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风到反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程

一、从整风到反右

(一)共产主义阵营变化对国内的影响

195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年份，苏共二十大通过的有关决议以及关于斯大林的批判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乃至爆发了流血冲突。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自然无法置身事外。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开始了独立思考社会主义相关理论的艰难求索，并在实践中逐步进行探索。

1.苏共二十大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是苏联历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次会议是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召开的首次党代会。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和践踏法制的相关负面问题逐渐成为苏联党员和民众关注和思考的热点。舆论界要就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社会正常秩序、解决民生问题等相关呼声汇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苏共二十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具有多重隐含意义的会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主持的这次会议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回顾了后斯大林时代国内关系的变化和经济建设的成就，提出了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二是根据世界形式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三和”理论，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新路线;三是在会议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关于斯大林的评价的问题。

关于“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认为沙皇俄国时期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在那个时期是正确的”，但他同时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基础，因此“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日趋强大、核威慑的存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和第三世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制约战争的力量，赫鲁晓夫认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和平共处，要么发动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除此而外，不会存在第三条道路或者第三种选择^[1]。此即“和平共处”。

关于“和平竞赛”。由于当时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只有选择“和平共处”的道路，而在此选择过程中如何证明两种社会制度孰优孰劣，关于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向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建议:“让我们用实践来证明哪一种制度更好吧，让我们进行不打仗的竞赛吧。……我们建议的是未提及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进行的和平竞赛。”此即“和平竞赛”。

关于“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认为，十月革命的方式在当时是唯一的出路，然而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重要选择，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将越来越多样化”。而通过“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会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体现出来，所以在赫鲁晓夫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并且将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工具转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从而“实现社会根本改造的条件”，亦即不用武装起义就夺取政权，从而完成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此即“和平过渡”。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的设想，是基于对二战后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清醒认识。客观而论，相比于斯大林时代的暴力革命论，赫氏的设想无疑是当时思想和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在苏共二十大的正式议程中，对于个人迷信和斯大林批判并不显著，甚至赫鲁晓夫在宣布大会开幕后还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共十九大后失去了杰出的领袖斯大林”，并提议代表们为斯大林默哀。而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也只是笼统地批判了个人迷信的错误倾向，亦并未将矛头对准斯大林。他说，苏共“坚决反对和马克思主义不兼容的个人迷信，因为个人迷信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缩小了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了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迷信流行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很显然，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初，赫鲁晓夫关于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问题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而其关于个人迷信批判的措辞也是比较温和的。然而在1956年2月25日，即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凌晨，赫鲁晓夫却突然抛出了一份长达四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大厅的代表们惊愕的表情中，赫鲁晓夫在所作的报告中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简而论之，赫鲁晓夫提到的斯大林的错误主要集中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斯大林违背了苏共集体领导的原则，破坏法制，大肆进行逮捕、镇压的行为;其次是斯大林歪曲篡改联共党史，为自己歌功颂德，大搞个人崇拜的种种事实及其所造成的恶果;再次是斯大林对内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求，对外实行大党主义以及大国沙文主义等错误。除此而外，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揭露了很多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负面情况。由此在苏联国内以及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这篇秘密报告所带来的冲击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它更多的是一份控诉的文件，而不是评价的文件，它是一种感情激动的抨击，而不是一篇冷静的分析”^[2]。客观而论，苏共二十大虽然直接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烈地震，重创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但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历史长河来看，却也在一定程度打破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和桎梏，推动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按照具体的国情和历史地传承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模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所以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3]。

2.波匈事件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很快被美国情报部门获取并被美国政府公布于世，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巨大轰动。在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借此机会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以及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当时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以及相关组织由于事先缺乏思想准备，再加之西方社会的刻意挑拨，所以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党员纷纷退党，社会主义阵营显得极为被动。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不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解决广大人民的民生问题，因此社会问题比较尖锐和突出。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东欧发生一系列流血冲突事件的直接导火索。于是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后，社会主义阵营终于爆发了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是指1956年6月波兰西部波兹南城发生的流血事件(简称“波兹南事件”)和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匈牙利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大动乱(简称“匈牙利事件”)。

波兹南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波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顾本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致使经济不景气，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6年3月，波兰曾任总统^[4]、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在率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后病逝于莫斯科，这使得本来局势就不太稳定的波兰国内很快就陷入了动荡的局面。6月上旬，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派代表团到首都找机械工业部谈判，要求政府增加工资和减少税收，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在自身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波兹南市的5万多名工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喊“我们要面包和自由”、“俄国佬滚回去”、“打倒秘密警察”等口号。示威很快就变成了骚乱，部分示威者冲击政府机关，并开枪射击政府公职人员。此举很快导致政府的镇压，并造成了双方的武力对峙，最终骚乱被平息。在双方冲突中，死亡人数达50余人，伤者200多人，数百人被捕。在平息事件的过程中，波、苏两党对于事件的起因和性质在看法上大相径庭，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由此加深了两国、两党之间的裂缝。同年10月，曾受到斯大林迫害的波兰革命家哥穆尔卡在波兰党八中全会上被推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氏坚称每个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时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对波兰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提出了质疑，此举招来了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赫氏为此亲赴华沙，并陈兵城下，试图迫使波兰党就范。由于波兰国内强烈的反苏氛围以及苏联粗暴干涉别国、他党的内部事务而理亏在先，因此苏联领导人的意图并没有完全得逞^[5]，双方亦由此留下了很深的戒备之心。波兹南事件因此也成为波兰逐渐摆脱苏联政治控制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二战后，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后，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领导集团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济、政治模式，对外一味追随苏联，对内推行极“左”路线，导致国内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引起匈牙利人民的强烈不满。1956年3月，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传到了匈牙利，人民群众的愤怒情绪迅速蔓延，尤其是一些青年团组织和各种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通常是由学者、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组成的政治沙龙，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命名的“裴多菲俱乐部”。继1956年波兰波兹南事件后，匈牙利国内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和骚乱。1956年10月，布达佩斯各大专院校的数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提出了撤走在匈苏军、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改善民众生活、确认工人罢工权利等16点要求。10月23日下午，首都布达佩斯的民众组织了更大规模的集会和声援波兰的示威游行。当晚，时任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格罗·埃诺发表广播讲话，试图缓解当时的紧张气氛，但此举不仅没有平息群众的情绪，反而激化了矛盾。于是首都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并开始向全国蔓延。此后，匈牙利政府更迭频频，并招致了苏军的野蛮介入，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史称“十月事件”。历时13天的事件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并在此后两三年的时间内仍然持续发酵，成为影响匈牙利政局稳定的不确定因素。1991年匈牙利当局公布了一份当年的绝密报告:事件中死亡人数共计2700人，约13000人受伤，另有约20余万匈牙利人成为难民。而苏联方面也付出了722人死亡、1251人受伤的惨重代价。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集团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西方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为了实现从“集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归;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事件是匈牙利国内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不过客观来说，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之处，平心而论，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人民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拉科西等领导人所犯极“左”错误，而后来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大动乱^[6]。

波兹南和布达佩斯的流血，皆因对斯大林及其遗产的谴责而发生的。而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非斯大林化”在给东欧带来了思想解放暖流的同时，也使得矛盾重重的华沙阵营因此而产生了裂痕。由于担心东欧国家中业已出现的脱离苏联而独立发展社会主义的倾向蔓延扩张，赫鲁晓夫又采用包括军事介入等极端做法插手他国内部事务，因此斯大林时期造成的东欧冰冻的氛围还没来得及解冻，就又被西伯利亚的寒流猛烈袭来。然而，原来的冰层毕竟已经裂开了一道缝儿，这是无法弥合的空隙，其本质是对僵化教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3.中国的反应

大约在1956年前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社会变动急促且深刻，再加之经济建设方面出现了一些冒进的势头，因此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许多城市的日常消费供应严重短缺;二是学生、工人、复转军人的就业安置遭遇严重危机。国内外诸多因素汇集在一起，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至次年3月，全国一些城市发生了多起万余工人的罢工事件和30多起共万余学生参加的罢课请愿事件^[7]。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这些面临的问题成为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要面对和思考的重大问题。而如何看待和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就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依据。苏共二十大所传递的信息以及波匈事件则使得中共领导人的思考不断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共二十大不仅是苏联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也是社会主义阵营未来走向的一个风向标，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面镜子。对苏共二十大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所引发的风风雨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最初的感受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其所“喜”的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斯大林乃至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神圣不可怀疑的盖子，“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而其所“忧”之处则在于赫鲁晓夫“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将斯大林一棍子打死会造成混乱”^[8]。鉴于对苏共二十大的上述基本看法，毛泽东开始对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理论成果。大致而言，这些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解放思想，破除了迷信，为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创造了思想前提。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斯大林一直被公认为是国际公产主义运动的领袖、真理的化身，在国际共运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对斯大林的激烈批判，打破了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完美无缺的神话，也使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从多年的迷信束缚中逐渐解脱出来。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就等于破除了对苏联经验和模式的盲从，自然也就为毛泽东开始他的社会主义探索之路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在偶像破灭的情况下，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来探索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其本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其二，明确了“以苏联为鉴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而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实行的改革措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领导集体的怀疑，更重要的是，担忧波匈事件所导致的后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所有这些更进一步加剧了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些全新的课题摆在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面前亟待他们去解决。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回忆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关于新中国的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在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大环境下，我们搞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正由于中国具体情况和苏联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苏联内部存在的某些问题在这一时期也已隐约可见，因此毛泽东的“不满意”、“不舒畅”实际上表示出了对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丝担忧。早在1955年年底便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试图正确理解和认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而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其实就是对这一问题思索后提出的回答，“以苏为鉴”，思考和探索自己的道路，是贯穿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9]。在毛泽东的报告中，他对当时部分仍主张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内同志语重心长地讲道:“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诫。”他同时还提出，现在应当破除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了，应当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当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10]。亦即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探索自己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这表明“以苏为鉴”成为这个时期毛泽东探索的主题和指导思想，从此全党开始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事业。

其三，在经济方面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严峻的生活资料短缺的困顿局面以及波匈事件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在经济建设方面，“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解决当时面临的生活资料短缺的困难局面。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主动性，因此他说道:“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儿机动权都没有。”^[11]为此，他主张改变管理上过分集中的现象，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力，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对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提出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改变近代以来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的布局。不过在发展内地工业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仍然要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从而带动内地工业的快速发展;而要加强国防，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不能离开经济建设来片面地强调国防建设。同时，对苏联经验的反思还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如毛泽东主张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成分的存在，“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以此来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还建议吸引华侨投资，对于侨资创办的企业，可以20年乃至100年不没收;还可以鼓励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亦可以在一定时候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山，向他们学技术，以提高我们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而在收入分配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从上述主张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思想，这样的思想主张亦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变化，此后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些经济思想不能完全付诸实践，乃至最终夭亡。

其四，在如何正确处理国内各种关系方面提出了新思想。苏共二十大为毛泽东探索如何处理国内各种利益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看法和借鉴。在政治方面，毛泽东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对待民主党派的态度上，毛泽东吸取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取消其他党派，结果造成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经验教训。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提出，对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团结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为继续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民族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接受苏联的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关系不正常的经验教训，强调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同时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此推动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艺术及科学的不同派别及风格自由发展与争论，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文化建设的道路，以此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最终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1956年在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坐标上无疑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一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一年，这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方面，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从此，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上了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在“以苏为鉴”思想的指引下，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也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与华沙阵营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趁机掀起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这一负面影响以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不顾本国国情盲目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引起国内的不稳定，所有这些不利因素最终合流在一起终于引发了政治和经济危机，导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相继发生。正是在苏共二十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波匈事件的影响下，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转向，最终导致毛泽东对中国国内的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使1957年的整风具有突然性和盲目性，并很快转向反右扩大化。

(二)整风运动

1.整风运动的缘由

针对苏共二十大的影响，毛泽东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也对国内现状的某些方面深感担忧。到1956年为止，中共党员人数已达1073万。作为一个有着5亿余人口国家的执政党，也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之间享有了崇高的威望。但是，执政党的地位和连续不断的胜利，使得部分党员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领导干部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以及追求享受的特权思想也在侵蚀着党的肌体。更重要的是，由于大多数党员干部出身工农家庭，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因此他们对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显得陌生和笨拙。于是他们往往借助于过去的习惯和经验做法，因此难免在工作中失之教条、简单、粗暴，导致党群、政群和干群关系的紧张。1956年6月中共中央就强调指出，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必要在党的领导干部、科学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毕业班学生中，“分期分批”开展一次学习运动，并预计整个运动“到1957年7月结束”^[12]。尽管当时中央还没有直接提出整风，但其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即通过加强领导干部以及文化工作者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久，批判对象又增加了官僚主义一项^[13]。至此，关于整风运动的表述粗具雏形。此后，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多次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其所涉及的地区遍及大江南北，而事态的严重程度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14]。而这些内部刊物所反映的问题，不能不引起中共领导集体的重视。

其实早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就对当时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错误思想提出过批评。不过他认为相比于苏共，中共在这方面的问题既不突出，亦不严重^[15]。不过，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他很快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因此1956年12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很显然，毛泽东对于当时的官僚主义作风所带来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6]在整风过程中，本着教育救人的目的，所采取的形式是“和风细雨”式的。

2.整风动员

在对中国共产党工作作风表示担心的同时，毛泽东还吸取了波匈事件的另一个教训，那就是密切注意社会上的思想动态。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他首先明确指出，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重演。在这个前提下，他开始谈论人民内部的种种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亦十分宽泛。诸如对合作化的评价问题、资本家的思想改造问题、青年学生的政治学习问题以及关于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等等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矛盾，那么就必须加以解决;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就必须采取与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决。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科学文艺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

考虑到这两个方针自1956年春天提出来以后党内存在的诸多疑虑，毛泽东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百花齐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争鸣”就是也可以讲唯心论，但是这没有什么要紧的，对毒草和错误言论批评就是了。实际上当时党内很多同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很不深刻，对此提法也是不赞成或者不完全赞同^[17]。因此，在3月1日下午作总结报告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领导干部中关于如何理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问题。他指出，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监督”就是要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而对于那些个别的、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毛泽东甚至主张可以用罢工罢课的方式来解决。毛泽东的此番讲话，其实就是党内整风的动员^[18]。(www.xing528.com)

很快，领会了毛泽东意图的中共宣传部门便开始在舆论界进行整风的宣传吹风。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随即便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共要“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19]。而在此之后，毛泽东还曾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作了一些报告，目的就在于要统一全党的思想，为将要进行的整风运动鼓气。在此过程中，学术界和民主人士对于毛泽东讲话的反应是热烈的。此种表现，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会上，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双百”方针:如哲学家冯友兰称赞这一政策可以“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20]。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也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此举“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使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21]。这样的认识，成为当时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主流共识。正如著名学者费孝通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22]。

与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对于整风运动的热切追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党内对此却是看法不一，并因此导致在毛泽东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思想舆论宣传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当初，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执政党失去人们的支持，所以整风的矛头也是对准党内的。而为了更好地整顿党内存在的这些不良风气，毛泽东试图借用党外人士的力量来对此进行抑制。这自然引起了党内同志的担忧，因此也是造成整风运动迟迟不能开展的重要原因。

其实这样的担忧和顾虑所造成的分歧，在中共高层和地方都是普遍存在的。在上层领导集体中，对于当时普遍出现的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现象，关注点是不同的，因此解决问题的主张也是各有侧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张只有通过这种新式整风运动，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进。所以他们关注的是社会民众的“思想动向”，主张首先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但党内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领导人则认为，整风主要还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于中央具体政策的调整，因此他们主张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解决执政党面临的问题。为了弥合这些分歧，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巡视，亲自进行说服工作。临行前，他在审阅并批准的《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中特别讲道:“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23]很显然，毛泽东对于坚持推进整风运动是持坚决赞同意见的。从1957年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过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毛泽东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24]。

3.开门整风

面对党内对整风运动普遍的消极情绪，毛泽东决定以《人民日报》作为舆论宣传的突破口。《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却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对“双百”方针进行主动宣传。毛泽东结束南巡回到北京后，结合所看到的《文汇报》、《新民晚报》以及《光明日报》这些非党报纸接连发表文章，赞同鸣放，针砭时弊积极的态势，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在推进整风运动过程中的不作为行为。据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到上海以后，一看《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25]。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门整风终于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指出，“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随着中央舆论界风向的逐渐统一，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座谈。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毛泽东强调指出，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他希望通过各界人士的批评，使党的作风能真正得到改进，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通过党的若干具体领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来妥善解决实际工作中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知识分子的各种矛盾的设想。

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紧接着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为整风运动进一步造势。该社论指出，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因此，“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顺利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觉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容易地脱离旧时代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而“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26]。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逐步展开。

从5月初到6月初不到一个月的很短时间内，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各级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鸣”“放”。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了中肯的批评。而在此过程中，一小撮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严重干扰了整风运动的正常开展。

针对整风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不正常现象，5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当前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各地的报纸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而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具有很好的作用。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而对于那些“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的错误言论，《指示》要求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暴露其反动面目，而各级党组织要“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客观地说，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发展态势基本持肯定态度，也表明这一时期的整风运动在基本面上仍然是向好的。

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他指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严重干扰了整风运动的正常进展。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右派有两条出路，要么夹紧尾巴，改邪归正;要么继续胡闹，自取灭亡^[27]。随着舆论界对中共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地传入到中央领导集体耳中，中共决定给予适当的还击。由此，本来为了整顿党的作风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逐渐走上了与本意相反的道路——反右!

(三)反右扩大化

1.反右运动的展开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28]。紧接着，9日至14日，《人民日报》每天刊发一篇社论，猛烈谴责右派。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由此大规模地展开。

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为中心，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给予当时政治形势极为重要的指示意义，使得反右运动朝向更深入的错误方向进行。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社论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伯钧)罗(隆基)同盟”的名，社论认为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其方针则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一边取而代之”。一周以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把6月29日指示中提出的右派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的右派骨干名单从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从400人扩大到800人。报纸上的点名人数，也从占右派骨干总数的3%，逐步增加到10%左右，反右派运动扩大化，迅速发展到哲学和社会科学、新闻、教育、文艺、科技等社会各界。反右派运动迅速扩大，急剧升温，揭发批判的内容又从右派言论联系到“历史劣迹”，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的人越来越多。

8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就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通过扩大登报点名批评的比例，顿时使得当时的气氛极为紧张。当民众每天从报刊上看到的都是右派分子的累累罪行时，无疑会加大对右派危害性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自然在行动和实践中对于右派的批判会更加的不遗余力。所以，这个指示使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升级。

8月3日，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很看重这篇文章，前后改了十一稿。文中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这样一来，右派问题便成了敌我矛盾。所以毛泽东认为:“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29]在这样的认识下，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文章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7、8、9月三个月，全国划成右派分子的人数迅速上升。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国已划右派分子达到6万多人。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做了一个重要讲话，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0]很明显，毛泽东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也表明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因此这个讲话实际上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在闭幕式上，毛泽东的讲话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那就是重申了1956年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并且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八届三中全会，是从整风“反右”转向发动“大跃进”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大跃进运动的理论前沿。而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则将反右派斗争全方位地转移到了大跃进运动洪流之中。

2.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

从整风转向反右，并在此过程中反右派的斗争不断扩大化的原因很多，大致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毋庸讳言，1957年夏季确有极少数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但这些右派言论是在一定范围内讲的。为了稳定局势，明辨是非，完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批判，消除它的反动影响。但当时却对右派进攻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是“黑云乱翻”、“七级台风”，采取了“引蛇出洞”、“钓鱼”等策略^[31]，把对党政工作的批评意见，一律公开见报，这就扩大了范围，加剧了全国性的紧张。当然，造成这个问题的本质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尤其是对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全面深刻的正确认识。再加之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从而导致对国内局势作出严重的不切实际的估计。

其次，在一系列革命和建设胜利面前，毛泽东滋长了骄傲情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在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了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现实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应负一定的责任。”决议中所指的时期，正是以1956年9月党的八大之后包括1957年夏季为起点的。需要注意的是，全面地、历史地加以考察，对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这一失误，毛泽东从主张到部署都负有主要责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当时中央认识是一致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们又不能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这才是历史的、全面的评价。

再次，中国共产党对把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思想理论准备不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是从长期革命战争和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一路走过来的，因此他们擅长与敌斗争，并在革命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有着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亦善于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虽然1956年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著作，论述了实现从阶级斗争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转移所应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毕竟太短，而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矛盾和发展规律，终究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此，在观察和处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对局部范围的阶级斗争，仍然习惯于采取过时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旧方法、旧经验，这就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

3.反右派运动扩大化所招致的严重后果

反右派运动扩大化，是中共领导集体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所犯的第一个重大失误。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只有坚决地反对一切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在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才能拨乱反正，顺利地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否则就会在人民中间造成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其实在1957年的7月，毛泽东对于反右斗争仍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提出要用10—15年的时间，为国家打下巩固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32]。然而，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导致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大批正直的包括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而受到牵连。大量的所谓右派言论，其实只是对党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而提出的尖锐批评，甚至只是对党的某个基层组织或者某个领导人提出的批评，也都被当做右派言论进行批判，并作为划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据。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主观愿望相反，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也使得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极大的妨碍。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20世纪50年代末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1957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33]大致说来，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反右派运动扩大化破坏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原本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中断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导致了全国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化。其次，在过火的思想批判和大小会斗争之后，对所谓的右派进行了普遍过火的打击和惩罚。1958年，全国统计的右派有30万之多。而一年之后，则达到45万之多。1980年，通过调查，当年被定性为右派的多达55万，其中54万多都属于错划。而真正需要甄别的右派实际上不足5000人^[34]。再次，从思想文化领域、知识分子问题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不但造成了摧残和歧视知识分子的恶劣风气，而且扩大了因言获罪的范围，破坏了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的健全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使得法治想削弱，而人治思想快速抬头，个人崇拜现象迅速蔓延，给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最后，反右派斗争的实践，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形成的基础，导致了中共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偏转。文艺界、科学界、社会科学界等领域和部门，其整风运动最终都与反右派斗争结合在一起进行，而无一不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本来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的整风运动，最终不仅没有克服这些不良作风，反而使得这些不良之风大大盛行起来，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运动，便是一个突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