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呼唤新阶段，变与不变：马克百思年主义中国历程

一、新世纪、新阶段的呼唤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理论创新，调整社会主义外层“保护带”。

(一)“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观反思

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类经过几千年来的发展，逐步告别了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年代，告别了残酷剥削、无情压榨的穷苦岁月，逐步进入了物资充盈、制度文明的新时代。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人类在尽情享受自身创造的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为一系列影响现代人生活品质的因素所苦恼，有些因素甚至威胁到人类社会生存本身。这就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带来的人类生存困境。

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但是人类反思自身的发展，却是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来的事情^[2]。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大生产，带来了商品的爆炸性增长，高高的烟囱曾被认为是工业化的象征，是各个民族感到骄傲的荣耀。“技术万能论”和“无限增长论”盛极一时^[3]，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却屡屡受到环境问题的困扰。这就是引起全球震惊的八大公害事件，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世界末日的阴霾笼罩着人类。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宾州多诺拉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5年开始的日本富士山县骨痛病事件……这些动辄令人大面积患病甚至死亡的环境事件，成为“自然界的报复”，冲击着一味掠夺自然进而破坏环境的片面发展模式。

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是资本主义诞生后占主流地位的发展观念。在二战结束初期最为盛行，它适应了战后受到严重战争创伤的资本主义世界迫切需要增加社会财富的心理。在传统西方经济学看来，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就是发展，没有数量的增长的社会发展是无法衡量和没有意义的。在这种观念下，形成了一种只盯着GDP的数字变化的经济评价体系，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各国之间的竞争，演化成为对GDP的努力追求，对高速度的强烈攀比。那么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理论的鼓吹者就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他在其著作《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他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都需要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五个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创造起飞条件、经济起飞、向成熟过渡、大众消费阶段。这是根据经济增长水平和物质消费水平划分阶段的，发展问题实际上被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问题。

然而单纯的经济增长，实现了社会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却并不能促进社会、环境和人的发展。因为它不能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的改善和社会结构的完善，不能反映技术进步的变化，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种单纯的经济增长被称之为“有增长而无发展”。原因在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必然受到资源的限制，资源永远是不可能无限的，它总是有限的，因此这种单纯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忽略人和自然、人和环境的关系，势必造成为了经济增长而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和浪费，从而造成生态问题，最终影响人类自身生存。这就是战后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在高增长下却日益凸显出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经济社会腐败、社会冲突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实际上，从历史文化来看，西方社会起初并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管理的。早在古希腊时代，西方就阐述了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思想。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阐述了奴隶社会发展的趋势，认为要实现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每个人应当只做一件符合他的本性的事情”。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社会发展思想进一步发展，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社会发展问题进行探讨。著名思想家卢梭认为，人类社会是从“思想状态”过渡到“文明社会”的。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但也因此进入了不平等的发展史。卢梭主张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可以说，在整个19世纪，西方的古典社会发展理论都处在研究加强社会管理的方面，而并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从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方出现到资本主义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重金主义、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阶段等，无论何种阶段，资本主义政府都是有其相对理性的考量，并非完全以疯狂追求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从中国历史文化来看，中国封建经济长久以来都一直走在西方的前列。进入19世纪后，中国由于自身的封闭和封建专制的日趋严格，才逐渐落后于西方。同时，还要看到中国社会历史上出现多个盛世，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宣之治”、“康乾盛世”等等，这些盛世时期，社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阶级矛盾缓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那么能出现这么多的盛世，实际上与中国古人对发展的文化认识是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古代文化崇尚中庸，讲究“天人合一”，主张平等地对待世界，认为人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追求无限的物质财富，而是适可而止，这当然也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分不开的，自给自足的生存模式，限制了对自然界的大规模索取，在很大程度上也缓和了与自然界的矛盾。

20世纪60年代末期，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这种畸形的片面发展观受到巨大挑战。人们不断反思这种发展模式，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必然促使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开始强调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保健、人口、就业、社会收入平等、观念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等问题被认为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69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声明强调，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统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和社会组织形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以实现社会变迁，达到社会结果要素和谐平衡发展的过程。其中，处理好增长与公平的关系至关重要，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努力消除饥饿和贫困，普及文化教育和卫生，为社会底层提供住房和基本社会服务，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和社会福利事业，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的权利和福利，在科学、技术和物质进步同人类的智力、精神、文化和道德进步之间建立和谐的平衡，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由联合国的这份声明可以看出，人类已经试图摆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但是这种试图协调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发展理念仍旧存在缺陷，那就是没有进一步揭示经济增长与社会以及自然环境包括人本身直接的关系，只满足当代人的发展，而没有兼顾子孙后代的利益，因此是不完善的，需要人类进一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新的发展理念。

20世纪80年代左右，新的发展观逐渐代替旧的单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法，为人们所认同。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1983年在其著作《新发展观》中指出，传统的发展观只是一种经济增长观，没有关注人的价值，新发展观强调以人为中心，从人的角度确立研究视野，将人的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主题、核心、目标和前提，强调人的发展和文化价值的关键作用。具体来讲，新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区别在于:一是发展的目的不同，新发展观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服务于人的发展;传统发展观则以经济增长为中心，非常关注数字的变化。二是发展的层次不同。在发展过程中，传统发展观不关注人，不关注人文，不关注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新发展观则认为，在发展中，文化价值起着关键的作用，文化价值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是验证经济发展目标是否合理的基础。三是发展结构不同。传统发展观只关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围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而进行;新发展观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应突破经济空间局限，从整体的角度、内生的模式以及综合的方面来调整发展战略结构。所谓整体的角度，即从整体的社会人出发，考虑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依存关系;所谓内生的模式，即积极依靠自身国内的力量和资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形成自身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所谓综合的方面，即协调社会各个部门、各个阶层的利益，形成全社会发展的合力。四是要变革国际经济秩序。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均来自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新发展观强调，各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国情，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忽视自身国情特点，西方国家也要放弃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经济发展模式的做法。只有变革旧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的弱势地位。

(二)“发展起来后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引起了晚年邓小平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深刻反思。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后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4]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基本上处于“不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个“第一”，改变了旧中国没有现代工业的落后局面，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面貌获得了巨大改观。然而，基于迅速改变我国落后现状的良好愿望，中国共产党内急躁冒进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加之1957年党内“左”的错误的抬头，国民经济陷入了混乱。之后尽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理论成果，但是“左”的错误的加深，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固化，导致我国国民经济日益政治化，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严重扰乱了国民经济秩序，国家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农村一贫如洗，农民家中一无所有，村子周围树木也被砍光烧尽，农村饿死人已经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少得可怜。1978年曾有新华社记者去安徽凤阳采访，了解到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人没有棉裤，这种状况令人感到心酸。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0.11元，1.9亿人每天能挣到0.13元，有2.7亿人每天能挣到0.14元。大量的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1978年，全国有2/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20世纪50年代，有1/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工人的生活条件要好于农民，但也改善有限。以天津为例: 1975年，处于生产一线的70%为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典型的“无产阶级”。1950年，天津市市民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为3平方米。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80年代中后期^[5]。残酷的现实令我们党痛定思痛，国家百废待兴，出路在哪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努力发展生产力，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经过30来年的努力，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9.8%的速度递增，经济总量目前已经排名全球第二，这样骄人的成绩令世界为之赞叹。

今天的中国与过去相比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52年到2008年，我国GDP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77倍，到2010年末，我国在世界经济排名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61317亿元，比1950年国家的财政收入62亿元增长了985倍。1949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2008年已达到15781元，农村人均纯收入由44元提高到4761元，1978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有2.5亿人，约占全部人口的1/4，到2007年末，减少为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6%。今天的中国，有效地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粮食不但满足食用要求，而且还满足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需要。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3.7倍，达到了52871万吨;猪牛羊肉产量达到5337万吨。中国为世界扶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琳琅满目的生活产品，几乎一半以上都产自中国，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1949年我国粗钢产量为16万吨，2008年已经达到50092万吨，纱产量由32.7万吨增加到2149万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几乎没有对外贸易，由于西方的制裁，被迫闭关锁国。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2008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25616亿美元。改革开放前，我国外汇少得可怜。当非洲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时候，中国人欣喜之余，不得不考虑外汇的问题。后来中国代表团赴联合国是在中央发布紧急通知，收集全国所有的美元才使得中国人在联合国扎下根。不得不说，对这么一个泱泱大国，如此窘况是多么的尴尬。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外汇大国。

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就是城镇化率。我国城乡“两元社会”正朝着城乡统筹协调的方向发展。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城镇化率为10.6%，2008年已经提高到45.7%，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形成。我国教育普及水平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08年，我国文盲率已经降至6.67%，普九教育小学净入学率达99.5%，初中毛入学率为98.5%，高中毛入学率为7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3.3%。我国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方向发展。我国的科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在不断提高，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袁隆平的超级水稻使得中国的水稻育种领先于世界;2002年年底，中国科学家绘制出水稻(籼稻)基因组“精细图”，这是世界上第一张农作物的基因组精细图谱，为阐明水稻基本生物学性状的遗传基础，识别、筛选具有经济价值的遗传基因打下了坚实基础;2007年10月，我国科学家成功绘制了“炎黄一号”，这是第一个中国人的完整基因组图谱，也是第一个亚洲人全基因图谱，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人在航空领域如歼10飞机、太行发动机等的问世，宣告了中国在航空领域的创新力;而中国的“神舟”系列、“嫦娥”系列、“天宫”系列飞行器的研发成功，说明了中国人在航天领域的紧追世界航天强国的步伐;2010年10月，随着京沪高铁的铺轨完成，中国的高铁网络已经稳居世界第一，不论从铁路里程还是高铁的研发以及产业化水平，都已经领先世界;2010年11月，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也摘取了运算速度世界第一的桂冠。这些成绩不但振奋了民族精神，而且提高了中国科技在世界的地位。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05年的73岁，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位置。

新中国60年的奋斗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快速发展给我国社会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全面的、棘手的，而且处理这些问题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照搬，还得不断探索，还需要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www.xing528.com)

提到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问题，的确是很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家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被认为是进入了黄金发展期。根据国家经验，黄金发展期往往也是矛盾凸显期。百姓收入的持续增加，他们对社会的预期要求也必然提高。对社会现实许多问题都持有抱怨态度，比如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民主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住房问题、社会道德问题、外汇问题、户籍问题、矿难问题、治安问题等等，特别是全国百余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持续下降，都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全面的和棘手的，这是无法用经济的继续高速发展所能够掩盖了的。2007年金秋时节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回避问题，而是直面社会现实，指出了我国社会所涌现的问题，具体分为八个方面:(1)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经济发展效率低下，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是以巨大的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导致人们的生存环境恶化，“癌症村”、酸雨、自然灾害频发等都是人们破坏环境的恶果。(2)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我国社会由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导致沿海与内地的日益分裂，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结构日益严重。(3)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新形势下，国家长期以来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农业的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国外农产品的冲击，更使得我国“三农”面临挑战。(4)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5)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黄赌毒现象长久存在，庸俗、低俗和国外腐朽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渗透和放大，严重扰乱了人们的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得不到有效弘扬。(6)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7)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部分基层党组织不作为、乱作为、滥用职权、与民争利，败坏党在基层的形象，伤害群众感情，屡屡爆发的基层群众冲击地方党政组织的群体性事件，暴露了基层党组织的涣散现状。(8)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官员腐败问题令人触目惊心。从足球腐败到扶贫腐败，几乎有权力和金钱的地方都充满了腐败，从省部级高官到基层村官，腐败成为部分腐败分子的“为官之道”。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伤害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权的根基。

当前这些问题使我们党面临着巨大挑战，解决问题的首要步骤是要正确认识挑战。目前我国所处阶段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的阶段。只有正视问题，采取科学态度，才能解决问题。大致而言，尤其要关注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首先要认清国情，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性，从国情出发，以发展为中心，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逐步实现现代化。其次要认清党情，深刻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新时期党的历史方位出现重大转变，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同时，党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即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毕竟在现阶段，一些腐朽的东西严重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党群关系。只有从党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才能增强党应对挑战的能力。最后，要坚持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难题和困惑，要解决这些难题和困惑，必然要求党在理论上要与时俱进，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新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新的时代呼唤科学发展观

2003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肆虐中国大地，一时间，人们谈“非典”色变，同时，严重的“非典”疫情也在拷问着人们:我们的发展怎么了?在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战胜了肆虐的“非典”。这场“战争”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搞好公共卫生、教育等事业，要关爱人的合理发展。不久，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直面回应。

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在党的八大上，曾提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存在矛盾，而克服这一矛盾的唯一方式就是发展生产力。然而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的观念一直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国家至上的发展观。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因此我们只能以苏为师，全面照搬苏联模式，建立起一套苏联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重视积累，轻视消费，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在制度上则建立起一套以单一公有制、单一按劳分配体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管理体制，导致我国经济逐渐失去活力，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们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这种发展观念优先重视国家实力的增长，忽视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发展重视集体而忽视个人，最终使得人民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

二是激进发展观。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大大地增加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膨胀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欲望。由此，一场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伴随着“大跃进”的开展，“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等五风蔓延开来，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国民经济秩序，赶英超美计划的时间不断缩短，以钢为纲，结果造成全民炼钢的局面，忽视了农业、轻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另外，在农业、农村发展问题上，推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模式，致使农业发展出现空前危机，至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可见，这种发展观完全脱离国情，忽视经济发展规律，凭着一时的激情和主观意愿，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追求发展是行不通的。

三是荒唐可笑的发展观。“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经济生活政治化，一切经济活动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衡量，以至于提出一些荒唐可笑的观点，如对待社会产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对待发展的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对待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宁要社会主义的贫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有”。在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后，国民经济除过个别领域基本正常发展外，绝大部分领域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时起时伏。发展生产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于是更多的人放弃生产搞革命、搞批斗、搞运动，整个社会陷入混乱。这种发展观强调意识形态统治一切，一切经济活动都要经过严格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鉴别，只有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经济活动才能进行下去。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是极其狭隘和片面的，强调计划体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市场机制是罪恶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坚决不能运用市场机制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拨乱反正，发展观念上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发展速度上强调快速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在经济发展质量上，强调要提高效益;在处理经济发展与人的关系上，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发展目标上，提出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江泽民多次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都体现了在经济发展上朝关注人、关注社会的方向发展。但总的来讲，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始终停留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阶段，在“快”字上做文章，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加速发展自己，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关注不够。

当新的千年来临之际，虽然中国经济的GDP站在了世界经济的前列，但是却在人文、社会、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或矛盾。例如，人们的人文素养倒退，道德滑坡;社会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两极分化严重，干群关系紧张，地区差距拉，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令人发指，地方政府视环境安全如儿戏，而且气候日益反常，各种自然灾害不断上演;资源开采无序竞争，资源利用率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而且多数自然资源严重依赖进口。这些情况提醒人们，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全面反思和改革“快”字当头的发展模式。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应运而生。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首先，进入新千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发展跌宕起伏，但时代的主题依旧是和平与发展。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依然是时代的潮流，这就要求我们紧紧把握世界和平的大局，以促进发展为大计，提高自身实力。其次，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世界格局在深刻调整，中国作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多极化的进程。因此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要善于把握时机来加速发展自己。再次，经济全球化也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随着科技、金融、信息要素的迅速普及，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日益频繁，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但是经济全球化毕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在全球市场中占据的地位不同，特别是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占有优势，因而在全球化中是最大的受益者;相反，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技术水平落后，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经济发展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有利条件加快发展自己，还要清醒认识和及时防范全球化过程中的风险，提升自己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趋利避害。再其次，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大大推动了人类发展的进程。当今世界，人类正经历着一场以信息革命为先导，以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为动力，在海洋、空间、生物等领域全面革新的科技革命。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教育作为科技创新的基础，日益受到重视。对此，只有认清时代发展的脉搏，认真对待科技革命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顺应时代潮流，加速发展。最后，多元性、多样化的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文明的多元化、多样化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本，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立足民族文化传统，重视文化创新，又要注意文化安全，提升自身软实力，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袭。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适应了我们党执政任务和执政理念的变化。面对新形势，党既要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要应对多年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转变发展理念，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党提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昭示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以及党执政的规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是党执政理念的变化，更是党执政水平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强调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要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只有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挑战，才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胡锦涛指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6]搞好经济建设，能够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物质基础，能够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解决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前提。搞好经济建设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胡锦涛指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发展。只有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才能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形成更完备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7]

党的十七大前夕提出实现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这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快”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好”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又好又快发展强调经济发展中要将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在高质量和高效益的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多年来“粗放型”经济增长使我们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能源问题、环境问题以及生态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将发展理念从“又快又好发展”调整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发展方式”替代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一转变，反映了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发展理念的新认识，更具体、更形象地表现了发展的思路。又好又快的发展速度应当是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成果的速度;应当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速度;应当是经济波动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速度。又好又快发展的提出，适应了当前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以及社会发展长期不相适应的局面，也是对新中国成立60年处理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总结。这将是现阶段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