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建构高校“人文哲学”理论体系

戴生岐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具有极其鲜明的历史意识和时代精神，其鲜明的理论特征就是她的“人文关怀”性。在现阶段，高校“两课”队伍都在积极应对“三个代表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指示精神，各门理论课的改革搞得热烈而有序。我们认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头雁”——人文学科的灵魂哲学理论，必须适应新要求进行理论体系的转换。具体来说，就是要由“科学哲学”经过“工程哲学”的中介向“人文哲学”的理论体系转换。惟其如此，才能把“三个代表理论”所洋溢的“人文关怀”精神落到实处。“三进”的基础性工作应该是教材建设，兹就新的教科书理论体系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同道，并能引起争鸣、讨论。

首先，就哲学本体论而言，传统哲学第一形态——“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

审视这里的“存在”、“思维”概念，不难发现都具有单一抽象的空洞性。前者仅指自然性的物性存在；而后者也只彰显人的理性主体性规定。传统哲学第二形态——“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事实与理想的关系”问题（参见王宏波的提法）。前者在“事实”面前多了一个“社会性”的规定，因而已将重点由对“自然性的物性存在”的体认转换到了对“社会的工程性存在”的把握上，后者也昭示了企图关注人的价值追求的主体性问题的倾向。然而，在这里，“社会工程”前面的“社会”仍然是一个缺乏“人文精神”贯注的“空洞的抽象”，因为“工程哲学”只涉及“工程进展”中的“效率”问题，却很少问津“效益”如何；而主体的价值性追求，在这里也只是对人的物质经济价值的关注，却很少“道义”方面的考虑。“人文哲学”的本体论在基本问题上主张重点研究“存在”与“人”的关系问题。就前者讲，“仿佛”出现了“轮回”。然而，这只是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回归”。因而“存在”在这里已由“抽象性自然存在”变成了人文精神观照下的“人——社会——自然”三统一的具体性存在。就哲学本体论的“本体”或哲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而言，如果说“自然哲学”体系中对本体论的“本体”的最科学界定是列宁的“物质”范畴的话，那么，在“工程哲学”体系中对“本体”的最科学界定则是毛泽东的“事物”范畴。中国人将政府举办“公共工程”称之为“办实事”。毛泽东的辉煌，则在于他在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所展开的波澜壮阔的军事社会工程实践中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上。毛泽东在举办军事工程的“绘声绘色的历史活剧”中所创建的功勋将永远彪炳史册。邓小平所讲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他后来所讲的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的方法论原则，已经在启发江泽民，必须在哲学本体论的“本体”规定和逻辑起点上贯注“人文精神”。终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提出了“事情”这一本体论的逻辑起点和“本体”范畴。“事”为“属人的事物”，因而其间渗透着“人情”、“世情”，“国情”等诸多规定。因而“事情”这一范畴，便是对“物性原理”，“社会状况”和“人情世故”的高度整合。在本体论的具体内容展开中，充满“人文关怀”的本体论将更加专注于“属人的世界”和人的“内宇宙”的研究上。她更看重人的“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对人的存在的高级形式——“社会运动”和“心理活动”等范畴将给予更多的注意。在“存在”的环境或“处境”与人自身的关系问题上，人文哲学不大过分强调前者对后者的一元决定性，而是强调人与“存在”的“共存、共赢”性。

其次，就发展观而言，人文哲学的理论重点将始终是人的联系、人的系统和人的发展问题。

因此，马克思极具超越性的“类特性理论”将受到重视。邓小平亦认为必须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发展。江泽民扬弃，整合了马克思、邓小平的“类特性理论”的基本观点，提出了“共存共赢”理论。这是一种有关人的可持续性联系和发展的理论。新教材理论体系在这里必须反映以下五点内容：一是“人的发展”的三重矛盾关系：其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其三是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二是“人的发展”的三大命题：其一是人类发展不以牺牲自然界生物多样性发展的可能性为前提；其二是一部分人的发展不以牺牲另一部分人发展的可能性为前提，其三是社会的发展不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为前提。三是西方的以哈贝马斯、罗蒂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中的“反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合理内核将被新体系所接纳。四是东方的以礼乐精神为原生形态的人文主义或“前现代主义”思想中的优秀颗粒将更加受到新体系的肯定。五是人的联系和系统中的诸种新范畴以及人的发展形式、状态，方向、道路和人的发展中的“代价”问题都将成为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就认识论而言，“人文精神”观照下的认识论内容将被大大拓展和深化。

如就主体划分而言，将不再是宏观性的一元视角，如过去的教科书仅仅把主体划分为“个主体、群主体、类主体”三个类型。现在又有了微观性视角，如可以将“个主体”进一步划分为：认知主体、意志主体、情感主体三个类型。同理，客体也不再仅仅是宏观一元视角下的三类型，即自然物质客体，社会工程事务客体和人的精神客体。现在也可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出发，又可把客体分为“人化自然”的器物客体，“思想附属物”的制度客体和人文精神的理念客体。(www.xing528.com)

在认识的本质问题上，“人文精神”观照下的“反映论”将被解构，代之而起的，将是整合历史上的旧唯物主义的“直观论”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一体的“建构说”的被正式确立，因而“图式”问题、“定势”问题（包括思维定势、情感定势等），“理论感觉”等“后理性认识”问题将进一步得到强调。理论的操作性问题将成为重中之重。

在“真理”问题上，“人文哲学”一方面非常重视“真值”问题，同时也非常关注研究“善值”和“美值”问题。它也强调工具理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同时，它更认为价值理性的道德实践，尤其是审美实践，也是检验“善良意志”和“审美理念”的标准。同时，“人文哲学”还主张把人的世界还给人，它不主张“高大全”式的天使形象，也杜绝“邪魔道”式的“魔鬼形象”，它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即改，善莫大焉”，因而“试错求对”的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将成为“真理观”中的重要内容。同时，还要研究“历史动力”借以发挥作用的“恶”的形式，并通过“审丑”等环节，在辨别真伪，善恶和美丑中臻于主体性上的真、善、美的统一。

社会历史和人的精神领域是“人文哲学”驰骋的广阔天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历史哲学中就具体生成为“三论”。即生产力论、人民论和文化论。在生产力论中，其“人与事”的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哲学基本问题。在“生产力内部矛盾”的展开分析中，人的需要、人的价值追求作为生产力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原动因将受到重视。同时，分析生产力时更将采用“系统分析”的视角。即不但要研究生产力内部的独立的、独有的诸多要素，还要研究不为生产力系统所独有、独占，同时也非独立的诸多要素。与此同时，生产力系统的结构问题将提上“议事日程”，而且还要细化生产力的功能问题。用“系统”的观点看问题，生产力所赖以依托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问题，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演进中的内在机制问题，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以及与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相互关联的“人的发展”的主体性形态问题将受到重视。与科技因素、教育因素、管理因素关联的有关哲学问题将更受到关注。在人民论中，人的本质问题只是人性中的统一性、一元性问题，除了接纳这些老问题以外，人性的丰富、多样性问题，诸如人的个性、兴趣、气质、能力、禀赋等问题将受到重视。同时，人的本质优化问题将使人的本质理论更具操作性的品格。诸如人的社会分层问题，人的社会流动问题，都将成为人的本质理论的重要补充环节。同时，人的价值，人的理想问题将更加被详细论证。而人的历史作用问题将更加具体化为对不同阶层、集团的具体作用的深度挖掘和旨在寻求最佳匹配的结合模式上。同时，人民论还将特别关注人的作用，人的价值在发挥过程和实现过程中的“异化”问题，为了探求消除“异化”的方式，有关“政治文明”问题，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革命与改良、博爱与妥协问题中的哲学问题都将给予足够重视。

与此同时，“利益哲学”将受到重视，对“利益”的属性、结构以及关系、原则等问题的阐述都将构成“人民论”中的“重头戏”。

文化论中将对“先进文化”的特征、内容进行系统阐述。同时，将进一步研究文化继承，交流，转换，创新中的方法论问题。而且，在时间关系上，血缘文化、地缘文化、业缘文化中的哲学基核以及它们之间的前后转承继替将成为重点研究对象；而在空间关系上，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的整合与“跨文化沟通”将成为重点；最后，在相互作用关系上，“主流文化”与“亚文化”，“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理念文化的关系将成为研究表述的主要内容。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化对接也将成为“文化论”中的“重中之重。”最后，精神文明建设乃至个体人的心理性建设，宗教信仰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也将成为“文化论”中所要叙及的重要内容。

以上是从“逻辑”的角度对哲学形态向“人文哲学”的转换之必然性做了阐述。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现再稍作历史的分析。现仅以20世纪百年史作为分析问题的历史背景。在扬弃19世纪自然科学哲学的新成果的基础上，列宁于1908年提出了哲学本体论上的“物质”范畴。这标志着“科学哲学”在当时的时代高度。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仅仅以发现自然科学的普遍性的规律性、真理性的认识成果为研究使命的“科学哲学”，并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接着，不过多久连续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近一亿人的生命毁于一旦。从此人类的理性主义信念受到质疑，从而也广泛而残酷地验证了尼采在19、20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所发出的“上帝已经死了”的呐喊之敏感。从此，进行“社会制度”层面的改良抑或革命，发动社会工程之巨大改造能量以促进社会进步，便成为新的时代精神。毛泽东等人在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演进这一“客观事物”中，发动组织了浩大纷繁的社会军事工程——“社会革命”的“历史活剧”，并取得了缔造出“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胜利。然而，过分迷恋“革命”也使共产党的执政者在一段时日里陷入了“革命崇拜症”的泥淖中不可自拔。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继续革命”，使得苏东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被断送，也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的进程差一点被打断。

就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内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成为非常尖锐的问题的时候，在二战后的废墟里“凤凰涅■”后起飞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德国、日本，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哲学形态的适时转换，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回顾改革开放20年新的历史，我们不仅超越了“科学哲学”的思维定势，而且也解构了“社会革命工程哲学”的思维定势。然而，20年的发展史表明，缺乏“人文精神”的“工程哲学”，又差一点断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如受科学哲学——工程哲学思维方法论的影响以及计划体制下行业办学的思维定势影响，我们在前十年里极度地淡化了“人类灵魂改造工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势。现在的许多高校对自己的“工程师的摇篮”这一落伍时代的自我定位依然缺乏反思能力，哲学教学，尤其是理工院校的哲学教学受这一强硬规定的制约，造成了哲学教科书、哲学课堂的“人学的空场”和“人文精神”的“不在场”。致使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了“缺乏人文教养”的“空心人”。就国际范围看，美国的“工程哲学”在发挥作用中也显示出了“双重标准”的倾向。即由于没有“人文精神”的观照，形成了治理一国游刃有余和应付全球问题时差强人意的强烈反差。最典型案例就是近年来在美国被搞得沸沸扬扬的“导弹防御工程”的上马。所以，过分张扬“工程哲学”而不问及“人文精神”的倾向所导致的一国内的发展上的种种“风险”或国际范围内的“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迹象不断出现的事实一再表明，没有人类共有的“人文精神”的贯注，“工程哲学”并不能保证国家层面或国际层面上的可持续性发展。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哲学扬弃科学哲学、工程哲学，转换到“人文哲学”形态上，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明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