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变与不变

一、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乃是其创立者们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直接对话的产物。因而，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仅囿于书斋和学院之中的学问，而是一种直面现实、改造现实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种既定僵死的理论与知识，毋宁说是教给我们一种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方式，一种不断与时代现实、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实践与批判精神。对此，恩格斯这样说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这些论述无疑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并不是被所有的人视作“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的科学，而是被当成生搬硬套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的现成教条。这种情况不仅在欧洲出现过，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尤其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同样出现过教条主义地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不久，就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和节节胜利的北伐战争之中，并且充当了革命战争的急先锋。他们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和革命的主要特点缺乏认识，同时又过分依赖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指导，缺乏自身独立自主性和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体把握能力，因而也就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抵御不住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以致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这也说明，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间明显存在间距，并未得到有机的结合。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在主要城市发动武装暴动，诸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另一条是走在偏僻农村进行武装暴动的路，诸如毛泽东所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然而，这两条道路，到底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中国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他们认识到，第一条道路适合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而且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共产党人依靠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在反动统治势力集结的大城市进行武装暴动，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交通都非常落后，各地区发展也极不平衡;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队伍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大城市进行革命，进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步。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必须要打破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的模式，必须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必须要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同时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所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是如是自觉结合的典范，这一结合在客观效果上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获得了自觉性、主体性与能动性。

但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当时担任党的领导人在思想上，要么陷入右倾保守主义，要么沦为“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如“二次革命”的理论)，主动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致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了国民党;“左”倾冒险主义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不顾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力量的悬殊对比，急躁盲动，又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和极大的危害，红色根据地在反动派的围剿下几乎丧失殆尽。在随后进行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又遭受重大损失，以至于濒临绝境。(www.xing528.com)

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由此转危为安。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红军和党中央到达延安以后，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才逐渐趋于一致，即一致认为要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驱散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迷雾。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总的指导原理”^[4](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意识在这个时候已渐露端倪。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第一次对“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做了理性表达，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命题^[5]。194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如是说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6]在这2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作出了巨大努力，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换来的。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也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7]此外，在《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毛泽东也做了精辟的阐述。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使用了类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字样。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得以真正中国化的一个实践诠释原则，同时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从内容构成看无疑包含三个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三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即具体运用及其成效。毛泽东借“有的放矢”这个成语来形象地比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用“矢”比喻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的”比喻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就是二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既不能乱射，也不能不射，而是既要敢于在实践中开拓、试验、探索、创新，又要善于检验、总结、概括和提升。通过这个成语，毛泽东十分清楚地告诉党内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不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

另外，毛泽东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较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既不是用其他的什么主义或者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不是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生硬地相结合。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既要“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和实现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并理性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对接起来，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符的部分加以改造与提炼，因为中国的实际还包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故而，领导干部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非一种异己的存在。毛泽东是他那个时期党内领导人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最为熟悉的理论家，他深刻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了解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要成功实现其本土化，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既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实践，又要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二者之间的耦合生长点、契合融通性。这也是被无数中外文化交流、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业已证明的一个客观规律。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十多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前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革命的领导阶级、动力和主要特点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完整和系统。这是毛泽东对我们党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上所做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既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做了初步尝试和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