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及影响

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一个科学概念，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的红色政权建设的总概念。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进行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最有力的工具;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阵地，是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和依托。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整体而言，“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毛泽东及时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相继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几篇重要文章，从理论上深刻说明了中国革命采取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道路，完全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中国革命要走攻打大城市的道路。

(一)“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

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前后，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提出“上山”，搞“农民割据”的主张，是毛泽东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开创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先导。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武装农民的三种形式: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平时分散，秘密训练，遇到战事则随时集中;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根据这一思想，中共中央对全党实施了战略策略的指导，指示各地武装起义受挫后应当“上山”，不要如往常以孤军占领城市而忽略乡村工作，主张一个县的范围内，要先搞几块武装割据，然后夺取县城;一个省范围内，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

各地区分别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相继提出了“上山”、“当山大王”的想法和主张。如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主张退到浏阳及东西边界当“当大王”;安源、平江、宁乡各地均准备“一旦有变即行上山”;湖北省委领导下的鄂西、鄂东、鄂南各地暴动，也都提出“暴动失败，集合所有武装上山”的主张，并且贯彻于行动中。

毛泽东关于“上山”的思想则更早、更明确并最早付诸实践。早在1927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南来的同志开会时，就要求大家拿起武器，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用枪杆子保卫革命。随后，他又自告奋勇，在征得中央批准后，于6月下旬回湖南任临时省委书记。回湘后，他毅然举起反对军阀唐生智的旗帜，在他领导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上山”保存武装的办法，强调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要“上山为匪”，准备长期斗争，并特别指出了在工农武装不能分开存在的地方，保存武装的具体办法:一是把工农武装编成合法的挨户团;二是上山;三是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毛泽东亲自组织实施了这次行动。尽管行动后来遭到陈独秀来电指责，但这时毛泽东已对形势看得更为清楚，对中国革命发展的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因此，在7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有的同志还在争论图谋改造国民党问题时，他坚决地指出图谋改造国民党是行不通的，极力反对陈独秀要把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的意见，并大胆地提出“上山”主张:工农武装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5]这里，毛泽东之所以提出“上山”的主张，是因为他已深刻认识到，第一次大革命遭受挫折，关键的错误和失着，就是党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1927年8月9日，他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赞成要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部队开往广东的主张，而“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6]。正是因为有了明确的“上山”、“当山大王”的思想基础，在秋收起义队伍遭受挫折时，毛泽东能当机立断，不盲目执行一味攻占大城市的命令，领导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从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革命重心从城市向农村的伟大转变，也拉开了在四面白色恐怖包围中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和中国红色政权建设的序幕。

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及实践，就不会有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建立，就不会有“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产生，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这一思想，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可谓最高明的真知灼见，它预示着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独辟蹊径，找到了一条后来被证明的唯一能通向胜利的道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英雄本色，不只是意志、胆识和勇气，还是乱世中的超群智慧和独有见识。毛泽东的“上山”、“和绿林交朋友”、“当山大王”，虽含有他习惯性的诙谐幽默之意，却是一种严肃的政治表态。独具慧眼的认知，在于与众不同的实践道路与高出他人的理性总结。自幼生活在农村，青年时代又周游南北大城市，有过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双重经验，在国民党内任过职并熟悉其情况，还有当兵的经历和理论家的深邃分析，这使得毛泽东比当时多半出身于城市学生的中央领导人，对国情和形势发展的认识自然更深刻。不仅是“上山”思想，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众多的实践和理论创造莫不源于此，也莫不证明于此。

在毛泽东毅然“上山”，在井冈山率先开始轰轰烈烈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过程中，远在国统区斗争的共产党人在屡屡受挫的严峻的革命形势面前，“上山”的思想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1927年10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四处转移以摆脱国民党追兵的过程里，认识到“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7]这一认识促使他们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同年12月，中央在给朱德的信中，提出军事斗争必须与土地革命相结合，并希望南昌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农军取得联系共同创建武装割据局面。正是这一基于革命实践的真知，从而有了“朱毛会师”井冈山，共同创建中国红色割据政权的佳话。

(二)红色政权为什么可以存在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并且使割据地区不断扩大，土地革命更加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继续得以推广，红军和赤卫队呈现发展壮大的局势，革命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海陆丰、海南岛、湘东、湘南、黄安、弋横等地，在工农武装起义的基础上也陆续建立起小块红色根据地。这些红色根据地的建立，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在实践中回答和解决了在大革命失败后，如何继续革命、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的根本问题。

但是，必须看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是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开创性事业，其发展进程绝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伴随有胜利和挫折的交织。新生的小块红色政权，一方面面临强大敌人的“围剿”，时刻进行着生死存亡的战争;一方面在革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在严酷和艰难的斗争环境中对革命前景悲观失望，怀疑弱小的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下去，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开小差、逃跑等脱离革命队伍之事在各根据地并不鲜见。更主要的是，当时从全党来看，虽然不少领导人初步认识到“农村割据”的重要性，并且中国革命在实践中已开始了从城市为中心到乡村为中心的转移，但中央的指导思想仍是以城市为中心，主张农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农村根据地斗争配合城市武装起义。所有这些表明，尖锐复杂的现实斗争要求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理论上科学地回答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刻不容缓，从而才能统一全党认识，坚定斗争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点及斗争实践的真知灼见和如椽大笔，分别于1928年10月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以及同年11月25日，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明确而详细的回答，创造性地提出并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回答了革命当时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共产党能不能在农村站住脚?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斗争形势及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给予了正确的回答。

在该文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他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8]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红色政权区域”，和在另外地方所说的“红色割据”、“群众割据”等，是和“工农武装割据”同一含义的概念。其内容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及其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一支相当力量的红军和红军战争的胜利，就不能创建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广大农民的要求，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是革命和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的成果就无法保持。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www.xing528.com)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这有其独特的原因和相应的条件，包括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毛泽东指出这些条件是:

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的这种特殊国情，存在有两种产生红色政权的原因:一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二是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就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一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就是因为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解释的缘故。这是基于毛泽东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深入了解而得出的结论。中国的民主革命与其他国家有相同与不同之处，其中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中国不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民主革命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第二，中国的红色政权所在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在国民革命中工农兵群众斗争曾经发展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总之，这些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地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中国革命从一个角度讲就是农民革命，在这个革命当中，农民阶级无疑是主力军，离开农村而进行民主革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虽然遭受过重大挫折但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红色政权的存在与发展，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密切相联。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分裂和战争不断，使革命形势也得以继续发展。既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割据政权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

第四，在红色割据政权所在地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毛泽东指出:“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9]武装，包括正式军队和地方武装两部分。地方武装赤卫队，只能对付地主武装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对付国民党的正规军，必须正式红军。因此，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是不能粉碎国民党正规军对根据地的反复“进剿”的，是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的。“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10]这是后来中国革命所走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最初表述。也就是说，红色政权的存在与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割裂的。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在复杂、艰苦、激烈的斗争中，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这就要求:首先，共产党组织坚强有力;其次，政策要正确。红色割据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政权，它所实施的各项政策应当是符合根据地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这样才能调动广大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红色政权也才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阐明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则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回答了革命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井冈山站住脚后下一步怎么办?小块红色割据政权怎样才能巩固和发展?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斗争策略和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策，这就是:以武装斗争建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以军队帮助地方党和武装的发展;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对统治力量最强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力量薄弱的江西取攻势;集中红军，反对分兵;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扩大割据地区。这些政策体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把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红色割据政权三者密切结合起来。

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的总结并得到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原因及条件的分析，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认识和科学理论。两篇文章前后衔接，分别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内在结合上完整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强调要使小块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基本依托，三者密切结合，缺一不可。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上山”、搞“农民割据”主张基础上的一个飞跃。对于井冈山的斗争和各地武装起义后建立的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成果，在1928年1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11]中央还以井冈山的斗争经验为示范，采取多种形式向全国其他根据地介绍和推广。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左右江、陕甘等根据地，不同程度地受到井冈山根据地的影响。“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虽然在当时还没有触及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的问题，但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还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和形成，与同时期中共中央在该问题上的认识和指示以及其他地区红色割据政权的斗争实践不无关系。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收到毛泽东5月2日信后于本日复函朱德、毛泽东并转前委诸同志，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12]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中共中央对湘赣边界割据的肯定和企望。

1928年六七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也给予确认。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指出:“秋收武装起义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底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武装起义的影响。”^[13]大会指出党在苏区今后的任务是:“发展苏维埃底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底基础的”;“最大限度地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彻底地实行土地纲领”;等等。^[14]六大还决定，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央军事部，各地应设立军事委员会，受地方党部的一般指导，但在军事方面，则受中央军事部统一指挥。六大关于发展革命根据地和加强军事建设的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1936年毛泽东曾说:“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15]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革命根据地，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战略方针的指引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通过各根据地自身的实践和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逐步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