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学家舒亶评述《风范千秋》

至性任情　特立独行——北宋文学家舒亶评述

戴松岳

30年前，在大学的图书馆中，默看凝固的文字，我因他是我的同乡而羞愧；30年后，在大隐的学士桥边，凝视奔腾的流水，我为他是我的先贤而激动。他，就是宁波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且横遭千年污名被视为“奸臣”的政治家、文学家舒亶。

是耶非耶？为国尽责意孤行

中国人哪一个不惊诧于苏轼的才华？中国人又谁不为苏东坡的坎坷命运而扼腕长叹？而苏东坡坎坷命运的第一大劫——乌台诗案的主要参与者就是舒亶，当时38岁正值壮年的御史。由于苏东坡的千古高名，也导致了与苏东坡政见不同的“新党文人”的千秋污名。舒亶就是其中最受诟议的一个，直到今天，仍是如此。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说：

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信，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给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莫不愤惋”的程度，“愤”是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莫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对舒亶更是鄙视至极。他在《乌台诗案》一文中这样写道：

当时，一些正直御史，都让王安石给逐出乌台，他用了一些与他臭味相投、品质卑劣的小人。其中有一个舒亶，此人也会写几首小令。凡在文学界没有多大才能，可又不甘寂寞的人，一是靠文学以外的手段，搞倒写得比他好的人，达到文学上的目的。此人很有心计，为王安石的嫡系，一直注意苏轼的诗文，在字里行间，搜集可以致其死命的把柄。当王安石对反新政、反变法的司马光等人发起进攻时，舒亶秉承王的意思，给皇帝上了一份参奏，告苏轼罪状如下……

由此可知，在当代的文化界人士眼中，舒亶的形象竟是如此不堪！如此卑下！那么，历史上的舒亶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让我们在当时的国情中，看一个真实舒亶的所作所为吧。

舒亶（1041-1104），字信道，号懒堂。慈溪人，生而魁梧，博闻强记，为文不立稿（乾道《四明图经·人物传》），生于大隐舒夹岙村。大隐自古以来为慈南地区的重镇，相传因秦汉时黄公隐居于此而名，为大隐。又因东汉时孝子董黯以大隐溪水奉母而名传天下，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以县名慈溪。大隐溪源于四明山，长24公里，流入姚江。主流宽达百米，溪南有九龙山，北有凤凰山，舒夹岙位于凤凰山下，村庄坐北朝南。《慈溪县志》记载：“北宋学士舒亶居此。”村中至今遗有“学士第”“承德堂”“大夫第”等文物遗迹。在富有乡村野味和慈孝之风的故乡，舒亶度过了少年时代。

青年时期，舒亶来到明州城，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楼郁。楼郁是奉化人，后迁居鄞县，字子文，称“西湖先生”，自六经至百家传记，无所不读。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任鄞县知县，作书至楼郁，曰：“足下学行笃美，信于士友，某所仰欢。”楼郁掌教鄞县县庠多年，又教授明州州学，前后达30年，培养了丰稷、舒亶、罗适等学者。他的道德学问对宁波的影响很大，舒亶在《宋大理评事楼先生（郁）墓志铭》中说：“其讲解去取，必当于道德之意，发为文章，贯穿浃洽，务极其理。非特不投时好以苟射声利而已。皇祐中置郡学，以教授乡里。当此之时，以儒衣冠游者方鹜于浮靡，而先生以身化之。盖鄞之士人知学之所以为学者，先生实有力焉。”这个评语既道出了楼郁对鄞县及明州士人的深刻影响，也流露了舒亶的人生宗旨：“不投时好以苟射声利而已。”这种以为国家尽责而不投时好、不畏强暴、不徇私情、不尊权贵、不畏时议的信念使以后舒亶在北宋政坛做出了一系列骇人听闻、违反“规则”的行动，从而留下千古骂名，也使这一闪耀着浙东文化传统的人格长期陷于历史的泥淖之中，至今思之，不禁长惜！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舒亶考中进士，他在礼部考试中获第一名。宋代时科举是士人踏上仕途的大门，对士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每科录取的人数不多，因而考中举人不容易，再中进士就更难了。如宋太宗开宝三年（970），这一年的应考者中有许多在五代时已是举子，但考了15次仍未考中进士的却有106人之多，许多自恃才高的士人就一生止步于礼部之试。为此，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正式定制：“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特奏名就是给多年考不中进士的老举人们的一种恩赐，获得者往往已满头白发。而年仅24岁的舒亶，就在这群英荟萃、众贤毕至的礼部考试中独占鳌头。其学问、才华之高，可见一斑。宋代礼部考试犹如明清时期的会试，因而舒亶犹如“会元”。其廷试名次不明，但以会试之魁已可谓宁波科举第一人了。

考中进士的舒亶，第一个职务是临海县尉。县尉主管全县的治安，当时临海县衙中有一弓手酒醉后辱骂后母，骂了还不解气，又将后母逐出家门。当舒亶询知事情的经过后，不禁义愤填膺，立刻命衙役将那不孝之子捉来审讯。那弓手久混于衙门，根本不把舒亶放在眼里，酒后更是气焰嚣张，强词夺理，不服其判，严责之下，狂呼“你终不能杀我”。生于慈孝之乡、饱润慈孝之风的舒亶如何容得下如此禽兽之人？一怒之下，杀了酒徒，然后摘下官帽，放在桌上，拿起毛笔，饱蘸墨汁，在雪白的厅墙上题下两句诗：“一锋不断奸凶首，千古焉知将相才？”然后离开县衙，飘然回乡。回乡后，上疏朝廷，称罪臣待罪海滨之乡，他的第一次做官于此结束。曾做过鄞县知县的王安石闻知此事后，甚为惊奇，也对这位出自他初任县官地方的青年官员舒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御史张商英从这件事中看到舒亶异于常人的性情，认为是个人才，于是将自劾去官的舒亶举荐于朝廷，朝廷又任他为审官院主簿，舒亶由此从地方来到中央，开始了他仕途上的又一个征程。他的擅杀之事，历来众说纷纭，从法理上看，他擅开杀戒，并不恰当；但从中显露的性情，却反映了舒亶为官的宗旨——重内心信念而轻官场规则。为此，后人也屡就这一事件吟诗赋词，予以评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谢皋羽《舒临海故宅诗》，诗云：

破壁湿海藓，水退日气蒸。云是舒公宅，其孙艾且仁。
昔公初作尉，视事即斩人。上书称臣亶，待罪沧海滨。
天子有诏至，汝亶可治民。尔时王荆公，上方邑之鄞。
闻此辄异之，久会公秉钧。谓此非狂狷，引用至中丞。
立朝思骞谔，庶以报君亲。苏公下诏狱，谗者用事新。
于此与有力，岂为重其身。晴风吹海雨，山川尚横陈。
俯仰勿太息，徒为惊尔邻。

“立朝思骞谔，庶以报君亲。”他以这种理念赢得了王安石乃至宋神宗的信任，也以此开始他奇思特行的仕宦生涯。

调任审官院主簿后，他接受了一个任务，即出使西北熙河路，划分宋夏疆界。西夏是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李元昊继承西夏国王位后，模仿中原王朝政治体制，完善国家机器，制定西夏文字。1038年，元昊正式立国称帝，国号大夏，开始一系列扩张领土，西夏与北宋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因此爆发。此后，历经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砦之战后，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签订协议。协议规定：元昊削去帝号，向北宋称臣，宋朝册封元昊为西夏国主；双方恢复贸易，但不开放盐禁；宋朝赐西夏“岁币”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其他节日和元昊生日再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等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共计二十五万五千。“庆历和议”签订后，宋朝虽然每年要付出二十五万五千（两、匹）的钱物，但仍未杜绝双方的战争。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北宋边将种谔夺取西夏绥州。绥州位于宋夏边界的交通要道，是双方必争的军事要塞。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四月，西夏出兵二万来争夺绥德城，沿线修筑了8个城堡，边将郭逵严令宋兵坚守城池，不与西夏军队发生直接冲突。西夏人修筑城堡后，仅留少量军队守卫。郭逵趁机率军四路出击，西夏军败逃，失地一举收回。受此战激励，宋军决定由参政知事韩绛挂帅，征讨西夏，沿绥州而攻取横山。这一次，双方互有胜败，宋军最终无功而返。在这种形势下，舒亶受命出使西夏，与之划分宋夏边界。

由于双方刚刚有过战事，边界双方守军杀气腾腾，充满敌意。守军主帅担心舒亶安全，要派一支部队护送他去西夏谈判。但气贯长虹的舒亶视险路如坦途，谢绝护卫，单枪匹马，进入西夏，向对方宣示朝廷旨意。西夏将领将钢刀架在他颈上，予以威胁。然而舒亶在生死之间，神色自若，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其置生死于度外的豪情和爱国家至赤诚的忠心深深地感动了尚勇崇武的西夏君臣，使之完全接受宋朝的意见，划定疆界。舒亶在此行中显露了他过人的胆识和出众的辩才。他也以功升奉礼郎，后又提举两浙常平，任御史里行，参与更多的朝廷政务。而他也赤诚为国，在更高的平台上施展他的才干，对一切不利于国家和百姓的恶政提出批评。从《续资治通鉴》记载的一个事例可见他的行政风格：“丁未，御史舒亶言：‘比闻朝廷遣中官出使，所至多委州郡造买器物，其当职官承望风旨，追呼督索，无所不至，远方之民，受弊良甚，乞重立条约。’诏两浙提点刑狱司体量实状以闻。”其关心民瘼、直言无忌之性格由此可见。

此时，震惊11世纪中国的王安石变法正紧锣密鼓地展开，躬逢其盛的富有改革激情的青年官员舒亶理所应当地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改革，并成为其中受人注目的一员。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授签书淮南判官。后历任扬州、鄞县、舒州、常州、饶州等地州、县官，前后长达十六七年之久。因政绩卓著、为人恬退而声誉远播，文彦博、欧阳修等高官交口赞誉，士大夫以结识王安石为荣。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奉调入京，出任三司度支判官。有着多年地方官经历的王安石以敏锐的感觉认识了北宋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于是上万言书给仁宗，“极陈当世之名”，提出他的全面应对现实问题的主张。这次上书，虽然没有被皇帝及执政大臣所采纳，但王安石的政治才华和政治主张被广泛传播，朝廷重臣逐渐形成一致的观点：王安石有“辅相之才”。宋神宗即位数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君臣在接触中产生了知己般的共鸣，年轻的宋神宗决定命王安石主持朝政变革。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为国家理财”。王安石引吕惠卿加入该部门，具体变法方案都经吕惠卿起草制订，此后朝廷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到全国各地，推行并监督新法的实施。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全国变法工作全面展开。神宗在位，王安石罢相期间，韩绛、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先后主持朝政，继续推行新法。变法者又通过科举考试等手段，选拔政见相同的后备人才。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锐意朝政变革、坚定推行新法者，逐渐形成稳固的政治群体，被时人称为“新党”。

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社会负担严重不均的现状，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是注重效率，依靠发展生产来增加社会财富，使整个社会受益；二是注重公平，抑制兼并，限制垄断，减少上层特权阶级的不合理利益。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如顺利实行，不仅对国家有利，同时对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有利，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变法初期，改革触动的一部分利益失去者却大多属上层或特权阶层者，为此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派的首领是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曾与吕惠卿就新法实施问题多次当着神宗的面争辩，并写信给王安石，全面抨击新法。在变革中枢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的苏辙，坚决反对“免役法”。时任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原来推崇王安石才干的大臣在新法实施后，逐渐与王安石反目，而与司马光等守旧人物结成政治群体，如御史中丞吕公著、知审官院孙觉、参知政事赵拤、知开封府韩维等。此外还有文彦博、富弼、范纯仁等，当时称为“旧党”。（参见《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那旧党为何如此反对变法呢？原因在于变法虽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百姓却不利于上层和特权阶层。文彦博与宋神宗的一段对话可知其中奥秘。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针锋相对予以批驳：“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一语泄露天机，反变法者非为天下苍生，非为神州百姓，而为士大夫也。在为国尽谋、为民请命的旗帜下，进行利己损人的勾当，是许多以道德高帽吓人者的寻常伎俩。旧党中固然有不少因偏见而反对新法的人，但也多固执己见、昧于时事又暗藏私心的大臣。犹如《十一世纪的王安石》的作者徐文明先生所言：“从现在的标准来看，苏轼、司马光简直是丧心病狂、愚昧自私、偏执到极点，与他们博学多识的君子风度不符。”所谓司马光之流为民请命论者，可以休矣！

于国于民大有利而不利于上层及特权阶层的变法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派的意见如潮涌来，其中有郑侠者特别卖力。郑侠是一个十分谲激的保守派成员，原籍河南，后迁福建福清，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初为王安石赏识，在他初任职时，授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又提携郑侠为光州司法参军，主管民刑案件。由于王安石的提携，其仕途顺利。当他任满时，急匆匆地求见王安石，对王安石“感为知己，思欲尽忠”，被称为“荆公门人”。但当变法深入时，他却背叛恩师，投靠旧党。熙宁七年（1074）四月，京师连续十月未雨，郑侠以开封安上门监吏身份绘制了《流民图》，并写成《论新法进流民图疏》，请求朝廷罢除新法。奏疏送到阁门，不被接纳，就假称秘密紧急边报，发马递直送银台司，呈送宋神宗。奏疏极尽夸张描绘了天旱不雨、饥民充道、卖儿鬻女的惨状，并谎称这一切皆因王安石变法而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并信誓旦旦地声称采纳他的意见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流民图》假称密急之件送入朝廷，生长内宫的宋神宗面对《流民图》“反复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年轻气盛又缺乏政治经验的神宗情感支配理性，于第二天宣布废除新法十之八九，又下责躬诏，以求直言。恰巧三日后下了大雨，“远近沾洽”。辅政大臣入朝祝贺。宋神宗就把郑侠所进的《流民图》和奏疏拿给他们看，并责备他们。朝臣们都“再拜谢罪”。王安石在此情况下，只得上表请求去职，神宗准奏。王安石为之罢相，出知江宁府。后虽又复职，但王安石的政治生命却戛然而止。得此甜头，郑侠继续搜集材料，向新党进攻，又上疏论之，取唐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传为两轴，分别题为《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图》《邪曲小人容悦之臣图》，妄言“王安石作新法，为民害；吕惠卿朋党奸邪，雍蔽聪明。独冯京时立异与之校计，请黜惠卿，进用冯京”。他的奏议得到旧党朝臣支持，参知政事、谏议大夫冯京称之“文辞甚佳”。王安石之弟秘阁校理王安国也是因偏见反对新法的人，因而称郑侠行为是英雄行为。新旧党争为之激化，变法派必须对旧党的进攻予以坚决反击。吕惠卿上奏神宗，“奏侠谤国”。舒亶受命承办此案。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舒亶查明事实，提出处理意见。在郑侠被贬后，舒亶又奉命搜抄郑家，结果搜得郑侠所录名言谏草和其亲友的通信，将其中攻击新法的内容予以摘录，上奏朝廷。结果朝廷对此案有关的人员进行处理，将郑侠编管英州，王安石之弟王安国和冯京也受到处罚。熙宁十年（1077）八月，神宗皇帝特示：“英州编管人郑侠犯不上之道，情至悖逆，贷与之生，已为大惠，可永不量移。”从此案看，守旧派既发起进攻在先，又污蔑新法于其中，作为改革派予以坚决反击自是理所应当。作为改革派的青年才俊，舒亶表现了坚定的斗争性和高超的艺术性。此案结束后，舒亶擢升太子中允，提举两浙常平，并以忠直称于谏台。

元丰元年（1078），舒亶任监察御史，此时发生了太学官受贿案，舒亶奉命查处，凡与此案有关的人都受到查处，无一漏网。舒亶因此又立新功。

让舒亶遭受千秋骂名的“乌台诗案”发生在这一时期。元丰年间（1078-1085），因王安石已被罢相，出知江宁，变法到了转折关头。此时，由御史台的御史们发起并处置的一起文字案，其事主便是大文学家苏轼。

苏轼一直反对变法，王安石任宰相后，他便出任杭州、密州、徐州等地方官。在任地方官时，苏轼既对变法不满，又看到新法实施时的各种弊端，就将感叹写入诗中。由于苏轼才华横溢，学识广博，其名如日中天，其诗妇孺皆知，在朝野有很强的影响力，因而新党对苏轼的诗文讥讽深为不满。这种不满在元丰二年（1079），终于酿成“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春，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按例上了《湖州谢上表》。表在邸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御史中丞李定等监察官员对文中的句子非常反感，觉得都在讥讽朝政。表说，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岂非埋怨朝廷没有委以重任？“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岂不是大摆老资格，向朝廷邀功请赏？尤其是“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从熙宁以来已成为因参与变法而快速升迁官员的代名词。苏轼公然以这样带污辱性的词语指称改革派的官员，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这些因变法而步入政坛的监察官们反击了。

六月二十七日，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上疏弹劾，并附上当时流行的苏轼诗集作为罪证。要求对苏轼“大明刑赏，以示天下”。

七月二日，监察御史舒亶、国子监博士李宜之同时进奏。舒亶在崇政殿面见神宗时，上了一道弹劾苏轼的札子。札子中把苏轼的诗句与王安石新法的条例一一对照，指出其讥讽新法之意，并随札子进呈了四册苏轼的文集，请神宗皇帝裁夺。

札子云：“陛下发青苗钱以扶植贫民，苏轼讥之‘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为申严法律而考试郡吏，苏轼讥之‘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苏轼讥之‘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申明盐禁，苏轼讥之‘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随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讽诽谤为主。”

毕竟是深通音律的文学大家，舒亶以其对诗歌创作的深厚功底和体悟，深究苏轼诗中的隐情，因而其札子的说服力也特别强。如与青苗法相关的“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指贫民拿到政府贷给的钱后，不买种苗，不去生产，而是带着小孩进城花费，那些儿童到了城中只学会几句城里话而已。舒亶正因为对苏轼的作品理解深刻，才感觉其对新法的憎恶程度之深，为此认为苏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其罪严重，“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应以“大不恭”论处。

第二日，御史中丞李定上奏，声言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怙终不悔”，此该杀者一；“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该杀者二；蛊惑人心，使人“不循陛下之化”，此该杀者三；“肆其愤心，公为诋誓”，可谓明知故犯，此该杀者四。李定奏章指明苏轼所怨恨、讥讽的不是别人，而是皇帝陛下本人。这也事出有因，因为变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于三年前第二次罢相后退居江宁，号称“传法沙门”的韩绛和“护法沙门”的吕惠卿，也在四年前罢相、罢执政。变法事宜均由神宗直接掌控。当时丞相吴允在变法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王珪则是“请圣旨、得圣旨、传圣旨”的“三旨”相公。所以讥讽新法也就讥讽皇帝本人了。

神宗一连数天接到四份状纸，已觉得“舆论沸腾”，应予重视，读过李定奏章，更为愤怒，于是传下圣旨：“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根勘闻奏。”“乌台诗案”由此展开。

由于新旧党人的矛盾，使此案错综复杂，波诡云谲。从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一行到湖州将苏轼逮捕到十二月二十九日终审判决，其间的五个月中，两派人士纷纷登台尽情表演，有公理，也谋私情，扼要述之，以见一斑。

苏东坡自知此行凶多吉少，在逮捕入京及御史台的狱中，数次想自杀，以免牵累他人。苏东坡在狱中还写下两首诀别诗，托狱卒设法转交其弟苏辙。其中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之句，读之令人黯然神伤。因受诬陷而下狱的大臣苏颂亲闻苏轼受虐的惨状，悲叹不已，写道：“遥怜北户吴兴（湖州）守，诟辱通宵不忍闻。”其环境之险恶恐怖由此可见。而对苏轼下毒手的并非都是新党，也有用心险恶的权贵，当十月十五日，神宗颁发大赦天下诏令后，苏轼已无生命之虞，丞相王珪却启奏神宗说：“苏轼确有不臣之心。”并呈上《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语，王珪上纲上线说：“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二）倒是神宗清醒，予以驳斥：“怎么可以这样讨论诗人的创作，苏轼只是咏桧，与我有何关系？”新党的中坚人物章惇也为苏轼辩护说：“不仅君王称龙，人臣也有称龙的。”神宗又举例以荀氏八龙、孔明卧龙为证。王珪听罢无语再答，此事这才作罢。

而营救苏轼的大臣也很多，旧党中的一些退休老臣如张方平、范缜纷纷上奏章申辩苏轼无罪。其弟苏辙上书求情，并要以自己官职为兄长赎罪。观点中立的大臣如丞相吴允、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为苏轼申辩。新党领袖王安石从金陵上书神宗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太仓稊米集》卷四十九）连太皇太后曹氏也多次为苏轼求情，当神宗表示要大赦天下为太后请寿时，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就够了。”而神宗对苏轼也爱恨交加，既爱其惊人才华，又恨其口无遮拦。其赏罚之举也在其独断之中。因此下旨于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案：礼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其余牵入本案的官员，视情节轻重也受处分。驸马王诜来往最密，奏事不实，被削去一切官职爵位，苏辙代兄受过，贬官筠州。王巩来往密切但无罪状，远谪宾州。其余收到有讥讽文字而不主动上缴的二十二人，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缜、陈襄、李常、孙觉、黄庭坚等各罚铜二十斤。

这一场文字狱牵涉广泛，震动朝野，成为北宋历史上影响范围最大的一场文字狱。据记载，西汉御史府中多柏树，有乌鸦数千栖息树上，所以后人称御史府为“乌台”或“乌府”。这次文字狱由御史们策动，并且推波助澜，因此史称“乌台诗案”。

舒亶在乌台诗案的表现历来成为他人生的污点和罪过，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偏见。究其原因，是因为苏东坡才华太高、声名太盛，人们爱才及身，对一切有损于苏东坡的人与事均抱以斥责的态度，归之于人品高下。依我之见，舒亶在乌台诗案中的所作所为不仅无错，而且是一个忠诚于君的正直大臣为国尽责的必然选择，是心地磊落的浙东文人独有品格的自然表现。试想舒亶自登上仕途始，就受到王安石的青睐，他真心地相信新法能给国家带来福祉，愿意为新法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而这新法施行的舵手先是王安石，后又由神宗皇帝亲自操作。作为一个意气风发、因功擢升的青年官员，怎不会在这风云际会时一展风采、为国立功？而苏东坡却恃才而言，放言讥世，又因其才超众，其名满世，使其诗文广播朝野、到处流传，对新法实行产生极大的消极乃至负面作用。其一意偏执、借诗讽时的用心和作用也唯有“博学强记、为文不专稿、尤长于声律程文”（乾道《四明图经·人物传》）的舒亶所能知晓。所以，他在上奏的劄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续资治通鉴长编》）要求对破坏变法的苏东坡进行惩处，自是他的信念所致，也是基于这种对信念的执著，他不仅要求惩处苏轼，而且也要求严惩反对新法的大臣和旧党人物如司马光、张方平、范缜、王诜、王巩等人，况且作为宋代御史台官员，其制度设置中就是为了弹劾、制裁大臣而设，其工作职责就是将其认为不合格的大臣逐下政坛、受到惩处。为此其工作程式有以下特点：一是举劾议奏的主要对象是人而不是事。二是台谏官一旦弹劾，便为达到罢免大臣的目的反复弹劾，如不成则“居家待罪”，以辞职相要挟。三是台谏官作为整体，在弹劾时要一致行动，共同弹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舒亶对苏轼并无个人恩怨，只是在国家利益上观念不同而存在矛盾。他对苏轼的弹劾既出于他对他所信奉的改革信念的坚守，也出于他对他工作尽职尽责的要求。我们对一个坚守自己信念又尽全力全责于自己职责的正人君子，除了敬佩和尊重外，怎能又怎忍以非君子之心来度君子之腹呢？可惜一千年来，舒亶却横遭了千年污名！

苏轼是笔者最敬仰的文人，正因为此，30年前我因为舒亶而羞愧。但如今拨开历史的迷雾，认识其中的缘由，我既为苏轼可惜，更因舒亶自豪！在人格上他们都是巨人，都是正人君子。苏轼看到了新法实行中的弊端，看到了变法带来的不便和混乱，为此变法一开始他就予以反对，并因此出任密州、徐州等地方官以示态度，并毫无顾忌地以诗歌形式表达他的意见，以他的才华和盛名来阻止变法的深入，为此他肆意而言，这是真文人真性情的真实反应。而舒亶从偏远的吴越来到京师，面对中央政府的繁复事务和辽阔国土的感受，自是他在邻郡临海任县尉时所难以想象的，对此，他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渴望。而初时，任京官又出使西夏，面对咄咄逼人的西夏君臣，他虽力挫群敌，却于中深感国力衰弱带来的灾难，对现实有着强烈的改革愿望。如今，能参与王安石倡导的变法活动，怎不尽心竭力？这新法实施于他是一种历史责任。深受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影响的舒亶，以他浙东文人特有的不随权贵、不信权威、不徇私情的执拗将他认定的事做好。在他看来，苏轼虽名高天下，但反对变法、诋毁皇帝就是大罪，就是犯法。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苏轼没有任何理由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免受惩罚。如果说这两人在这件事上碰在一起，那只能是历史的悲剧。这个悲剧使这两位巨人狭路相逢，非死即伤！这是封建专制体制下所导致的悲剧，我们可以反思这种悲剧的成因，但我们不能贬斥他们的行为。舒亶和苏轼是乌台诗案中最令人深思和理解的悲剧人物，因为他们都为了自己的信念和职责狭路相逢，无一胜者！而且舒亶更不幸。苏轼有惊无险，关了四个多月后便出狱，并因此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声誉。而舒亶却因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千年污名。这是典型的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

弹劾张商英一事更见舒亶不徇私情、正直忠贞的品德。张商英是新党的重要人物，为四川新津人，他因冒犯新党中坚章惇而受到关注，被章惇推荐给王安石参与变法，也是将舒亶引荐之人，与舒亶同为新党中的“王（安石）党”三十人之列，是有恩于舒亶的同党中人。据《宋史》记载，这位权重位高的新党领导人物，给了舒亶一封信，并将女婿的文章让舒亶指点，结果舒亶不仅不予指点，反而恩将仇报，将张商英的信和他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里，并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的工作，结果张商英被免职贬为江陵税官。以此证明舒亶是恩将仇报的奸人，并感叹这样的“反陷”。“张商英为中书检正，遗亶手帖示以子婿所为文。亶具以白云：‘商英为宰属而干请言路。’坐责，监江陵税。始，亶以商英荐得用，及是，反陷之。”（《宋史·舒亶传》）这个记载让人们更不齿于舒亶，同党中的领导恩人托你看看女婿文章就小题大做，而皇帝也轻重不分，这样的小事竟予以重惩，从中央重臣贬为地方小吏，真让人看了如坠云里雾里。其实，这件事《宋史》作了假，《宋史》为元脱脱主编，在二十四史中差错最多，特别是有关舒亶等改革派人士的主要材料取自《神宗实录》等史料，而这些书又出自反对派之手，由范祖禹、黄庭坚等编纂《神宗实录》所依据的多是《邵氏闻见录》《涑水纪闻》等，而这都是最死硬的反对革新者邵伯温、司马光所著。以《邵氏见闻录》而言，此书是邵伯温所作。邵伯温是一个充满偏见并偏执的旧党人物，因而此书对新党人物的记载就极不真实、充满谎言。《邵氏见闻录》中所记载的王安石变法的事特别多，诸如变法与反变法派主要人物的“思想、观点、言论、行动，甚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家庭琐事，都不厌其详，录之于卷中。其记事与议论，从形式上看，对双方的优缺点都有列举，而从根本说，其政治的褒贬是极鲜明的……甚至于记载了一些莫须有的事……此类记事，纯属乌有，多出于其政敌之宣传而与事实相距较远，已离开了政治论争的范围，实为此书的大缺陷之一”（李剑雄、刘德权《邵氏见闻录·点校说明》）。为此，宋高宗曾在绍兴四年五月对宰相朱胜非说：“神宗、哲宗两朝实录，事多失实，非所以传信后世，当重别刊定。”由此，足以怀疑以此为蓝本的《宋史》关于改革派人士的事迹方面特别是关于道德操守的记载，其真实度会有多高。好在同时期的文献记载了这件事，其过程相似，但原因却完全不同。据《四库全书》卷十一记载：“熙宁中，周师厚为湖北提举常平，张商英监荆南监院，师厚移官，有供给酒数十瓶，阴俾张卖之。张言于察访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师厚坐是降官。后数年，商英为官职，嘱举子判监于舒亶，亶缴奏其简，商英坐是夺官。始舒亶为县尉，斩弓手节级，废斥累年矣，熙宁中，张商英为御史，力荐引之，遂复进用甚峻，至于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谓报应者也。”《东轩笔录》为记载北宋太祖至徽宗时史事的笔记，而以仁宗、神宗两朝之事为多。作者为魏泰，魏泰字道辅，襄阳人。与新旧两党重要人物如王安石、王安国、王雱、黄庭坚、典大临、章惇等皆有交游。其姐夫曾布，为王安石助手，后官至丞相。魏泰博览群书，长于诗文，青年时恃才逞能，在考场上殴打考官几死，以致终身未能考中进士，后章惇赞其才欲荐之为官，却坚辞不就。平生好辩，尤喜谈朝野趣闻，所以书中多朝中秘闻。而他之所以记录这些遗闻是“事固有善恶，然吾未尝敢致意于其间，姑录其实以示子孙而已，异时有补史氏之阙，或讥以见闻之殊者，吾皆无憾，惟览者之详否焉”（魏泰《东轩笔录·序》）。（另注：《类苑》卷七二引作“嘱举子于判监舒亶”）此外，周的《清波杂志·缴私书》也记录了这一事例。“舒亶知谏院，言：‘中书检正张商英与臣手简，并以其婿王沩之所业示臣。商英官居宰属，而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其商英手简二纸并沩之所业一册，今缴进。’诏商英落馆阁校勘，监江宁（陵）酒。初，舒为县尉，坐手杀人停废。无尽（张商英号无尽居士，后为丞相）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尔，士论恶之。同时吕吉甫，亦缴王荆公私书。弯弓成俗，亦何足多怪。”对照这两个材料，真相大白。原来张商英的女婿王沩想在科举考试中顺利中举，要借用舒亶之力，所以写信暗示，另送文章给他以相联络。岂不知舒亶最恨以权谋私，而他作为监察人员，自然不想让自己因私情而让“有关部门”帮助，从而失去其监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让他更想不到的是，他认为张商英推荐他是因为他能胜任这个工作，是公事，正如他担任御史中丞后也推荐了十多人为御史一样，完全是为国家利益考虑，其中并无个人私利或私情。所以他才会感到惊异，并在奏书中写上自己的反感：“商英为宰属而干请言路。”而张商英这种严重违反官德和法律的行为，自然应受到惩处，况且宋神宗对改革派人士要求极高，而身为御史台官员因职责所在更应洁身自好。后来，反对派为贬罢舒亶，在罗织罪名时，竟把御史台中的蜡烛拿到宿舍里作为舒亶贪污的一个罪证，而这个罪证也让神宗否定，“舒亶决不会拿公家蜡烛私用”。由此可知舒亶之清廉正直。但这种正直破坏了官场官官相护、互助互利的潜规则，所以《宋史》将此作为污点记录。这里除了《宋史》本身有错之外，也反映了当时官场上相互勾结、以成朋党的客观事实。所以，这两个材料虽都记录了事实却评价很差，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谓报应者也。”语气中多有不屑之意，而周的《清波杂志》也明言舒亶的做法虽然符合法律，符合国家利益，是一项杜绝私情、坚守指责的正义行为和正确选择，是光明磊落的公开的行政行为。“事涉干请，不敢隐默。”“落馆阁校勘，监江宁（陵）酒。”但却不符合当时结党营私，朋党为重，政治对手不相容忍的党争风气，因而被满朝官员视为“异类”，乃至“士论恶之”。此种“士论”又有多少公正、多少价值可言？所以舒亶这种不依傍任何集团，不跟从任何领导而特立独行的人就成了北宋元丰年间官场上的“异类”。在这里，我们只能惊诧于舒亶性格的单纯和行事的透明乃至对官场结党风气的无知外，还能有何异议呢？确实，他无知，无知于官场规则；他无情，无情于有恩领导；他无心，无心于仕途人缘。然而我们最缺乏的不正是这种只认制度、不徇私情的官德吗？

舒亶由于特立独行、精明能干、政绩突出，被连续委以重任，进知杂御史，判司农寺，拜给事中，权直学士院，逾月，为御史中丞。在此时期他举荐的十余位御史都风华正茂，皆称其职，时论认为他有知人之明。强大的监察力量让朝廷上下忐忑不安，对以舒亶为首的御史台心存畏惧，多有不满。凡朝中大臣多怕他弹劾，《宋史》载：“举劾多私，气焰熏灼，见者侧目，独惮王安礼。”“多私”未必，但他意气飞扬、精神焕发倒是这一时期的特征。他正处在仕途的黄金时期，前程不可估量。

但恰恰此时，他的仕途黯然中止。元丰六年（1083），任翰林的舒亶论奏朝廷钱粮等事与尚书省产生矛盾。这次他面对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机器的中枢，自然碰得头破血流。他一贯忠于的对象神宗虽知他清廉正直，但也要平衡新旧两党力量，要考虑众多官员的从政积极性，于是发话了：“身为执法而诈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两秩，勒停。”（《宋史·舒亶传》）他终于被他所效忠的皇帝和他的朝廷踢出政坛，回到家乡，轰轰烈烈的改革自此与他毫无关系。尽管以“微罪”罢免，但朝廷一片欢呼，因为从此再也没一个不徇人情、不知进退、不畏人言的人来寻麻烦了。“虽坐微罪废斥，然远近称快。”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正直而缺心计的舒亶、干练而少圆滑的舒亶黯然回乡，迁居鄞县。那一年他仅42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于是他迁居于鄞县的月湖畔，名其居曰“懒堂”，一个“懒”字，蕴含着多少人生的愤懑和不平？自此后终神宗一朝，再没起复。在鄞县月湖之畔，他与丰稷、周锷、晁说之等人诗歌唱和，诗酒相娱。春秋之际，更乘兴远游，足迹遍达浙东各邑。如此赋闲11年，与朝廷、政坛再无关联。元祐元年（1086），神宗逝世，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因为新法中的“免役法”等辩护而与司马光产生矛盾，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四月，变法派领袖王安石在南京逝世。在守旧派卷土重来的日子里，这位昔日的改革干将更是寂寂无闻，偏居海隅。直至绍圣元年（1094），53岁的舒亶才起复为官，任通值郎，管勾洞霄宫。在闲散的官场上虚度时光。

崇宁元年（1102）正月起知南康军，时正开边，蛮寇扰辰州。七月除舒亶直龙图阁，知荆南府、荆湖北路都钤辖。辰州原来黔中郡，在汉唐时都设置郡县，至五代时被弃置而不与中央政府联系，但也有些地方仍然内附。熙宁、元丰年间开复、沅诚，至元祐时又弃之。自此瑶人据险独立，难以统治。舒亶受命后，深入研究收复战略，派人调查，描绘地图，招募当地土人，分七路各选将领，授以作战方略。结果大胜，斩贼首并徒党三千余人，俘获数百人。破洞窟一百余个。于是将叙浦、辰溪、龙潭分为七，以忠顺首领治理。既奏功，朝廷又命令舒亶收复诚州，于是进军沅州，兵未至而渠阳五溪归降。胡耳西道地最偏僻，就请命皇帝为之告庙赦免，并将诚州改名靖州。舒亶于是计划在沅州洪江筑军事堡垒，分兵江南，又建若水、丰山、贯堡三寨。靖州横跨大江，在飞山之东，瑶民出入多以为屏障。舒亶就选取要地，在飞山福纯坡建成新城，以控扼整个地区。（参见《靖州县志·大事记》）崇宁二年，朝廷遣使慰问，加舒亶龙图阁侍制。正当舒亶大展宏图时，忽然生病，卒于军中，不幸以身殉国，时年62岁。史载：“是夕，有大星陨于洪江之西，遂卒于军。”（乾道《四明图经·人物传》）宋徽宗悼惜其才，赠龙图阁学士，泽及其子孙。

舒亶编有《元丰圣训》三卷、《六朝宝训》等，又有《文集》百卷。今文集已佚，仅有张寿镛先生编定的《舒懒堂诗文存》三卷存世。另有赵万里辑的《舒学士词》一卷和易孺辑校的《北宋三家词》（收舒亶《信道词》、曹组《曹元宠词》和苏庠《后湖词》）。

由上述可知，舒亶既是一个至情至性的文人，又是一个不畏艰险的斗士。出使谈判，他不辱使命；赴京应试，他独占鳌头；立朝为政，他清廉正直；受命监察，他法不徇情；出知州郡，他靖边安民。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文武全才，这样一个一心报国的忠臣烈士，却长期遭受诬陷，为人所不齿。世之不公，令人长叹。此之悲哀，不仅仅在于世俗之人的偏见，更在于世无知音，以致其千年以来，一直遭受污名。改革派领袖王安石虽然历史上褒贬不一，誉之者称之为“伟大的改革家”，“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梁启超《王安石传》），毁之者则贬之为“万世罪人”、“古今第一小人”、“小人权谋集大成者”（林语堂《苏东坡传》），但其学术造诣、文学成就乃至道德文章却仍为人肯定、传颂，他也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唯独舒亶，他的形象被丑化，功绩被抹杀，才华被掩盖，作品被遗弃，以致在相关的历史著作和宋代的文学史中或被摒弃，或被丑化。不仅不了解宁波文人独特性格的研究者对其苛求，连深谙地方史和浙东文化的全祖望先生也不予理解，在《西湖懒堂记》感叹道：“中丞为楼正议（楼郁）公高弟，本属正学。特以附丽荆公，遂为吕（惠卿）、蔡（京）一流，力与坡公为难，良可惜。”在《甬上族望表》中说：“懒堂不足重，以其文词为一望。”他的这种评价，也真令人“良可惜”矣。

如果说王安石是中国历代改革家中几乎找不到污点的道德完人的话，那么舒亶在性格上更正直、更单纯、更执拗，也更不通融。这种近乎极致的性格为人们所不解，也不容于当时官场，因而他的美德被污为恶行，他的坚守被斥为奸诈。其偏见至今仍在！所幸的是终于有学者开始认识舒亶的价值，其中杨华先生《一颗孤寂心灵的吟咏——论新党作家舒亶其人及其创作》就是一篇有见识的文章。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舒亶人品、价值和功绩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评价！他的那些文采斐然的文学作品也将从屏蔽中凸现出来，绽放其璀璨夺目的光彩！

情乎辞乎？信步词坛比秦黄

唐诗宋词一直来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三百年间，从汴京到临安，花园酒肆，勾栏旅舍，但闻丝竹之声，频传新度之词。《全宋词》《全宋词补辑》收词2万多首、词人1500余人。两宋词坛，大家辈出，流派纷起；名篇迭现，风格各异。在大家之中，秦观与黄庭坚齐名，号为秦黄。又称秦观为秦七，黄庭坚为黄九。“无已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迨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但东坡词气豪迈，自是别调，差不如秦七、黄九之到家耳。”（贺贻孙《诗笺》）朱彝尊《解佩环》词亦有“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之语。在灿烂的宋词星空中，他们确是光彩夺目的明星。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人。神宗元丰八年（1085）进士，因与苏轼关系密切，迭遭贬逐。徽宗即位，卒于赦还途中。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号为“苏门四学士”。能诗文，尤长于词。其词多写男女恋情和放逐后的愁苦。语言清丽自然，艺术技巧高超，为婉约词派代表作家，著有《淮海居士长短句》。其《鹊桥仙》《满庭芳》《踏莎行》《八六子》等为传世名篇。今以《鹊桥仙》为例，一窥其词之艺术魅力。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一首小令，即有数句经典情语。故徐师曾惊叹：“秦少游之词，传播人间，虽远方女子，亦知脍炙，至有好而至死者，则其感人，因可想见，殆不可谓俗体而废之也。”（《文体明辨序说》）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官至国史编修官。其书法精妙，诗风奇崛。其词与秦观齐名，风格早期婉约，后期豪放，著有《豫章集》。其名篇有《鹧鸪天》《少年心》《青玉案》《望江东》等。今以《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为例，见其词风格。

烟中一线来时路。极目送、归鸿去。
第四阳关云不渡。山胡新啭，子规言语，正在人愁处。

忧能损性休朝暮。忆我当年醉时句。
渡水穿云心已许。暮年光景，小轩南浦，同卷西山雨。

此词写景抒情，化用前人诗意典故不露痕迹，文辞峭健、凝敛，意蕴深至、隐曲，给人以一种生新硬涩之感。其“重拙”风格可见一斑。

秦观、黄庭坚是两宋名家，与他们同时的舒亶词作其艺术水平、思想深度可谓相当，其影响却远逊于他俩，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抱有偏见的文人学者因其参与乌台诗案而认定他人格卑劣，或故意摒弃，或大加抑斥，使其著作不传，声名不显，长期埋没于历史的暗角之中。《宋词寻故》的作者王定璋先生道出了这个现象。“北宋舒亶，与苏门四学士同时，他所创作的词也有五十多首，但却很少有人论及。这是因为他与李定是陷害苏轼的‘乌台诗案’的制造者，很为学界、词界所不齿。”这种现象早就存在，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论》中说：“人因其倾陷坡公，已亦不免被斥，恶其人，并陋其词。”清代诗人吴修龄则说：“山川乃分灵于斯人乎？集之不传，人累之也。”正由于这种人为的摒弃、压抑，使舒亶的词作不能像秦观、黄庭坚那样流传，他的作品也大量散失，以至一百卷的舒亶文集竟失传。幸得张寿镛先生慧眼识珠，在民国时期就尽力收集舒亶的作品，编成《舒懒堂诗文存》三卷及附录一卷，编入《四明丛书》。在文存序中张寿镛先生说：“舒信道（亶）才人耳，文士耳，未可以义法绳之也……文集百卷，仅存者千百之什一，岂不惜哉……悼之者谓情殷报国而志未伸；悯之者谓识昧，知几其出固可已而不已者也。徽宗之时，天下其尚可为哉，虽然其文采，又岂可掩者哉？余故曰：信道，才人也，文士也。”在近代以来的论者中，张寿镛先生是第一个给予舒亶以客观公允评价的学者。

尽管我们已无法看到舒亶更多的作品，但从他硕果仅存的五十多首词中，仍可领略其深邃的思想魅力和生活情趣，感受他深沉的情感波涛和人生旨意。尽管由于偏见，人们恶其人并陋其词，但仍不断有人为他词作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所吸引，并予以评论：

舒信道（亶）、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澜小。（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舒信道名亶，神宗朝御史，与李定同陷东坡于罪者。尝作《菩萨蛮》词云：“江梅未放枝头结，江楼已见山头雪。待得此花开，知君来未来。风帆双画鹢，小雨随行色。空得郁金裙，酒痕和泪痕。”王阮亭极赏此词，常曰：“钟退各评闾邱晓诗，谓具此手段，方能杀王龙标，此等语乃出渠辈手，岂不可惜。仆每读严分宜（嵩）钤山堂诗，至佳处，辄作此叹。”（徐：《词苑丛谈》卷三）

乌台诗案艾如张，箕舌谁欤巧簸扬。偏下郁金裙子泪，固应孔雀有文章。［原注：舒亶，字信道，以诗案罗织坡公者。王阮亭（士祯）先生极赏其“空得郁金裙，酒痕和泪痕”之句，谓此等语乃出渠辈手，岂不可惜！王州乐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郑方坤：《论词绝句》）（《蔗尾诗集》卷五）

舒亶，字信道，与苏门四学士同时，词亦不减秦、黄。《花庵词选》录其《菩萨蛮》云：“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去住若为情，江头潮欲平。江潮容易得，只是人南北。今日此尊空，与君何日同。”《乐府雅词》录其《蝶恋花》云：“最是西风吹不断，心头往事歌中怨。’《木兰花云》：‘西湖一顷白菱花，惆怅行云无觅处。”《虞美人》云：“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栏看。”纵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语。（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二）

名推菩萨蛮词好，实使东坡到海南。各各赏者同此调，我朝贻上宋花庵。（谭莹：《论词绝句一百首》）（《东志堂诗集》卷六）

舒亶乃承权邪密意，与李定锻炼坡翁诗案者，览其文辞，亦非士俗下才，乃甘心为人鹰犬，遂自侪于蟊贼鬼域，哀哉！复何及矣。

如此等雅词，倘出太虚（秦观）、无咎（晁补之）之手，便觉神骨俱仙，乃辱以舒信道乎。”（朱祖谋：《评舒亶〈虞美人·寄公度〉》）（《北宋三家词》附）

综合以上各家之评，几乎惊人地一致，那就是：惊其才华，赏其文辞，鄙其品德，耻其为人。这真是极大的偏见！不幸的是，这偏见又实在是一种难以抗拒的习惯势力，以致舒亶的词名被长期埋没，词作也很少被选录于各类选本。当我们已经认识了舒亶的高尚品德和惊人才华后，再看看他的那些词作。

在现存的五十余首词中，几乎都是小令或中调，没有慢词长调。这些词的内容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与他参与改革及其在政坛中结成友谊的朋友、同僚之间的唱和或追忆；二是在宁波闲居时生活的吟咏；三是他对心仪女子的情思之作。

熙宁、元丰年间正是舒亶意气风发活跃在政坛的岁月，在这段时期内直接写其官宦生活及感受的不多，更多的是他在以后岁月里对这一段峥嵘岁月的追忆。这一类词中，有三首词特别引人注意。

其一，《浣溪沙·和仲闻对棋》：

黑白纷纷小战争，几人心手斗纵横。
谁知胜处本无情。

谢傅老来思别墅，杜郎闲去忆鏖兵。
何妨谈笑下辽城。

这首词的明快、潇洒，在现存的舒亶词中是独一无二的。全词充满自信，充满豪情，充满斗志，应该是他在御史台中决战胜利之时所作。对官场和政坛中的两派斗争用围棋黑白两方争斗来比喻。此时的舒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变法派中身居要津，且因他深通音律，于诗词之作比他人高出一筹，而当时的环境又让他对前程充满遐想和希望。词中用了谢安和杜牧两个典故。谢安自东山再起后指挥淝水之战，其侄谢玄大胜消息传来，他下棋如故，面无喜色，而心潮澎湃，思飞千里。但因年岁已高，仍向往闲居生活。杜牧面对滔滔长江，巍巍赤壁，不禁感慨万千，发出“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千古之叹。但这些都是事后闲话，重要的是现实的斗争，“何妨谈笑下辽城”。为国立功，为君尽忠，年轻气盛的舒亶此刻踌躇满志，其慷慨之情溢于词间。此词中的这一句话更让人回味，“谁知胜处本无情”，细味词意，此词应作于乌台诗案期间，作为文人，舒亶对苏轼的才华应是惺惺相惜，但作为斗争双方却只能兵戎相见。犹如滑铁卢战场上的威灵顿公爵与拿破仑将军，两者必有一败。“谁知胜处本无情”，这是何等令人深思、回味的哲理之语呵！

其二，《菩萨蛮·画船捶鼓催君去》：

画船捶鼓催君去，高楼把酒留君住。
去住若为情，江头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却是人南北。
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这首词作为舒亶的名篇被各种选本广泛收录，但对其解释各异。从词的内容看，应是舒亶在京时期与其志同道合的朋友离别之词。离别是官场朋友间永恒的主题，有离别就有送别，一班志趣相投的朋友，在离别之前相聚在江边的酒楼上，酒已酣，人已醉，鼓声阵阵，船要开行。一边是船家已击鼓催行，一边却是朋友在楼上把盏劝酒。“催”，见时间之难以再延，“留”，见送行人之殷切留恋。这一“去”一“住”，一“催”一“留”。就将去留之间的矛盾突出出来。“去住若为情”将主人翁的矛盾心情全然推出。欲去不忍，欲住不能，何以为情？这一问将恨别的场景加以定格。此刻，朋友间醉眼相看，欲语难言，而窗外的潮水渐渐上涨，船行的时刻渐渐逼近。客人执意要行，主人再次坚请。“江潮每天涨落，人一旦离别，便天南地北，再难再会。今天我们对江喝酒樽已空，酒入离肠情益重，但明天，明天你去后我们何时再能相逢？再能把酒临风？”词就在主人的劝留声中遏然而止。全词错落有致，情真意切。此君之去留，作者没有言明，成为悬念，但已有言尽而意未尽之效。我们未知朋友是否上船而去，我们只感到这浓郁的友情和真情，只感到炽热的诗心和赤诚。

这首词以江潮为审美对象，抒写友情的深挚和别离的惆怅。词虽平白，意却深沉。故宋曾季狸《艇斋诗话》评此词说：“舒信道亦工小词，如云‘画船捶鼓催君去’，亦甚有思致。”

这词似作于在京官任上后期，与前词相比，已渐露悲凉之色。

其三，《虞美人·寄公度》：

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
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栏看。

浮生只合樽前老，雪满长安道。
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这首词情调沉郁，寄意深远。将苍凉的身世之感寓于凄清的景物之中，应是在他赋闲十余年后再次赴京任职之时之作。上阕写景，下阙抒情，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表现其孤独的心境和渴望友人的信息。这里的公度，指张宏，鄞县人，为舒亶好友。

首句“芙蓉落尽天涵水，日暮沧波起”。芙蓉即荷花，荷花落尽当是夏末秋初。秋风江上，日暮远望，水天相接，烟波无际。一片苍茫萧瑟的清秋景象，客愁离思也随之而起渐上心头。“背飞双燕贴云寒”句，语出《玉台新咏·东飞伯劳歌》，“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牵牛）织女时相见”。“劳燕分飞”故为成语，在此借喻亲朋间的别离之意。“贴云寒”言高飞云端，高处生寒，也有“伴君如伴虎”之意。十余年前，舒亶因与尚书省意见相左而被逐出京门，这次再次赴京任职，但已无豪情，唯存戒心了。此处由视感而转化为心理感受，暗示着他独上京城的悲凉心境。“独向小楼东畔倚栏看”，此句补叙，交代前面所写之景是从小楼东畔所见。词中独上小楼、倚栏凝望的意象，常与忧愁、苦闷、乡思、彷徨、抑郁的情感有关。如“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晏殊《清平乐》）写别离相思之苦，“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李煜《浪淘沙》）。抒亡国忧伤之痛，“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陈与义《临江仙》）。发历史沧桑之感。而此词中的“寒”字、“独”字，写出了十余年间，京城物是人非的沧桑之变，也写出了与宁波故友劳燕分飞的惆怅之感，更写出了为国尽责，竟遭贬斥，一片丹心，不为人解的心灵之痛和如今再到京城、知音凋零的孤独之悲！

既然人生如此，既然仕途如此，那还何必尽责，何须尽心？“浮生只合樽前老，雪满长安道”，这既是对地点时令的推言，更是其内心愤恨的迸发！不久即是冬天了，冬天的汴京开封，将雪满全城，一片寒寂，人生也只能在漫漫冬天里以酒消愁，任年华渐渐老去。这里也暗喻北宋朝政的日渐腐败乃至败亡的景象。在这种心境中，词人就寄情于远在江南的老朋友了。“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之句顺势而出。故人即公度，早晚为随时，每日之意。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六“早晚，犹云随时也，日日也”。梅花最早知春，可以在雪天带来春意。此借用南朝宋陆凯折梅题诗以寄范晔的故事。《荆州记》载：“陆凯与范晔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谐长安与晔。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里用此典来回忆在宁波时与公度置酒相别的情事。词人曾有《蝶恋花·置酒别公度，座间探题得梅》一词，词有“折向樽前君细看，便是江南，寄我人还远”。此句可谓一语双关，意在言外了。此句的抒写方式也颇有特色。词人想念友人，不从自己写起，而从想象对方行思落笔，设想友人无时无日不在想念他，从而将俩人心心相印的友情托出。这与杜甫的《月夜》中“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笔法相似，以对方之思衬托作者之情，以对方之行折射作者之欲。其情之深也更令人难忘。

第二类词是舒亶闲居明州时的作品，这类作品的题材较广，有赠人，有咏物，有次韵，也有抒情，反映了他闲居明州（宁波）时的生活状况和心态。这里列举两首，以见风格。(www.xing528.com)

其一，《一落索·蒋园和李朝奉》：

正是看花天气，为春一醉。
醉来却不带花归，诮不解、看花意。

试问此花明媚，将花谁比？
只应花好似年年，花不似、人憔悴。

这首词在舒亶词中属明快的。蒋园是宋代鄞县县城城南胜景，为蒋浚明花园，故称“蒋园”。词以花喻人，立意既新，理趣尤富。全词紧扣赏花，句句有花，句句喻人，赏花即为品人，惜花即是惜人。首句“正是看花天气”，开门见山点出题意。如大白话，却具匠心。看花人皆有之，年年可为，读者尽可因之回想曾有过的百花盛开的场景。次句由景及人：“为春一醉。”此句尤妙。“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醉者必尽兴也。何以尽兴？有美景，百花盛开，是良辰，春光明媚，能赏心，朋友交谈，逢乐事，尽醉而归！这句词以词人的心理感受带出蒋园之春的盛会，以及盛会参与者的沉醉。“醉来却不带花归”。这一个“却”字又起波澜，“为春一醉”即为花一醉，也为座中人一醉。既已为花而醉，为何不带花归？“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而今赏花一日却不折花而回，直让人笑话，为此作者也不禁自嘲“诮不解，看花意”。诮，浑也，直也。折花而归是风流，不折而回是温柔。词人的一片爱花、惜花之情就这样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

下阕另辟蹊径，以设问起句，“此花明媚，将花谁比，”言外之意就是无人可比。既然无人可比，便更要珍惜，这珍惜既是花，更是人，是座中的朋友们。因为“只应花好似年年，花不似、人憔悴”，花开花又落，明年春再回。百花之开，年年如此，年年明媚，而人年不如年，渐渐老去，渐渐憔悴。自然界的花儿固然会凋谢零落，但会年年重开，人的青春一去，盛年一过，却永不回来。在无涯无际的永恒时空中，人生是何等地短暂！而这短暂的人生中忘情的欢乐又何等难得！这犹如唐诗人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深含着对花开花落有时、人生青春难留的无限感叹。至此，因惜花而惜春，因惜春而惜年华的题意便顺势而来，上下阕浑成一体，相互呼应，寓人生哲理于赏花乐事中，堪称妙笔。

其二，《浣溪沙》：

白鹭飞飞点碧塘，雨荷风卷绿罗裳。
管弦竟奏杂鱼榔。

游女谩能歌白纻，使君不学野鸳鸯。
桃花空解误刘郎。

这是一幅北宋时期明州乡野的风俗图。碧水荡漾的池塘里，鱼儿在水中畅游，白鹭在空中盘旋。雨后的微风徐徐吹来，亭亭玉立的荷花在风中摇曳，片片绿叶犹如少女绿色的衣裳。远处传来悠扬的琴声、笛声，晚归渔郎嚼着槟榔，背着鱼筐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漫游的少女轻快地唱着歌曲，使君你不要因之产生梦想，否则你将白白地耽误春光。刘郎即刘晨，相传为东汉人，永平年间，与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二仙女，与之结为夫妇，相遇地为桃树林中，住了几天回家，已是万物俱非，人间已过几百年了，子孙已传了七代。这是四大人仙相恋故事之一，古典文学中常用的恋情典故。李商隐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诗。唐诗人曹唐《刘阮洞中遇仙子》有“晓露风灯零落尽，此生无处访刘郎”句。舒亶在《菩萨蛮》词中亦用此典，“绮枕深闭桃园曲，刘郎老向花间宿。笑脸抹流霞，心知是小琶”。其意同也。这首词节奏明快，语言浅白，画面清新，犹如《竹枝词》，可谓明清时期宁波竹枝词的嚆矢。这也透露出舒亶对家乡山水风光的向往和留恋，可与他的乡土诗同读。

第三类是他对心仪女子的诉情之作，此类词感情浓烈，用词凄婉，最见他的真性情。现也以两首为例，加以诠解。

其一，《菩萨蛮·别意》：

江梅未放枝头结，江楼已见山头雪。
待得此花开，知君来未来？

风帆双画鹢，小雨随行色。
空得郁金裙，酒痕和泪痕！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情词。初冬时节，江岸边的梅花含苞未放，一对离别的恋人携手登上江楼，遥望远山，只见山头一片白雪。这首词以寥寥十四字营造出一片充满离情别绪的场景。此处“结”字指花苞，从李商隐《代赠二首》的名句“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化出。梅结犹如丁香结，含苞不放，它在等待时机，等待漫天风雨，因为腊梅独在寒雪中盛开，雪会下的，看吧，窗外山头的积雪已耀然在目，这儿的雪天也快来到。但是，当雪花飘舞、江梅花开的时候，你是否会来？在江边的酒楼上，透过迷蒙的泪眼，痴心的姑娘向情人发问，但情人没有回答，此去一别经年，再逢不知何日。他虽爱她，但不属于她，她只是他人生旅程中的一次艳遇，而他却成了她生命中的所有。这种男女间不同的情感取向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下阕就是这个凄婉的故事结局。男人对女子的询问没有回答，也不承诺，而是独自登上画船，扬起风帆，乘风远去，渐行渐远。“风帆双画鹢，小雨随行色”。风帆双画鹢是指画船。“鹢”是古书上说的一种水鸟，将水鸟画在船的两边，源于巫术，意为既希望船行快如鸟飞，又希望船如水鸟不会沉没。两只彩鸟代指远去的画船，画船在细雨中逐渐远去，小雨伴着画船一路远行，最终消失在遥远的天际……“空得郁金裙，酒痕和泪痕！”此是恨语，更是情语。恨于情生，情因恨深，男女之情，最是诡谲，非理能喻，非理能解。情人已去，空余情思。伫立在江边的女子凝眸远眺，但空阔的江上已无一丝影踪，唯有酒席上的酒汁和潸然而下的泪水混在一起，湿透了绣有郁金花的罗裙。天冷，风冷，人更冷；雪寒，雨寒，心更寒。江风江雨中的女子就这样伫立在无人的码头上凭吊一段感情，又不知情归何处，人归何处。这样一个凄婉的故事通过小令叙述出来，足见作者的功力。为此，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盛赞此词。但遗憾的是因为历史的偏见，使他在极赏之后，竟说：“此等语乃出渠辈手，岂不可惜？仆每读严分宜（嵩）钤山堂诗，至佳处，辄作此叹。”（《词苑丛谈》卷三）严嵩诗有佳名，读之有此叹应该，但舒亶岂能如此待之？然而事实如此，这也只能成为历史的遗憾了。

其二，《蝶恋花·深炷熏炉小扃院》：

深炷熏炉小扃院。手捻黄花，尚觉金犹浅。
回首画堂双语燕，无情渐渐看人远。

相见争如初不见。短鬓潘郎，斗觉年华换。
最是西风吹不断，心头往事歌中怨。

这首词不长，却叙述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关着门的小院里，小熏炉里燃着竹炭，一炷檀香飘着清香，小女孩手捻黄花，倚在窗边。此刻情重甚于黄金。两目相对，不觉羞红。轻回首，却见画堂的雕梁上，有双燕呢喃低语，相偎相亲。千言万语，顿觉无言。燕犹如此，人何以堪？情到深处便为无。少男少女的惊鸿一瞥，便定格在词人的心底。这里的双语燕是个意象，常作为情侣的象征。晏殊《蝶恋花》有“帘幕风轻双语燕，午醉醒来，柳絮飞撩乱”句，在此以双燕轻语对两人无言而别，更觉悲凉。

时光如流水般倏然而过，相别数十年后再次相逢，词人已是双鬓微白的中年人了，猛然间，才觉得斗转星移，年华已换。几十年的相思，几十年的牵挂遏然结束。欲语还休，欲语还休。这一见还不如不见！然而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思念的激流便不可阻挡，如绵绵柳条，随风摇曳，西风吹来，摇而不断，点点滴滴，都到心头。如歌的往事让词人百感交集，悲欢相续。此时词人的感情杂乱如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直让心受此煎熬而无救赎。这片词中的“相见争如初不见”是一种人生情感的悖论。早年分离的情侣只能是永不相逢的故人，永远尘封的影像。一旦重见，便觉凄然。历代的诗人同样感受过这样的无奈。史学大师司马光为人刻板，其流传的词很少，但其最为人所知的一首词《西江月》中写道：“宝髻松松绾就，铅华淡淡妆成。红云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静。”其“相见争如不见”与舒亶的感叹一样。清代词人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感慨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境。“潘郎”也是一个典故，《晋书·潘岳传》记潘岳又称潘安，人名潘郎，为著名美男子，后常作诗文中男性的借代。史达祖《夜行船》有“白发潘郎宽沈带，怕看山，忆他眉黛”。以自己比为白发潘郎。此词中的短鬓潘郎同样指词人自己。“心头往事歌中怨”此语最妙，为全词词眼。有些话埋在心里很久很久，一直没机会说，但等到有机会说时却已说不出口；有些爱一直没机会表达，等到有机会时却已失去了诉说的冲动。爱情从本质上说不是常态，不是常情，它只是一种激情，一种悸动，是必将殒失的感情，但即使殒失也刻骨铭心，也没齿难忘！如歌往事，如梦昔情，如今都已逝去，再难追寻，但这又怎能忘却？那只能化为心中的怨曲了！人生又怎一个“怨”字了得？最后两句是与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同样凝聚人间情感之痛、情感之憾的经典情语，只是此词各类宋词选本很少收录而致人所未知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舒亶词的特色。他擅写小令，《菩萨蛮》《浣溪沙》尤为突出。其词特点是思致妍密，风格沉郁，感情真挚，思想深刻。词中意象丰富形象，语言清新流畅，他是宋词人中少有的小令圣手。其词风也与秦观、黄庭坚相近。故丁绍仪所言“词亦不减秦黄”当是一个确评。但细究之，秦黄之间还有差距，犹如彭孙遹所言：“词家每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不及秦甚远。犹高（观国）之视史（达祖），刘（过）之视辛（弃疾），虽齐名一时，而优劣自不可掩。”（《金粟词话》）舒亶词的艺术成就比秦观或许稍有逊色，但与黄庭坚相比则远在其上而胜之，其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应在秦黄之间。

行兮吟兮，徜徉故乡留清音

水绕陂田竹绕篱，榆钱落尽槿花稀。
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

—— 《村居》　　　　

这首诗谁写的？舒亶。写哪里？宁波的乡村——大隐舒夹岙村。流水、竹篱、水田，榆树、槿树，夕阳、老牛、寒鸦……几组意象构成一幅乡村暮色苍茫时的景象，犹如一幅水墨画，寥寥几笔，写出江南小村的神韵，此景此情，令人无比向往，有景无人，更显静寂，寒鸦暮归，平添秋愁，以少少许胜多多，此诗即为一例。故清代诗人吴修龄在读完《村居》后不禁感叹：“山川乃分灵于斯人乎？集之不传，人累之也。”中国文人的偏见，让这位先贤的著作百不存一。但在他仅存的诗文中，仍有着大量关于宁波各地乡风民俗、山川人物的歌吟，可以说，宁波是一个有着歌咏家乡山川、创作乡土诗歌传统的地方。两宋以来，宁波人于诗情有独钟，自舒亶、丰稷等吟诗月湖后，诗社纷起。湖上诗社、逸老诗社、五老会、八老会、林泉诗社、高年诗会、七子诗社乃至今日的宁波诗社，有文献记载的就有48个诗社，诗人更是不计其数。地方文人诗集如《四明群雅》《四明诗干》《四明耆旧诗》等20多种。特别是李邺嗣创作《东竹枝词》后，万斯同、袁钧、倪象占等纷纷仿作，形成一个连绵不绝的乡土诗歌创作传统，故有学人将宁波城市的特色归纳为山海诗书四大要素，而这诗的源头，应该首先归功于舒亶。因为是他，第一个有意识地行走于四明大地，以诗存照，写下他对这块土地深沉的眷恋。

舒亶被罢官后，黯然回乡，由于失去官职，他只得买舟南下，自付船费。当时朝廷诏召僧人慈本入京，允许他驿马相送。有不平者撰联讥讽：“中丞买航船出京，和尚乘驿马赴阙。”正直清廉的舒亶回乡后既无官俸，又无积蓄，非常窘迫，好在他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就聚徒教授，因而很快成为浙东的文坛领袖。他迁居于鄞县城中月湖锦里桥，名其居为“懒堂”，人称“岙底”，又称其居巷为“官人巷”。在故乡，他很快找到了朋友，并与之诗酒唱和，特别是丰稷、周锷、晁说之、韦骧等诗人，更是经常聚会，相互酬唱，形成了一个经常性聚会的团体。这个诗人团体，虽无诗社之名，却有诗社之实，可谓开宁波诗社之先河。此外舒亶也常与地方官员、诗人唱和，如月湖疏浚后有了十景，他们就以月湖十景为题相互唱和，其中舒亶的诗特别清新形象，现引之以为说明。

一、花 屿

暖吹红叶上青枝，掠水风烟巧自持。
蜂蝶鸬鹚各芳意，锦囊消得探春诗。

二、芳草洲

小雨如酥露乍晞，屿花汀柳自相依。
画桥不碍寻春屦，谁傍烟波拾翠归？

三、柳 汀

困倚沧波绿动摇，冷烟疏雨共萧条。
谁将轻薄娇春态， 强拂人头向市桥。

四、竹 屿

欲问葛陂安在哉， 端疑波底化龙来。
子猷此兴君知否？小径何妨卷竹开。

五、烟 屿

漠漠寒芦不见花， 暗藏鸥鹭啄晴沙。
暖风吹起浑无定， 半落僧窗半落槎。

六、芙蓉洲

照水枝枝蜀锦囊，年年泽国为谁芳？
朱颜自得西风意，不管清秋昨夜霜。

七、菊花洲

懒对陶家酒瓮开， 东篱寂寞久风埃。
会须结取登高客， 折上龙山醉帽来。

八、月 岛

何人骑鹤上瀛洲，清影明波正九秋。
吹罢玉笙端不见，满空桂子有谁收。

九、雪 汀

点柳妆梅不暇裁，平波直拟涌瑶台。
钓矶苇岸知何许，几误渔舟夜半来。

十、松 岛

亭亭古干对沧浪，雨细风飘吹老香。
晚岁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读书堂。

在众多的月湖诗中，舒亶的诗无论是抒情描景，还是喻理述怀，都是上乘之作，所以历代宁波的地方史籍或诗文集的编纂者们都常将其诗收录，因而我们也在其文集散失后，仍能从宁波的各地文献中找到他的诗文，从而能寻觅他在故乡徜徉的踪迹。

作为一个游子，归乡后他虽然未回村居住，但仍非常关心家乡。大隐溪宽百米，让舒夹岙村和大隐村隔溪相望，村民们来往非常不便，元祐年间（1086-1094），舒亶出资兴建了溪桥，村人为此将桥命名为学士桥。如今学士桥为宁波著名古桥，重建于清咸丰四年，南北向，长70.3米，宽1.96米，为13孔石砌平板桥。该村还遗有学士第、承德堂、进士第等古建筑，让人遥忆舒亶和他的后人们在这个小村中生活的景象。《村居》就是他对家乡的写照，只是在饱受命运的捉弄后不免带上悲凉的色彩。

作为一个被罢斥的官员，他在宁波却受到地方长官的尊重，他也就地方的重大水利工程和事务提出过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元祐、绍圣年间的明州知州刘珵在任上疏浚月湖，将淤泥堆为数岛，又在月湖四周布置楼阁亭榭，集四时花卉，成十洲胜景。工程竣工后，他不仅与刘知州、王亘、陈瓘等诗歌唱和，还如曾巩为广德湖写记那样，写了《西湖记》以记其事，被收录乾道《四明图经》，得以保存至今。此外，在他的词集里收有《临江仙·送鄞令李易初》《菩萨蛮·送奉化知县秦奉议》等，可知他与周围各县的知县都有良好的关系，这为他游览各地、徜徉山水提供了方便，而他在十余年的闲居生活中，甘于寂寞，适乎平淡，面对变幻政局，不改从政初衷，体现了浙东文人重情操、轻宦运的本色。如元祐年间，旧党掌政，置诉理所，凡熙宁、元丰年间得罪政要者皆可诉，众多罢官者纷纷指斥新政之过，以求迎合旧党权要恢复官职。舒亶虽在此间蒙冤罢官，却无一语上诉，以致仍闲居在乡。他对国家的权力更迭可以不管，但对家乡的建设大事却非常关注。当时，鄞西的大湖广德湖存废之争甚烈，两派意见各执己见。舒亶为之考察了鄞县城乡的水利设施，连续写下了《水利记一·风堋碶记》《水利记二》《水利记三》等水利著作，分析了鄞县水系的特点和治水要略，对广德湖的水利作用尤为关注，力陈不能废湖，在《水利记二》开篇写道：“是湖（广德湖）千顷，有四利焉。当春夏秋四明诸山积水东注，浩荡泛滥，有如海潮，居民庐舍往往淹没。不一二日辄下，以此湖纳之，一利也。方其旱岁，七乡之田引以灌溉而漕河北取，以济公私往来之用，二利也。菰蒲凫鱼，四时不绝，凡村落城市之民，无田以耕、无钱以商者，莫不仰食于此，三利也。歉岁穷民以根为圣米，盖自别邑他州争取而食者不可胜数，四利也。呜呼，其利溥矣！有心于民者，缮其堤防，谨其经界。时其启闭，禁其畜牧。可也……有心于民者姑息之，毋忽焉。邑人舒亶题。”此间殷殷爱民之心，切切劝官之意尽在文中。可惜数年后的楼异，虽为其同僚，却在政和七年（1117）悍然废湖为田，遗下千年隐患，致有“买田买东乡”悲凉之谚。其舒亶之为民之心和爱乡之情也因此立见。他的这些水利论文至今仍是鄞县水利史中的经典之论。

在漫漫十多年的岁月里，舒亶在鄞县、在慈溪、在奉化、在镇海……在家乡的山山水水中徜徉徘徊，以他饱经沧桑的体悟和清新俊雅的文笔，为四明的山水留下了众多的佳作。可以说，在宁波历史上，舒亶是最早有意识地用诗歌形式反映和记录这一片神奇土地的风俗、风物和风貌的诗人。在如今宁波各地编印的诗文集中，早期的诗人中常有舒亶的名字。他是宁波诗人中最早关注宁波地方风俗人情的诗人。他的诗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北宋时期宁波的风土人情和经济生活状况，是难得的历史资料和地情写照，因而他的诗句也常为史家所引用。请看他的宁波风俗诗《和马粹老四明杂诗》：

百粤喧哗外，三江指顾中。
耕桑遗俗在，草木故城空。
近泽知田美，多鱼验海丰。
由来形势地，越绝控辽东。

箔蚕迎豆熟，江雪伴梅消。
抵虎螯经夏，跳沙蛤趁潮。
酒罂双印贵，药肆万金饶。
未觉西风远，三溪好采樵。

岁熟禾论，人归夜击钟。
金澄沙底水，龙卧井边峰。
香火长存社，渔盐每夺农。
年来缣帛贱，砧杵万家舂。

稻饭雪翻白，鱼羹金斗黄。
鲒埼千蚌熟，花屿一村香。

海近春蒸湿，湖灵夜放光。
北窗休寄傲，大隐即吾乡。

莲阁红堪掣，兰池静不流。
梯航纷绝徼，冠盖错中州。
草市朝朝合，沙城岁岁修。
雨前茶更好，半属贾船收。

他是宁波诗人中第一个有意识地周游四明大地，吟咏四明山水的诗人。他对这一片神奇美丽的土地充满眷恋、充满热爱。为此，他以其丰富的人生经验、细腻的观察思索、精彩的文采辞藻为四明山水留下经典的瞬间写照。请看他以心灵的感受所流泻的诗情：

再游天童山回，同吴与权诸友夜集

太白崭岩几百尺，仙人一去无消息。
临云时复倚栏干，独看千峰万峰碧。
昨夜长须城里回，报道湖上秋风来。
醉园雨过月台冷，篱根白菊看看开。
却杖青藜趁流水，目送征鸿下山觜。
篷船答浪绕丛芦，咫尺烟汀几万里。
忽见江头江月白，纷纷笑语城东陌。
一樽此酒一枰棋，未到懒堂犹是客。

雨中游杖锡

何人杖锡过千峰，雨里风烟转不穷。
暗壑水声清决决，深岩花气湿濛濛。
遥知雪岭开亭近，旧说云乡有路通。
自恨青鞋踏城郭，仙游长在梦魂中。

登五磊寺

五磊峰高笔插天，苍松合抱几千年。
尘氛洒落非人世，风露清明近月边。
枕上数声敲夜磬，庭前百亩起春田。
我来独步苍苔色，不著篮舆两两肩。

游云湖，过香山偶成

尘镜回头隔圣凡，参差叠嶂巧如镵。
归云堕碧粘僧屐，落叶飘红上客衫。
果熟遥看猿渡涧，风号定想虎离岩。
长天自有无穷景，未信西冈日半衔。

游承天望广德湖

桃源二月春风起，是处秾华有桃李。
调笑闻声不见人，游人只在华山里。
华山逋客来何迟，隐隐茶林隔烟水。
满眼相思寄碧云，独立城南望山觜。

香山智度寺

龙护空堂钵，云笼古殿灯。
经窗僧待月，茶井客敲冰。
惊雁回峰影，疏星亚塔层。
心清更无睡，未羡杜郎能。

游翠岩山

桃源深处一招提，门对寒云路绕溪。
长使千峰光景动，未应洞里老金鸡。

游大梅护圣

流水山间无尽时，登临到处与心期。
世人只爱桃源好，梅熟山间怎得知？

题鄞江

地吞越绝海分深，渺渺平流万马骎。
早晚渡江潮有信，往来鸥鸟客无心。
寒空倒影千山动，暖日澄波万籁沉。
安用鱼龙闲养鬣，平时春雨自成霖。

题灵桥门

危楼清迥立江风，紫逻红旗落日中。
暑雨涧溪来浩荡，暮烟洲清隔朦胧。
欢声不厌重城近，霁色遥知秀野丰。
沧海一时传丽句，天才真是杜陵翁。

芦山寺

云山流水水中山，尽日青藜共往还。
更向僧房看图画，不知身在图画间。

芦山寺

别开小径入松关，半在云间半雨间。
红叶满庭人倚槛，一池寒水动秋山。

这些心灵的吟唱在千年之后仍是那样鲜活生动，那样醒目自然。在众多的咏怀宁波山水之诗中，舒亶的诗总以他的真挚、他的自然、他的激情、他的哲思而引人注目。为此，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全祖望尽管对舒亶怀有偏见，但对于舒亶的诗与宁波的关系，还是情不自禁地予以赞叹：“凡吾乡之胜地，率以中丞（舒亶）诗著；而湖上尤为总持。此予之拳拳不已也。”（《鲒埼亭集·西湖懒堂记》）

2008年深冬的一天，当我伫立在学士桥边凝视东流的溪水时，一种惆怅骤然而起。中国历史在11世纪曾经出现过一个巨大的转机——由封建农业文明向科技制度文明的转变。王安石似乎看到了这一转机，他试图把中国引向一个崭新的发展轨道，那将给中国带来全新的变化。他几乎获得成功，但最终功亏一篑。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而更遗憾的是他及他的追随者们如舒亶等，为此被送上历史的祭台，遭受无端的诬陷和无穷的责难。一个人，他的付出真的会有回报？一个人，他的真心真的会被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赤诚为国、真情为民的忠臣烈士会遭受千年污名？历史的真相在哪里？历史的正义又在哪里？公道自在人心，人心由何主导？是非自有公论，公论由谁评说？不白之冤，何以申之；千秋污名，何以清之？青山默然，流水无言……唯有一个声音遥遥响起：“一锋不断奸凶首，千古焉知将相才。”

“千古焉知将相才？”“千古谁知烈士心？”所幸的是，如今，已有了关注舒亶的人，有了为舒亶申辩的声音。那么，就让我拙涩的笔写下这些文字，表达郁藏多年的思绪，并以我的声音来呼唤这位先贤，承续那千年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