。此举大出金使赵之杰意料，他又急又气。气未平之际，宋廷礼臣又喝斥他“躬身立！”这一个“躬”字，正犯金章宗之父完颜允恭的名讳，古人多礼，避讳十分重要。“躬”、“恭”同音，依礼，宋人在金人面前不应直言此字。至此，韩侂胄为了开衅，也顾不上“礼尚往来”了。

开禧二年五月，韩侂胄“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削夺王爵，改谥谬丑”。彰显了宋廷要一改先前与金国的和议路线。不久，宋军果然几路齐出，收复了泗州、新息、褒信、复虹县。但所有这些“胜利”，都只是宋朝单方面不宣而战所取得的。眼见捷报连连，韩侂胄大喜，命人草诏，以宋宁宗名义诏示天下伐金，诏书出自大名士李壁之手，全文理直气壮，文采飞扬。

但从实际情况上讲，南宋当时出兵伐金是不理智之举。伐金是在皇帝对韩侂胄毫无约束的情况下开始的，目的只是为了巩固韩侂胄的地位，于国家毫无好处。这一点看看北伐的背景就可以知道了，当时宋金签订合约已经三十年，南宋这次“不宣而战”，不但没有得到中原汉族人民的支持，反而给金朝汉族人民的感觉就是“南方入侵军来了”。这非但不能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甚至不能代表南宋全局利益，只是韩侂胄一个人的战争，而且南宋在最关键的军事方面力量严重不足。其诸将如薛叔似、许及之、丘等人都没有真正打过仗，关键时心里发虚，或辞不赴任，或称事推托，没有一个能独当一面坐镇指挥的大帅，所以，最终实际的军事指挥大权掌握在了阴谋家、野心家吴曦手中。战争的失败就可想而知了。

吴曦一直暗中与金朝联系，想实现割据蜀地为土皇帝的梦想。所以，南宋出兵后，吴曦竟然在四川按兵不动，金兵再无后顾之忧。当宋将王喜奋力抵抗时，忽然接到吴曦撤退令，宋军顿时大溃。金兵又在吴曦的秘助下攻陷了兴元的险要关口，很快兴元、枣阳、江陵、信阳、襄阳、随州、滁州、真州等诸多南宋城郡，皆为金军攻陷，南宋上下震撼。

丘为保全淮南，不得不与金人暗中讲和。当时金军语气很硬，提出三大条件：“称臣、割地、献首祸之人。”为了成就宋金和议，丘上书朝廷说，金人一直指斥韩侂胄为首谋，如果再向金国通使，可暂时在书信中不要提及韩侂胄的官衔和名字，借此平息金人愤怒。见此，韩侂胄大怒，立刻罢免丘的官职。大怒之下，韩侂胄硬着头皮再战，此举更加激化了他与主和派大臣之间的矛盾。

韩侂胄的确太刚愎自用了，谁的意见他都听不进去，终于走到众叛亲离的地步。

韩侂胄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与太后及太子的矛盾所致。当年韩侂胄反对立杨氏为后，也不大支持荣王为太子，所以杨皇后等后宫势力都怨恨韩侂胄。这一年十月底，荣王以“胄再起兵端，谋危社稷”入奏，宁宗置之不理，杨皇后在旁力请罢免韩侂胄，宁宗仍然不予理睬。这使杨皇后担心韩侂胄的报复，决定先斩后奏，于是她就炮制了三份御批，分别交给史弥远、张嵫、李壁等人。史弥远往来于钱象祖、李壁两位参知政事之间行事，韩侂胄早有所耳闻，但他根本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十一月初三凌晨，韩侂胄乘轿上朝，走到六部桥下时（丞相办公地），杨皇后安排埋伏的三百士兵蜂拥而出，将韩侂胄劫持到玉津园夹墙内，用铁棒打死。

史弥远参与谋划诛韩侂胄行动，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当时政治上有什么野心，即使有也是后来的事。在对韩侂胄的行动中，史弥远自己原本只想驱逐韩侂胄，阻止对金开战的企图，绝没有杀韩侂胄的用意。他听命于杨皇后，在杨次山指挥下联络张嵫、李壁等人，韩侂胄得知这一情况后问李壁（他原是韩侂胄的心腹，后反戈），李壁遂将情况告诉给张嵫、史弥远等人，张嵫听了说，他既然如此，就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干脆杀了韩侂胄。史弥远听了一呆，他手抚着茶几，片刻才说出了一句话：真不愧为将门之后。这时才下决心杀韩侂胄。史弥远虽然说了这话，但仍然很怕，在诛韩侂胄行动中，他“彷惶立候门首，至晓仍寂寂然，至欲易衣逃去”，直到任伏兵总指挥的夏震来了，告诉他事情已经处理完了时，史弥远这才离开。当时参与谋划诛韩侂胄行动的人中地位比史弥远高的有不少，所以在诛韩行动中史弥远也不可能去想取而代其职的事，事实上诛韩后取而代其职的首先是钱象祖，他出任右丞相，史弥远迁知枢密院事，进奉化郡侯兼参知政事，后来钱象祖为左丞相，史弥远才拜为右丞相。

分析史弥远参与谋划诛韩侂胄行动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则史弥远与杨皇后同病相怜，互相支持。杨皇后是会稽人，出身低微，甚至连其生身父母的姓氏，正史都没有记载。乾道年间，她随养母入宫为杂剧演员，因为她容貌出众，举止得体，深得太皇太后吴氏的欢心，由此也招来了同伴的嫉妒。宁宗在做嘉王时，经常赴太皇太后宫家宴，杨氏此时已出落得楚楚动人，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宁宗即位后，对杨氏念念不忘，杨氏也觉察到宁宗对自己有意，两人便常在内廷家宴上眉目传情，杨氏由此得幸。太皇太后吴氏得知此事，大为不快，准备严惩杨氏，但最终太皇太后怒气消解，将杨氏赐给了宁宗，并叮嘱道：“看我面上，好生待她。”之后宁宗对杨氏宠爱有加，庆元六年册封她为贵妃。尽管有宁宗的宠爱，但杨氏感到自己出身低微，必须找一个靠山，就以会稽当地一杨姓大族为宗，姓了“杨”。杨氏觉得没有“亲兄弟”的支持，很难在朝廷斗争中立足，更不可能有取胜之算，于是又冒认杨次山为兄，作为她在外朝的耳目和帮手。就在杨氏被封为贵妃的同一年，宁宗的韩皇后去世了，韩侂胄失去了宫中的靠山。此时后宫除了杨贵妃，还有一位曹美人也深受宁宗宠幸。在立新皇后的问题上，韩侂胄觉得曹美人性情柔顺，较易控制，而杨贵妃工于心计，韩侂胄对其有些忌惮，因此他力劝宁宗立曹美人为后。杨贵妃从杨次山处知道了此事，虽然内心愤恨韩侂胄，却丝毫不表现出来，只在宁宗身上下工夫，极力讨得宁宗欢心。杨皇后不但机敏聪明，也“颇涉书史、知古今”，与曹美人相比，宁宗也的确更喜欢杨氏。嘉泰二年岁末，杨氏终于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史弥远少年时的经历，使他与杨皇后更易交往，所以每遇事，他们都意见相符。况且杨皇后的养儿子赵询拜史弥远为师，使他们来往更频繁，关系更密切了，自然而然杨皇后的事史弥远都一并支持。当然对杨皇后来说，诛韩侂胄也并非完全出于报私仇，其主和观念是最主要的。

二则韩侂胄利用禁伪学之名打击政敌，引起了道学追随者的强烈不满。韩侂胄是世代的皇亲国戚，其侄女又是宁宗皇帝赵扩的妻子。他自己的职务是知门，这个职务比宰相更容易接近皇帝，于是他便鼓动皇帝用“御笔”直接下达君主旨意，排挤丞相赵汝愚等人。按宋朝传统，宗室是不应当担任朝中重要职位的，赵汝愚以宗室为相，不符合宋朝的规矩，因此被弹劾，赵汝愚引进的人也因此全部遭到贬黜，这就是所谓“庆元党禁”，结果引起了朝野不满，其中有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联名伏阙上书，最后被送至太平州编管，史称“庆元六君子”。庆元党禁中被驱逐出朝廷的人中就有不少是史浩推荐入朝的，如楼钥、吕祖谦、叶适、杨简、袁燮等人，他们都曾为史弥远的老师或长辈，尤其是楼钥，史弥远一向很敬重他。何况楼钥“持论坚正”，“缴奏无所回避”。在光宗时就颇有威望，别说大臣，即使光宗对于他也有三分敬畏，每当宫禁中人有私请的时候，光宗不答应，并常拿“楼舍人恐将有言，不如且已”的话来阻止私人请求的事。这就说楼钥不仅文章才学出名，忠贞正直也是出了名的。韩侂胄也曾想利用他，而楼钥却坚决拒绝，并告老回乡，居住在月湖松岛，杜门著书。楼钥所以不愿与韩侂胄合流，首先因为他反对韩侂胄专制，其次韩侂胄贬了朱熹，楼钥私淑于朱熹，楼钥尊朱熹，韩侂胄贬朱熹，自然不愿与其同流，韩侂胄见楼钥不能为自己所用，就驱逐了楼钥。楼钥闲居十三年，自号攻媿老人，作座右铭说：“逆境进德，顺境误人！”史弥远见了对他深为钦佩。

另外史弥远青年时的朋友袁韶，也因得罪韩侂胄的亲信苏师旦而辞朝避祸。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对大宋国利益的考虑，史弥远反对韩侂胄为创立盖世奇功而对国家如此折腾。稍后王应麟在他的《困学纪闻》中这样说：“开禧主虞皆小人。”足见诛韩活动具有爱国性和正义性。王应麟说这话时是诛韩后的六七十年，他又是南宋史学家，看问题显然会比较清楚。

韩侂胄被杀后，金人坚持以韩侂胄首级换取淮南。因为函首一事事关国体，宋廷颇有争议。宁宗本人不答应函韩侂胄首级给金人，大臣倪思等人也认为函首有伤国体，是自示软弱，坚持说不可。“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宄已毙之首，又何足惜！”当时已入朝任参知政事的楼钥这样说。

楼钥说这话并不是与韩侂胄有私仇，主要是反对战争，战争会给百姓带来无法预料的损失和无法估量的精神伤害，楼钥一直主张国以民为重，治国应把百姓的利益和安危放在第一位。

事实上，建炎、绍兴恢复良机一失，南宋偏安格局既定，南北对峙就难以逆转，再要收复中原，真是谈何容易。究其原因，首先是政治地缘的因素。胡三省曾针对南宋中期宋金形势有感而发，言人之才具各有分量，收复中原非当时人所能办也。经之营之过于其分量之外，则不能成功；丁壮苦征战，老弱困转输，疲民以逞而不能济也。隆兴北伐与开禧北伐的先后失败，无不证明了“经之营之过于其分量之外”，“疲民以逞而不能济也”。其次是南北民心的变化。“当地方沦陷之初，人民皆有怀旧之念，久而久之，习与俱化，则有忘其本源者矣。东晋所以不能复西，南宋所以不能复北者此也。”也就是说，随着时世推移，习与俱化，南宋人安于现状，中原人忘其根本，恢复情结逐渐淡化。所以楼钥主张和金人和平相处，使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为了这一目标，楼钥以为韩侂胄首级算不了什么，根本没有必要为之作三番四次的廷议。作为三朝元老，楼钥的话是极有分量的，于是大家都没有再说话了。

与此同时，右丞相钱象祖又向完颜匡发去一封书信，转交金章宗后，果然同意归还川陕关隘和淮南之地。

史弥远心里虽然是支持函首安边的，但却没有明确表态。这事便处于冷处理状态，直到嘉定元年三月，宁宗才下诏，枭韩侂胄首于两淮，然后由王出使送往金国。当时临安的太学生就写了这样一首诗：“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边未必然。”为韩侂胄鸣不平。韩侂胄的首级示众后，不久被收葬于其先祖韩琦墓下（因中原失陷，韩琦墓在金国辖境内，且保存完好）。金人又赐给他谥号：忠谬侯。从民意看，对韩侂胄的处理也许并不恰当，但这事不能全赖在史弥远身上。

嘉定丞相

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进开国公。不久宋廷便与金朝达成了“嘉定和议”，金朝称伯，宋称侄，又向金朝进贡了金银，这一条件除金银数量有所增加，其余同隆兴和议。史弥远还对韩侂胄时的执政官员和作战将领，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击。接着，史弥远解伪学禁，恢复了理学的地位，为朱熹等理学人士平反，这赢得程朱理学拥护者的一致赞赏，同时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和官职。

其实这时史弥远才四十出头，虽然在官场已混了十几年，但对治国还不熟练，处事也不老练，他只是凭意气，抱着“韩侂胄要的我全不要”的心态，简单而果断地来处理大小事务。首先从大的治国方略看，韩侂胄主战，史弥远主和。其次从用人路线上看，韩侂胄废理学，黜出理学人才，史弥远恢复理学地位，大批荐用理学人才。最后从小的对待具体的人事上看，韩侂胄贬秦桧的王爵，史弥远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和官职。所以当时史弥远所作的决策根本在政治态度，但具体措施大都是针对韩侂胄的，有些矫枉过正，缺乏深层次斟酌而引人非议。

史弥远登上了相位，终于让他母亲周氏获得了荣耀，可是周氏福浅，嘉定二年即去世了，史弥远虽然贵为丞相，却仍然无法抹去母亲周氏为妾的阴影，因为名分，周氏不能与史浩合葬在东钱湖吉祥山，于是史弥远不得不将母亲周氏葬于大慈山，十年后史弥远请将大慈山上的大慈寺作为自己的功德寺，宁宗特赐“教忠报国寺”门额，史弥远又请高僧大慧宗杲法孙物初大观法师主持大慈寺，大兴佛业，筑塔高耸，人称“天童七塔，不如大（慈）寺一塔”，这里必然有史弥远孝母的意思。这是后话。

嘉定二年五月，当史弥远治母丧回临安时，有一个军官罗日愿，联络了宫内外的下级军官、临安府学生以及部分民众，共计一千多人，藏在船中，准备在朝官到浙江亭迎接时，以举火为号，三路齐上，杀死史弥远，然后拥兵入宫内，奏报宁宗下诏。但这一计划确定后，马上有人告密给史弥远。后来史弥远逮捕了罗日愿，并以残酷的磔刑把他处死，其他参与谋划的人员，也都被斩首。

史弥远执政过程中，冒着被人谋杀的风险，可见当时在战和问题上，十分容易引爆民众怒火。主和者往往会遭朝野舆论反对，但国事岂可一时感情用事，史弥远因而有时表现为不置可否，其实史弥远是有主见的。嘉定年间，金兵南侵，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赵方抗敌得胜，上书朝廷，列举五条理由，反和主战，请宁宗下诏伐金。宁宗下诏说：朝廷守和议，不大举发兵，各地将领可抗敌立功。宁宗命将诏书传布，诏谕金朝统治下的官吏军民。这其实就是史弥远的意思。宁宗赵扩软弱，没有什么主见，在位前十余年全听韩侂胄的，后期十七年全听史弥远的。如果从“朝廷不大举发兵，各地将领可抗敌立功”之举看，也并非平庸，更非示弱，“朝廷不大举发兵”可以避免外交上的麻烦。“各地将领可抗敌立功”，激励将领狠狠打击金人。这无疑是从实际出发的，嘉定年间，宋金基本保持着平衡，宋如果要灭金，即使耗尽国力，也未必能做到。另外元人兴起，金人在北方不断受到攻击，灭金复仇不如借元人之手更为巧妙。嘉定八年，史弥远又采用了真德秀的建议，停止贡给金人的金银。

停止贡给金人的金银后，金人又来进攻，在战和问题上朝堂又发生分歧，史弥远仍然主张与金和议，而侍郎袁燮等人与史弥远意见截然不同。因为史弥远曾从学于袁燮，为了避免与袁燮发生冲突，史弥远让侍郎胡榘出面专主和议。

胡榘有一个可以引以为自豪的祖父胡铨。建炎二年胡铨中进士时，因为上万言策，轰动朝堂。胡铨一直坚决反对与金朝议和，并曾一度亲自领兵抗金。秦桧以“狂妄上书，语多凶悖，意在鼓众，劫持朝廷”之罪，将他流放昭州。孝宗继位，史浩为相，在史浩的推荐下，胡铨被重新起用，胡家也重振家风，就这样胡榘认识了史浩。淳熙间，胡榘监庆元（明州）府，当时史浩退休在家。胡榘就常来史府拜会史浩，并与史浩诗歌唱和，有《红樨花诗》等。当时史弥远正在月湖读书，与胡榘颇合得来。史弥远为相，胡榘升为权工部尚书。

那天朝堂上，侍郎袁燮与胡榘为战守发生了争辩，袁燮就以笏击胡榘面额，于是宁宗令台谏集议，袁燮因此辞归，其实当时台谏全听史弥远的。太学生们气不过，就作诗送给袁燮说：“天眷频年惜挂冠，谁令今日远长安。举幡莫遂诸生愿，祖帐应多行路难。去草岂知因害稼，弹乌何事却惊鸾。韩非老子还同传，凭仗时人品藻看。”其中“去草岂知因害稼”的“草”是用来指责胡榘的，胡榘身上全然没有他祖父胡铨的铮铮铁骨。但这不完全是个人的问题，时代变迁恐怕才是问题根本所在。

随着史弥远在相位日久，人们的不满日增。史载宁宗“不慧”，也就是说他智商不高，从他即位前后的表现来看，他也的确是愚昧无能，毫无主见，听凭他人摆布。所以，他大概只想做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亲王，也不愿做九五之尊的皇帝，为国家大事劳心费神。光宗即位后，他受封嘉王后学习也非常勤奋，但收获不大。他即位初，曾亲自开列了十部经史书目，又开列了一张十人的名单，对彭龟年说：“朕读的书太少了，打算把讲官增置到十名，每人各专讲一书。”尽管宁宗好学，但他似乎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对书中的内容意义却是一知半解，更谈不上灵活运用了，他的理政能力未能有所提高。即位不久，群臣的奏疏就因得不到他的及时批复而堆积如山。凡是大臣的奏章，他一律批“可”，倒也省去了不少时间，只是害得臣下大费脑筋，两位大臣的奏章针锋相对，皇上都批了“可”，到底以谁为是呢？即使是临朝听政，臣下们也难得听到宁宗对政事的看法。一次内廷宴会，一名伶人扮演买伞的顾客，他挑剔卖伞者，说雨伞只油了外面：“如今正（政）如客人卖伞，不油（由）里面。”巧妙地以谐音暗指政事不由内（宁宗）做主，而观剧的宁宗却懵然不晓何意。宁宗不仅头脑简单，而且身体也不好。史载，宁宗走到哪里，都有两个小太监扛着两扇小屏作前导，一屏上写“少饮酒，怕吐”，一屏上写“少食生冷，怕肚痛”，可见他体质羸弱。健康状况也影响了宁宗处理政务，他整日深居内宫，下情难以上达，面对这样的皇上，特别是在朝堂上皇帝常没有主见，可想而知，如果这时丞相也没有主见，那岂不乱了套了吗？但在传统的观念中，皇帝做主，天经地义。丞相做主，却要遭非议。再说做主，也难免会做恶结怨，久而久之，就被视为弄权。于是反对、劝谏、嘲讽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演越烈。

劝谏史弥远辞去相位的，主要来自史家内部，最先的是侄子史守之，继而是弟弟史弥坚，后来还有堂兄弟史弥忠、史弥巩等，因为史弥远未能辞去相位，他们感到失望，便纷纷辞官还乡，有的甚至不再与史弥远来往。其实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道理最大，还是学以致用为大，史家人认为史弥远赖在相位，无非是图富贵，却不合义理，而史弥远则认为义理必须为现实服务才有意义，那空谈义理才是不合义理。

鄞人多从陆九渊学说，兼从吕祖谦（其弟吕祖俭为官四明，与沈焕聚月湖讲学，吕学因而传四明）。陆九渊、吕祖谦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全都讲究学以致用、务实、包容。作为当国者史弥远坚持面对现实，强调务实，学以致用，是不该受责难的。

而对于史弥远的嘲讽则来自各个方面。

传说史弥远曾作半间亭，每治事毕，即入亭中打坐，有人就作词讽刺说：“天上摘星班，青牛效度关，幻出蓬莱新院宇，花外竹，竹外山。轩冕偿来闲，人生闲，最难算，真闲不到人间，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

传说一次蜀阃大宴，几个演衣冠楚楚的读书人，都说是孔门弟子，其中一个说：“我叫宰予。夫子说：宰予可进官。”另一个说：“我叫颜回。夫子说：颜回不能进官。”颜回愤然对宰予说：“我为四科之首而不能进官，你为什么可以进官？”宰予说：“我钻了就可以进，你为什么不钻？”颜回说：“我不是不钻，只不过钻弥坚罢了。”宰予说：“所以你不能进，是自作自受。为什么不去钻弥远呢！”另有一次宫宴，有一个伶人手执一拳石，努力用大钻来钻，钻了很长时间而不能钻入，就叹息着：“钻之弥坚。”另一个伶人马上打一下他的头说：“你不去钻弥远，却来钻弥坚。可知道钻不入了吧。”这话一出口，举座就都吓得发抖。果然第二天，弥远就将伶人都赶出了境。

史弥远在相位弄权引起人们不满，人们或用诗、或在宴会上嘲讽他，而史弥远最严厉的处置是“将伶人都赶出了境”，这不能不说他还有点丞相的肚量，同时上述传说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当时政治还比较开明，还有一些言论的自由。(www.xing528.com)

平心而论，也不是所有的嘲讽都是实事求是的。

传说史弥远晚年，为找墓地招集许多风水先生，最终看中了阿育王寺这块“八吉祥六殊胜地”。史弥远觉得很合心意，便下令在那年八月中秋节后拆寺建坟。阿育王寺的和尚听到这个消息，都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阿育王寺的方丈更是六神无主。这时，有个叫师范的小和尚说他有办法保护寺院。师范小和尚得到方丈的准允后，便到了都城临安，他选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城门、宫墙、大街都贴上这样一张诗单：“育王一块地，常冒天子气；丞相要做坟，不知主何意？”临安百姓对史弥远早已怨恨，见了诗单后便纷纷传说：“史弥远要霸占天子气，要谋权篡位了。”不久消息传进了皇宫，理宗便把史弥远宣进皇宫，查问此事。史弥远也怕皇上翻脸，不光富贵保不住，怕还有灭九族之祸哩。于是，赶紧撒谎道：“臣的坟墓早已做在东钱湖大慈山了。”

这一传说可以说是矛盾百出。

传说中的师范，号无准，赐号佛鉴，俗姓雍，梓潼（四川）人。淳熙四年无准师范出生在一个世代笃信积善的望族里，淳熙十二年，9岁的师范就出了家，绍熙四年称无准僧。庆元二年，师范20岁，来到四明育王山投秀岩师瑞。师范学法严谨，但生活贫困，甚至没有剃发的钱，所以人们都称他为“乌头子”。不久师范又来到了杭州灵隐寺，后随破庵登径山，其间曾偕破庵过天童扫密庵塔，留天童依息庵观，后又返径山。师范来到四明育王山投秀岩师瑞是在庆元二年，也是他唯一一次到阿育王寺，当时师范20岁，他和弥远相差13岁，因而史弥远那时33岁，虽已在朝为官，但离他拜相还很遥远，九年后的嘉定元年史弥远42岁才拜相。至于“说史弥远晚年，说理宗查问此事”更是十分荒谬。

至于说到史弥远将坟墓做到东钱湖大慈山，这完全是因为史弥远的生母周氏墓也在大慈山，这样终伴母亲，以尽孝道。

史弥远是一个为人至孝、知恩图报的人。

绍兴一卖饼婆有恩于史浩，史浩知绍兴时就派人用车将她接来，让她坐在堂上，接受他恭恭敬敬礼拜。史浩又想推荐她儿子去做官，卖饼婆表示感谢，却没有接受，她说：“希望丞相的子孙，如果有一天能到绍兴来做官，不要忘记我家，能给予接济就行了。”史弥远就承父之志，他做常平使者时，常到卖饼婆家里去，在她的像前跪拜，与她的儿子一起坐在堂前叙旧，并送了很多金帛。

史弥远也是个知错能改的人。

传说灵隐寺门前古木参天，浓荫蔽日，有清凉恬静之趣，沁人心脾。丞相史弥远因为建造自己的宅第，缺乏栋梁大材，差人去砍这些古松。这些松树正好与月波亭相对，淮海就作诗道：大夫（指松树，有“大夫松”之称）去作栋梁材，无复清荫覆绿苔。惆怅月波亭上望，夜深唯有鹤飞来。白鹤原想栖青松，但松既不存，白鹤将何栖？史弥远见了这首诗，也就下令罢伐，到别处去寻木材了。

史弥远的丞相的确也难做。嘉定年间，临安发生了一场大火，九庙都毁于一旦，唯独丞相史弥远宅第，因为殿司军的扑救而幸存。这场大火后，史弥远上奏请求降职，以为自责，那个禁军首领也被发落。

但时人洪平斋仍然不平，作《吴都城火》诗说：“九月丙戌夜未中，祝融涨焰连天红。层楼杰观舞燧象，绮峰绣陌奔烛龙。始从李博士桥起，三面分风十五里。崩摧汹汹海潮翻，填咽纷纷釜鱼死。开禧回禄前未闻，今更五分多二分。大涂小撤禁不讲，拱手坐视连宵焚。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其末意规讽当时丞相甚切，闻之者足以为诫。

不过，史弥远相宁宗十七年，其年号一直为嘉定，这似乎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这十七年大宋国家发展平稳，至少无大灾大难，所以不必改年号。

拥立理宗

史弥远做的第二件事是拥立理宗。

宁宗没有自己亲生的儿子，所以就立荣王作为太子，赐名为询，称为景献太子，不料他在29岁那年，即嘉定十三年，就早早死去了。宁宗又不得不另外选择皇嗣。人选自然是赵贵和。因为当年，宁宗的兄弟沂惠靖王死后也没有儿子，宁宗对兄弟十分慈爱，就立燕王德昭九世孙赵均作为兄弟沂王嗣后，并且赐名贵和。现在太子死了，宁宗便很自然地将贵和立为皇嗣，并改赐名为竑。这样赵竑就成了皇子。

这个皇子无论对于大宋，还是对于大臣的确都十分重要。所以赵一立，朝廷反应十分强烈，而其中反应最为敏感的莫过于丞相史弥远了。当年景献太子，以弥远为师，当然与他相处很和谐，所以弥远可以高枕无忧。而现在的皇子对自己怎么样，史弥远当然很想知道，但这事又不便直接打听。弥远寻思再三，却一时找不出好办法来。过去赵均为沂王嗣时，并不在弥远关注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赵均的爱好，弥远一无所知。如今赵均成为皇子后，关注他的人多了，议论他的人也多了。一次弥远在朝中听说皇子喜欢弹琴，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弥远马上有了主意，他立即叫仆人到民间买了一个擅长弹琴的美女，并择日将她献给东宫，又暗中以厚廪其家的诱惑，命她暗伺动静。弥远要她把东宫的一举一动都务须立即报告，这位美人欣然答应了。凭着色艺俱佳且知书慧黠的素质，她很快就得到了皇子的宠爱。

赵竑成为皇子后，常将胸中的积郁，倾吐给深加宠爱的知音。这位知音就是史弥远所献的擅长弹琴的美女。皇子常常把杨皇后及史弥远的罪恶记在册上，后面还加着这样的话：“史弥远当远配八千里。”东宫的墙壁上有地图，赵竑指着琼崖说：“我以后得志，要将史弥远流放到这里。”皇子还曾称史弥远为“新恩”，意思是以后他当了皇帝，史弥远不是去边远的新州就是去恩州。那个美人听了后，便将这些事一一密报给了史弥远。弥远很惊恐，这事非同小可啊。

史弥远心里一面盘算着，一面想进一步证实一下东宫的言行，于是借七月七日，弥远送一些乞巧奇玩给赵竑，而赵竑却乘着酒意将这些奇玩掷到地上。史弥远知道这个皇子一旦即位，就没有他的好果子吃了。

“如何对付？”史弥远计谋深沉。第一步考虑的当然是改易皇子，对此他似乎早就留了一手，在赵竑被立为皇嗣后，沂王一支，又出现了空缺，这就得再选择人来承嗣了。于是宁宗就命令选太祖十世孙，年过15岁的，养育宫内，拟仿高宗择立孝宗的故事。宁宗的这个做法从道理上来看无可厚非，而且也有先例可循，这就给了史弥远有了一个可乘之机。史弥远秘密劝宁宗，慎于择嗣，可以借为沂王立后的名目，多选几人，以备选择。

事也有凑巧，就在宁宗为沂王另择后嗣的日子里，刚刚碰到史弥远的门客余天锡（余天锡的祖父余涂，昌国人，与史浩在定海相识，后为史浩门客，天锡从小在史府长大），准备回绍兴秋试，请假辞行。史弥远就秘密嘱咐他为沂靖惠王选择承嗣。不久天锡就找来了贵诚。

既有了贵诚，弥远就立意排挤皇子赵竑了！而曾兼任皇子赵竑老师的真德秀，早已看到了皇子赵竑最近的言行，恐怕不利于他的发展，就多次写信给皇子，劝他多读一些书，不要多过问朝堂上的事。皇子没有什么反应。真德秀就又进谏说：“殿下须要孝顺慈母，礼敬大臣，天命自然来归，否则就恐有危险之事了。”老师把事都说透了，而皇子赵竑似乎根本没有理会老师对他的关爱和担忧，只是不肯悛改。

而赵贵诚呢，嘉定十四年农历六月，补了一个秉义郎的小官，就到相府来拜谒，史弥远故意让他坐在主位。显然史弥远已准备推出赵贵诚来取代赵竑了。

史弥远觉得要这样做，就先得培养赵贵诚，使他具备为皇子的各种素质。因而为赵贵诚选择老师一事就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可是一件非同一般的事，首先要选择一个肯定不会拒绝自己请托的人，史弥远觉得必须充分利用同乡、亲戚关系；另外一点是选择的人职位不宜太高，这样才不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三要德才兼备，能承担起培养未来皇上的大任。就在这时，一个他太熟悉的身影跃入他的视野，这个人就是郑清之。

史弥远沉思良久，终于有了良策。他打定了主意，就是利用净慈寺为史浩做佛事，让郑清之不请自来。史郑两家姻亲数代（史诏女嫁郑章，郑章是郑覃之兄），清之媳史娟，清之婿史望之都是史家人，清之还是史弥坚的老师。更重要的是史浩与郑覃（清之祖父）从小为友，郑覃在金人陷明州时不屈自沉，史浩为之作《通义》，使其事迹列《宋史·忠义传》，清之父若冲说史浩有恩郑家，即指这事，所以史浩做佛事，郑清之虽然刚从峡州调临安，但是一定会来的。

郑清之果然来到净慈寺，他祭罢史浩，便准备辞别，史弥远忙拉清之上慧日阁，经过长谈，终于说服了郑清之。这样赵贵诚就在郑清之培养下，进步很快，史弥远每天都读他的诗作，而常常连声夸奖说：“不凡。”

嘉定十七年八月，宁宗病情危急，史弥远声称皇上有密旨，将宗室之子贵诚立为皇子，改名为昀。宁宗驾崩当晚，他与皇后密议，封赵竑为济王，召赵昀入宫，继任了皇帝位，就是理宗。

史弥远拥立理宗，这是赵竑成为皇子后苦苦相逼的结果，很多人“立党相挤”，不将史弥远逐出朝廷不罢休。弥远当然得想应对之策，结果使“君子贬斥殆尽”。

宝庆初，赵竑出任湖州，湖州人联合李全挟赵竑声讨史弥远，赵竑被迫参与并下令动用了湖州的武器、粮资等，当赵竑看到湖州人所拉的队伍没有得到李全的响应，而且这支队伍都是些乌合之众，不足以成事时，赵竑猛然反过来平息了事端。事后史弥远派人逼济王赵竑自缢。这事虽然非常敏感，但与江山社稷、民生国计到底关系不大。所以陆、吕学人士都包容了，能在重要的国是上合作。吕学人士乔行简就明确表示，“群贤方集，愿勿因济王议异同，致有涣散”。

而朱学人士则非置弥远于无可自全之地不可。“于是在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每以为言，弥远辄恶而斥远之。”

福建是朱学大本营，当时就有闽人难保的说法。其实史弥远并不歧视闽人。嘉定中共有十六位宰执，其中闽人有三个，即郑昭先、曾从龙、任希夷，而鄞人亦不过三个，即史弥远、楼钥、宣缯。实际上，史弥远主张包容调和之政，嘉定更化之初，解伪学禁，“召还正人故老于外”，为朱熹等理学人士平反“群贤皆得自奋”，“犹置人才簿，书贤士大夫以待用”。然及济王不得其死，论者纷起，形势遂大变。当时南宋国势日趋艰危，需要朝野齐心协力，史弥远不得已而应之。

为了抑制言论，史弥远拿陈起、刘克庄开刀。钱塘人陈起是《江湖集》的雕刻者，莆田人刘克庄是《江湖集》的主要撰稿者。京尹在史弥远指令下立即派人查封临安睦亲坊的陈起书籍铺，劈板禁毁《江湖集》，并当日抓捕陈起；另外专门差人去建阳抓捕刘克庄。郑清之得知后，以太祖勒石中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一条为刘克庄等人开脱。史弥远便将刘克庄改任潮州通判，但不久终使刘克庄因诗致祸而落职。

史弥远长期为相引来不少怨言和不满情绪，但令史弥远最为头痛的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人。

史弥远的外甥陈埙（陈禾五世孙），对于史弥远长期居相位一直非常不满。就写信警告史弥远：“痛加警悔，以回群心。早正典型，以肃权纲，大明黜陟，以饬政体。”史弥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贾贵妃入内时，他就上奏说：“乞去君侧之蛊媚，以正主德，从天下之公论，以新庶政。”然后陈埙“力丐去，添差通判嘉兴府”，拒与弥远合作。

史弥远的弟子黄师雍，虽师出自史弥远之门，但对史弥远的一意迷位十分愤慨，断绝与史弥远的师生关系，而且逢人就说史弥远，以自己有这样的老师心感羞耻。史弥远因此十分尴尬。

陈耆卿初入馆阁时，史弥远对他非常赏识，曾经对人说：“陈寿老确是一位很称职的台谏官，不过太固执了。”并派遣亲信向陈耆卿示意，说史相将委他暂代直学士。陈耆卿却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是不能让人修改文章的。”原来，史弥远当丞相后，凡是人家代他起草的文稿，总是要自己动手删改或派亲信代改。史弥远听到后，恼羞成怒，就不给陈耆卿升迁。

史弥远与老师杨简的关系也因此而不好。理宗即位后，杨简以列卿召对。理宗问他说：“听说师相幼时曾接受过你的教导？”杨简回答说：“臣是教过史弥远，但从来没有叫他这样做。”理宗不解地问：“这话怎么说呢？”杨简回答说：“史弥远把他的君皇当作棋子一样来看待，可以随意摆布。”理宗听了闷声不语。罢朝后理宗就将他与杨简的对话说给弥远听。弥远听了十分无奈地回答说：“臣的老师平素是有头痛毛病的。”

这一切史弥远都忍了，但另有一件事，史弥远实在是不能“忍”的，这就是山东李全的背叛，它使得国势更加艰危，国计更难料理。

绍定三年（1230）冬，李全正式起兵伐宋，甚至写信给沿江制置使赵善湘说：“我复归三年，淮甸宁息，奈何您与二赵兄弟使我为难。我决定亲往盐城，如有不信我李全、嫉恨我的人，如赵知府之辈，可以提兵与我交战。能灭我的，高官厚禄由您给；不能灭我的，便知道我李全的心意了。”赵善湘是史弥远的亲家，他首先向史弥远作了汇报，而史弥远呢，面对这封公然的战书，还是一副天下无事的闲散样，“泄泄如平时”，他对于赵范、赵葵的上书也置若罔闻。十一月，李全攻扬州南门，副都统丁胜拒之，史弥远闻讯又提出增加1.5万人钱粮的条件，请求李全退兵，但却遭到了李全的拒绝和耻笑。

时为参知政事的郑清之觉得不能再这样对待李全了，就联合袁韶、范楷等人，做通了皇上的工作，理宗就命史弥远作出决定，可是时间整整过了一天，相府仍无回应，要知道这是战争，是事关社稷存亡的战争啊！又岂能耽误。清之再也忍受不了了，就匆匆跑到史丞相府来，一直待到四更，史弥远才邀清之进入，并且同意按清之推荐的人选和具体方略讨伐李全。

清之用了一个时辰亲笔写完诏令，削去李全的官爵，宣布李全的罪状，命令江淮的守臣整军讨贼，而且悬重赏，购李全首级。李全听了讨诏令后暴怒，即率领大军来攻打扬州。李全攻打扬州的消息传到史弥远的耳朵里，史弥远又后悔了，他马上致书赵夫，令他派人去告诉李全，朝廷同意增拨万千人粮饷，奉劝他率兵迅速归去。赵夫奉了史弥远的命令，叫部吏刘易持着书信前去说服李全。李全大笑说：“史丞相劝我归，丁都统与我战，这不是骗我么？”就当场将书信在地上，表示决不接受。刘易回来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赵夫，赵夫这才发牌印至镇江，迎接赵范。赵葵统雄胜、宁淮、武定、强勇四军，共1.5万名，赶往扬州。

在临安自从得到李全兵犯扬州的警报后，满朝官员惶急，民心忧惧！一夕几惊，岌岌可危。史弥远更是束手无策，惊恐万状，一天夜里，忽然听到讹传，扬州兵败城陷，李全人马已经渡江，直奔临安而来。史弥远睡在床上，得了这个报告，吓得面无人色，连忙披衣而起，走出房来，直奔后园，正想投池自尽，幸亏爱妾林氏追随前来，看见弥远要投身池内，连忙一把拖住说：“丞相且耐心稍待，再作出处理不迟。”说完泪流满面。史弥远因林氏的劝说，方才回身。直到接到扬州捷报，心内的忧愁方才放下。

击毙李全后，诸将都企望渐次拔擢。史弥远说：“御将之道，譬如养鹰。饥则依人，饱则去，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与之。况今边戌末撤，警报时至，若诸将一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满，猝有缓急，孰肯效死。”这样，有功将士只得到了有限的赏赐。

在对待李全的态度上，史弥远始终存利用之心，所以处理时十分软弱，最终完全陷入被动，这是他从政史上的败笔。

至于史弥远拥立理宗，不立济王虽然有不妥，但因为两个都非宁宗亲子，又都是赵氏血统。况且皇子赵竑至少有两方面致命的弱点：一是好女色。这对皇子来说也算是大忌，赵竑不但好女色，还将自己的内心想法向美女泄露，可以说胸无良谋。二则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赵竑对老师再三劝导不予理会，以致真德秀因此而离开朝廷，皇子也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至于后来史弥远派人诛杀济王是过分了一些，但朝中争斗，这样的事并不罕见，何况有湖州之变促使。这时的济王可能就是动乱的策源地，如果济王与李全一旦联手，里应外合，完全有可能颠覆理宗的统治。史弥远以政治家的敏锐看到了这一点，又从国家稳定大局出发，果断诛杀济王，手段是残忍了一些，但如果站在丞相治国这一个角度上去看也是必要的。况且，事实上许多人为济王叫屈并非为济王，而是想趁机挤掉史弥远罢了。

功过浅说

史弥远在治国上颇遭非议的原因，一是政治上主和，二是经济上没有振兴。

有人认为：史弥远两朝擅权，独揽朝纲，大权在握，对金一贯采取屈服妥协的政策，对人民则疯狂掠夺。他还大量印制新会子，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并且把旧会子折价一半。致使会子充斥，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嘉定用兵，政府发行纸币竟达1.4亿万贯。绍定五年流通量竟达到了2.29亿万贯，会子的滥发与贬值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理宗亲政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秤提的措施使会子有所稳定，但是此时的南宋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财政处在破产的边缘，不得不依靠滥发会子以救一时之急，饮鸩止渴的后果是滥发的会子变得如同废纸。

会子问题的确是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中反映。南宋会子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它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由“行在会子务”发行的铜钱会子开始的。这次会子的发行，以铜钱十万贯为准备金。会子采用铜版印制，面额分为一贯、二贯、三贯三种，隆兴元年又增加了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会子仍然使用楮纸印刷，因此会子也被称为楮币、楮券或者简称楮。最初的会子并未限定发行额，也没有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起到乾道二年共印2800多万贯，支取回收了1560多万贯，民间尚在流通的有980万贯。因为地方州县收纳赋税不收会子，所以有不少商人在各地用低价收购会子，然后到临安兑取铜钱。由于人数太多以至形成挤兑风潮，惊动了孝宗，孝宗迅速以府库所藏银钱回收会子约有近500万贯，而民间尚留有四五百万贯继续使用流通。说明虽然发生了会子挤兑风潮，但是由于官方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维持会子的信用，加之民间也的确存在对轻便纸币的需求，所以会子在以后得以继续发展。乾道五年，会子改为定界发行，每三年一界，每界1000万贯，每界使用六年（也就是两界）。之后会子的发行数有所增加，不过由于准备金充足且发行量也未至滥发程度，遇到会子贬值就马上“秤提”回收防止恶性贬值，所以会子维持了较高的币值。后来会子越发越滥，流通数越来越多，至开禧年间，会子改为三界并行，总流通量达到近7000万贯，第十三界会子更是发行4700万贯，会子因此大为贬值。嘉定年间经过多方秤提平抑后，会子的价值才有所回升，达到在京一贯值钱七百，地方半之的水平。从中不难看出会子的贬值非一朝一夕，它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贬值也是一种必然现象，因为当时金朝也同样发生了纸币贬值。退一步说，即使有责任也不能全归过于史弥远。嘉定年间开始发生的纸币贬值狂潮，前因就是开禧北伐，战争带来的国库亏空导致了纸币信用危机加剧，社会动荡也不可避免。史弥远积极采取秤提平抑的措施，使之稳定，已非易事。当然嘉定年间的政治、经济更值得作进一步仔细研究。

在政治上看，主和不得民心；从经济上看，物价上涨，会子贬值不得民心。这是宋人的普遍心态和要求，或者说这是在南宋任何时候都能适用的普遍真理，但这显然是要求过高的理想化状态，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看，那就值得商榷了。如果用宋人的这一普遍心态和要求，去体察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就难免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事实上，南宋政权趋于稳定后（当然也包括史弥远为相时期的26年），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尽管南宋国土比北宋减少了五分之二，但农业生产发达地区都在南宋境内，因此，南宋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并不亚于北宋。由于军事的需要，南宋重视军器制造、采矿冶炼、造船等工业的发展，因此南宋工业生产的技术、规模方面都超过北宋，这一点已被今天的研究者所认同。

史弥远颇遭非议的还有一个是用人问题。他以宣缯、薛极为肺腑，王愈为耳目，盛章、李知孝为鹰犬，专擅朝政，权倾内外。薛极与胡榘、聂子述、赵汝述是史弥远最亲信的人，人谓之“四木”；李知孝与梁成大、莫泽，为之排斥异己，不遗余力，人称之为“三凶”。史称：他“擅权用事，专任俭壬”，使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都遭窜逐。

史弥远所用人中的确有像李知孝、梁成大这样的小人，但宣缯、薛极等人并无作过大恶，还有如“四木”中的胡榘，虽然在政治上主和，但不能一说主和就是投降派。实际上他在明州有较好的口碑，现在东钱湖畔还存几处纪念胡榘的庙宇。另一个叫程覃的也一样，在鄞县的方志上还记载着他治湖、造桥、建亭的事迹，这就是说对史弥远用人，不能一概而论，全盘否定。

其实史弥远用人也并非专为私亲。赵善湘是弥远的亲家，他以从官开阃，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执政。弥远曰：“天族于国有嫌，高宗有诏止许任从官，不许为执政。绍熙末，庆元初，因汝愚、彦逾有定策功，是以权宜行之。某与善湘姻家，则又岂敢。”他的“亲密友周铸、兄弥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谓三人者必显贵。然铸老于布衣，弥茂以执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补官，俱止训武郎而已”。这就是说，史弥远用人还是坚持原则的。

另外可以肯定地说，就文化事业，尤其是佛教事业，史弥远是作出过贡献的。嘉定三年庚午八月，普陀宝陀寺遭遇大风雨袭击，圆通殿被毁。住山德韶，向朝廷作了汇报，史弥远以朝廷名义赐钱万缗，德韶花了7年时间重建圆通殿，又用了6年时间凿石架桥，使人们可以直接到达潮音洞。宁宗赐御书：圆通宝殿、大士桥。这一年，史弥远还继承父志，“舍财庄严殿，宇廊庾备具，香灯供养”。宁宗听说后，也赐宸翰及金衣、银钵、玛瑙数珠、松鹿锦幡等。

史弥远自从笃信佛教，入仕后创建了很多功德寺。当时明州共由官员建立的功德寺11所，其中由史弥远本人创立的竟达5所：即大慈寺、妙智寺、辨利寺、宝华寺、悟空寺。5所中最有名的是大慈寺，大慈寺在大慈山，因为史弥远葬慈母在此而得名，当时大慈寺规模很大，有住僧逾百人，为浙东著名丛林。为了让杨太后前来避暑，史弥远又曾特别修建了太清宫、真德观、悟真观等行宫。还建了官驿河头，官船靠岸。

嘉定三年“丞相史弥远承父志，舍财庄严殿宇，廊庾备具，香灯供养”，弥远还曾拨“户绝之田700亩有奇”给临安灵芝崇福寺，舍私田300亩给临安南禅资福院。史弥远又奏请宁宗，仿印度五精舍之制，对全国寺院进行了一次等级评定，在教禅律中各评出了所谓的五山十刹。建立起依照封建社会官僚等级和晋升制度的官寺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把官寺分为五山、十刹、诸山（甲刹）三个等级，禅僧要经历从诸山至十刹的较低的等级之后，才能到五山担任住持。这些规范显然也促进了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史弥远也是一个明智、识时务的人。四明史弥远的相府原在能仁观音寺，后因一场火灾后化为废墟。嘉定年间宁宗赐地给史弥远建大观文府，其府北为衮绣桥，南为虹桥，背靠城墙，门对月湖，既优雅，又气派。但史弥远长年在临安，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回府第祭祖省亲，很少来住。在他的原配夫人病故后，就由黎氏操持家务，直到绍定六年，史弥远去世时，立下遗嘱：将丞相府归还朝廷，但由于史弥远的两个儿子史宅之、史宇之任枢密和尚书，朝廷最终没有收还。

总之，“自从开禧三年，史弥远定计除了权相韩侂胄，就权势愈重，嘉定二年起，他就完全把持了朝政。自此之后，朝政几乎始终把持在以史弥远为首的鄞人手中，他们中除了史弥远，还有楼钥、宣缯、袁韶、郑清之等人。他们不断在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佥书枢密院事、同佥书枢密院事这几个位子上轮转。“自嘉定戊辰至淳祐辛亥，四十四年之间，四明仕宦甲于海内。”“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这中间史弥远居于绝对的核心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对四明人物品位的提升，对四明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绍定六年，史弥远病死，追封卫王，谥忠献。理宗御书神道碑额“公忠翊运，定策元勋”。

史弥远安葬在东钱湖的大慈山。他生前将自己的墓筑在大慈寺的右面，位处山岙正中，与大寺只距数百步，并在墓的四周垒砌石头围墙，高达数十仞，周长数千步，使之与两旁山坡相接，凸立如山丘。墓的外面种植松竹，安葬时早已翠竹成荫，松樟掩映。依山呈阶梯递升的墓道，长达一里多，居中设立祭亭，为五开间歇山顶，石柱承托，亭前有两棵合抱银杏，道旁则有石翁仲、石兽依次屏立，显得十分庄严。

从某种意义上讲，史弥远称得上是一位职业政治家，他出身于官宦之家，淳熙六年16岁的史弥远以补承事郎开始进入官场，到绍定六年70岁在左丞相位置上去世，其间长达54年之久。史弥远“一相擅国”，当权26年，除嘉定元年因地位未固，与钱象祖并相，绍定六年，垂死之际分相权给郑清之外，其余时间都为独相，又不断封官加爵，这在南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对于史弥远的所作所为，应当给予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当时韩侂胄贸然北伐，致使兵败，在他再战再败时，史弥远加入了以杨贵妃为首的诛杀韩侂胄的行动，开禧北伐是韩侂胄个人企图建立盖世奇功而发动的战争，在当时宋金关系的背景下，对南宋是弊大于利的，它不但将耗尽南宋几十年的积累，而且将使百姓处于战争的灾难状态，却又根本不可能实现灭金雪“靖康”之耻的目标。所以诛杀韩侂胄的活动虽然带有个人的情感、利益因素，但与国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史弥远恢复理学地位，将遭韩侂胄打击的理学人士召回到朝，继续用理学思想统领朝纲，促进了朝堂的团结，维护了内政的稳定。史弥远主张和议，反对轻开边衅，他审时度势，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推进着一个凭借外力以屈金的方针，这一外力包括金人北面刚崛起的元人和史弥远企图利用的李全军队，看金人在元人不断攻击下削弱以至灭亡，这看似无为实则是有所作为的，嘉定年间南宋没有将太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消耗在宋金战争上，这对于南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无疑是有利的。史弥远拥立理宗，处置赵，固然有被逼出来的个人因素，但拥立理宗，没有违背赵氏子孙为皇帝的大原则。不得已处理了赵，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导致社会动乱的危险，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对面临外患的南宋王朝来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总之拥立和处置这两件事，既有利于王朝政权平稳交替，又有利于王朝的统治稳定，当然也有利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真德秀等大儒一并起来反对史弥远处置赵，认为史弥远的这一做法违背了理学原则，因而遭到史弥远的压制，但史弥远并未因此禁止理学。在史弥远执政的年代里，理学仍在向前发展。

史弥远一生做官，悉心为国，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嗜好。他除了著有《三祖七世仙源类谱》《高宗宝训》《皇帝玉牒》《会要》《皇帝会要》《孝宗宝训》《三祖七世宗藩庆系录》史料集外，很少有诗文留下来，这在文学风气很浓，官员多为文人的宋代是相当特殊的，从这一点上看，他颇独特，同时也颇为复杂，面对这样一个影响过历史发展的大人物，我们岂可以人云亦云，简单地以一“权相”甚至“奸相”了之？史弥远不一定是古代明州人的骄傲，但他一定是古代明州中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也是南宋极具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