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真正的英雄！

三、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是毛泽东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求中国出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为其基础，以人民当家做主为其核心。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充分体现了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肯定。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主要由三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二是强调了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应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为出发点和根本点，“为人民服务”是全党工作的唯一宗旨;三是倡导奉行群众路线，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这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具体体现和实践途径。

毛泽东常常把党和群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的关系。他一直反复强调说，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立场和根本观点。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总结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领导方法，其核心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胜利，我党得以对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作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党的群众路线的经验，得到了认真的提炼，随之形成完备的理论形态。1942年毛泽东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群众路线理论成熟的标志。在这个决定中，毛泽东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并且指明，这个过程的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在此期间，群众路线已经得到系统的总结和多方面展开，已形成为严密完整的理论形态。

(一)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形成历程

毛泽东早在其少年时代就已经确立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历史创造者的这一信念。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的“自述”中，曾提及他小时候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时，“发现一件特殊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生、官吏和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以后，我便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在土地上工作，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地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63]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从人生存的基本事实——即穿衣、吃饭出发，认识到种地的农民是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中的关键角色。五四时期，毛泽东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明确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认为社会革命的发展都是由于民众大联合的结果，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64]由此可见，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立足于社会的现实生活，着眼于社会历史的真实过程，已经认识到群众是社会的主人。这可以看做是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萌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身经历人民革命的现实斗争，对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发生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在他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一系列文章中，他已开始认识到农民群众是革命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充分肯定了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在革命运动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65]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总结实践经验，相继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群众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才能形成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针，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66]这标志着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当时战争的实际进程，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人民主体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67]“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68]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光辉思想。他一再强调，抗战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并把人民的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地位。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指出在党的一切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从理论上第一次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69]“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70]由此可见，从强调在战争中必须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得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结论，到对共产党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阐释，再到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的升华，标志着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已臻成熟。

(二)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渊源

任何思想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不能离开它所栖居的历史天空。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经验而逐步地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的历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出发，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71]这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明确指出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列宁进一步指出:“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72]“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73]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首先，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类及其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们一旦停止了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这个世界就将变得毫无生气，整个人类也将不复存在。其次，人民群众还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人类广泛的精神生活中，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精神财富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都是对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文化艺术史上的一切珍奇瑰宝，都来自人民群众，都是人民群众的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所有的科学理论也都是对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概括和升华的结果。一切精神财富最初的源泉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中。最后，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在社会历史发生惊天动地的事变和革命风暴时期显得尤为突出。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际上都是人民群众起来摧毁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革命的主力军都是劳动群众。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或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74]这样，在人类认识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5]群众史观在中国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实践，它指导了中国的人民军队发动了人民进行战争，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而且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同时这也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把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影响。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不仅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指出，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忠实代表，它本身是人民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人民主体思想。

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也给毛泽东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的人民主体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深厚的现实基础。

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战争的理论与实践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毛泽东坚持能动的反映论，充分肯定人民的主体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坚持唯物史观，提出充分发挥人民主体能动性的有效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充分地估计到了人民的主体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搞社会主义的关键仍然在于调动、发挥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在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中的伟大作用，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

总之，就其理论渊源来看，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吸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精华，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而产生了。

(三)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人民主体思想所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概括起来讲，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其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基础;“为人民服务”是全党工作的唯一宗旨，这是人民主体思想的起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具体体现和实践途径。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的理论基础。1944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评剧《逼上梁山》编导者的信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76]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客观理解和深入研究，毛泽东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不仅在和平时期为社会创造着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构成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在社会变革时期，他们还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只有他们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才是社会的主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相比，毛泽东似乎更强调群众的作用，更重视群众在历史上的首创精神。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离开了人民群众，社会进步便无从谈起。毛泽东认为，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封建时代，只有农民和手工业者才是创造财富和文化的基本阶级。农民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而且他们生产的物质财富养活了整个剥削阶级，“不但地主、贵族、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生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77]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

精神财富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推动人类社会科学文化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精神财富的唯一源泉，“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78]通观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一切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成就，都是对劳动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和提高。毛泽东指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艺术家，他们有的本人就是劳动人民，有的则出身于劳动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想当群众的先生，就要先当群众的学生。

人民群众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任何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推动者。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在社会变革时期表现得尤为强烈。“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79]人民群众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这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所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社会形态中低级向高级的依次更替，无一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毛泽东用一句话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0]

毛泽东人民主体论思想的价值取向，概括地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政权的唯一的也是最高宗旨。这一宗旨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一切向人民负责。这一宗旨贯穿在党的全部工作和广大党员的一切行动中，凝聚起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成为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和党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一切工作的根本宗旨。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81]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目的时，毛泽东说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82]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毛泽东都一再强调要建立人民政权，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以及出版等自由。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工农兵等普通群众第一次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工农苏维埃政权，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联合政府，共产党都致力于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人民政权，以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在严峻的历史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伟大号召，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军民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英雄部队三五九旅奉命开赴南泥湾，他们坚持劳武结合，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边大生产，一边大练兵，在“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新的战斗生产中，部队生活异常活跃，军政素质迅速提高。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战斗实践，不仅树立了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创造了“陕北的好江南”的奇迹，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永昭史册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南泥湾精神。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要大力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因此，文化工作者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他们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文化源泉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毛泽东看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和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从事一切工作的根本宗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后者是实现前者的行为准则。这就要求:

第一，共产党人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我们应该代表人民，“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利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83]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应该“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谋私利，做到“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84]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要尽力去做;凡是对人民不利的事业，都要反对或尽力避免。

第二，共产党人必须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创造力，真正确立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信念。毛泽东始终把相信群众、团结依靠群众的大多数来进行革命和建设放在战略和策略的高度上，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85]当群众还未觉悟的时候，革命党要“唤起民众”;当群众的革命热情起来的时候，革命党不能“叶公好龙”，应该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也就是说，要把共产党人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基点上。

第三，共产党人要把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毛泽东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86]人民的利益是客观的价值标准;而人民的反应，人民的态度，则是主观评价标准的依据。既要符合人民利益又要得到人民拥护，这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毛泽东不仅坚持了实践是检验认识之真理性标准的认识论原理，而且进一步将它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87]在实践观点上贯彻了人民主体论。

为了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及领导方法。毛泽东把这条路线作为我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88]可以这样说，群众路线不仅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内容之一，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精华。1945年党的七大把它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了党纲和党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群众路线这一领导方法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确保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具体表现在:

第一，向人民群众学习。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理论上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毛泽东的智慧来自何处?1944年4月，共产党的挚友续范亭指出，毛主席“脚踏实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为大智慧”。^[89]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意见、办法决不是凭空而产生的，而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了丰富营养。他自己曾深有体会地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90]人民的智慧和经验是最丰富的、最实际的，在人民的伟大实践和无穷无尽的认识能力面前，任何领导者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共产党人要制定出既符合实际需要又适合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只能到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这个“实事”中去求“是”。

第二，从群众中来，就是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在这里，集中群众的意见，既包括群众的智慧和经验，也包括群众的愿望和需要。“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91]毛泽东所讲的集中起来，当然不是说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简单地堆积，而是对其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整理，是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将分散的意见变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这样既可以使人民群众深信那些他们自己不可能系统发挥的思想，又可以使人民更好地理解这些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去运用。集中群众的意见，还要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要正确反映群众的要求，就必须到中国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实际中去做调查。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文章中系统地论述了向群众特别是向农民群众做调查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第三，到群众中去，将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判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办法是否正确，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拿到人民群众中去实践。为了使群众真正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需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好宣传工作。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92]正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将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化作具体的工作方法，从而争取了广大人民，指导他们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人民群众的实践，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和源泉，是检验一切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93]因为实践条件的限制和领导者自身能力水平的限制，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和办法可能存在某些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只有通过群众的实践加以检验完善和发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循环往复、无限发展的活动过程。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长期群众工作经验的结晶。党正是通过这一科学的领导方法，使党和群众融为一体，并且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延安13年，既是艰苦的，又是卓绝的。窑洞虽然简陋，甚至破旧，可是诞生于斯的伟大的实践精神、延安精神所闪耀的思想光芒，却指引中国人民不断迈向自由。壮哉，其光也晔，其芒也远。

【注释】

[1]〔美〕埃德加·斯诺著，奚博铨译:《红色中国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1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9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9页。

[4]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10页。

[5]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1、766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9]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回忆》，《解放军报》1978年12月28日。

[10]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56、58、70、73、75页。

[11]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56、58、70、73、75页。

[12]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56、58、70、73、75页。

[13]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56、58、70、73、75页。

[14]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56、58、70、73、75页。

[15]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5、56、58、70、73、7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82、283、282—28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82、283、282—283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82、283、282—283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82、283、282—283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4、291页。

[21]刘延勃、张弓长，等:《哲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1页。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4、29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4、291页。

[2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292、296—297页。

[2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292、296—297页。

[2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292、296—297页。(www.xing528.com)

[2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284、81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284、817页。

[3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284、817页。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96页。

[33]杨春贵:《〈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地位、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8期。

[3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296页。

[35]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7页。

[36]《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3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页。

[3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6页。

[3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40]《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

[4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页。

[4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

[4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4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4页。

[45]康福斯:《辩证唯物主义》，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15页。

[4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4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

[4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页。

[4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333、333、332、331页。

[50]《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5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333、333、332、331页。

[5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333、333、332、331页。

[5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333、333、332、331页。

[5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333、333、332、331页。

[5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333、333、305、330页。

[5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

[5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7页。

[5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333、333、305、330页。

[5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333、333、305、330页。

[6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333、333、305、330页。

[6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333、333、305、330页。

[6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4页。

[63]〔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青岛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6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

[65]《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6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480、1039、1095页。

[6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480、1039、1095页。

[6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480、1039、1095页。

[7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480、1039、1095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页。

[72]《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3页。

[73]《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1959版，第463页。

[7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页。

[7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7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7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860页。

[7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1页。

[7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8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860页。

[81]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8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8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8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85]《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8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899页。

[8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8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899页。

[89]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页。

[9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91]田家英:《田家英谈毛泽东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9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5、1286页。

[9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5、1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