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社主义或资本主义？

五、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

长期以来，传统的观念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强调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财产制度相联系，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从而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不仅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而且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一)市场经济姓“社”与姓“资”的大争论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理论上对市场经济的性质、我国要不要实行市场经济等问题出现了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搞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建设方面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是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对于更好地集中国力，恢复战争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后期，由于把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实行统得过多和集中度过高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一种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暴露出许多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对这些弊端没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就促使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反思，重新认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新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如果说到三中全会的重要性，那么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更显得重要。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先讨论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实施战略转移的议题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和广泛的讨论。最后大会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如何对待市场经济问题，1986年6月，《经济日报》上刊出了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文章以“本溪出了个关广梅”开头，既描写了关于关广梅实行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种种成绩，又真实地反映了她在改革中面临的阻力和困惑。随后通过多篇深度系列报道，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商业企业实行个人承包、租赁和租赁群体的经营方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即所谓姓“社”、姓“资”的大讨论。正是这场关系着中国改革性质认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正当政府思考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同时，1988年末到1989年初，在若干大城市，特别在北京，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中国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中国随即发生了学潮动乱。邓小平曾这样评价过这场风波: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科技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触动也大为加快，这使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决策上发生了不少严重失误;致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以致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动摇和夺取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的一些人所产生的严重影响，是决不可以低估的。从国内环境来看，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有的经济学家对市场取向改革表示怀疑或否定，主张从“市场取向”转为“计划取向”，调子最高的是，“市场化”就是“自由化”，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等。由于大部分经济学家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也由于1990—1992年邓小平几次讲话，明确指出不要以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等，这场理论争论不久就平息下去了。

(二)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问题明确的论述

理论界关于市场经济姓“社”与姓“资”的大争论平息后，邓小平从国际发达经济发展的经验，从中国国情、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成果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几次就发展市场经济问题作过明确的论述。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51]这以后，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52]。

1987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53]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逐渐发育成长起来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所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能够结合起来而不矛盾。

1990年12月2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就重申，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在此基础上，1991年春节前后，邓小平视察上海，对浦东开放寄予莫大的希望并给以明确的指导，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好似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1992年是农历“猴年”，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南国早春，踏着春的脚步，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莅临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深圳、珠海及上海等地。边走、边看、边谈，这位思维敏锐的老人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做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科学论断。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时，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54]

这些论述，简明而又极其深刻，一语中的。对其重大意义，江泽民给予了科学的评价: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这就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问题所作出的结论，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里程碑。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进行了视察并在沿途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谈话，谈话主旨都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一篇最先由《深圳特区报》记者撰写并发表在该报上的、后经新华通讯社转发全国各新闻媒体的题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深入报道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论述。这一报道，连同紧接着的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学习和讨论如何贯彻落实南方谈话的新闻，就如同一颗重量级的原子弹，在中国首都北京炸响。其后，各地各级立即掀起的学习、贯彻热潮，就像原子弹的冲击波和光辐射一样，迅速地传播到了天南地北的每一个角落。宣传、贯彻声势之浩大，力度之强劲，影响之剧烈，持续时间之久长，都是空前的。

邓小平南方谈话，国内反响强烈，海外为之震动。其中所表现的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更是振奋人心。在视察途中，邓小平大声疾呼，谁不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并强调“不争论”。

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前无借鉴，后无经验，姓“资”姓“社”与其空泛争论，不如实践证明。“不争论”当然是唯一正确抉择。不要争论，并不是不要回答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在大胆尝试的进程中，把姓“社”姓“资”的问题更多地留给社会发展本身去回答，这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了统一思想，2月上旬，中央先以记录整理稿的方式，向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传达邓小平南方谈话。3月9日至11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讨论研究了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决定将小平谈话作为中央2号文件下发，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传达贯彻。邓小平视察南方途中的谈话，形成了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权威文件。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它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方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他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55]这里讲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非社会属性。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所采取的经济手段和方法具有一般的非社会属性，因此，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另一方面它又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根本的区别，这主要是所有制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56]。同时，邓小平还强调，市场经济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制度，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57]。因此，认为市场经济没有社会属性、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分的观点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思想。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南方谈话”科学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澄清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坚定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包括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内的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后，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级干部进修班上就领会和贯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发表讲话，袒露了党的十四大即将出台的一些重大决策。就是这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概念。

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江泽民总结道:现在可以这样讲，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总结国内外经验，我们对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全党也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完全到了可以加快实施这一社会主义市场新经济体制的阶段了。

199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对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实践作了基本总结，作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三项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性任务。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其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年后的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遵循十四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全面部署了建立这一新经济体制的步骤和措施。

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首次确认直至现在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的目标的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已往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断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创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经济能够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3]《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82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20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2页。(www.xing528.com)

[15]《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422—423页。

[16]《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422—423页。

[17]《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18]“叶九条”内容即为:1．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可以对等谈判。2．双方在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达成协议。3．统一后的台湾可保留军队，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特别自治权。4．台湾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与同其他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5．台湾政界领袖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领导，参与国家管理。6．台湾地方财政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予补助。7．台湾人民愿回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来去自如、不受歧视。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到大陆投资，保证合法权益与利润。9．欢迎台湾各界人士与团体提供统一的建议，共商国是。参见叶剑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日。

[1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9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1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9页。

[23]“三个问题”指的是:一为主权问题，二为治权问题，三为过渡时期的安排及保持香港的繁荣问题。参见南俊英:《当代中国的旗帜》，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27]《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135、57页。

[2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31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313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135、57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135、57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373、37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373、371页。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373、371页。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38]《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254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254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354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354页。

[4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236页。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111页。

[4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236页。

[4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111页。

[4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364、373—374页。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364、373—374页。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364、373—374页。

[5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203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203页。

[5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5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203页。

[5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5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