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百思年主义的中国历程：变与不变

二、“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这也就意味着美苏对峙的两极化世界格局结束，多极化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世界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另一方面，随着各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发展的依赖性日益加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技术，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浪潮，把各国的经济技术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趋势凸显出来。这为中国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机遇，如不抓住这一机遇，就会丧失发展的时机。在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20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必须尊重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坚持用实践检验、丰富、完善我们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必须不断认识和统一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既要防止和克服超越阶段的错误做法，又要防止和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必须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理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2]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时代特征，立足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也是我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找准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并着力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现实，预测未来，高瞻远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改革开放事业的继往开来奠定了基础。

1．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一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和创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二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质，促进技术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杠杆，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科学技术原本产生于生产发展的直接需要，是沿着生产—技术—科学的轨迹发展的，生产经验转化为技术，技术进一步上升科学理论。科学理论形成以后，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不受物质生产的直接影响，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这一现象遮蔽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直接联系，使得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明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内进行，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联系日益加强，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制约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科学技术不再是沿着生产—技术—科学的轨迹而生产，而是沿着科学—技术—生产的轨迹而推广，进而引起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由军事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新时代的发展战略，通过科技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共识，1993年美国成立国家科技委员会，克林顿总统亲自担任主席，1994年，欧共体成立欧洲科技代表大会，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方针。新一轮科技竞争迅速展开。

在中国近代社会，许多志士仁人曾提出了“科学救国”的口号，倡导民主与科学。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发出“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并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辉煌成就，建立起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等著名论断，指导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1989年12月，江泽民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坚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3]。1991年5月，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指出，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5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八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中央在酝酿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将科教兴国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提了出来。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科教兴国战略的内容、意义和需要把握的问题做了全面的阐述，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作出的重大部署”^[4]。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条重要方针之一。这也是继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进程中第三个重要里程碑。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冷战”后国际局势演变的深刻分析，切合我国国情，顺应了当时世界新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我国追赶新经济浪潮，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在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高新技术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新经济逐渐兴起的背景下，各国在竞争中的成败得失归根到底将取决于自身在科技与教育领域的发展，最终将决定新世纪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紧密结合，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导和带动经济的发展，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解决农业生产发展滞后、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不高、产业结果不合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等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及人口问题、重大疾病防治、新药研制、防灾减灾等社会公共问题，发挥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中的轴心作用。

实现“三步走”的宏伟目标，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加速科技进步作为一项历史任务，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使科技进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和根本动力。大力提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是实施科技兴国战略的重点。科学技术成果与生产力要素的有效结合，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实现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求我们根据国家发展目标，密切跟踪科学发展的前沿，对方向性技术进行超前的探索和研究，根据市场需求和国家发展目标，侧重对关键性技术和大技术的研究，把方向性技术、关键性技术和大技术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求我们结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建立健全企业技术创新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提高我国科技进步的基本方式，是坚持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相结合。

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加强教育投入的力度，改革教育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和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保障。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专门科技人才，开发人力资源，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本保障。培养多层次的人才，一是大力培养高素质研究人才，特别是培养领导大型科技工程的带头人以及青年学术带头人、技术带头人，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好人才储备;二是培养既懂专业知识又懂营销的开发型高级管理人才，这类人才是联系科技开发与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三是培养适合企业技术开发需要的各类高、中级技术人才，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四是发展各类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质，从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中培育技术人才和各类专业技术能手。

加大投入，切实支持科教事业的发展。从1998年起，中央财政陆续投入25亿元用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1999年全国科技经费筹集总额为1460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其中研究与开发经费678亿元，增长17%，1999年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总投入为49亿元左右。从1998年至2000年，连续较大幅度地增加自然科学基金对创新课题的支持，并安排经费54亿元，支持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改革投入方式，实行公开公平评估选题制，由对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的一般支持，变为以课题和项目为主的重点支持。在教育投入上，从1998年起中央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连续五年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仅此一项，中央本级财政1998年到2000年实际增加教育经费183亿元，五年累计超过400亿元。在中央决策的影响和带动下，约有20个省、市提出在三至五年内，省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增加一至两个百分点。199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2949亿元，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1565亿元，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1.41个百分点;1999年又比1998年增长13.56%。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由1997年的2.49%提高到1999年的2.79%，扭转了徘徊不前的状况。完善了资助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措施，建立了各种奖学金制度和助学贷款制度。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成本分担机制也得到逐步完善。

应用型科研机构改革取得重要突破。为从体制上解决科研机构长期存在的科技和经济“两张皮”问题，国务院于1999年初决定对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应用型科研机构进行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转成企业、进入企业和转为中介机构等方式全部实行企业化转制，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积极促进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之间多种形式的合作。鼓励有条件的科研机构与高校合并或共建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网络式科研中心;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研人员相互兼职或互派访问学者，联合培养研究生，共享科研设备和资料;鼓励科研机构进入企业，高校在企业建立实习基地和运用自己的科技成果开办中小型科技企业等。在高校集中的地区已经建立了15个高校科技园，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超亿元的高等学校已有50多所。

积极推进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着力提高源头创新能力。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1998年启动了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中科院开展了深层次的运行机制改革，进行了建院50年来涉及面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学科布局和组织结构调整。通过调整和改革，初步形成了生物工程、基因技术、信息与自动化、能源、新材料以及农业高新技术、人口与健康、生态与环境、空间技术和地球科学等重要方向的学科布局。有9000余名科研人员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从国内外引进近200名优秀人才参与试点工作，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1999年中科院登记的科技成果达792项，比前三年的平均成果数增长25%，该院专利申请量也有显著增加，其中60%为发明专利，远高于全国水平。

加强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针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不够、产业化程度低的问题，一是确立了技术跨越的发展战略。围绕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突出重点，力求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突破。包括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关键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大力发展以信息、生物、新材料、航天等为主的高技术产业，重点推进软件产业发展和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加速电子信息技术等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化工作;加强军民两用技术等研究开发。二是大力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国务院设立了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以扶持这类企业增强发展的活力与后劲。1999年年底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达7.9万家，比1998年增加13%以上;企业资产总额1.4万多亿元，增长了37%;企业总收入超过1万亿元，增长36%。三是进一步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高校科技园区，加快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四是大力发展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中介服务，建立技术转移的通畅渠道，加速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国科技事业不断进步。我国科技工作已初步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加强基础研究三个层次的战略格局，实施了重点基础研究规划、科技攻关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燎原计划以及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计划、国家重点工业性实验计划等一系列重大科技行动，进行了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关键设备更新，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建设，科技进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针对我国教育中存在的“应试教育”倾向，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狠抓教育观念、教育思想的转变，促使社会各界进一步增强搞好素质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局面;加快教材、课程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推进现代教育技术、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并采取坚决措施，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强化中小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取消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在高考的内容和方法上逐步体现综合素质的导向，并实行春、秋两季招生试点，较大规模地扩大高中阶段和高校的招生数量，构建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立交桥”，逐步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缓解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瓶颈制约。(www.xing528.com)

积极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多种形式发展高等教育。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步骤，通过反复酝酿，统一思想，经验引路，逐步推进，在多年改革试点的基础上，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等多种方式，加快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1998年实施了对国务院9个撤并部门所属165所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1999年实施了对5个军工总公司59所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2000年又对49个部门所属258所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原国务院部委管理的400余所高校多数改为由中央和地方共建、以地方为主管理，一些须由国家管理的学校由行业主管部门划归教育部管理;全国有612所高校合并组建为250所;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决定，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实际招生280万人，其中，普通高校招生约160万人，增长47.4%，高考录取率达到49%，比1998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5%，比1998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进一步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1998—2000年全国用于教师住房建设的资金加上前几年的投入达千亿元，到2000年年底预计共建成教师住房1.4亿平方米。1998年和1999年两年中央专项投入加上学校及主管部门配套资金共计40.5亿元，对中央部委属高校1800多栋筒子楼进行改造，约有6万多户高校青年教师迁入新居。

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使社会力量办学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组成部分。截至1999年年底，全国已有高等职业学校162所，原有部分专科学校向高等职业教育方向发展，普通高校举办了高等职业教育。有社会力量举办的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3500余所;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高等学校37所，其他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1000余所，1999年共计招生95万人。

此外，科技和教育立法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了《著作权法》、《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法》、《专利法》，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国务院制定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等16项教育行政法规。我国科技、教育法律体系的框架基本形成。

2.“再造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的新西部”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然而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同时富裕，在时间上必然有一个先后问题，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和地区实现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西部地区则是改革开放的大后方。东部地区由于有较好的区位优势，经济基础较好，抓住机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发展起来，加上国家的政策扶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人们普遍过上了小康生活。西部地区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交通不便，相对闭塞，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适时开发西部，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党的三代领导人对西部地区发展十分关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5]。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了“要顾全两个大局”的地区发展战略构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6]从1995年起，江泽民等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思考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关系问题，并酝酿西部开发的问题。6月下旬，到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考察，并于6月26日在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国有大中型企业座谈会，谈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9月28日，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的讲话里，江泽民系统论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二大关系”，其中就包括“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关系”。他指出:“从‘九五’计划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中西部地区，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使资源优势逐步转变为经济优势。”^[7]1996年3月“两会”期间，他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的讨论时指出，青海省和其他西部地区，是我们的前人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开发的地区，我们今天就是要干好这些前人还没有来得及干好的事业，为后人的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1997年8月5日，江泽民在一份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批示:“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8]

1999年3月3日，江泽民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的党员负责人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1999年6月初，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就西部大开发问题，江泽民指出，“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9]。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安主持召开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没有西部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10]“我们要下决心通过几十年乃至下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河秀美的西部地区。”^[11]2000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初步设想的汇报〉的通知》，阐明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重点任务、政策措施，成为指导西部大开发的纲领性文件。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2002年末人口3.67亿人，占全国的28.8%。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总的战略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发展，逐步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适应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是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在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分析与判断的基础上，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适时调整与部署。在市场供求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要保证长远发展，必须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发展方针。全国人口中近1/4居住在西部地区，只有加快西部的发展，提高西部民众的收入水平，使庞大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市场需求，才能为经济增长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东部地区现代化建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人们普遍过上了小康生活，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与东部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还呈拉大趋势。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加速实现全国各地区的共同繁荣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保持全国社会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

广大西部省区地处祖国边疆，是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地方。多年来，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分化”，利用西部民族和宗教问题搞颠覆和分裂活动。维护和保持民族地区的稳定，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分裂我国的阴谋，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不断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根本上巩固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宁的大好局面。加快西部经济发展，使愈来愈多的民族聚居地区和边境地区走上繁荣之路，是巩固、加强民族大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保持边境安宁与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途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技术和劳动力需要寻求新的生产领域、新的市场、新的发展空间。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发展水平较低，还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潜力。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通过发展特色经济，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有效地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资源分布与要素禀赋各异，相互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北煤南运、西油南输、西电东送、西棉东调、南菜北运，表明区际经济之间存在很高的关联度，加快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对基础原材料和动力的需要，使整个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任务更为艰巨。西部地区居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江的上游，是国家生态屏障之所在。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荒漠化年复一年地加剧，并有逐步向东推移的趋势。这不仅对西部地区，而且也给东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只有加快西部发展，使居于高山深谷者尽快从“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怪圈中走出，大江大河及其中、下游地区的安全、全国生态环境的改善才有根本的保证。因此，不遏制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就没有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也就谈不上全国的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只有东部地区的发展，而西部地区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况，将影响全国经济的发展，拖整个经济发展的后腿。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适应世界范围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而深刻地进行，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我们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在新世纪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使我们发展得更快、更好，必须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充分发挥这些地区市场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加快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市场和能源、原材料支持，为东部地区的结构调整创造条件。

西部大开发，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任其自由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两个重要手段，把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治理相结合，避免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的恶化。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东部地区相比，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人才、资金、能源、原材料的流出造成欠发达地区缺少人力、物力、财力而降低发展速度的“极化效应”;二是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增强导致资金、技术、设备向外扩散而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扩散效应”。在经济起飞时，强大的“极化效应”和弱小的“扩散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单凭市场力量的作用而不进行政府干预，势必造成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有鉴于此中央政府的政策投入和资金投入，可使西部市场主体处于与东部大体相同的起跑线，这对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而言，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进一步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政策与资金投入的力度。广泛推进东部和西部之间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协作，加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帮扶力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推动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跨区域的资产重组。加快西部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探寻适应国内外大市场新态势、适合西部区情的发展战略与对策。前两者是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启动与推动力，后者则是关键与根本。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以加快发展为第一要务，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加快，国家一手抓关系西部全局的重大工程，一手抓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中小项目，使各族人民不断得到实惠。油路到县、送电到乡、广播电视到村基本实现，县际公路、农村饮水、农村能源、生态移民等工程积极推进，“两基”攻坚计划稳步实施，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2000年至2009年，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1.9%，高于全国同期增速，占各地区GDP加总数比重从17.1%上升至18.5%。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西部地区的就业人口2008年达到2亿人，比2000年增加2229万人。同时，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中央财政累计对西部地区安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1994亿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超过3万亿元，2000年至2009年，累计新开工建设120个重点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国家重点工程总投资达到2.2万亿元，国家投入带动了社会投入，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西部大开发前，西部地区公路通车里程只有53.3万公里，2009年达147.7万公里。西气东输工程提前一年全线贯通并投入商业运营，西电东送工程新增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的任务提前完成，青藏铁路提前一年全线铺通。青藏铁路的通车，填补了我国唯一不通铁路省区的空白。西部12个干线机场和30个支线机场实施了大规模改扩建，新建21个支线机场，缩短了西部与其他地区的距离。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西部闭塞的状况，使物流更为通畅，人员出行更为便捷。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10年来退耕还林累计实施4亿亩;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有效保护了13.9亿亩森林资源，占全国森林面积的60%，新增森林面积9500万亩;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累计完成治理任务1.27亿亩，大气释尘量减少。许多项目已经开始发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了交通条件，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治理，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享受了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