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变与不变

三、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历程中，一种理论的破壳而出，使此前长期深陷教条主义泥潭中彷徨和挣扎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前路豁然洞开，迷途返正。这个理论被命名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它的创造者还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走上了通向胜利的必由之路，也成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为伟大和辉煌的理论贡献。这条道路是土生土长的中国道路，蕴含着朴实无华而又深沉厚重的中国颜色，是那些只有先俯身中国大地而后又仰望天空的人才能最终捧起的珍珠。这条道路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革命阵地，用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的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学说还是基于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深刻认识，这就是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要把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革命的主要位置，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势力聚集在大城市，它们虽然已经腐朽，但是却不会在短期内土崩瓦解。而要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一)革命中心的战略转移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武装反抗国民党，继续进行革命的正确方针，使共产党人没有因白色恐怖的包围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共产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当然，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也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的转移。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爆发，揭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这次起义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同年9月9日，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毛泽东迅速调整计划，果断率领起义军南下，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山区转移，寻找落脚点。10月7日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是带有革命发生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在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1927年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广州起义爆发。起义军占领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并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领导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坚持下固守城市，没有及时将部队撤出广州，因此没有保存革命力量。在同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新军阀进行顽强的战斗中，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在第三天遭到失败，张太雷等人英勇牺牲。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但实践再一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形势，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这次起义还说明了毛泽东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合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发生在大革命刚刚失败，旧的道路已行不通而新的道路尚未出现的转折关头，不可避免地带有转折时期的历史特点。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军队的第一次实践;秋收起义则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道路的探索过程;而广州起义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攻打大城市道路是行不通的，更加坚定了共产党人在农村开展革命工作的信心，它的失败以血的事实宣告了在中国特殊的革命环境中，“此路不通”。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全国各地武装起义烽烟遍起，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到处是起义的呐喊，但这并不表明革命形势在高涨。从全局来看，革命力量整体上还很弱小，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但起义的呐喊宣告了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经过这些起义，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各地武装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逐渐走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

八七会议前后全国各地发生的武装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的事实说明:奉行“城市中心论”模式下的武装斗争在中国难以走通，以农村为工作重心，到农村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必然选择。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源起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中国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促使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逐渐形成和在新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的发展和完善。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有一个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革命失败后至1928年年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不过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形成全党应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并且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创造根据地的。^[16]“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前文已述，此不赘述。

第二阶段: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基本形成。这一时期，由于新军阀内部矛盾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一方面，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相继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桂粤战争。1930年，又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双方更是投兵百万，战线千里，持续半年之久。新军阀的混战，极大地消耗了反动势力的力量，也给红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发展到10万人，建立了大小不一的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广大农村也出现“星火燎原”的大好形势。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革命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对新时期中国革命战略策略问题认识的深化。这一时期，农村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已有力地显示出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争则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实践表明，中国革命要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分析中国的实际，总结各地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全面经验中，揭示了小块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谈到“今后的出路问题”时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17]

同年4月，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为答复中央2月来信写给中央的复信中，批判了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该观点害怕农民力量超过工人力量而不利于革命。他指出，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同年9月，红四军领导人陈毅赴上海向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汇报工作，在中央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中，根据1927年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把军事斗争放在政治经济的总体中加以分析和考察，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8]初步从中国政治经济全局的角度提出城市与农村关系的新思想，对中国革命发展战略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化。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及时吸收并总结各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基础上，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联系起来，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193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必须以农村为中心，科学地预见了小块红色根据地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在文中，毛泽东批评党内一部分同志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的巩固和扩大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他指出，那种全国范围内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形势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点出发，阐释了两个深刻观点:一是红色政权的理论;一是通过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扩大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的思想。他总结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在这封给林彪的信中，他着重地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19]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如果不承认中国革命首先应以农村为中心，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是放弃革命斗争去同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妥协;或者是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这两种选择的性质虽然根本不同，但其结局是相同的，那就是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之所以强调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首先放在农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应当成为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形势决定了革命的长期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地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当然，应该客观地看到，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阐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思想，但并没有把这种思想明确地概况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且，其思想重点是强调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经由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当时还没有更多地涉及农村能不能包围城市以及如何才能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还得经历一段等待。

第三阶段:1930年下半年至1939年，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是对中国革命发展实践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结论。但是，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统治全党，盲目坚持“城市中心论”，轻视或否认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这一理论不仅没有被中央接受，反而被指责为“极端错误的”，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毛泽东也因此而在政治上颇受打击，一度被解除一切主要职务。但他矢志不移，坚持同“左”倾错误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路线在党中央的地位得以确立，全党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才有了比较统一的正确认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最终成为全党的共识。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做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主要思想表现在:

首先，他从中国社会特点和历史特点出发，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做了新的理论概括。他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特点和革命战争问题，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十年内战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把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概括:中国不是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其次，他对农村能不能包围城市以及如何才能最后夺取政权的问题给予了科学回答。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在考虑抗日战争的前途时，这一问题进入毛泽东的思考。1938年，他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根据抗日战争新的历史条件，首先肯定地回答了农村能够包围城市、战胜城市的问题，并且从社会条件、地理条件和时代条件三个方面做了全面分析。其次，回答了农村如何包围城市、战胜城市的问题。他指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的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态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

再次，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根据地多为军事根据地性质，后来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发展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基地。30年代后半期，为适应根据地的扩大和长期坚持斗争的需要，根据地的内容有了许多新发展。这种变化使毛泽东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在一个长期的过程内是占据绝对力量优势的，如果革命要坚持奋斗下去，革命者要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凶恶的敌人，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www.xing528.com)

(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基础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因这一光辉的思想而成为真理的创造者和拥有者。但是，真理之光对大地的照射，真理之声向天空的升扬总是会遭遇乌云的阻遏与逼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等错误倾向盛行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毛泽东的声音往往淹没于教条主义的批判、压抑甚至打击的浊流中。要冲破教条主义的重重束缚和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认识、洞见和深刻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指明革命斗争的方向，坚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选择，不仅需要真理的拥有者具备坚定顽韧的意志、矢志不移的信念、深邃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更需要以哲学的思维从哲学的高度对教条主义的根源进行本质性的揭示并摧毁。任何真理确立的过程必是对谬误破除的过程。只有通过对真理的“立”与对谬误的“破”的相互结合，同时展开，才能使真理从根本上确立并得以弘扬。取其一或弃其一都无法实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最终确立同样是在“立”与“破”的对立统一的过程中完成的。

1930年四五月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教条主义者认为，以为不要城市而用农村包围城市可以取得胜利，这无论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是不通的，批评主张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违背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教条主义的频频发难和抨击，党内在革命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混乱，促使毛泽东进入了更深的思考过程。为了从根源上反对和瓦解这种在党内和红军中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深刻地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他强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为了洗刷唯心主义，他掷地有声喊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对教条主义犹如当头棒喝。

《反对本本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精神出发，对动辄照抄书本、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批判。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那种企图以教条主义的“本本”就能取得胜利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发问“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原因“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作怪”。二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坚持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的一致性。必须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三是必须独立思考，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斗争。中国革命需要学习别国革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别国革命的具体公式，而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认真地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独立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通过这篇文章，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那种不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深刻阐明，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这一长期困扰党的根本问题。它犀利地击中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盲目坚持“城市中心论”的要害，揭示和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根基，那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新的革命局面和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和策略。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了这样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从而为复兴中国革命和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注释】

[1]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30页。

[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4]《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7]引自《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著，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0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0页。

[11]《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七——一九三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176、186页。

[1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186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176、18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6页。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页。

[1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1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