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品格：理性、智慧、勇敢、求实

三、理性、智慧、勇敢、求实的伟人品格

邓小平以高度的智慧、非凡的战略眼光和革命家的勇气，根据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创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大部分城乡居民在告别贫困后，正由温饱向小康迈进。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封闭、贫穷、落后的状态，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现在的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深化改革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邓小平在思考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形成了简明清晰的哲学理论。这种哲学理论就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的智慧结晶，也最能明确解释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的根本原因。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就是一切都要遵循事物的自身规律。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渊源。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准确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9]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重大发展。最突出的是，他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联系，纳入党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在哲学层次上的重要贡献，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显著特色。

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它们在本质规定性上是一致的，都要求人们从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中解放出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另一方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归宿。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对此，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

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要照辩证法办事”的思想非常明晰，它形象地代表了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风格，昭示了邓小平成功的秘密。邓小平的辩证法是一种实践的辩证法。具体说来，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方法论原理:一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一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则，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坚持改革与开放的统一，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统一，坚持经济建设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统一，从中国、世界、时代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总结、概括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和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作出自己的理论性的创造，形成改革开放的逻辑，把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创新结合起来;坚持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就是既要研究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规律的个别性，又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开放规律的特殊性，还要研究整个人类社会改革开放规律的一般性，把改革开放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把握，而不是局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局限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层面。邓小平的实践辩证法还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内容丰富、主题突出、泾渭分明、结构严谨的逻辑框架，构成邓小平实践辩证法的严密逻辑体系。

邓小平在深刻吸取忽视生产力教训的基础上反思历史，认识到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标准而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观念。在邓小平理论中，他反复强调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即生产力是一切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把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衡量和评价一切社会制度和人们社会生活的根本尺度，凡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便是应该肯定并坚持的;反之则应该否定和反对。由于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总有人习惯于抽象地谈论姓“资”和姓“社”的问题，自觉不自觉地偏离生产力标准。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关于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邓小平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统一的，其统一实质仍是生产力标准。实质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邓小平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阐发和深化。在社会实践当中，“三个有利于”标准也逐渐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法论原则。

不同凡响的个性特征和思维特点，也是促使邓小平全面创新理论的重要因素。邓小平的思维特征明显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实的个性决定了务实的工作作风，也使邓小平形成了独特的实事求是观，使他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品质。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实干家，他的身上体现了冷静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言:“我是实事求是派”^[11]。“三下三上”的特殊经历，使邓小平在更多时候都能坚持走务实的道路。例如，1978年他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支持，此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再到南方谈话中“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都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个性。正是在这种实事求是思想引导下，邓小平才能作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总之，邓小平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独特的经历、气质和不同反响的伟人品格，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改革开放推向了社会主义观的全面创新发展，从真正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样的转变对长期处于战争和革命状态下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卓越的领导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长期而又深深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并特别重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实践，将这一切实践当做自己辩证法思想的最好用武之地，以此领导和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又及时从哲学的层次上进行提炼和升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吸收到自己的思想路线和辩证法理论之中。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种贡献不仅体现在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运用和坚持，更重要的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国改革和建设实际问题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大胆探索和勇敢创新。创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维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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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113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232、256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49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139、364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19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2、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