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鄞人时代宰相史浩的崛起

崛起于南宋鄞人时代的宰相史浩

郑传杰

史浩，字直翁（1106-1194）。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生于洗马桥东（今中山东路张斌桥一带）。当时，这里是城市边缘的村庄，相对比较清静，没有都市的繁华和喧闹，举目望去四野尽是田地，有着一片诱眼的绿。过洗马桥，往东就有几间极普通的小楼，它们单独组成一个院子，院子不大，墙一角有一棵粗壮的木莲藤，根系庞大，枝繁叶盛，充满生命的活力。这一棵粗壮的木莲藤自史成从慈溪迁鄞至曾孙史诏一直都守护着史家宅院，所以邻里都称这个宅院为木莲藤史氏。史诏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对其母特别孝顺，为了在家侍奉母亲，他立志不去求取功名，因此史家又以孝义闻名乡里。

求学乡间

史浩出生时也很普通，没有奇异怪样，不过随着生命落地发出的“哇哇”哭声，史家三代人都十分激动，他们围在一个并不宽畅的堂屋里来迎接这个新生命的降临。对于史诏来说，史浩是他的长房长孙，从家族意义上看，这也意味着史氏新一代的诞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庆贺的呢？所以这一天史家上下人人面堆笑颜，邻里街坊也都来道喜，不大的院子被挤得满满的。

第二年，宋徽宗将崇宁年号改大观，并下诏征求民间具有八种优良道德品行的人入朝做官。史诏孝行里人皆知，于是他被推荐征召。谁知知州多次亲自登门让他去应召，都被他拒绝了。宋徽宗得知后，即赐给史诏“八行高士”的称号，其待遇相当于进士。而史诏呢？却在大观二年（1108）携母亲及家眷迁到东钱湖的大田山去隐居了。随同搬迁的还有他的大儿子史师仲、二儿子史木、三儿子史禾三家，只留下四儿子史才一家在洗马桥。

东钱湖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既有西湖般的风光，又有太湖般的气魄。这天阳光明媚，湖风和畅，面对烟波浩渺、碧波荡漾的湖水，史师仲若有所思，遂给襁褓中的儿子取名：史浩。史家的船正在环湖的东南方向而行，扑入视野的群山诸峰，林壑尤美，环绕的群峰之中有一腹田，这儿藏风蓄气得水，万物都能生气勃勃、欣欣向荣，自然是安居的最佳地方，史诏便因溪安家，此乃福泉山溪水下游，所以称下水。

从小史浩就得到了自然山水的滋润，同时也得到了孝悌家风的熏陶，所以聪慧过人。他的叔父史木是史浩孩提时的老师，教给他许多知识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史浩好学上进，常博得史木的赞赏。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教育理念下，史木一有机会就会带史浩出去，而东钱湖的二灵山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山上最能吸引史浩的地方就是陈禾读书处，陈禾为官刚正不阿，不媚权贵，为表达自己正确意见敢于撕裂龙袍的铮铮风骨，深深触动了少年史浩。

不过下水虽有读书的良好自然环境，却缺少读书的良好人文氛围，于是史木准备让史浩到文化氛围好的地方去读书。这样，史浩十几岁就挑着行李去了桃源读书。

桃源地处鄞西横街。因东汉时有刘、阮两异姓兄弟上武陵山采药而迷路，幸得仙女指木为桃赐食而得名，实则是溪水转大弯时撞出来的一块景色如画的宝地。这个凤凰山下的村庄是鄞西七乡的著名重镇，也是一块人才辈出的热土。

在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精神的砥砺下，村里有很多光彩灼灼的东西，其中最耀眼的当推桃源书院，它是由庆历五学士之一的王说创办的，王说同史浩的曾祖父史冀当年就师从庆历五学士之一王致，王说学成后，随其叔父王致从事教育，后应王安石之聘为鄞县县学教授，继而又自创桃源书院。经历了近百年发展的书院，培养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中有一个叫汪洙，他9岁能诗，名播四方，神宗赐他“神童”称号。与史浩几乎同时来求学的还有一个叫魏杞，他俩后来都在孝宗朝拜相。后来，张孝祥也在此处读书。经过桃源人文精神的熏陶后，后来史浩荣获进士第一，这些自然是后话。

史浩进入桃源书院后，刻苦学习。一寸光阴一寸金。史浩常用古人之言勉励自己。史浩读书，一开始就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忠君爱国意识和忧患意识渗透在自己的骨子里。

史浩读书如此，在学做人上，则继承了八行家风。他仪表有度，一言一行都能注意克尽孝道。不仅对长辈恭敬，对弟弟，也是疼爱有加。一次史浩和弟弟乘坐牛车玩耍，拉车的牛却忽然发狂起来，牛车失去控制。史浩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让来救援的壮汉先救弟弟。事后，大家都赞美史浩，在最危急时首先顾及弟弟的安危，这份手足之情是难能可贵的。

宣和六年（1124），父亲师仲去世时，史浩才19岁，过早地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师仲临终告诉他，作为长子长孙要承担起孝顺祖父的责任。他时刻不忘父亲的教诲，在以后数年里，坚持一直陪伴在祖父史诏身边。

建炎四年（1130），金军攻陷明州，史浩不得不带着祖父史诏逃难，一路上他不怕自己受屈辱，使一家人安全避于海，幸免于难。然而84岁的祖父史诏，终因经受不起战火的惊吓和奔波的劳累，回到家乡后不久就去世了，史浩又一次经历了丧失亲人和战乱带来的痛苦。当时家里的财物尽为金人所掠，所以家境日益贫困，但史浩却谢绝了叔父的接济，主动承担养家的责任。长子长孙的角色和生活中的种种磨难，渐渐养成了史浩遇事能忍、处事多思的性格，促使他年少老成。

史浩为祖父守孝三年后，便随母亲，携母亲洪氏去投靠天童街亲友钱氏。青年史浩就在隐居峰读书，这里曾是葛洪隐居地，史浩自号真隐居士，开始与道士、僧人接触。因为这儿距离天童寺、阿育王寺很近，其母洪氏又笃信佛教，敬奉神佛，史浩自然深受濡染。他常陪母亲到天童、阿育王进香。“迸云佛塔金千寻，傍耸滴翠玲珑岑。春供万象当远目，响答两地纷鸣禽。风摇野帻去复去，雨乳窦深复深。寄声俊逸鲍夫子，莲社不挂渊明心。”这是史浩写的《天童阿育王道中》的诗。

史浩开始接触佛经。佛教讲克己。克己的方法是所谓的三学，即戒、定、慧。戒是克制贪欲、戒除不良行为。定是止息种种思虑，使身心安定。慧是克服自己的错误，并达到佛教的特殊智慧。佛又说慈悲和喜舍，这一切都对史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时在天童寺任住持的是宏智正觉禅师，他自建炎三年来天童寺后，倡导“默照禅”，弘扬曹洞宗风，并建设禅堂，扩大山门，筑宝阁，奉千佛，使天童禅寺得以中兴，宏智正觉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天童和尚”。正觉说法文采斐然，常常出口就是诗句，而且诗句往往清空灵动，既富有禅家的理趣，也能传达出超远的意境。史浩每每洗耳恭听，这对于他学诗自然有很大的启发。

史浩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正觉的默照禅。正觉在《坐禅箴》说：“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正觉主张沉思冥想，在寂然静坐中进入一种无思虑的直觉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禅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学诗中也常出现，只有进入清心虚静的默照状态时，才能感到心如镜鉴，反映万象。史浩深有体会地在《赠天童英书记》一诗中说：“学禅见性本，学诗事之余。二者若异致，其归岂殊途？方其空洞间，寂默一念无。感物赋万象，如镜悬太虚。不将亦不迎，其应常如如。向非悟本性，未免声律拘。”这里说的“寂默”，明显是受了正觉禅师默照禅的影响。

随着史浩对默照禅的接纳，他与正觉来往也密切了，并且对正觉十分敬重。绍兴十年（1140），史浩回居下水，便约正觉来游东湖，他在陪着正觉游览下水诸山，并题《东湖游山》：“金禅老今大颠，坏衲蒲团日坐禅。我行不问西来意，消息还将方寸传。”诗中说的“日坐禅”的“禅老”就是正觉禅师。后来不仅是正觉禅师，天童山的很多禅师史浩都引以为友，他在《次韵鲍以道天童育王道中吴体》中说：“奇声俊逸鲍夫子，莲社不挂渊明心。”特别是他的《赠天童英书记》一诗后半首中：“英师个中人，以诗隐浮图。桃红柳青青，翠竹黄花俱……堂堂老阿师，道价东西徂。住山垂一世，学子纷云趋。寒潭风静练，皎月天心孤。迩来只履轻，片雪销洪炉……顾我坐学省，兀兀如守株。因君听篷雨，为谢故溪鱼。”那个英书记，是正觉的弟子，他是禅林中专管书写的僧人，也是史浩的朋友，而诗中“老阿师”就是正觉。默照禅让史浩为人更加心平气和，处事更加谨慎持重。

绍兴十一年，史浩回到下水，船渐近韩岭，只见清一色的二层楼房，灰瓦白墙，红漆门面，低低的，一间连着一间，绵延向前。虽然不是第一次路过，但史浩仍被韩岭的景物所吸引！诗情油然而生。

韩岭紧依东钱湖，水路交通方便，象山、咸祥等地的客商都必须先将货物从陆路运到韩岭，然后再转水路运去庆元府。韩岭的贸易就这样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方圆有名的大集市。那开阔的河埠头才凌晨三时就停泊了二三百条船；街头已是人头簇拥，热闹非凡了。这时从街里传来了清脆的卖鱼卖柴的叫喊声，可以想像，这条一百多丈长的商贸大街，从下街、中街到上街，沿街有上百家店铺，那别有一种风情的铺着青黑色的鹅卵石的街道和缓缓穿流而过的溪水。史浩显然被这掺和的声音所感动，再也抑制不住诗情的勃发，于是即兴起歌道：“四明山水天下异，东湖景物尤佳致。中有村墟号韩岭，渔歌樵斧声相参。”史浩思绪敏锐，韩岭的繁华让他产生了将下水也建成都市的念头，这一愿望在史浩为官后得以实现，史浩构思建成了十里横街，其盛远非韩岭所能及，这又是后话。

这一年，史浩35岁，他住在下水，常触景生情，就有许多文情并茂的诗作问世。一日史浩早起面湖读书，即作《下水庵晓望偶题》：“疏树梢头露晓星，薄寒侵榻睡初醒。沙鸥何处惊飞起，点破遥山一抹青。”

绍兴十四年，正值史浩母亲60岁生日，因为家里贫穷，史浩便到天童街亲友处借来坊钱为母亲祝寿，出于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史浩安排礼节十分隆重，却因此欠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到了秋天，因为还不了坊钱的本金利息，史浩不得不暂避绍兴，住在一个姓汤的卖饼婆家里。这时一年一度的会试快要到来，史浩郁郁怅惘。卖饼婆得知后，便将自己准备做后事用的钱给了他。史浩这才回到明州，报名参加了考试，果然金榜题名，登刘章榜进士前十名。那年史浩39岁。

进入仕途

史浩中进士后，调任余姚任县尉，接同乡、同窗魏杞的班。县尉“以求盗为职”，史浩在任期间勤于职守，捕盗有成。他设计将当地为首的九人盗贼捉拿归案。一年多来，史浩因捕获了许多真强盗，而使数十名被诬陷为强盗的平民脱离苦役。史浩立了功，却从来不说是自己的功劳，对此县令十分奇怪，史浩说捕贼是县尉的本职，不能记作自己的功劳。县令甚为赞叹。

史浩在绍兴十八年以余姚县尉的身份到昌国（舟山）去监盐，三月，他与鄱阳程休甫同游普陀。

普陀山是舟山群岛东部海域的一个小岛，山中遍是小白桦树。梵语称补怛洛迦山，其意也即为小白桦。宋神宗元丰三年，敕命在此建宝陀寺，从此香火始盛。绍兴元年，有一个叫真歇的禅师浮海至普陀，筑白华庵在宝陀寺后山，并把自己修行的地方题名为“海岸孤绝处”。他“郡请于朝”，“易律为禅”，使普陀山佛教统一归于禅宗，于是全国各地的禅林英秀也纷至依附。

白华庵背靠绿树葱茏的白华山，面对碧波粼粼莲花洋，景致极佳，环境清幽，号称普陀山的精庐之冠。“士大夫游山，多驻其地。”史浩来到白华庵，在寺阁东面稍息，见北岩之下有清泉一泓，水甚甘洌，这就是当年真歇了清结茅时所凿的泉。真歇了清被尊为普陀山禅宗第一代祖师。他和宏智正觉同师于丹阳子淳，他们大力提倡默照禅，吸引了大批士大夫。真歇了清在禅学造诣上到了很高的境界，即使一度激烈抨击真歇了清、宏智正觉所传“默照邪禅”的名宿大慧宗杲也认可他的学问。绍兴六年，真歇了清曾奉旨主持四明阿育王山广利寺。史浩在宏智正觉处见过这位高人，自然对这位禅师格外敬重。望着这泓清泉，史浩取其水砚墨，即命笔题“真歇泉”三个篆书字。史浩善篆书，笔法圆转均匀，润熟遒丽，博得在场程休甫等人的一致赞誉。

三月十五，史浩又和程休甫去了潮音洞。据说人们想叩求大士现身，必到此洞来。史浩一早来到，却未见大士现身，他不肯就此罢休，回寺吃完早饭，又赶到潮音洞，只见到处乱石累累，正想兴尽返回。却走过来一个高个子僧人，那僧人指点说：岩顶上有一空，可以从那儿往下鸟瞰。史浩便攀援而上，瞻顾之际，大士金色瑞相忽然出现，他眉目了然，双齿洁白如玉，史浩心情自然格外愉快。当天夜里又有一僧来访史浩说，先生可以和文潞公相比，将来当做太师，但如果皇家用兵，必须坚决劝谏。二十年后，我将与先生在绍兴相会，说完就告辞而去。史浩想送他出门，却已不见他的去向了。第二天史浩回明州，就写了《留题宝陀寺碑偈》。后史浩知绍兴，有一天夜里宴请，当差的来报说有一道人，自称养素先生，生得貌粹神清，谈吐风起，还自称与知府是老朋友。史浩就马上呼当差让那道人进来谒见。道人呢，见守卫拒而不纳。就索笔写了：“黑头潞相，重添万里风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清话。”然后掷笔不辞而去。史浩听了大吃一惊，忙派人去追赶，却没找到。这让史浩联想起当年在普陀山的事，他忽然有所悟，原来高个子僧人及道人都是大士示现相。这事当然不可能全是真的，但普陀之行的确是史浩人生的一个转折。

余姚任满后，史浩到临安待命，秦桧曾想笼络他，派给事中林一飞致意右谏议大夫史才说：“已留国子监书库官拟令矣。”史浩对叔父说：“秦桧这人很难同处，况且我省试在前十名，按规定现在应当受教官，可不安分吗！”史才为人谨慎，委命于秦桧，最终为秦桧驱出朝堂，这才觉得侄子史浩的确不简单。

不久史浩出任温州教授，当时温州知州是张九成，他是绍兴二年高宗亲自提名的状元。张九成是一位有成就的儒学家，他创立了横浦学派，这一学说为史浩所接受，于是成了张九成的私淑。张九成主战，因为反对宋金议和及拒绝秦桧拉拢，被诬为赵鼎一党，屡遭陷害，被贬谪南安军长达14年之久。而与九成一同被诬贬谪的还有径山的宗杲禅师。绍兴二十六年，秦桧死后，高宗又起用九成知温州，宗杲受诏任阿育王寺方丈，他们两人互有来往，而史浩有时则替这两位老人传递信息，更是深得他们的器重。

史浩任满三年后，张九成将史浩推荐给了高宗。史浩到京都，任太学正，升国子博士，便与高宗有了频繁的接触。

作为高宗的同龄人，都经历过靖康之难、建炎战乱，史浩对高宗在万分艰难情况下稳定南宋王朝，表示了应有的敬重。

宣和七年（1126），金宣布对宋开战。大宋成千上万的地方军倒戈和哗变，正规军也一味溃退甚至一哄而散。这时为了挽救大宋，刚满19岁的赵构则自告奋勇，愿意去做人质。而且，临走时，他还悄悄告诉哥哥钦宗：如果有什么对付金兵的好办法，就尽管去做，不必顾虑他。这份勇气和胸怀是相当令人感动的。

靖康之难中皇子中赵构唯一幸免于难的，理所当然地成为皇帝。那年，金国铁骑狂飙般来去如风，所到之处无一不是一片血雨腥风。而赵构的护卫亲军竟发动兵变，逼迫他退位。可见赵构还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建立起自己真正能够信任的部队。如果这时的赵构，带领着这样一支军队，去与刚刚灭掉辽国的金国骑兵作战显然是不适宜的。从北宋崩溃到南宋站稳脚跟，其间充满惊涛骇浪。应该说，赵构并不昏庸，也不怯懦，并显示出了不错的政治才能。

理解使高宗对史浩十分信任，于是高宗常向史浩请教施政之要，史浩总是回答最重要的是保固边鄙，收聚人才。高宗觉得史浩的意见很正确，史浩还向他推荐一批杰出人才，高宗都采纳并委以重任。

随着岁月的流逝，赵构对自己的生育能力越来越绝望，而群臣要求立嗣的呼声则越来越响，于是赵构决定立嗣。立嗣一事，关系到大宋兴亡，所以早在绍兴二年，高宗就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将两位宋太祖的七世孙收养在宫中了。其中一个叫赵瑗，一个叫赵璩。高宗又封赵瑗为普安郡王，赵璩为恩平郡王。在选人继位问题上，高宗本属意赵瑗，可是起初有秦桧反对，且恩平郡王又是吴皇后的养子，从感情上说与吴皇后更亲。这就使得高宗有些左右两难，所以迟迟不能定夺。史浩见了急了，立嗣一事不能常疑不定。就对高宗说：“普安、恩平二王，宜择其一，便可系天下望了。”高宗嘉许史浩，就命他为王府教授，并不断派人去考察二王的品行才干。

史浩心中其实早就有了主意。当时高宗遂命普安郡王写《兰亭序》五百本，普安王感到为难，史浩知道，这是对普安郡王的考验，就劝说他，写了七百本进献给高宗，而恩平呢，却一字没写。这天，高宗又忽然下诏，把二十名美貌宫女分赐普安、恩平两府，每府十个，说是派来侍奉两位王子的。史浩看出了这又是高宗设的一道考题，就赶紧跑到普安郡王府对赵瑗说：“她们是皇帝派来的，你应该以庶母之礼相待。”赵瑗明白史浩是为自己打算，当然言听计从，不但不去碰这批美女，还对她们恭恭敬敬的。史浩到恩平郡王赵璩那儿，可什么话也没说。过了一段时间，高宗又忽然找个借口，把这些宫女调回宫中逐一检查，结果在普安郡王府内的十人都还是处女，而在恩平郡王府内十人则都已破了瓜。谁更有皇太子潜质，高宗心中自然更有数了。

绍兴三十年，高宗先封普安郡王为建王，史浩被任命为建王府教授兼直讲。三十一年，史浩迁宗正少卿，碰到金人侵犯边境，皇子建王积极主张抗战，上书请求亲自做前锋抗敌。这一举动无形中触犯了高宗的大忌，史浩得知，心急如焚，立即给皇子建王出计，竭力劝说道：“皇子不可将兵，应当以晋申生、唐肃宗灵武之事为戒。”建王醒悟，便叫史浩草拟奏章，请扈跸以供子职。史浩奏章辞意恳切，使正在发怒的高宗，看了奏章后怒气顿时消释。他知道这一奏章又出于史浩之手，就对大臣说：“这才是真正的建王府官。”这样由请求亲自作前锋抗敌改为请求伴驾出征，使建王又躲过了大祸。

三十二年，高宗立建王为皇太子，史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六月建王继位即孝宗，高宗退居德寿宫。孝宗马上升史浩为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随即驱逐秦桧党人，史浩还向孝宗推荐了一批有识之士，包括他在温州任教授时看重的绍兴二十七年状元王十朋、忠诚爱国的主战派老臣张浚。孝宗即召见张浚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赖惟公。”张浚大力陈说主和议的错误，劝孝宗坚持进取。孝宗就又任命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统帅军马，加少傅，封魏国公。此时的史浩则正在积极策划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联络中原豪杰等事。

孝宗憎恨秦桧，他曾跟老师史浩说：一次，我听到赣州驻守虔州的将校齐述率驻军4000人背叛朝廷，地方百姓也纷纷响应。叛军杀死虔州统制，偕同吴进、马晟占据虔州。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父亲（高宗）。秦桧得知后大怒，还扣发了我一月俸银。岳飞案的主谋是秦桧，史浩想到孝宗的话觉得以此为契机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就有把握了，即上奏给孝宗。七月十三日孝宗便下诏，追复岳飞和岳云的官爵，依官礼改葬，岳飞的子孙也都特予录用。史浩又找到岳飞的孙子岳甫，让他适时上奏，并告诉他只能涉及秦桧，不要涉及太上皇，如果触怒了太上皇，事情必然不成，因为孝宗对太上皇至孝。岳甫听了史浩的话，在隆兴元年七月，上奏朝廷，不涉及太上皇，只请求发还岳飞生前江州的田宅，孝宗准奏发还。至此岳飞一案完全平反昭雪。史浩为岳飞平反昭雪，其意在驱逐秦桧党人，改善朝堂形象，以此稳定朝政人心，为来日振兴宋室奠定基础。史浩又以布衣李信甫为兵部员外郎，潜入中原招纳豪杰，为北伐中原蓄势积力。

任事中枢

孝宗升史浩为参知政事，史浩又推荐了枢密院编修官陆游。史陆两家虽是姻亲，但举内不避亲。陆游善于作词、写文章、熟悉典故这是人所共知的，孝宗召见陆游说：“你努力学习，我早已有所闻，发表的言论也切合事理。”史浩也不忘举荐青年时的朋友郑覃（郑清之祖父），就作《通义》颂扬郑覃在金人面前不屈的大义行为，朝堂遂命史官将郑覃事迹列入《忠义传》。

高宗退居德寿宫后，却纵容宦官梁康民开设酒库，这当然是犯榷酒之禁。右正言袁孚进言说：“北内（德寿宫）私自开设酒库，这是不可以的。”“言颇切直。”高宗听到后震怒，孝宗对袁孚“御批放罢”。史浩得知后就进言说，“陛下试以意白去孚，倘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不料高宗对袁孚很不满，孝宗无奈。最后，只能叫袁孚“请辞”，离开朝廷，而孝宗为他“除直秘阁”，“以职名华其行”。了结德寿宫与谏官的纠纷，这件事反映了史浩在是非面前的鲠直，和在弥合朝廷或宫闱的争斗方面表现出来的机智。

当时宋金战和不定，常有奸细出没，那个刘蕴古就是金人派来伪装投降南宋的，别人都没有识破。刚巧宋有万余人应募去北方营田，陈康伯、张焘等都表示赞同让刘蕴古带去，史浩却独持异议说：“这一定是奸人来诈降，伎无所使，就借这件事返回金国。”他当即召见刘蕴古，问他说：“樊哙想以十万人横行匈奴，议者均以为可斩，今你得一万乌合之众，能有什么作为？”刘蕴古大惊失色说：“这些人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带他们到北方营田，决不会出什么意外事的。”史浩反唇相讥说：“这万人固然无家，但你的家在何处？”那刘蕴古家小还留在金国的幽燕之地。他自知失言，恐惧而回。后来刘蕴古果然私派他的仆人向金密献宋的军机，事发而伏诛，人均称佩史浩的先见。

在处理军国大事方面，史浩也想有作为。但他觉得恢复中原时机还不成熟，从孝宗角度看，处事还不老练，从敌我双方对比看，金国的国力仍十分强大，而南宋的力量却不足，或许偶尔能胜一局，或收复一块失地，但即便如此，也很难守卫，所以在无力给金国以毁灭性打击时，不如暂时维持偏安一隅的现状，以利于争取时间，加强内政和国防。

这时金帅完颜亮又来南侵，吴便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虽然连战连捷，但陕西孤军奋战，而且金兵反扑之势却越来越重。史浩以为陕西孤军奋战终必不可守，一旦因小失大，就会后患无穷，便说动孝宗诏令吴便放弃陕西重镇德顺军。隆兴元年（1163），史浩为相，草拟诏书，勒令吴便撤退。当时任川陕宣谕使的虞允文极力反对撤退，他当面向孝宗陈说利害。这一年，虞允文入宫回答皇上的提问，说史浩一直主张弃地求和，等到升为右丞相后，立即实现他的主和政策。史浩在亲自为孝宗拟定的诏书中说：“丢弃鸡肋一类没有多大意味的东西，可以消除金人的贪婪之心。”虞允文上奏说：“现在有八条理由说明我们可以继续对金作战。”孝宗问到弃地问题时，虞允文用朝见时所执手板在地上画，力陈丧失土地的利害。孝宗听了后悔说：“史浩误我！”于是又下诏书叫吴便宜行事，自己决定是进是止，然而为时已晚，吴已开始撤军，金兵追击，宋军伤亡士兵三万余人，将佐数十人，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新收复的十三州也又为金人占据。看似因撤军所致。其实从当时宋金双方力量对比看，这个结局是早晚的事。

应当说当时朝中的秦桧党人都已被驱逐。因此主流意见是恢复中原，但是，怎么恢复？是立刻挥师北伐，还是暂时韬光养晦？朝中大臣各持己见，争论经年。大臣张浚、王十朋、胡铨、虞允文、陈俊卿、王大宝等人主张立即北伐，史浩、陈康伯等主守，待内政和国防力量强大时再图北伐。

因为孝宗年轻气盛，所以以张浚为代表的立刻挥师北伐派在朝中占了优势。张浚自己更是急图恢复，他屡次上奏，欲取山东。史浩对张浚很是尊重的，因为张浚是横浦学派的重要成员，属于他的老师一辈。史浩十分肯定张浚“大伊未复，决意用兵”的忠义之心，但他坚持原则，坚决反对急于用兵的主张。

张浚接着奏请御驾亲征，史浩则向孝宗陈述三条理由以阻止：一曰，“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敌兵，何以应付？二曰，若以“巡边犒师”之名，去岁曾有一次，州县供奉甚紧，朝廷自用缗线一千四百万，国库无以负担；三曰，若为“移跸”，则无行宫，陛下自行，万一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如何是好？足见史浩谋事及远，老练持重。(www.xing528.com)

然而，张浚急欲北伐，他进位枢密使后，北伐就被正式提上了日程，他要都督江淮兵马，开督府于建康。史浩仍然坚持认为北伐不仅劳师费财，而且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必是冒险之举，弄不好会后患无穷，危及社稷。所以不如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采取最稳妥之计。于是史浩提出了修筑瓜洲、采石两处的城防，以保长江的主张。张浚当然反对，说这是自动向敌人示弱，即使筑城防也应将它建在淮河上的泗州。

三月，金帅纥石烈志宁又送信给张浚，要宋朝割让海、泗、唐、邓、商等宋朝收复的州郡，并索要入贡岁币，当然遭到了张浚的拒绝。于是纥石烈志宁在边界调动兵力，宋金前线形势恶化，和战问题就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了。四月，张浚入见孝宗，重申了自己的战略主张。史浩再次表达了不同意见，他对局势的判断与张浚完全相反，他说：“间窃一传闻之言，多谓敌兵困于西北，不复顾山东。加以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师若至，可不劳而取。审如此说，则吊伐之兵，本不在众，偏师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万一未至……宿师于外，守备先虚。我犹知出兵山东，以牵制关陕，彼独不知警动两淮荆湘，以解山东之急耶？……山东去敌万里，彼虽不能守，未害其疆：两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陷没，则朝廷之忧，复如去岁！”因此史浩主张先加强长江防线，整顿士卒，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伺机而动。

孝宗就下诏让大臣们一起来讨论如何对付金人。洪遵、金安节、唐文若等相继发表了意见，只有宰执没有上奏章。孝宗因此问史浩，史浩上奏说：“先做好充分准备，这才是良策。不要听目光短浅之谋士的话，兴没有经过训练的军队去作战，这些没有良好素质的军队，到敌人离去时就来邀功，到敌人来进攻时就丢弃武器逃得无影无踪了，这样的情形能恢复中原吗？”此所谓取快于一时，而含冤万世。他还上书道：“靖康之祸，谁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尘，悲六宫之远没，确应枕戈待旦，思报大耻，然陛下初立，应以自治先行，方可图远。如今内乏谋臣，外无良将，贸动干戈以攻大敌，谁能保其必胜？如能侥幸获胜，自当痛快；若然不胜，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后果那堪设想！”

这时李显忠、邵宏渊两将领分别上奏请求引兵进取，史浩则上奏说：“二将动不动就来请战，难道督府命令可以不行吗？”而张浚再也忍耐不住了，请求即日下诏进建康。皇上问史浩，史浩说不可。退朝后，史浩又用诘问语气对张浚说：“帝王的军队，应当万无一失时，才可以出，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后来他与张浚又在殿堂上反复辩论，张浚说：“中原沦陷已很久了，现在我们如果不图恢复，豪杰一定会争着去收取。”史浩说：“中原决然没有什么豪杰的，如果有豪杰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起来抗金呢？”张浚说：“那儿民间没有武器，因而不能自起，等到我军一到他们一定会积极做内应的。”史浩说：“陈胜、吴广用锄棘矜亡秦，他们一定要等我部队到才起事，这就不是豪杰了。”从上面的辩论来看，两人都有些走入极端，张浚强调的是民心可用，良机难得，他看到了希望，却忽略了现实的种种困难，所以他无法理解史浩的稳重；史浩看到的是武备不修，取胜艰难，反对冒险，主张卧薪尝胆，所以认为张浚心存侥幸。这样张浚与史浩的一场廷辩反复达五日之久，最后史浩劝张浚说：“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量力而图之，是徒慕名尔。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乃上计也。”张浚则以我年纪大了等不及了回答。史浩继续劝道：“晋平吴，归功于羊祜。明公先立规模，使后人借是有成，亦明公之功，何必身自为之？”张浚默然。史浩又持异议，说：“先为备守，是谓良规。议战议和，在彼不在此。”但他始终没有和张浚达成共识。

刚愎自用是张浚的一贯脾气，早在建炎四年，张浚就曾力排众议贸然与金兵决战，这就是富平之战。他拒绝了部将们提出的兵不厌诈、出奇不意的见解，被完颜娄室先派3000骑兵把宋军包围起来，吓得部将带头逃命，于是兵败如山倒，损失五路兵马20万人、7万匹马，还有无数粮饷，南宋的大半家底几乎耗尽，此后宋军再也没有能力集结这样的大兵团去和金作战了。绍兴七年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不图进取，被罢免，他手下的军队怎么处置？宋高宗想交于岳飞管辖，张浚有私心，遂派自己的亲信吕祉统领该军。结果吕祉无法指挥军队，还瞧不起武将，淮西将领郦琼就率领4万军队挟持着吕祉北上投降了伪齐，酿造了淮西之变。张浚也因此被罢相，闲置了20余年。

不幸的是，张浚的固执并不因为岁月流逝而改变，反而因为时不我待而更添急躁。这次与史浩辩论，张浚显然处于下风，但他还是在第二天入内宫上奏说：“史浩的想法不可以改变了，臣恐怕失去一个良好的机会，恳请皇上作出英明决断。”孝宗年轻想有作为，被恢复中原的巨大道义力量所振奋，他再也不听史浩的劝说，便召见张浚，问他恢复的计划。四月，孝宗绕开三省和枢密院，直接下令张浚挥师北伐。史浩心里很清楚。张浚志大才疏，虽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高宗曾说，朕宁可亡国，也决不用张浚。就在决定北伐之前，高宗曾对孝宗说，千万不要重用张浚。可孝宗听不进去。

这时在相府的史浩忽然得知邹宏渊出兵的消息，才知道皇上越过三省，直接给诸将下命令了。史浩就对陈康伯说：“我们为左右相，但出兵这样的事却不跟我们说，那还用我们做什么？不辞官还等什么？”史浩又上书说：“康伯欲纳归正人，臣恐他日必为皇上子孙忧。张浚锐意用兵，若一失之后，恐终皇上不得复望中原。”并请求辞相。当时史浩为右仆射仅四个月，却不惜辞官而去。

御史王十朋也希望驱逐史浩，使北伐能顺利开展，于是论述史浩八条罪状。孝宗支持张浚出兵，就同意罢免史浩相位。张浚也欲置史浩于死地，可惜的是张浚即使从士大夫角度来说也算不上是君子。高宗初即位，黄潜善和汪伯彦二奸千方百计排挤李纲，而作为黄潜善一手提拔起来的张浚，对汪黄的误国视而不见，而为了报答黄的知遇之恩，对李纲极尽诬陷、中伤、打击之能事。甚至称李纲为国贼、靖康之耻的酿造者。他岂能与史浩相比呢。

张浚出师北伐，结果呢？果然又出昏招。本来开始出兵时，李显忠为主将，可以节制邹宏渊，但邹宏渊找到张浚抗议，张浚就同意两人各领一军，互不统属。符离溃败就是因为邹宏渊不援助李显忠。而且，隆兴北伐，前线部队在安徽，而张浚自己驻扎在扬州，距离这么远，焉能不败。张浚上疏请罪，不久就去世了，陈康伯闲居在乡，虞允文又受贬斥；金人渡淮南下，魏胜战死，刘宝、王彦逃遁，导致金人在军事上占了上风。

十二月，孝宗下诏让原来停留在镇江的使臣魏杞渡过淮河，到金朝求和。魏杞此行可谓危机四伏。而魏杞却不肯屈服，金帅因此大怒，挥剑恐吓，将剑及魏杞颈下而止，魏杞的脖子却未因此而稍歪，更没有被金人吓倒。乾道二年（1166）正月，魏杞晋见完颜褒，在朝堂上抗言道：“天子神圣，才杰奋起，人人有敌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胜乎？和则两国蒙其福，战则战士蒙其利，昔人论之甚悉。”这段话虽有一些夸张但却切中宋金的实情，使“金君臣环听拱悚”。在魏杞出色的外交斗争下，金廷同意收回遣返归真人的要求。宋金和议的正式签订和金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宋金进入了四十年的和平时期。

出知绍福

史浩罢相归来，经过慈溪，慈溪县令出城外数里前来迎接他，史浩忙还礼表示感谢。县令局促不安，请求免礼，史浩说：“阁下与之，有名分，某与之，为乡曲，自是不同。”史浩之言，感动了大家，在大家相邀下，史浩闲居数日，游览余姚，拜谒严子陵墓，对严子陵隐居生活颇为称道。其《严光墓》一诗透露了这样的心境：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鬈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胜，千古谁知有钓台。

乾道四年，史浩知绍兴，深得人望。他用自己的钱购买义田，赞助乡里贤士大夫的后代和那些因贫穷无法丧葬、无法嫁娶的人。这是绍兴义田的首创，后来的知府都继续这种为民办实事的工程。史浩动员百姓，兴修水利，以湖为田，造桥筑亭，造福于民。史浩还在绍兴做了许多发展文化的事。他用“二桥缘河而西，又北折至西如庵以及弃地十余亩”创建贡院。那贡院近旁的两座桥，于是就被名为锦鳞、鲤鱼。在镜湖上原有贺监祠，是纪念贺知章的，贺知章曾先闲居绍兴，后隐居于明州月湖，筑“逸老堂”于湖滨，常常骑驴、乘船游览明州名山秀水。史浩在月湖畔建贺秘监祠。绍兴贺监祠也颇具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史浩又奏移千秋观旧额，扩建贺监祠。余姚时属绍兴府管辖，其与慈溪交界处有陈山，山阜峭陡，孤峰突起，这是汉严光隐居与墓葬之地，同样具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史浩又命县令蔡宪在严光墓下建客星庵，立严子陵墓道，墓上侧筑高风亭。每年元宵，史浩就与士大夫同游，与百姓平民同乐，他填词说：征鸿回北。正雪洗烧痕，千岩匀绿。鱼纵新漪，梅繁断岸，春到鉴湖一曲。满城绣帘珠幌，暖响聒天丝竹。渐向晚，放芙蕖千顷，交辉华烛……

史浩在职爱民，在家至孝。当年史浩在朝，离家较远，心里总是十分记挂家中的老母和妻儿，现在到了绍兴，史浩自然不忘母亲洪氏。因为洪氏年迈，念子心切，但史浩有公务在身，岂能常回老家，于是便将老母接到绍兴，以此忠孝两全。史浩也很感恩，那时卖饼婆还健在，史浩就派人用车将她接来，让她坐在堂上，接受他恭恭敬敬礼拜。史浩又想推荐她儿子去做官，卖饼婆表示感谢，却没有接受，她说：“希望丞相的子孙，如果有一天来绍兴做官，不要忘记我家，能给予接济就行了。”后史弥远为常平使者，又到卖饼婆家去，在她的像前跪拜，与她的儿子一起坐在堂前叙旧，并送了很多金帛，到史嵩之在绍兴做官，卖饼婆的子孙们都在，史嵩之也像当年史浩待卖饼婆一样对待他们。这些无疑都是史浩训育的结果。

这时王十朋却再次上疏说：“皇上即使能够像舜一样去除邪恶，未必能像舜一样端正名声平定罪恶。绍兴距离行都很近，史浩曾为它的属官，奸诈贪赃的名声远近闻名，又有什么颜面再见到他的下属百姓。”皇上就让史浩主管一祠观。

自此，史浩回老家数年不被诏用。当时魏杞、汪大猷也都闲居在乡，史浩就去探望他们，他们仨一起组织诗社，吟诗唱和。魏杞当年受命于国难之际，出使金邦而不畏强权，一身浩然正气而功成返国，金邦的馈赠和皇帝的赏赐一概不受，功勋卓著而冰清玉洁，两袖清风荣归故里。他闲居鄞西碧溪，孝宗御书“大廉堂”，并制成金字匾额。魏杞将御书悬挂在祠内。史浩见了赠诗赞扬魏杞说：“战战兢兢事一人，匡扶社稷演丝纶，洁如寒涧冰千尺，净若秋空月一轮，待漏金门伺五夜，中书决政坐重茵，大廉二字君王赐，清白芳传奕叶孙。”汪大猷是史浩同窗同科，曾贺正旦使金国，亦不畏强权。后知泉州，兴商贸，拓海疆，深得民爱。史浩敬重其父汪思温，又惜大猷之才，所以曾多次推荐他，而汪大猷都不接受，如此史浩内心对这位老弟又增添了一份钦佩之情。大猷不图名利，激流勇退，当时正闲居在乡，史浩赋诗赞扬他说：“勇退须当得谢年，不因问舍与求田，悠悠富贵非吾愿，草草杯盘却信愿，自语筋骸吾矣，人知忠赤尚依然。”

史浩一直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现在闲居在乡，就努力独善其身。于是便与汪大猷一起开创月湖诗社，共唱互和，其乐融融。“鳞然白云舒卷在碧空、灿烂花卉漂浮于水上。”史浩常约魏杞、汪大猷等友人一起来品茗，边谈煮茶，边赋《与东湖寿老》，诗说：“茗昼看花坠影，吟夜与月为邻。清凉境界天家予，自是全无一点尘。”他们围坐着欣赏煮茶，“欲寻云屋煮新茶，领客行寻一径斜。遐想当时挂纱帽，笑看面白浮花”。当欣赏到煮茶浮起的一个个圆圆的水花时。史浩又填《南歌子·熟水》：“藻涧蟾光动，松风蟹眼鸣。”以蟹眼描绘水初沸时泛起的小气泡，以鸣描述烹煮之声，颇有些新意。这一段时间里，史浩在家悠然养身，多出华章。

乾道八年（1172），孝宗又赐封史浩保宁军节度使，并让他出任知福州。

史浩赴任，路过浙、闽、赣相交处的江山。江山境内的主峰叫仙霞岭，此岭长达700里，山势陡峭，一路林木森森，篁竹蔽天，青草丛生，有浓浓的苍凉感。史浩沿这条小道而行，此路五步一曲，十步一弯，险峻处往往仅容一人通过，行走时可以说步步皆险，很难翻越。但这却是条浙、闽之间唯一的要道，也是中央政府给地方传送诏书的要道，史浩觉得应该加以拓修，于是他便“募夫以石铺之”，砌石路20里，改造陡坡28处，铺石阶3060级。遂将整条路铺成鹅卵石，把浙江的江山县和福建的浦城连接起来，筑起一条令世人瞩目的“商旅之途”“诗歌之路”。

淳熙初，太上皇问执政：“久不见史浩，无他否？”孝宗遂除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二年，孝宗过德寿宫，到石桥亭看古梅，命内侍宣史浩。史浩到，孝宗便赐史浩坐，太上皇以黄玉紫心葵花玩宣劝，史浩捧觞为两宫寿。小内侍轻声说：“史相公小酌。”孝宗听到后说：“满酌不妨，当为老先生一醉。”喜赐玉带、金合、紫尼罗等物和御书四幅。陪皇上喝酒，又受太上皇、皇上的恩赐，应该是莫大的恩宠了。史浩谢过皇恩就回来了。

史浩一度赋闲在家，他的母亲一生信佛，特别是史浩在普陀见到大士后，便常要到南海普陀山朝山进香，求佛保佑她家世世代代荣华富贵。传说史浩母亲年老失明，仍要坚持去南海进香，然而去南海，路途遥远，又要跨洋过海，海上又多惊涛骇浪，舟楫难渡。可是老母亲整天嚷着要去拜佛，史浩无法阻止，为此急得寝食不安。一天，为了消除烦闷，史浩到东钱湖上泛舟。见到湖上岛屿如蚌，风景优美，那霞屿岛四面环水，与月波山南北对峙，气象别致。史浩突然见到嶙峋的岩石兀立水中，犹如东海上的普陀山，灵机一激，何不在岛上凿个山洞，内供佛像以供母亲拜佛。于是，他召集地方上名匠雕工，悄悄地在霞屿岛上凿建一个石窟，又扶着老母进入石窟，烧香拜佛，了其心愿。

霞屿岛对面月波山麓平畴濒水，山上竹柳掩映成趣，临涧可听空山鸟语，登高可眺两湖烟波，堪称钱湖眉眼之地。淳熙五年，史浩又在此筑月波寺，启建水陆大斋。当年史浩路过金山，见水陆法会之盛，乃施田一百亩，在寺中建起水陆道场，他亲制疏祠，撰集《仪文》四卷。孝宗听说后，赐“慈悲普济寺”一额，又御书“水陆无碍道场”以揭于殿。水陆法会在此兴盛起来，使这块眉眼之地又增添了一分神圣。

每逢中秋佳节，史浩就让儿孙来团圆，共赏明月，并要赋诗填词，佳节期间还要举行龙舟竞渡之戏，史浩率家人临湖观赏。观看之后，史浩便要填词谈感受。“三岛烟霞，十洲风月，四明古号仙乡。萦纡雉堞，中涵一片湖光。绕岸异卉奇芳。跨虹桥、隐映垂杨。玉楼珠阁，冰帘卷起，无限红妆。龙舟两两飞扬。见飘翻绣旗，歌杂笙簧。清尊满泛，休辞饮到斜阳。直须画蜡荧煌。况夜深、不阻城隍。且拼沈醉，归途便教，彻晓何妨。”月湖赛龙舟这既是与民同乐，也为追念史氏先祖。相传史浩曾祖史简，他对母亲极为孝顺，为邀母亲和亲友一起游湖，被知州严厉地训责了一顿，回家后因此抑郁而亡。

史浩一生至孝，在相位时，“孝宗诏赐家庙，祀及五世，罢政东归，慨念始祖暨高祖俱无坟墓，乃卜地于东湖下水之原，筑五穴，具衣冠葬之，并植楹其上，自著招魂文，勒之石”。淳熙十四年，又为功德疏文说：“道骨既销于黄壤，仙游托在于青霄，伏觊光明，下昭窟宅，潜德九原而可作，遗芳万祀以长存。”在叶氏墓一侧史浩又建无量寿庵，前殿供佛。

再登相位

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拜右丞相。皇上对史浩说：“自从叶衡罢免，丞相一职就一直空着，等你很久了。”史浩上奏说：“承蒙皇上恩惠得以再任丞相，臣一定要尽力维持公道，使朝廷没有朋党这种弊端。”皇上说：“宰相岂当有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史浩坦言真诚，出任右丞相后，又进贤如初。朝廷录用贤士，三请朱熹，又重用杨简、陆九渊等十五名江浙名士，士林为之一振。

史浩曾先后引荐过许多人，其中包括张浚、王十朋、朱熹、杨简、陆游、叶适等近五十人，被举荐的有的不领情，如张浚的儿子张栻；有的不知引荐者是谁，直到史浩去世后才知情，如叶适；有的反而恶语相加，如王十朋；有的认为引荐有笼络人心的意思，如朱熹。虽然有的诋毁史浩，但史浩还是向孝宗推荐人才。孝宗问：“这是以德报怨吗？”史浩回答说：“臣不知有怨，若以怨而德报之，是有心也。”史浩言行如一，有一个叫莫济的大臣曾经诋毁过史浩，史浩还是向孝宗推荐他掌内制。孝宗说：“此人不是议论过你吗？”史浩说：“臣不敢因此而害公。”于是莫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曾被史浩推荐进用，越级进封为魏国公的张浚，因用兵山东与史浩产生分歧最终导致对立，恨不得置史浩于死地，后来兵败自劾，史浩却不计前嫌，反而为他上表说情。

皇上在大臣刘光祖答策后批语说：“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尝诛戮。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当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诛戮设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诏既出，中外大耸。皇上派曾觌拿去给史浩看，史浩看后上奏说：“唐、虞之世，四凶极恶，止于流窜，三考之法，不过黜陟，未尝有诛戮之科。诛戮大臣，秦、汉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礼，列圣传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此祖宗家法也。圣训则曰‘过于忠厚’。夫为国而底于忠厚，岂有所谓过哉？臣恐议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归过祖宗，不可不审也。”史浩敢于纠正皇上“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的不正确看法，是难能可贵的。

而这样的事，在史浩身上发生不止一次。在大是大非面前，史浩总是不含糊，更不和稀泥，他敢于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人，哪怕对方是皇上。一次孝宗读了韩愈的《原道篇》，就写了一篇《原道辨》的文章。孝宗提出了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主张，沿用三教并用，各司其职的观点。这篇文章传到了史浩的手中，史浩为之大吃一惊，随即撰《回奏宣示御制〈原道辨〉》一文指出，皇上此文一出，后世就会有人窃其皮肤以欺世诳俗，特摭陛下之言以为口实，靡然趋同，势不可遏。史浩对皇帝直截了当地批评：“陛下末章，乃欲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是本欲融会而自生分别也。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身，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这时程大昌主讲席，也劝谏孝宗，于是孝宗撤易此说。史浩见识敏锐，行动果断，有效地避免了朝堂的思想混乱，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政局。

史浩从政崇尚宽厚，有一次为了要救一个无罪而被判死刑的市民陆庆童，和皇帝争论起来，忿而辞职。后来孝宗提起陆庆童的案子，还表示后悔。这时又发生了这样一事：枢密都承旨王建议，因为殿、步二司军多虚额，请求各募3000人充实。于是殿前司辄捕市人，京城骚动，被掠捕的许多人都斩断指头，表示不愿意从军。朝廷强行征兵，军人怙众，强夺民财，又使百姓与士兵发生了不少冲突。孝宗拟以军法处置，史浩认为：军法处理兵是可以的，但处置百姓就失之过当了，他说：“言也可畏，‘等成，死国可乎？’是军人语。”孝宗听了发怒说：“这是把我比作秦二世了。”史浩缓缓地说：“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岂二世事？”接着又请求辞职。

史浩辞去右丞相，孝宗同意了，便拜史浩为少傅、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兼侍读。淳熙十年（1183），72岁的史浩，封魏国公，致仕。

退休岁月

史浩悠然自得地游览起故乡的名山秀水，尽情地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恩赐。

福泉诸溪以上、下水著名，缘上水溪行，有桃林夹岸，幽谷处有小村横街，北宋乾德间建寿宁禅院。史浩就在其旁石百余丈，宛若天成，称“假岩”。偶尔他也写一些诗歌和短文，以此抒发心怀。一日游东钱湖，即咏之：“行李萧萧一担秋，浪头始得见渔舟。晓烟笼树鸦还集，碧水连天鸥自浮。十字港通霞屿寺，二灵山对月波楼。于今幸遂归湖愿，长忆当年贺监游。”史浩游山玩水，荡舟赏花，逍遥自在。他在《永遇乐》中写道：如今醒也，扁舟短棹，更有篮舆胡倚，到处为家，山肴社酒，野老为宾侣。那样逍遥自然的乐趣，也就是生命存在的乐趣。

史浩退处暇日，致力于蒙养教育，曾自编蒙养读物，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儒家的观点，把它变成黄齿小儿口诵心传的儿歌。并常口占数语以训儿孙。

他还在月湖大力兴办书院，聘来沈焕、杨简、袁燮等三位作主讲，他们三人既是同乡、同学，都曾在乾道年间就读于太学（舒亶那时也在太学读书），接受学者陆九渊的教育，后来都颇有成就。史浩聘杨简为碧讲舍主讲，沈焕与史浩同科进士，两人友谊深厚，因此史浩分竹洲真隐观的一部分给沈焕居住，并让他在此讲学。“于是慈湖开讲于碧，沈端宪讲于竹洲，斋则讲于城南之楼氏精舍。惟舒文靖公（舒）以宦游出。”有三先生讲学，月湖书院一片兴旺景象。“湖上柳汀的东西陆殿桥和尚书桥，以及花屿的东、西湖心桥，游人如云，而木铎之声相闻。”

晚年史浩治第月湖上。自史浩中举之后，便把家从东钱湖搬迁到月湖。淳熙七年，孝宗下旨把原郡酒务处这块地赐给史浩，就是月湖上的竹屿，并拨银万两在竹洲为史浩建一座府第，史浩垒石为山，引泉为池，称“四明洞天”。孝宗赐御书“旧学”，太上皇赵构则御书“真隐”，史浩将其世禄坊改名为“真隐馆”。后宋光宗又赐书“四明洞天”。

为了保存高宗、孝宗两皇帝赐的御书，史浩在此又建筑了一所颇有气魄的阁楼，称宝奎阁。宝奎，即指皇帝的御书。宝奎阁将四明之胜尽收于一园。史浩作诗歌咏，孝宗又御书“明良庆会”名其阁。史浩作《明良庆会阁上梁文》说：“觚棱金碧，既耸于星辰；榱桷丹青，更交辉于海。”

其实“四明洞天”是史浩追求真隐人生的写照，“真隐”则反映了史浩对人生的参悟。史浩早年曾在隐居峰读书，自号真隐居士，这时便和道士有了交往，一位真人叫吴真阳，号为混朴子，居于四明山白水观，史浩还写下了《访混朴吴尊师》一首诗。后来史浩与道士交游更广泛，一位名叫傅得的铁柱宫道士与他关系非同一般，史浩赠给傅得一诗说：相识三十年，身颠心不颠，有人还会得，即是地行仙。史浩也关注学习道学理论，来提高自己的道学修养，他曾读过张伯端的著作。史浩在一首词中说：“萧萧鹤发虽云暮，曾得神仙悟真句。”这里所谓的神仙悟真句就是指张伯端的《悟真篇》。

在职时，史浩积极促进道教斋醮法事活动，淳熙九年孝宗赐五龙观额为“五灵应观”。促使以五龙观为中心开展的斋醮法事活动日趋规范。每逢三月三日，从临安佑圣观到各地真武庙都要举办斋醮仪式。史浩在职时曾编《佑圣醮仪》，详细叙述了道士修设真武灵应斋醮仪式。

退休后，史浩便将道学理论运用于养生的实践，他与道士交往更频繁。江西南昌铁柱宫灵宝派有许多道士是史浩家的常客，一次有道士熊、叶二师来作客，史浩会见他们后，感到十分高兴，便用“喜见洪都二散人，直疑吴许是前身……思归却有他年约，来庆吾登九十春”。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心情，传达出企盼长生的愿望。

史浩在《夜合花·洞天》中说：三岛烟霞，十洲风月，四明古号仙乡。萦纡雉堞，中涵一片湖光。绕岸异卉奇芳。跨虹桥、隐映垂杨。玉楼珠阁，冰帘卷起，无限红妆。龙舟两两飞扬。见飘翻绣旗，歌杂笙簧。清尊满泛，休辞饮到斜阳。直须画蜡荧煌。况夜深、不阻城隍。且拼沈醉，归途便教，彻晓何妨。

这里的“三岛”是传说中的仙山。海上蓬瀛，缥缈虚无，几人曾到？但这是道家搬出的现实中的仙境模式。史浩当然十分向往，然而史浩毕竟不是道教徒，不能走入洞天福地的深山幽林中，于是为了方便游乐和修炼，史浩干脆将住处月湖十景描绘成十洲三岛，把洞天福地的仙境模型搬到月湖一曲的自家园林中来。所以，他把历来被视为仙窟的四明山的主要胜迹创造性做成园林的人工微缩景观，称四明洞天，并反复用诗吟咏。在《喜迁莺·四明洞天》说：“凭高寓目。屹起四窗，云南云北。缥缈烟霞，萧森松竹，多少洞天岩谷。著向十洲三岛，入海何妨登陆。要知处，在皇家新赐，西湖一曲。林麓。真胜概，樊榭鹿亭，百卉生幽馥。绿绮春浓，青蛇星烂，隔断世间尘俗。笑呼羡门俦侣，时引宝觞。醉和醒，但南山之寿，难忘勤祝。”

这个四明洞天，是史浩构想的世俗化的仙境系统写照，它与道教不离现世之境的逍遥自在是相吻合的。

道教是十分关注现世享乐的，以为人之生，为美厚尔，为声色耳。史浩的真隐人生，自然就无可抗拒地沉醉于歌舞美酒之中，他说：“如酒把胸中，些磊块，一时化。悟从前，恁区区，总成虚假。”醉乡不涉风波地，是非荣辱不关情。对歌舞的欣赏史浩更是无比醉心，不厌其烦。史浩甚至自己参与歌舞的设计和创作，留下了《采莲》《采莲舞》《太清舞》《柘权舞》《花舞》《剑舞》和《渔父舞》七部大曲。

不过史浩即使崇尚真隐，追求长生，但并没有用道教思想去取代儒家思想，他只采纳了道家的逍遥和养生方法而已。而儒家思想始终是史浩思想中的本色，他以儒的眼光去融合佛道两家，他在《次韵沈泽夫逍遥歌》一诗中认为逍遥思想是从陋巷箪瓢的孔颜中启发得来的。这就是说道家思想是从孔子思想中派生出来的。“修仙欲生成大幻，佞佛欲死是干慧。”史浩认为修仙至于欲生，佞佛至于欲死都是要不得的，还不如乞长寿更为实在。

绍熙五年（1194），史浩寿终，89岁也算觅得了长寿。他很幸福，有子孙四代人送他回归自然。这天二宫震悼，天子辍朝，孝宗封他为会稽郡王。光宗即位后，又进封史浩为太师，赐地金家岙（上水岙），将其改名为吉祥安乐山作为史浩墓地。宁宗登极，又赐史浩谥文惠，赐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嘉定十四年，再追封为越王，改谥忠定，配享孝宗庙。

史浩历高宗、孝宗、光宗三代，论事常与诸臣不合，但能包容无怨。孝宗隆兴元年、淳熙五年二登相位，其为政深谋远虑，力图中兴宋室。综观孝宗一朝，史浩始终左右或影响着朝政。其间，史浩及以他为代表的鄞人作出的贡献有：史浩在选定和培养皇子这一关系王朝命运问题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南宋顺利完成了从高宗到孝宗的政权交接，这一良好的交接氛围，保证了南宋政权的内政与外交都得以稳定、持续发展。史浩主持政局，肃清秦桧流毒，重新评判前朝大臣，并将岳飞等一批爱国将领予以平反，同时国防得到重视，人才得到重用，形成了孝宗初期的中兴气象。张浚北伐失败，魏杞出使金国，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了孝宗交给的外交任务，将符离兵败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使南宋内政和政权免遭沉重的打击。史浩在月湖支持淳熙四先生办学讲学，促成四先生培养了大批人才，为鄞人时代推进进而达到巅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再相时推荐了一大批理学人士（特别是在月湖讲授陆学的“淳熙四先生”），使理学的档次得到提升，渐渐成了为统治阶层所信奉的国学，理学人士所倡导的理学又积极地影响了为期不长的光宗一代。史浩退居回乡后，坚持儒学为宗，吸纳佛、道的原则，对孝宗倡导儒、佛、道分别统领一部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张，展开了批评。孝宗终于觉醒，并接受了老师史浩的意见。史浩这一做法维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避免了可能导致王朝思想混乱，致使人心涣散的弊端，保证了南宋政权的稳定。史浩之后半个多世纪，南宋朝政基本上由鄞人掌控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史浩的就任要职意味着鄞人时代的到来。

史浩其为人至诚至孝，继承八行家风，开创了史氏“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的辉煌基业。其为学严谨，有《峰真隐漫录》《峰真隐大曲》《尚书讲义》《周官讲义》等著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