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国变革之路

一、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是社会发展的“关口”，能否闯过这一关，将对以后社会发展的走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一“关口”，人们如何选择，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就意味着社会将按照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就会出现或者在原地徘徊，甚至倒退的各种复杂局面。一般而言，“十字路口”之所以成为“关口”，其本质就在于它往往是那些利弊交织、利益纠缠的交集点，使得人们无法选择，难以取舍。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情况就更为复杂，它是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不断呈现出来，深层次矛盾不断凸显出来，各种社会利益缠绕纠葛在一起，各种社会思潮相互辩驳、难分胜负的必然产物，这必然给人们的行为选择带来困惑，令人们无法选择，难以取舍。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所引发，人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集团和政党必须经得起这种考验，勇敢面对现实，分析原因，预测后果，果断而理智地思考和选择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样的“十字路口”比比皆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差，落后挨打的局面，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就是中国人在“十字路口”所作出的选择;五四运动之后，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传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在思考着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次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这一时期，发生了两起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一起是1989年的“六四”风波，另一起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一批涉世未深、充满激情、政治敏锐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纪念胡耀邦，举起了反腐败的旗帜，后来演变为震惊中外的“六四”风波。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产物，一方面，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就成为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关键。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十字路口”，是按照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不断深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旗帜鲜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风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由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实现了党的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使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

几乎是与此同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东欧剧变。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组织政府;同年，罗马尼亚发生骚乱，救国阵线委员会上台执政;1990年，匈牙利“民主同盟”等反对党联盟取胜，进行组阁，共同执政;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论坛”获胜组织政府，共和国分裂为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分裂为五个独立共和国;保加利亚社会党获胜，组织政府，因反对派不合作，改由无党派人士组织政府;民主德国“德国联盟”获胜，组织政府，东、西德合并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91年，阿尔巴尼亚成立无党派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与反对派的对抗中，纷纷丧失了政权，改旗易帜，走上了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www.xing528.com)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效果不佳，198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降为2.4%，1990年比上年又降4%而出现负增长，开创了苏联战后经济严重滑坡的先例。消费品市场的供应由长期失衡发展到全面短缺，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失控。1989年通货膨胀率比上年增加56%，1990年又比上年增加70%，外债达700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群众怨声载道。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的“新思维”，倡导“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公开性”、“民主化”作为三大革命性倡议，推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199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苏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当选为苏联首任总统。在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会议上，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等宣布退党，苏共实际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991年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八名高级领导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终止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并在苏联实行“紧急状态”，试图阻止激进派上台和联盟解体。戈尔巴乔夫不但不支持，反而与叶利钦联手镇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及其追随者和幕后顾问，借机联手摧毁苏共和苏联。1991年12月7—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就苏联的前途问题在明斯克秘密会晤，并签署了《明斯克协定》，宣布三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并称“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12月25日，苏联第八任、也是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并把核武器控制权亲手交给了叶利钦。同时，苏联的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升起了白、红、蓝三色俄罗斯国旗。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宣言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1989年到1991年年底，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自由资本主义，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却以解体而告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时期。

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是表面现象，而是根源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改革开放无疑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中国发生的“六四”风波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有着必然的联系，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不无关系，都是社会经济政治运行过程中的深层矛盾和问题的表现。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在本质上并无根本的差异，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根本特征都是缺乏发展的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对这种体制必须进行改革，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和东欧，都选择了改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就改革本身而言，也有一个方式和方向的问题。就方式来说，采取激进的制度变革还是采取渐进的制度变革。采取激进的变革方式，容易超越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难免造成社会的动荡，而这种动荡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破坏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采取渐进的方式，则会延缓改革的进程，但可以避免社会出现大的动荡。苏联、东欧的改革，采取了激进的方式，最终的结果却是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政权性质的改向。我国的改革则是采取了渐进的方式，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而就改革的方向来说，则是至关重要的，改革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进行，还是放弃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尽管也发生了“六四”风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风波，使改革开放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苏联东欧的改革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的，“新思维”的实质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行“自由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在意识形态上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而使改革背离了正确的轨道。尽管苏联也发生了“八一九”事件，企图扭转动荡的政治局面，但却无回天之力，于事无补，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终使社会主义的“红旗落地”。

改革开放是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无先例可循，必须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谨慎探索，不断前进，出现问题，及时纠正。“六四”风波的发生，暴露了改革开放实践中存在的大量问题，这些问题也是苏联东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共同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中国顺利地闯过了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苏联东欧却没有闯过去，出现了共产党政权的丧失，社会性质的彻底改变，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总结的历史经验。正是因为我们采取了果断措施，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又采取积极谨慎的态度，来面对和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才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不断走向深入。

中国顺利地闯过了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这进一步说明，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党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践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与当今时代主题相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和民族特征，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力，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