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与中国历史演进

三、“一国两制”的伟大创举

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这两个日子让中华儿女永远铭记在心:历经百年沧桑，饱受百年离别之久的香港、澳门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怀抱!回到了期盼已久的炎黄子孙的怀抱!而这个伟大的胜利源自一个远见卓识的科学构想:一国两制。这个天才的构想，使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变成现实，从而完成了中国几代人的未圆之梦，一解历史之憾;这个伟大的构想，不仅揭开了香港、澳门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更为台湾问题的早日解决提供了广阔的思路。

(一)一海之隔，国人之殇——天才构想的提出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败退台湾，居于一隅，造成台湾和大陆隔海相望的分离局面，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国之大政，主权归一”。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统一的艰巨任务自然摆在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面前，至此也成为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共同夙愿。

为实现祖国统一，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了不懈的奋斗，提出了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大原则、总方针和具体策略，但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条件的限制，这一理想未能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中美关系正常化，这就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华人，都殷切地希望两岸携手合作，共同振兴中华民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集中了全党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1978年10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江藤淳时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15]此次谈话透露出祖国统一后中国政府将从实际出发、尊重台湾现实和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最初思考，这是邓小平涉及“一国两制”构想的最早谈话。

1978年11月，邓小平在缅甸同吴奈温总统的会谈中明确表示统一后台湾的某些制度和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他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16]

同年1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来代替“解放台湾”的提法。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首次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并建议两岸尽快恢复通商、通航、通邮。同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的提法，只要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7]初步表明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内容正式公之于世，即著名的“叶九条”^[18]。它的核心内容是:一是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二是台湾回归以后，成立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三是两岸统一以前，实行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的“三通”、“四流”。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讲:“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19]这也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地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形象地归纳和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

1982年9月，在会见前来参加中英关于香港问题会谈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邓小平阐明了中国政府准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20]邓小平对香港问题的全面阐述，表明“一国两制”的构想已经成熟。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北大学教授杨力宇，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政策的具体内容系统化，即著名的“邓六条”。邓小平指出，“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21]。至此，“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已经基本成形。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22]。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使用“一国两制”这种说法。

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至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正式确立。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有关祖国和平统一的设想，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和平统一祖国的科学构想，开辟了祖国统一大业的新阶段。

(二)港澳回归，一雪国耻——天才构想的实践

“一国两制”的天才构想原本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但是由于台湾和大陆两地的政党之间存在深厚的历史积怨，历次谈判与合作都无甚成效。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不顺利使得台湾问题暂时搁浅，转而先来解决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19世纪的清政府腐败无能。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同英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永久割让了香港岛及九龙半岛尖端，并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租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

对于香港问题，自1982年起，中英两国政府就开始了谈判。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坚定的，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绝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道路是曲折而艰辛的，因为英国根本不甘心就此拱手交出香港，因此不断在香港问题上制造障碍。

1982年9月22日，有着“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飞抵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正式会谈。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英方提出的三个问题^[23]遭到了邓小平严正的拒绝和批驳。其中对于最核心的主权问题，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主权归属非变不可。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24]这一次会谈，双方各自阐述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但谁也没有说服谁。1983年7月，中英再一次进行谈判。此时，中方已经明确表示用“十二条”方针来处理香港问题，其核心内容表明了中国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在收回香港后，保持香港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但是当时并不被英方所接受。此后，双方又进行了大约20次的谈判，邓小平详细地、反复地阐述我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并且在解决香港问题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一国两制”的构想。(www.xing528.com)

经过两年艰苦的谈判和斗争，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宣布，收回香港地区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特别是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些为香港的顺利回归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1997年7月1日零点，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随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冉冉升起，香港回到了阔别百年的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六百多万香港同胞回到了伟大祖国的怀抱中!香港回归，标志着中国百年屈辱史的终结，从此开始了香港和祖国共呼吸、同发展的新纪元!

香港的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典范，是永载史册的重大盛事，是祖国统一大业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伴随着香港问题的顺利进展，澳门的回归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中英联合公报发表后，邓小平在1984年国庆期间，两次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他说，澳门问题将来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方式解决;澳门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一国两制”;澳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安定繁荣。

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葡萄牙总统时指出，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1979年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磋商，是不难解决的。

1986年6月，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正式开始。1987年4月13日，中葡之间关于澳门回归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双方在北京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99年12月20日零点，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徐徐升起，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澳门回归，是继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极大地推动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前进步伐!

回归后的香港、澳门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保持了昔日的繁荣，祖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和人文交流日益增强。香港、澳门的回归，带动了港澳地区的进一步繁荣，促进了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这些都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起了示范作用。

(三)两岸新谈，合作有望——天才构想的拓展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之后，为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提供了新的契机，使海峡两岸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

台湾问题与香港、澳门问题具有不同之处，它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并不是港、澳的“一国两制”模式照搬到台湾，而是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充分体现它的灵活性，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

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推动下，从1988年开始，台湾同胞由单纯赴大陆探亲、旅游，迅速发展为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的广泛交流，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补互利的局面初步形成。1992年10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在香港进行工作性商谈时，就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逐渐形成了“九二共识”，即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成为日后两岸政治互动的基础。1993年4月，两会举行了“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为了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内涵，分析了解决台湾问题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概括了1979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发展状况，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江泽民的“八项主张”是邓小平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运用与发展。

2000年3月，台湾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台湾新领导人没有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可以模糊一个中国的原则，否认1992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达成的口头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顽固坚持“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的立场，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同时造成岛内社会混乱、经济动荡，人心不安的局面。

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把完成祖国统一，作为中国人民进入21世纪的三大任务之一。这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海峡两岸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日益扩大，台湾与大陆关系有了缓和之势，两岸交流开始有了新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重新执政后的国民党，将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更为积极开放的大陆经贸政策，与大陆进行经济合作。为了应对“台独”分裂国家，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反国家分裂法》，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关于对台工作的论述中，胡锦涛强调要“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而且将2003年以来关于台湾问题的主要的精辟论述和推动对台工作的新战略、新举措正式列入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文件。它包括“四个决不”、“三个有利于”和“一个发展主题”等论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对台战略思想正式确立，使中国共产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更加丰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使两岸关系出现了空前的改善与发展。

“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25]。尽管在台湾问题上尚未有一个明了的局面，尽管在祖国统一的大业上仍有困难相阻，但是香港、澳门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仍然继续繁荣，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支持率在上升，这些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正在深入全中华民族的心坎，是切实可行的科学构想，是当今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