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首次全面运用

三、国民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次全面运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灵活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掀起了1922—1923年的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随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即第一次大革命中，站到了革命运动的最前列，引领着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全面运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实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国情，推动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并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初步涉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并由此催发了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中，共产党人还比较幼稚，缺乏斗争经验，在革命道路的摸索和实践中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而，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理论的探索还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一)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

“打倒列强，除军阀”，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的行动口号，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最强烈的愿望，也最能打动人心。这场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行动口号的国民革命的宗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谋求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这是20世纪前期继辛亥革命之后第二次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也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发动起来的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在这次革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得到初次全面的运用。

1．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三大上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挥和应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某个方面问题的初次尝试。随着国民党改组的时间和条件的成熟，最终两党携手走到了一起。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举行，会议由孙中山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其中共产党员有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李大钊还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

大会开幕的当天下午，在孙中山讲述中国的现状和国民党改组问题后，由大会秘书长刘芷芬宣读了大会的《宣言》草案，并提交会议审查。1月23日，孙中山对大会宣言做了说明，并指出今后的革命和以前的革命之区别。他说:

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27]

在这里，孙中山明确提出“反抗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体现出孙中山革命思想上的变化，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这个大会《宣言》，是由鲍罗廷起草，经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最后交由孙中山审定的。《宣言》对孙中山历来提倡的三民主义重新做了解释。关于民族主义，《宣言》指出它有两方面的内容:“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关于民权主义，主张民主自由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关于民生主义，《宣言》指出两个最重要的原则，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并且强调，“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宣言》做了这些论述后，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言外之意，除此之外，都不是三民主义的“真释”。^[28]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实现。但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尽管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很坚决，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抱着怀疑以至于反对的态度。在会议召开期间，就曾有一些代表提案反对共产党员在保留原有党籍的条件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虽然提案最终被否决，但这预示着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两党之间也并非完全的同心同德。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国共双方都获得了大发展。对国民党来说，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还训练出了一支忠实于中国国民党的新式军队，在组织上更是获得了大发展。到1926年5月国民党二大时，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省区外，全国各地都已有了国民党的组织。这些都为后来国民党在短短几年内取得全国的统治地位创造了条件。对共产党来说，在实行国共合作后也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它使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更广泛地深入人心，使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登上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在更大的群众斗争风浪中受到锻炼。工农运动在南方各省蓬勃发展，各地的农民协会和工会纷纷成立，为以后土地革命风暴的掀起准备了重要的群众条件。党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时只有党员421人，1925年1月中共四大时发展到994人，到大革命高潮时在两年多时间内发展到近6万人，并且培养出大批骨干人才。这一切，并不是以削弱国民党为代价取得的，而是在国民革命中两党得到了共同发展。^[29]

总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是国共双方共同努力和彼此需要的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汲取经验，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尝试，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的创新性和艰难性。

2．怒吼:大革命的高潮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5月在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开始的。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既是帝国主义势力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上海工人运动得到发展，工人政治觉悟也得到提高，这些为五卅运动的兴起做了重要的准备。

1925年2月的日本纱厂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前奏。罢工的起因是:日本纱厂的日本工头毒打中国女工并使其致伤，中国工人群起问责，结果数名工人被开除和逮捕，由此引起全厂工人大罢工。随后，罢工影响了上海21家日本纱厂的3万余工人参加总罢工。事件发生后，日方被迫签订条约，作出承诺和保证，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但工人复工后，日方并没有履行诺言，反而变本加厉地虐待工人。5月中旬，日本纱厂无故开除工人数十人。15日，内外棉七厂内日本人殴打和枪击工人，造成工人顾正红死难，受伤者数十人。惨案发生后，工人们群情激愤，第二天，上海内外棉各厂工人7000余人罢工抗议。工人的斗争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声援。上海学生首先起来声援工人的罢工，但很快遭到租界当局镇压。26日，全国学生总会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宣传鼓动工作，唤起全国民众的一致反抗。中共中央也多次召开会议，及时提出指导斗争的方针、策略和口号，并进行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抗议日方枪杀中国工人，并筹募捐款，援助罢工工人，掀起反日爱国运动的高潮。

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政策。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使斗争表现出明显的反帝性质。会议同时主张努力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并决定5月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反对公共租界提出的压迫华人的四项提案，援助罢工工人。

5月30日，上海各大中院校学生2000余人分散到公共租界繁华的马路上，进行宣传、演讲和示威游行。但却遭到外国列强的干涉，先后有100多人遭到英国巡捕拘捕，被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帝国主义的镇压更加激怒了广大群众，数千人奔赴巡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早有戒备的租界英国巡捕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数十人。南京路上顿时血流遍地，死伤枕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4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到13日，全市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25万人。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多少年来中国人民埋藏在心底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骤然喷发出来。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拥上街头，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仅广州、北京、天津、济南、南京、杭州、武汉、西安等大城市，参加示威游行的就有300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参加运动的约有1700万人。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6月2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大规模反帝示威游行。19日起，香港由海员、电车、印务工人首先发难，宣布罢工。15天内罢工工人达到25万人。工人纷纷乘火车、轮船回到广州。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也同时罢工。回广州的香港工人和沙面罢工工人，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纠察队、罢工工人医院、工人食堂、工人宿舍等。广州革命政府予以经费支持。省港大罢工给港英当局带来巨大打击。它坚持了16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省港大罢工在经济上、政治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更重要的是，组织严密、战斗性很强的10多万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斗争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卅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重大的。它冲破了“二七”大罢工失败后长期笼罩着的沉闷空气，开始形成新的革命气象。正如恽代英后来所总结的那样，这次运动带来两个重大结果:

(一)使反帝国主义的潮流高涨。……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二)使民众的力量增大。……五卅运动后，各地工人、学生很多都组织起来了，商人亦渐知引他们的组织来参加反抗帝国主义，且有工学联合组织，这种民众的力量影响政治方面的运动，使军阀内部分化。^[30]

在运动过程中，民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在群众性斗争的风暴中得到很大发展。1925年初，全国共产党员只有994人，同年10月增加到3000多人，年底更达到1万余人，一年中增加了10倍。随着运动向全国推进，许多过去没有党组织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得到很大的锻炼，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也为北伐战争的到来做了重要准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在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下，经过两次东征，消灭了盘踞在东江一带的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邓本殷部，并平息了原驻广州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的叛乱，统一了广州革命根据地。随着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其后国民革命军的改编，为以讨伐北洋军阀统治为目的的北伐战争也做了重要的准备。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不仅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大大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而且通过革命运动，不断深化了对中国国情和民情的认识，发展和完善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观点。到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大革命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同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是国民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

具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具体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发生的时代及其性质问题的认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对世界和中国都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把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把其纳入时代变动的大潮中进行考察，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思考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中共四大的有关决议就指出:

因为中国民族革命特点之一是反对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所以他的革命运动，是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运动相连结的，由此一点看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31]

李大钊在1926年更明确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32]的认识，并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必将“影响到欧洲，到全世界”^[33]。众所周知，这个“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一块基石。抗战时期，毛泽东曾作《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命题进行专门论述。他还回顾说: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34]

这表明，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所属的时代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这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认识解决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和革命的对象问题。但是，对于发生在新时代的中国民主革命，与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和辛亥革命相比较，在性质上有何区别，又具有什么新的特点等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较长时间里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尽管在1923年5月，蔡和森曾著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35]。但在此他并没有深入论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直到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特点和在性质上的新变化，做了较深刻的论述。毛泽东指出:

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36]

这就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新特点与新性质。这里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中国现时的民主革命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主体力量以及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等方面与欧美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已有明显的区别，这是国民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这一问题的明确论断。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性质等根本问题上，把此次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这种思考为党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第二，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在四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四大通过了《对于农民问题之决议案》，肯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1925年5月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决议案》，把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与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作为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1925年五卅运动后，由于城市工人运动受到沉重打击，中共开始重新审视农民问题，共产国际这时也更加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耕地农有”的主张，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最主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要引导国民革命得到胜利必须是取得农民的援助，造成工农势力的大联合”。^[37]这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对农民作出的较准确评价。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一股重视、研究农民的热潮，李大钊、彭湃、毛泽东先后撰文，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并深入农村，进行农民革命运动的实践。

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并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他于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形成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制定对农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北伐开始后，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湖南、湖北等省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其中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把农民问题作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说明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不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在农民政策上曾出现犹豫和动摇，导致一些决议和方案贯彻执行得并不彻底，并限制了农民运动的开展。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于1927年1月初至2月到湖南湘潭等5县进行考察，具体研究农民运动的实况，通过实地考察，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运动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文章肯定了农民革命的巨大热情，并要求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民运动的开展。毛泽东的观点在当时虽未受到足够重视，但他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却为他日后独辟蹊径，走上发动农民革命、农村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如何在革命运动中正确对待农民，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引导农民的革命感情，同时又帮助农民克服小生产者固有的劣根性，防止农民将小生产者情绪带入无产阶级队伍中，这是一个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汪洋大海般的农业大国中极为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但当时无论是肯定或否定农民运动者，对这一点都还没有充分认识。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转入农村以后，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日显重要，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革命的探索过程中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三，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在民主革命中，怎样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提高和加深的。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指出，“必须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38]，把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对象。中共二大则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可以联合的力量。中共三大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有两面性，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纲草案》认为中国“有极少数的官僚和极少数大商人(财阀)”和“大多数的中产阶级”^[39]，第一次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做了区分。到党的四大，已明确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反革命的“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和“新兴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五卅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以后却妥协动摇，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从而为共产党人对这个阶级的特性进行较深入剖析提供了客观条件。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做了明确的论述。他在文中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在革命斗争加紧时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队伍，和买办阶级做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极易妥协，不能持久。因此可以把他们当做我们的朋友，但“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40]获得这样一个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共合作开展大革命的局面下，既要积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作必要的斗争，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许多共产党人不懂得，只要无产阶级牢牢地把握住对国民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是能够推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坚持参加革命的，但也要时常提防可能发生的事变会扰乱革命的阵线。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此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为党后来深入认识并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第四，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中国无产阶级的地位、作用如何，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曾经有过曲折的经历。最初，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无条件地认为无产阶级应为中国革命的当然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在这一认识主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开展工人运动，在全国掀起工人运动的浪潮。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工人运动转入低潮，白色恐怖造成的沉寂局面，使中国共产党独立依靠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信心受挫。与此同时，在共产国际帮助和督促下，国共合作进入具体准备实施阶段。尽管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强调维护国民党的中心地位，有意抬高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轻视工农群众，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妄自菲薄，他们坚信自己代表着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并担当着最终使中国走向富强的使命。瞿秋白在1923年连续发表文章，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强调国民运动的主干是无产阶级，应以此作为运动的中心，并“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领导权”^[41]。邓中夏更明确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42]

1924年六七月份，共产国际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强调无产阶级应该在民主革命运动中占据领导权。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符合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因而受到积极欢迎。1925年1月，中共四大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会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反，“国民党只是民族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43]这样，就从理论上初步明确革命领导权的归属问题。不过，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如何正确应用和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如何将革命的策略和目标有机结合，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也还是一个难题，需要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逐步予以解决。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又一次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却充分表现出它的两面性。随后，国民党右派又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进攻。这些事实，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软弱退让，使罢工斗争遭受挫折，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44]。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共产党人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这种争夺不能局限在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问题。邓中夏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但是“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他特别强调，“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只有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与巩固，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给将来建立工人政府“预为准备”^[45]。这些论述说明，在事实的教育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比过去有所深化，已经从一般地谈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进到如何在国民党内部取得政治指导的地位。

第五，关于革命的武装与武装斗争问题。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但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对军事工作重视不够，军事工作主要停留在纸面上，未能得到有效开展。1924年国共合作后，利用国民党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开展军事工作成为可能，中国共产党为此做了一些努力，如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就对新式军队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力量开展军事工作也遇到了很多掣肘和困难，对部队的实际控制还比较微弱。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开始在上海、广东等地培训军事政治人员，并于此前后向黄埔军校输送大批教员和学员，加强党对军队的影响，这批学员事实上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军事骨干。1926年初，鉴于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日益激烈，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也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军事行动的工作是要居很重要地位。……军事政策在我们半殖民地革命运动中非常重要，是每个实际政治家、每个真正革命者，都不应该忽视的。”^[46]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由于陈独秀等又竭力强调民众运动，希望以民众力量对抗军事独裁，这使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发展上进展缓慢，进一步加剧了中共的被动局面。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后，中共中央终于认清形势，决定改弦易辙。蔡和森提出“以暴动对付暴动”的主张，毛泽东在7月4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保存武力，并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设想。随后，一贯重视军事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作出在全国开展武装暴动的决定，中国革命进入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第六，关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许多周折。中共二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共四大时却对革命后的发展方向又含糊其辞:

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47]

正是由于这种对革命方向的不坚定、不明确，因而导致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往往显得较为软弱，对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信心不足，必然影响到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方向有着坚定信心。瞿秋白曾多次指出，“革命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48]。革命的最后胜利必然属于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后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49]瞿秋白、毛泽东的分析，鞭辟入里，为中国革命展示了一个更为光辉的前景。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方向与前途的思考和争论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后被迫暂时中止，资产阶级叛离革命，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血的教训。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走上了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其关于中国革命方向与前途的思考也进入一个更高、更新的层次。

总之，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以上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已经初步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权、同盟军以及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重要成果，它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已经处于酝酿之中，因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而在此期间，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的许多内容亦大致形成。(www.xing528.com)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曹靖华:《回忆青年学会》，《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9页。

[3]参见彭明等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8页。

[4]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集》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5]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6]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5、2、3、1、7页。

[7]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5、2、3、1、7页。

[8]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5、2、3、1、7页。

[9]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5、2、3、1、7页。

[10]《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

[11]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年3月20日)，《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

[12]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

[13]《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

[1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15]《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16]《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1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8]《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19]《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共产党月刊》第6号，1921年7月7日。引自李新、陈铁键:《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卷《伟大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20]《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493—494页。

[21]《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22]《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2页。

[23]《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36页。

[24]《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70页。

[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26]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27]《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第126页。

[28]《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22页。

[29]参见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30]《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8—969页。

[31]《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278页。

[32]《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4页。

[33]《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3页。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8—689页。

[35]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1923年5月2日。

[36]《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37]《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主要职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38]《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39]《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40]《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41]瞿秋白:《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4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43]《对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347页。

[44]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新青年》月刊第3号，1926年3月25日。

[45]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46]《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主义?》，《向导》第149期。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

[48]瞿秋白:《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页。

[49]《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