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革命理论之枪杆政权：马克思主义变革中国

一、暴力革命的理论:枪杆子里出政权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是从武装自身、武装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开始并获得成功的。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武装斗争的历史，充满着血与火的暴力革命的历史，就是“枪杆子”对“枪杆子”的历史。而武装斗争是以对枪杆子的认识为开始的。缺乏武装实力的共产党人，不掌握一定的武装力量，手中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深奥的理论修养，再犀利的政治判断，再庞大的民众组织，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即所谓“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里，也是根本无法成就大事业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就是对这一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最简洁、最本质的诠释。众所周知，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闻名中外的著名论断的，就是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并且实际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的伟人毛泽东。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过程中，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

(一)青年学生时代毛泽东的“枪”之缘

追溯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以及日后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不能不提及湖南第一师范学堂。在湖南第一师范学堂的求学是毛泽东生命历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该校当年推行的军事国民教育对青年毛泽东认识世界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孕育起着重要作用。毛泽东与“枪”结缘正是始自这一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席卷中国大地，毛泽东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起义新军，被编在第二十五混成旅，当了一名列兵。期间，他积极参加军事训练，但半年后，随着清朝灭亡和民国建立，他以为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已无再行革命之必要，便退出行伍转而继续求学。1913年，他进入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学校倡行尚武精神，毛泽东积极参与其中，并任学生课外自愿军第一连直属连部的上士，负责文牍工作。学校大规模开展军事化训练，聘请由讲武学堂毕业的专业军事教练为教师，对学生军进行学科和术科训练。另外，文化课中还精选了许多中外军事名著进行讲授。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记载了大量老师讲课中所涉及的军事思想条目，其中包括国文老师袁仲谦讲解魏源《孙子集注序》的笔记，如他记有“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矛杀人，盾避敌，各用所当，此为器使人”，“兵者，国之卫也”，“被征服民族不自由”和孙武的谋攻篇等军事方面的记录。《讲堂录》中涉及的军事人物既有中国古代的孙武、吴起、管仲、商鞅、汉光武帝、张良、曹操、孙权、诸葛亮、谢安、陶侃等，也有外国的大军事家恺撒、拿破仑等，可见当时学校开展的军事思想教育内容之广和毛泽东对古今中外军事教育兴趣之浓。

1917年11月20日，长沙面临着一场兵祸，位于长沙南门口的湖南一师首当其冲。学校主张集合师生集体退到城东五里处的阿弥岭暂避军祸。毛泽东经过侦察、分析，认为北洋败兵犹如惊弓之鸟，且不知城内虚实，不敢贸然进攻，于是主动向学校提出，组织学生志愿军并联络警察所主动出击的应急方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学生志愿军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护校斗争，智缴了北洋军阀王汝贤师3000余败兵的枪支，师生们称他“浑身是胆”，并叹称其为“毛奇”(德国著名的军事家)。

1918年4月，南北军在醴陵一带进行拉锯战。毛泽东又组织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的警备队，并自任队长，带领同学们护卫学校。为了纪念这件事，校长孔昭绶特命摄影留念，并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其功当主要归于学生毛泽东。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作为毛泽东当年带领学生志愿军护校的见证，至今仍陈列在“湖南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纪念馆”内。

在第一师范求学这段经历不仅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培植了尚武精神，还使他较系统地接受了战术、兵器、地形和谋略等军事学训练。培养了他临危不惧的军事指挥才能。特别是两次护校的成功，使毛泽东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军事、“枪杆子”的作用和重要性，并逐渐催生了毛泽东对以和平求和平则和平不可得、以武装求和平则和平可得的初步认识。不过，那时的他，对“枪杆子”的认识更多出于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初步的感性认知，在理性上还处于朦胧状态，还不可能达到将“枪杆子”和政权联系起来，也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与“枪杆子”联系起来，进而以“枪杆子”夺取全国政权的理性升华。

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提出要打倒一切强权，但他并不主张流血革命，而主张实行所谓“呼声革命”。在他看来，若用强权去打倒强权，其结果仍然是强权，毫无意义。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彻底改变了这个观点。在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时，毛泽东带领一批群众集会游行，喊出要面包、要自由、要平等的口号。可是游行刚开始，荷枪实弹的警察就对他们进行干涉，阻挠游行示威的活动。他后来对斯诺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仍然十分沉痛地说:“有些示威者想要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提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1]可以说，是反动势力的警棍让毛泽东渐渐认识到，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想要幸福、要权益，靠和平请愿无法实现，唯有拿起“枪杆子”去争取，才有实现的可能。

(二)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枪杆子”认识的升华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随之开始。毛泽东积极投身其中，大力开展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希望以此促成国民革命早日完成。这个时期，革命的斗争实践以及国共双方既相互合作又频发摩擦的复杂局面，使其对“枪杆子”重要性的认识逐步深化、升华，最后形成“枪杆子里出政权”正式论断的过程。

1925年，上海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和破坏。反动派在引诱和威胁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运动的同时，调集了大批军队残酷屠杀人民群众。这深深刺激了当时从上海暂回湖南小住的毛泽东。他一边养病，一边积极组织家乡的农民运动。后来他回忆说:“从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1925年)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毛泽东在湖南以“打倒列强、洗刷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中心，于当年7月10日在郭氏祠堂成立了湘潭西二区七都“雪耻会”。毛泽东在成立会上作了演讲，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雪耻会”成立了宣传队，通过讲演、演戏、散发传单、游行示威等方式，愤怒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教育了广大群众。此后，组织还发展到了韶山周围20多个乡。同年秋天，毛泽东到广州后，仍以通信方式指导湖南农民运动，把“雪耻会”改为农民协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培养了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分子，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并发动农民与大土豪进行了“阻禁平粜”的斗争和夺取教育权的斗争。他还致力于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进到湖南农村。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湖南农民运动日益高涨起来，地主豪绅寝食不安。团防局长成晋生诬蔑毛泽东煽动农民造反，派人向省长赵恒惕告密，要求逮捕毛泽东。然而毛泽东事先得到开明绅士、县议员郭麓宾的通报，早已离开韶山到了长沙，在从容处理了相关事务后，经衡阳、宜章，“问道入粤”了。以后，毛泽东一直把在韶山的工作作为他从事农民运动的起点。在延安时期，当他与德国友人王安娜谈话时，还提及他在1925年至1927年间从事农民运动的感受，通过斗争实践使他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只有动员千百万农民参加才能取得胜利。(www.xing528.com)

在斗争过程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事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本身必定带有武装斗争的性质。因此，农运骨干同时也应成为军事斗争的骨干。在这样的认识下，1926年5月15日，他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特别强调，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所以军事训练成了当时“农讲所”的教学重点。他将该期学员分为两队，每队分为6个区队，设总队长1人，区队长6人，实施正规的军事训练10周，上操128小时，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这时，毛泽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武装对农民运动的重要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撕下革命的假面具，在上海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工农革命运动随即被淹没在血泊之中。许多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虽然参加了国民政府，但在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不懂得建立武装的重要性，更不懂得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组织的必要性。由于没有掌握军队，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丧失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当蒋介石等举起反革命屠刀时，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便束手无策。这一血的教训使毛泽东进一步体悟到“有军则有权”，认识到“战争解决一切问题”。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此次共产党吃了大亏，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恶化，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更注重培养学员成为武装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农讲所的“规约”明确指出，为了将来发展农民武装，学员“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农讲所设有专门的训练委员会，聘请军事教员，学员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4个队部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员全部过军事生活，他们身穿灰色军装、腿扎绑带，每人配备武器，每天操练两小时，除设有军事理论课以外，每周还有一次野外军事演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农讲所的军训时间每天增至4小时。

1927年5月17日，国民党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在纸坊叛乱，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并偷袭武汉。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部队大部正在河南前线与奉军酣战，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果断地将武昌农讲所400多名学员编入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配合从前线回来的叶挺部队，迅速平定了夏斗寅的叛乱。5月底，湖北麻城的反动武装勾结当地土匪，又起事端。他们捣毁农协，残杀农民，农讲所300余学员又奉命开赴麻城剿匪。不几日，学生军凯旋归校。学员们在受到系统的农民运动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得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军事训练。

192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与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发布的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中指出，欲使农民民主政权之确立，必须解除土豪劣绅之武装，武装农民群众。这表明毛泽东不仅认识到建立基层农民政权的必要性，而且认识到要建立农民自己武装来捍卫政权的必要性。

1927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后，一直将自身装扮为革命“左”派的汪精卫也撕下了面具，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叫嚣声中背叛了革命。中共中央在7月2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显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通告》指出，近年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已表明中国革命到了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我们党只有坚决地站在土地革命立场上，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政权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特点，农民争取政权和土地的斗争，必须有革命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农民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武装和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农民武装不能公开存在的地方，就暂以“挨户团”等名义取得合法地位，进行秘密训练。若此办法不行，则可以“上山”。7月下旬，毛泽东还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明确了推翻湖南唐生智政权的目标，在军事上也做了部署。

大革命的失败，反动势力的残酷杀戮，最终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从惨败中彻底惊醒，以“枪杆子”反抗“枪杆子”成为从血泊中爬起的共产党人的唯一选择。毛泽东后来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2]这真是一语中的!他从早期的革命斗争不断遭受挫败当中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就是国民革命需要有武装的革命群众，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

(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正式提出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秘密会议。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报告后，第一个发言。他在讲话中把国民党比作一座空房子，批评陈独秀的中央如同新娘子上花轿般地勉强挪到新房，但自始至终没有当此屋子主人的决心。他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激动地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他强调，对“枪杆子”的重视，这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无产阶级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的发言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更是振聋发聩，从此响遍大江南北，震彻宇外。

8月初，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湖南运动大纲》中，毛泽东再次强调要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18日在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的大会上，毛泽东又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说:“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4]至此，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进行总结、反思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判断。它是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写就的，他们用血肉之躯奠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形成正确的斗争方式指明了方向。这个光辉的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和指南。虽然此时距离胜利的目标还很远，然而在“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观念指引下，八七会议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走上了夺取全国政权的征途，只是通向北京城的道路还很漫长，甚至还很曲折、迂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