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检验标准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1978年在邓小平和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支持、指导下，冲破重重阴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一)引发讨论的导火索——“两个凡是”的提出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篡权，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为开创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条件。但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不能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和坚持就是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

提出“两个凡是”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1976年10月26日，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听取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汇报后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这是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11月24日，进一步提出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随后，1977年1月2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出现了这样的内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正式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以此作为“抓纲治国”的指导方针。在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两个凡是”方针得到全面贯彻。

(二)对“两个凡是”的政治批判

“两个凡是”的提出和推行，严重妨碍着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严重阻碍着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进程。不反对“两个凡是”，思想路线就不可能端正，拨乱反正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共和国就不可能摆脱困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推进。因此，“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等人就立刻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率先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他在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两位同志谈话时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2]。

1977年7月16—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闭幕会上，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3]。他特别强调要把毛泽东倡导的一整套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十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教育、科技、文化领域内的拨乱反正取得较大进展。8月18日，在中共十一大闭幕词中，邓小平又着重强调了“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4]。邓小平倡导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批评“两个凡是”，揭开了解放思想、实现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序幕。

随后，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老一辈革命家带头发表文章，论述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批判“两个凡是”的方针。1977年9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聂荣臻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徐向前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这些文章的发表对于促进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起了重要作用。

(三)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批判

1977年10月，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典礼上谈到理论联系实际时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此后，根据中央的要求，主持党校工作的第三副校长胡耀邦组织力量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史，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史”进行大胆研究。胡耀邦提出了研究的两条重要原则:一条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另一条是实践标准。根据这两条原则编写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在党校800多名学员中阅读、讨论。通过讨论，用实践标准检验真理的理念教育学员。由于这800多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因此，通过他们的学习和宣传使这一理念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977年下半年开始，一批理论工作者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逐步提出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不久，《理论动态》就先后发表了几篇相关主题文章。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德成《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明确地讲，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

1978年4月，刚从中央党校毕业、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上看到了一篇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的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感到这个主题很重要。当他知道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主题的文章后，便邀请孙长江等帮助修改和加工这篇稿子。在吴江、杨西光等人的参与下，孙长江将胡福明的文章和他的文章合到一起，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快，这篇稿子就送到了胡耀邦的书桌上，并最后由其审定、确定刊登发行。(www.xing528.com)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全文发表。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该文，新华社当天亦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多家中央报刊全文转载。很快，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报纸也相继转载，随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文约7000字，其主要观点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文章指出，如果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实践，那就是极其错误的。作者认为，当前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其本质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因此必须打碎。这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因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但是，由于“两个凡是”在当时的影响仍然相当强烈，因此该文章观点受到了坚持“两个凡是”者的强烈反对和压制。在《人民日报》发表该文的当天，就有人给《人民日报》打电话，严厉指责这篇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并认为《人民日报》刊登此文的行为无异于“砍旗”。6月15日，中共中央分管宣传工作又兼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在会上，他再次批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观点，并对刊登此文的《理论动态》、《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提出了批评。同时，他要求新闻单位在刊发稿件时要有党性，要防止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7月，汪东兴离开北京到山东视察，针对当时理论界提出的拨乱反正的要求，他在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强调指出，目前形势下，地方各级党委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变。实质上还是强调要坚持“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由于极“左”思潮的盛行与压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开始受到了来自中央高层的批评。但科学和真理之风靠行政干预是压不住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一经拉开序幕，很快就形成燎原之势，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于改变当时极“左”的政治氛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四)实践标准的胜利

就在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激烈论战中。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都肯定、支持这场讨论。他们在不同场合强调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推进拨乱反正，克服仍然存在的“左”倾错误。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讲到，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国锋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思潮的反映。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5]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6]。他还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认为一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并且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7]。7月21日，他告诫那些禁止讨论真理标准的反对者，要他们不要再“设禁区”、“下禁令”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次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明确表示了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8月、9月，他先后到东北三省、海军、天津，剖析“两个凡是”的错误，阐述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推动大讨论的开展。

在邓小平和中央多数领导人支持、指导下，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和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和军队各大单位也纷纷表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态度。截至1978年12月，黑龙江等27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或主要负责人先后表明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沈阳等各大军队党委或主要领导也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公开表示支持。

同时，理论界、新闻界也积极站在讨论前沿，以不同的方式表明支持的态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有力推动了讨论的发展。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撰写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吴江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这是在胡耀邦支持下第一篇比较系统地反驳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责难的重点文章。当天，《人民日报》也全文刊登。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年底，报刊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多达650余篇，全国召开同一主题座谈会、讨论会68次。

“真理标准大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讨论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争论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对两种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不同选择。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支持下，在党内外群众的推动下，在理论界学术研讨不断深化并取得新的理论成果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打破“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禁锢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1978年11月27日，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再次引起了争议。会议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性。汪东兴和华国锋都在这次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华国锋说，“两个凡是”的提法固然是从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出发，但说得绝对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指出要打破思想僵化，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否则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在对持续半年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总结时，邓小平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这也是为沸沸扬扬的争论所作的政治表述，当然也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正确论述。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一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也标志着真理标准大讨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79年春，中央和一些省、市、自治区分别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实际上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继续和深化。随后进行的对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和党的思想路线教育，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讨论的成果。1980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基本结束。1981年6月，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宣告结束。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又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摆脱了以“两个凡是”方针为代表的“左”的思想束缚，开始将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下解放出来，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和作风，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次大讨论为全面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也为此后改革开放国策的决定和实施准备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