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面红旗到大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变与不变

二、从三面红旗到大跃进

“三面红旗”是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1960年5月以前曾被称做“三个法宝”，5月以后又称为“三面红旗”。

(一)总路线

总路线的全称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据史料记载，最早出现的是“多快好省”。1955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随着“多快好省”的提出，党内于1955年底开展了批判右倾思想的斗争，结果使1956年各项工作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冒进倾向。党内出现的这种急躁情绪，立即引起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警觉，他们试图加以纠正，这就是1956年开始的“反冒进”。1956年的“反冒进”，遏制了经济建设中的急躁情绪。随后而来的整风运动也对当年的冒进提出了批评。但1957年的工业发展速度远不如上年，农业亦未完成计划，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认为这正是“反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因此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不断对“反冒进”展开批评。

不过，1957年开始的整风和反右运动，却在一定程度造成了毛泽东在党内外的两个信用差距，“一方面，他作为能洞察一切的中国革命舵手的声望，由于整风运动，在党员中间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反右运动，党外人士对他的真诚，至少是对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权威产生了怀疑”^[35]。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毛泽东在1957年10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讲道:“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股劲鼓起来了。”^[36]

1958年，《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新年社论里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人民日报》新年祝词时，周谷城对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赞成周谷城归纳得好。1958年3月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至此，一个完整概念的“总路线”形成了。

(二)大跃进

伴随着总路线的实施，“大跃进”运动也随即兴起。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于当年10月25日公布。10月27日，《人民日报》为《纲要》配发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社论认为，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于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既不敢想又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为了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农村中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生产建设问题的大鸣、大放、大争”。社论还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中共中央通过媒体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动员，也是第一次以号召的形式使用“跃进”一词。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随后又出席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当时，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令在座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备受鼓舞。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也提出了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构想。

受到毛泽东在苏联关于未来中国发展美好蓝图构想的鼓舞，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说，1956年公布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一高潮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口号的第一次提出。同年12月初，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他说，中国将在15年内，“在钢铁以及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37]。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十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www.xing528.com)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年底，为完成中共中央制定的工业指标，即把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于是，大江南北，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跃进计划而努力奋斗，一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开展起来了。这场土法炼钢炼铁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巨大浪费，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鼎被砸烂。可谓大伤元气。

今天看来，大跃进在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首先，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建设是不可取的。大跃进对一个曾经因为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来说，本来是个美妙的字眼。中国又是个大国穷国，不实现跨越式发展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但问题在于，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术，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英、美等国家，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于天真。放手发动群众，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显然是不适用了。因为经济是按照规律发展的，要有科学的管理，严格的工艺要求，还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才能够持续地发展。否则，采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则会适得其反。在当时的情况下，放手发动群众，过分地强调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打乱了各种规章制度。进入1959年后，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事故频出。事实证明，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

其次，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1958年大跃进，最惨痛的教训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而说大话搞弄虚作假。农业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甚至12万斤粮食的报道，又有哪个是真实的呢?如此众多而且明显的造假行为，社会不但不加以批评制止，反而各大媒体却争先恐后地报道，岂不是怪哉!其结果是浮夸风四起，各地报喜不报忧的事情甚嚣尘上。全民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能源，砍伐了树木，所炼出来的钢铁都是豆腐渣形状的废物，根本没有用处。而就是这样的废铁有300多万吨，但都统计到全年的钢产量中去了。在农业方面，粮食产量比1957年只提高3.4%，比前五年的平均产量增幅3.8%还略少了一些，这样的产量又怎么能够谈上大跃进呢?

在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三)人民公社化

伴随着工业、农业生产上急于求成而来的，是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其实早在1955年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就已经有了把农业社规模扩大的设想。在毛泽东看来，当年的合作化运动虽使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但是，二三十户的小社“仍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的地方可以一乡为一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38]。在大跃进的脚步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将实行“人民公社”的念头逐渐在中国变成了现实。1958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张。全国农村立即开始了筹建人民公社的工作。同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同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此后，陈伯达受毛泽东谈话的启发，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撰写了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在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予以发表。第一次在党中央的刊物上出现了“人民公社”四个醒目的大字。陈伯达的文章，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普遍实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中提到:毛泽东和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构，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这期间，陆定一受令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收入书的第一条语录中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本书的出版，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的大社叫人民公社起了促进作用。毛泽东还一再向全党推荐这本书。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并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但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美好愿望相反，人们公社化运动非但没有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使得社会出现诸多弊端。在此过程中，那种过分强调“一大二公”的思想和做法，逐步显示出其消极因素，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人民公社制度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农民彻底失去了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甚至失去了起码的人身自由，从而瓦解了农民拥护集体化的人心基础。人民公社随心所欲地无偿调用社员和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土地和财产，取消自留地，按劳分配原则遭到破坏，平均主义“大锅饭”泛滥，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之中。人民公社未能变成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却演变成1959—1961年间全国性的大饥荒，最终导致全国范围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中国老百姓的生命被夺走，而其中大多数是农民，亦即农民为之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这场大灾难和人民公社这一“人祸”直接有关。

关于人们公社化运动，其实应该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下加以客观的考察: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浪潮推动下设计的中国社会的新模式，它试图解决的是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在此背景下，它勾勒出了一幅相当完整的中国未来社会的图景。毛泽东试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依靠不断扩大公有制，缩小商品生产，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来迅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并很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人民公社实行的所谓“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分配制度，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和商品交换，逐步取消社会分工等等制度和措施，都能说明这一点。从根本上说，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企图超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因此，这种模式是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显然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因此它的实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总的说来，“三面红旗”的提出与实施，都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一个普遍盲目冒进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的盲目冒进;大跃进是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则是反映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这段时期的冒进思想、政策以及实践，有过这样一段客观的评价和论述:“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以此观之，这一时期的冒进，既有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的问题，也与我们领导集体的骄傲自满、不能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关。因此如何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前进路上的诸多新鲜事物，在今天仍是一个值得好好学习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