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调整与恢复的变与不变

三、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左”倾冒进思想和实践，在60年代初期终于变成了可怕的现实。虽然政治宣传中仍然不断进行着“左”倾冒进的思想宣传，但在工业、农业等方面，则开始了艰难的经济调整。1960年11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次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两个事件标志着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停止了。全党上下跟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同时，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中共领导集体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为进一步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新的经验。

(一)八字方针的提出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1960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时候提出来的，经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39]。工业的调整起初取得的成效并不大。因为按照原来的设想，是在维持1960年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已经达到的产量指标基础上的调整。实际上，1961年的计划指标和1960年持平，既不再提高，也不降低。所以，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的1961年计划数字，钢为1900万吨，与1960年大体持平，略高一点;粮为4100亿斤，比当时估计的1960年产量3700亿斤增加10.8%。由于对农业实际产量的估计和可能增产的期望过高，就下不了降低工业指标的决心。然而经过半年的执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钢和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产量水平大幅度地跌落下来。这时在周恩来的督促下，经济和计划部门努力查清几年来粮食实际产量的底数，其结果令人诧异。据统计，1958年的粮食产量不是庐山会议“核实”的5000亿斤，而是4000亿斤;而1959年也不是公布的5100亿斤，实际上只有3400亿斤;同样，1960年也不是估计的3700亿斤，而是2870亿斤。而1961年夏收同比上年又减少160亿斤。这样一来，农业情况见了底，工业问题困难的症结自然也就完全暴露出来。很显然，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1961年工农业计划不可能继续维持。

1961年9月，经过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并且强调，在今后三年内，执行八字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那我们的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将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会后，经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对八届九中全会所定的1961年计划做了较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由167亿元下降为87亿元，钢产量由1900万吨降为850万吨，粮食产量则由4100亿斤降为2700亿斤。由于此次计划尊重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所以当年年底计划执行的结果，与这些指标大体相符:粮食达到2950亿斤，比1960年略有回升。

工业调整的另一方面是整顿企业秩序。“大跃进”给许多企业带来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管理工作混乱，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废弛，设备损坏，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工资奖金存在平均主义，等等。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整顿工业企业，要治乱。在他主持下，由李富春、薄一波负责，派出11个工作组到许多工矿企业进行调查。在这个基础上起草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经1961年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并于当年9月由中央发布试行。这个条例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从而在当时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条例还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运行和职责，做了详细规定。由于这个条例的实行，国营企业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对于工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调查研究和农村政策的调整

从1960年10月开始，党中央已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但是，郑重地、系统地提出这一任务，则是以周恩来1960年11月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发出为开端。《紧急指示信》的核心，是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中央和毛主席从1958年冬季以来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的“共产”风，认为自那时以来，一部分地方和社队基本上没有再犯，大部分地方和社队纠正不彻底，去年冬季以后又刮了起来，还有一部分地方和社队一直没有纠正，继续刮，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毛泽东加上“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这是针对各种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试点和计划而提出的);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毛泽东加上“至少二十年不变”);恢复农村集市，等等。当时还强调，只要坚持三级所有，坚持部分供给制，坚持办好食堂，“就不会犯原则错误”。

《紧急指示信》发出后，全党动员和组织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深入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读、解释，同他们一道为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农村形势而奋斗。中央还连续批转各地贯彻执行指示信情况的报告，以督促这一工作的进行。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而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也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接着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附有散失多年、不久前重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信中要求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同时还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实际上是向全党领导干部提出了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强调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以过去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作为真理的标准，这就为根据实践检验来纠正过去决定的错误打开了道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一定程度的恢复，是这段时间实际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发生重要转变的思想前提。

全会以后，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下去。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为系统地解决包括这两大问题在内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毛泽东3月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经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复讨论和试点，做了几次重大修改。先是在6月发出试行的修正草案中取消了农民普遍反对的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而这两点直到《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初稿都还申明是必须坚持的，取消或建议取消公共食堂还曾经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大罪状。9月毛泽东又根据几个省的意见，提出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个严重矛盾仍然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这就表明，调整人民公社政策的工作，不仅是接续郑州会议以来的努力，而且追溯到高级合作化，接续了八大一次会议前后调整农业合作社内部关系的努力。最后修订的农业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这个条例虽然尚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的一些根本矛盾，但是由于解决了一批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遏制“共产风”再起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

随着思想路线的初步转变和农村政策的逐步调整，对过去被批判的干部和党员进行甄别的工作提上日程。1961年6月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的指示明确规定，过去批评和处理得正确的，不再改变;过去批判和处理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进行的批判，应该向他们道歉，如果做了错误处分，还应该纠正。甄别工作实际上是为了消除“反右倾”斗争的消极影响，调整党内政治关系，调整党同受过错误批判的群众的政治关系。

(三)七千人大会

1958年“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创，饥荒蔓延全国。各级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心气从热情高涨的波峰跌至灰心丧气的波谷。针对众干部“气不壮”的挫败感及思想上的迷惘混乱及行动上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弄虚作假、浮夸成风等，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与会者7118人，简称七千人大会。会议上，中央领导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言路畅通的民主作风检讨了“大跃进”的错误并强化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不可违逆。

七千人大会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中。

大会的前一阶段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这个草稿在未经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的情况下，直接提交大会进行评论，以便广泛征求意见。经过与会者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形成《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定稿，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这个报告在肯定了几年来取得成就的前提下，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一是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二是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三是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而对于出现上述诸多问题的原因，报告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而关于“三面红旗”的性质问题，报告认为其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

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是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做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40]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立足于当前中国的现实，他指出，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并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邓小平主要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周恩来讲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朱德在山东组全体会上、陈云在陕西省的全体干部会上重点讲了党内民主生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抱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2年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41]。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对当前国内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在认识上尚不一致;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没有能够进行认真清理;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认识和总结，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因此这样的认识和调整自然也就无法避免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了。

当然，此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毛泽东有莫大的干系。不过，毛泽东发动这次文化上的跃进，其根本目的其实是试图以“大民主”作为武器来应对当时危机重重的国内外局势。虽然“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以彻底破坏社会秩序为结局而最终走向了失败，但他的民主思想与实践，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和发展的一个缩影^[42]。这样的理论思考和现实实践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注释】

[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39页。

[2]徐隆彬:《赫鲁晓夫执政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3]代恒猛:《对苏共二十大历史地位的再认识》，《理论导刊》2010年第6期。

[4]1947年，波兰进行了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结果贝鲁特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和国务委员会主席。1952年，波兰制定了新宪法。按照宪法规定，管理国家的职责交由政府负责，取消了总统一职。同年，波兰议会任命贝鲁特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则由萨瓦茨基接任。

[5]当时苏联得到的解释是，波兰不会因为领导人更迭而做出有损害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举动。得到此说法后，莫斯科方面才解除了对波兰政局的粗暴干涉。

[6]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7]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8]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我亲自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9]《论十大关系》中所涉及的十大关系分别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

[1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6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6页。

[12]《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汇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4页。(www.xing528.com)

[13]《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652页。

[14]沈志华:《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1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13页。

[17]《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251页。

[18]沈志华:《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9]《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

[20]《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

[21]《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22]《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7页。

[2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2页。

[25]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26]《人民日报》1957年5月2日。

[2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7页。

[28]《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2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4页。

[30]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3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2页。

[3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90页。

[3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805页。

[3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9页。

[35]〔美〕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9页。

[3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4页。

[37]《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号。

[3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7页。

[39]“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主要以调整为重点。其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成绩，使其向纵深发展;以少量的投资来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等。

[4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2页。

[4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6月27日。

[42]房宁:《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当代启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