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化建设：变与不变

四、新中国的文化建设

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曾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3]

(一)文化建设的方针方向

1．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新中国的成立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指导地位的确立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一方面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确立与之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出了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性，1956年5月，陆定一在谈到我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时说，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我国的革命胜利是不能设想的，我国的各种建设，包括科学和文化建设在内，要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迅速的发展，也是不可设想的”^[34]。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35]只有通过不断对错误思想进行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才能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2．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文化工作为人民大众服务。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36]他解释说，所谓人民大众即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37]的文化建设方针。

为人民服务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工作的服务对象，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文化作品表现的对象，把人民的态度以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作为评判文化产品的标准，要熟悉群众，与群众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真正成为群众的代言人。

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文化工作必须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国家逐步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与此相适应，文化工作已由过去为战争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转变为最初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服务直至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服务。

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关于科学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是毛泽东率先提出的。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在谈到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时，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口号。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工作方式，并把其作为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他强调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双百”方针的实质在于用民主的方法来发展和繁荣科学文化事业，鼓励独立思考、探索和创新，倡导在学术上实行民主讨论，在艺术上实行自由竞争，以此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科学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日趋繁荣。

“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党对当时社会历史条件深刻认识的结果。一方面经历几十年的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上建立起来，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的工作重点即将转向全面的经济文化建设，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和科学文化。另一方面，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内，由于受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的影响及自己工作中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障碍。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种学派。在学术、文艺等问题上动不动打棍子、扣帽子，甚至采取行政手段干预，轻率地作出结论。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反映了艺术、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艺术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一个多样性的整体，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作品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风格。同时，艺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多样化的，要让人民群众能够各取所需，就必须生产出形式多样的艺术产品。一切科学都是对客观世界的理性正确的反映，因而科学活动便表现为探求真理的实践活动。然而，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认识方法及认识手段等存在着差异，所以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结果也各不相同，即使对于同一科学对象的认识，也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以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因此，对于学术上的问题，不能轻率地作结论，而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在自由讨论、比较和鉴别中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双百”方针的提出，反映了艺术和科学发展的这种内在规律。

4．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科学态度

正确地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思想、批判地吸收人类文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是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利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38]新中国成立后，党又把这一思想应用于指导文化建设和改造的社会实践，并使之得到发展。毛泽东后来把这一思想高度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毛泽东曾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9]他同时强调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40]也就是说，要在认真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化遗产中腐朽的有害的东西和民主革命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一切腐朽的东西予以彻底的清除，对那些带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加以继承，作为我们今天发展新文化之用。

对于外国的文化，党和政府的方针是“洋为中用”。即学习外国文化成果中有益的东西，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文化服务。毛泽东曾指出，世界上每一民族，在其自身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都可以作为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借鉴。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他说道:“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要一切照抄，机械搬用。”^[41]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加分析地排斥和不加分析地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和改造的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重建经济、政治、社会秩序而寻求新的文化价值资源，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文化建设和改造的实践活动。党领导的这一实践活动可以概括归纳为“破”和“立”两个部分。“立”即确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立”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实现的。“破”即破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旧思想对人民群众的束缚。“破”主要是通过文化改造来实现的。

1．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相对较短。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党是在相对理论准备不足的条件下成立的。而其成立后又迅速投入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中。因此，早在20世纪40年代刘少奇就指出:“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42]这种状况在延安整风之后虽然有所改善，但由于党的干部队伍的主体是工农干部，他们的主要经历大多是从事实际工作，因此相比较而言，他们实际经验丰富而文化理论水平较低。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号召。党中央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基本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的条件系统地学习理论，也更加迫切需要学习理论。因此，在党中央看来，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规定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任务是:领导和推广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领导和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包括爱国主义的宣传);领导各级各类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组织党内外理论工作者的活动，等等。1951年5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郑重宣布:我们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要“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43]。

中共中央还大力倡导民主党派中的代表人物学习马列主义。1952年1月，全国政协通过了《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并成立了学习委员会以加强对此项活动的领导。学习的基本内容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力求了解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得正确的革命观点;学习共同纲领及中央和各大行政区的重要政策文件;整风，即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民主人士经过学习，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基本的了解，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阶级立场有了明显的转变。

1952年9月，中央统战部、宣传部在《转发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关于继续加强各界民主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意见》中强调:继续加强对各界民主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广泛展开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是增进对各民主阶级合作、组织他们参加国家各种建设的主要条件，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文化战线上最有活力的群体。为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再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952年10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指示》规定，各高等院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经过学习，广大青年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知识分子的理论素养在思想改造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为了配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1950年12月，《人民日报》相继重新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1951年10月至1953年4月，中共中央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卷和第3卷。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下，一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宣传运动很快发展为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启蒙与文化学习运动。(www.xing528.com)

2．改革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1)改革旧的文化教育事业

旧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基本上被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控制，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因此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改革，而文化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是教育制度的革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原国民党统治区的旧公立学校进行接管、清理和整顿。从1949年到1952年，共接管了200余所国民党所属的高等学校。经过接管和清理整顿，在各学校中取缔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管理制度，废除了反动课程，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从而把这些学校纳入到人民教育的轨道上来。在接管旧公立学校的同时，人民政府又开始处理和接收外资资助的学校。截至1951年底，共计处理接收外资资助的高等学校20所、中等学校268所、初等学校456所。

为了使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人民政府还陆续作出了一系列决定，使文化教育改革逐步深入。一是改革旧学制。1951年10月，政务院在《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重新确定各类学校的适当地位，改革各种不合理的年限与制度，并使不同程度的学校相互衔接。二是进行高校的课程改革。1950年8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应以系为培养人才的教学单位，各系课程应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当前与长远的需要，在保证理论知识系统化的基础上适当地专门化。同时要求坚决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并开设有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课程。1952年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课程的指示》，规定了各高校应设立的政治课程。三是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党和人民政府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为方针，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全面改造。1951年，新学制规定，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为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同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会议按照苏联工科院校的模式，拟订了工学院调整方案。院系调整工作从1952年开始，到1953年基本结束。经过调整，各类高校的性质和任务更加明确，高等工业院校得到加强。据1952年的统计，高等工业院校从原来的31所扩充到47所，其学生数是各科学生数的第一位。这次调整改变了旧中国在高校院系分布和系统设置上的不合理状况，使文化教育更好地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2)发展新的文化教育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首先，贯彻教育为工农服务的基本指导思想。为了使广大工农群众受教育，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大力开展工农业余教育、创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创办新型大学等。为增加学生中的工农成分，在各级各类学校招生时，优先录取工农青年和工农子女，有时还采取降低文化考试录取标准及选送、保送、免试入学等办法，给工农及其子女以照顾。在中等以上学校里设置了人民助学金和减免费制度，对在校的工农子女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帮助。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使各级各类学校学生的成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其次建立科研机构，发展科技事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只有30多个，科研成果也寥若晨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调整和创建了一些新的科研机构，并建立了科学奖金制度，以鼓励科学工作者的创造发明。同时，为培养造就大量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党和政府还决定建立科学的干部培养制度。到1955年年底，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已达40多万人，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已超过800个。

3．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化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和独特的方面。

(1)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对新的社会制度充满了向往和期待。但是由于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的局限，在他们身上还存在着旧的思想。如果不能肃清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这些陈旧思想，他们就无法适应新中国对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

从1951年9月开始，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个运动是从北京大学教师中首先发起的。当时北京大学正处于由原先的旧大学改造为新型的人民大学的过程中，因为旧思想和旧习惯的存在，使改革遇到了不少问题和阻力。于是，在校长马寅初等12位著名教授的倡议下，北京大学决定在全体教职工中展开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政治学习运动。北大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和支持，中央决定把这一政治运动推广到京津所有高校。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向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结合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改造的体会，着重阐明了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强调要分清敌我，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勉励一切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树立信心改造自己。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44]

此后，思想改造运动逐步展开。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听报告、学文件，大家总结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一两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工中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政治学习运动，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不久，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由教育界扩大到文艺界。1952年1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作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这样就使这个学习运动成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秋，这个运动基本结束。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于知识分子学习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肃清旧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的人生观，实现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队伍，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改革。但这次运动也存在不足，主要是思想改造中有些问题是非界限不清;有些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要求过急过高，做法粗糙;有些单位采取群众斗争的方式，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党和政府及时地做了纠正，因此所取得的效果是积极的。

(2)三大思想文化批判运动

三大思想文化批判是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文化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毛泽东在审阅时加写和改写了几段文字。他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他强调指出:“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45]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全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批判运动的高潮。1951年6月，《人民日报》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并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在修改《调查记》时，将武训说成是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等，这实际上为这场批判运动做了总结。

讨论和批判电影《武训传》，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结合武训这个事例，通过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改造的一种方法。但是这次批判运动用政治声讨的方式取代民主的思想斗争和文艺批评，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

1954年秋冬之间，文艺界围绕着《红楼梦》研究又展开了一场思想文化批判运动。

五四运动后，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一书，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时称“新红学派”。俞平伯在胡适的影响下开始《红楼梦》研究。1952年，俞平伯将1923年出版的深受胡适实用主义方法影响的《红楼梦辩》经过修改，以《红楼梦研究》为书名重新出版。1953年10月至1954年7月，俞平伯又陆续发表了《红楼梦的著作年代》、《红楼梦简论》等一系列论文。1954年9月，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观点的文章在《文史哲》发表。蓝、李二人在文中指出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缺乏科学分析，没有看到作品的“反封建性倾向”等主要缺陷。很快这两人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肯定了两位青年对《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并指出:“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46]不久，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从1954年10月31日起到12月8日，联合召开了八次扩大会议，对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中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并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他们认为，虽然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做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但他承袭了胡适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割弃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

这个批判运动到1954年12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批判运动开始转向对胡适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有组织的批判。1954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的讨论会。至次年3月，讨论会共举行21次。着重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哲学史观、文学史观。其中哲学界主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界着重批判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史学界着重批判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思想，文学界集中批判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许多在新中国成立前同胡适有过交往或受胡适的思想观点和治学方法影响的文学界的老前辈纷纷撰文，一面批判胡适思想，一面检讨自己。

这次批判运动，揭露了胡适唯心主义思想在各个学术部门的表现，使很多人明白了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的对立，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但这次运动也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做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也是思想文化领域重要的运动。1955年，文艺界又开展了一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是长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文艺理论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历来有不同意见和批评。1952年全国文艺界进行整风时，胡风的文艺理论又多次被点名批评。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呈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被称为“三十万言书”)，反驳对他的批评。但中宣部认为胡风的报告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论，其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因此必须彻底批判。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报告》要求把这一思想斗争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对胡风的批判最初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1955年5月以后，中央发现胡风与朋友们之间的一些来往信件，并把这些信件同“三十万言书”联系起来，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况下，把他们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集团。1955年5月，胡风遭到逮捕，该事件前后牵连达两千多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错误是可以批判的，也是可以通过自由讨论和批评得到解决的。但是未经核实，就把文艺界作家之间的正常交往，看做是“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