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灯光：马克百思年主义与中国的变革

二、小岗村的灯光

(一)黎明前的曙光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小岗村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的出现、探索以及曲折的发展历程，都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比作一场漫长寒冬之后的春天，那么正如大自然所透露的消息一样，最早的春意往往不是从高大的乔木开始萌芽，而是酝酿于最不起眼的角落，确切地说，往往是从夹缝中的几粒微不足道的草籽开始泛出生命的颜色。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先见成效。”^[9]“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一个是安徽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10]循着这样的思路，追踪安徽农村改革的源头，小岗村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代表。30多年前的小岗村，只有20户、115口人。即使是在比例很高的中国行政地图上，我们也绝对找不到它的坐标。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城东南40华里一个海拔只有50米左右的丘陵冈地。严宏昌当年不怕杀头坐牢也要把田分到各家各户偷搞“包干到户”的时候，小岗村还只是一个生产队，俗称“小岗队”。那时候的小岗人穷得走投无路，才冒死一搏。很难想象，就是在这片普普通通的田野上，32年前，18名小岗户主在一份错字连篇的“生死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当时的落款日期写的是1978年12月，没人发现这个日期有什么不对。因为，小岗人平日用的多是农历，农历和阳历有时会差上一两个月。严宏昌当时也是大概写了个日期。两天后他到小溪河集上买墨水精，看到供销社门市部的挂历，一推算，才搞清楚，“秘密会议”的日子应该是阳历11月24日，星期五;农历为戊午年，十月二十四日。当然，严宏昌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日子后来会变得那样重要。没有人想到，在没有一个中共党员的小岗生产队，以最古老的歃血为盟的形式召开的那个“秘密会议”，将会载入中国的史册，乃至中共党史;也没人能料想到，轰然撬动中国并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变革杠杆的支点，会是在江淮大地这个最不起眼的小村落。

当时，严宏昌和小岗人都不可能知道，一个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正向他们走来。尽管，“改革开放”这个词汇，一个月后他们才会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上看到。他们更没意识到，他们的这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做法，是在“改革”，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不愿再像过去那样过一贫如洗的生活而已。这张载入史册的契约看起来很不起眼，纸是随手从小孩作业本上撕下的。现在存放于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内的那份，是被官方树为典型后重新书写的。18个汉子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寒冷冬夜按下红手印，迎来了小岗村的春天，为中国农村改革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二)星火燎原

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大获丰收。秋收后，严宏昌家里堆满了稻谷、花生、山芋。交足公粮后，还剩下几大堆。他将山芋都切开，晒成山芋干，准备保存得更久。小岗没人眼红严宏昌，因为家家都丰收了，户户都有了节余。当年，小岗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主要是花生)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小岗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2800斤，过去23年颗粒未交，当年上缴24995斤，超额7倍多。由于生产发展，村民收入大大提高，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看到小岗人分开干，得到了好收成，远村近邻都开始效仿。“瞒上不瞒下”，最终包产到户在附近地区蔚然成风。

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还是中国农业的“禁区”。当年，中央多次发文，强调地方政府要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在此形势下，凤阳县委宣布: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不过经常到小岗村观察形势的凤阳县领导陈庭元却是暗地里支持小岗的做法。他说，只要你们交齐国家征购、集体提留，并带头还贷款，还叫你们干下去。然而，小岗村的示范效应使得附近村庄都以其为例，也拒绝重新再回到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下，这让当时的公社很为难。因此对小岗的非议纷至沓来，让小岗并起来的声音亦不绝于耳。“包产到户”，甚至连“包产到组”，一直都遭到来自中央的明令禁止，而小岗村搞的这个“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包干到户”，不仅区别于大家十分敏感的“包产到户”的提法，还避免了历史上“包产到户”本身就存在着的缺陷。“包产到户”虽是把田分到各家各户了，但在管理、经营、记工和分配等等许多重要的环节上，还得由生产队统一进行，这“四个统一”仍把社员捆在了一起，不利于彻底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小岗村的“包干到户”却是一步到位，已不仅仅是“包产”，而是在“包干”，尽管看上去只是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根本的区别。

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后来在回顾中国农村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经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所以，那段时间，万里一直在思索着、寻找着可以突破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凤阳县本来就是万里最关心的地方，这时听说他们正在全县农村推行一种“大包干”，他对凤阳出现的这种新的承包责任制便十分关注，就决定到凤阳去做一次调查研究。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万里对小岗村的这种“大包干”积极支持。回到省城后，万里即派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会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等人去凤阳总结经验，写出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凤阳农村“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的调查报告。虽然当时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试验也在进行，且亦经过安徽省委认可，但却是一直秘而不宣。而凤阳“大包干”的这份总结报告由万里定稿后，于1979年8月8日在中共安徽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发表，由此引起的巨大反响不容忽视。这是安徽省首次借用传媒公开地推出“大包干”的“凤阳经验”。凤阳名声为之大振，一时间家喻户晓。(www.xing528.com)

此前，安徽农村搞包产到组，甚至搞起了包产到户，这些虽已令人瞩目，但都只是私底下悄悄地进行，而各地也只是跟着安徽偷偷地学。现在，安徽省委高调推出了“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明确表示:“凤阳农村‘大包干’的办法值得提倡”。于是很快引起全国各地广泛的注意。“大包干”的做法自然是对以前公社管理体制的改革，而其提法，也让人耳目一新。诠释“大包干”本质的经典语言，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都做了具体而睿智的诠释。更何况“大包干”三个字里本身就含有一个“大”字，这对那些习惯并热衷于“一大二公”的人来说，也比“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更易于接受。因此，“大包干”的经验一经公之于众，各地纷纷公开地效仿。到小岗村参观的人，日渐多了起来。小岗村家家户户满满登登的粮囤子，房前屋后圆圆鼓鼓的草垛子，让前来打探、看稀罕、学经验的人们，看得眼睛发直。由于“包干”比“包产”具有更加明显的优越性，因此，凤阳县“大包干”的做法迅速在全国许多省区产生了强烈反响、震荡。一时间，“凤阳经验”、“小岗模式”成为中国众多主流媒体竞相报道的重大新闻。此后，“小岗模式”在全国广大农村逐步推广开来。

1980年初，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来到小岗村，逐户慰问村民，正式肯定了村民的做法。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在全体大会上的发言，主要介绍了安徽省实行联产责任制的情况。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大会分组讨论时，周曰礼的发言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的同志说，联产责任制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分田单干，它与社会主义沾不上边，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有的说，包产到户调动的是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中央49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安徽这个搞法，既违反了中央文件的规定，也违反了宪法规定。针对这一情况，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重大改革。他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11]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当时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由于“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而面貌就改变了”^[12]。“农村改革，开始的一两年里有些地区根本不理睬，他们不相信这条路，就是不搞。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他们就跟着走了。”^[13]到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1981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对全国各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总结。这次会议的召开，使我国农村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更加健全和完善，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责任制加强了工农联盟，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此后，中国政府继续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三)小岗村之光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一个中国农村的缩影，一个承载太多期望的村庄。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小岗村因率先实行“大包干”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中国亿万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满身光环，但与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小岗村也一度陷入“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的困惑。为了保持小岗村当年“大包干”的精神，为了小岗村的灯光生生不灭，为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顺利开展，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努力。

一是始终坚持民生为本。小岗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做法，显然有违以往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但是，当一个地方为了“不饿死人”而做某种尝试时，它是最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与呼应的。因为吃饭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有着天然的合理性，任何条条框框都难以束缚这种探索。可以说，类似吃饭这样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突破种种思想桎梏和体制束缚的最强动力。其实，民生所在，正是党心所系、政之所行，因为民生问题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命运休戚相关，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而言。古今中外，无数朝代更迭、无数政党兴衰，都在反复证明一个道理:重视民生，则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无视民生，则国覆民反、政息人亡。以史为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道，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正在加速转化为执政党克服种种困难，突破种种框框，改善民生的各类具体行动。民生问题最薄弱处，正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突进方向。正是循着这个思路，才有了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新战略部署。

二是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4]农民的首创精神，在每一个改革阶段都生生不息，在每一次改革的“破障”之时都显出它勃勃的生机。

三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谈论中国农村的发展，有两个村庄无论如何也难以回避，一个是小岗村，另一个是华西村。在地图上，它们小得尽管难觅踪迹，但在中国通往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上，却是两个带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在历史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记。小岗，一个以“分”出名的村庄“大包干”起源地，被称作“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中国改革的圣地”;华西，一个以“统”著称、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致富之路的“不倒翁”、“两个文明建设第一村”;一个是地处中西部面临诸多难题和困惑的传统农区，一个是濒临沿海、率先致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两个“第一村”的巨大反差，不仅引起了许多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引起了一些媒体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上阵予以报道，有的媒体甚至给出了诸如《小岗村:为何被发展所弃》的标题，很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的国度，把中部地区一个相对落后的村庄与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个最为发达的村庄做比较，确有强拉硬扯之嫌。再说，农村改革是一场艰难的马拉松比赛，而不是百米冲刺的短跑，起跑早当然不一定最后赢，包产到户的实行，不仅释放了小岗村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而且也推广到全国，让全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到1984年，全国农村甚至到处出现卖粮难现象。为了解决卖粮难问题，那时的党委、政府、各大媒体，天天都在喊着叫农民进行粮食转化，与今天强调粮食安全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中国从多年来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到一时的低水平粮食过剩，其功劳不能不算在包产到户上，不能不记在小岗村头上。在这一点上，全国还没有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能像小岗村的经验那样，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如此巨大、积极而又广泛的影响。华西村确实比小岗村富裕得多，但它的发展路径是难以重复的，即使是华西所在的县级市江阴，华西的经验也难以复制，更何况是在全国，人们只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学习华西的创业精神、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并把华西当做一个精美的盆景供人赞赏。平心而论，小岗经验的含金量要比华西高得多，在这一点上，正如一个老资格的农村问题专家所言，“小岗人没有什么理由因为后富抬不起头来”。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解决吃饭问题，毕竟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仅仅拉开了序幕，要步入先进国家行列，还要靠工业化、城市化、产业化、人的现代化，而恰恰在这些方面，受区位优势、历史沿革以及人的素质等多方面主客观原因影响，小岗落在了华西的后头。小岗多年来置身于市场竞争之外，跟外面市场联系较少，它的变化仍主要体现在粮食产量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上，它的经济95%仍倚重于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传统的经营方法一直未变，这与华西村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样的结局，可以说是偶然中有着更多的必然。小岗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小岗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传统农区的问题，小岗只不过是我们用来观察问题的一个窗口，用来说明问题的一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