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成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中开始整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构架和真实面貌已较为清晰地展现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面前。当然，这同时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取得一定成效:初步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行为方式上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毅然选择了走俄国武装革命的道路，并对在中国如何实现这一道路进行了探索;一部分工人则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自己摆脱剥削、压迫的唯一途径，就是团结起来，同资产阶级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这样，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就变成了现实，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和农民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这些斗争迫切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号令、统一的旗帜、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指挥。而这种期望就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时势造英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完全是顺应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历史规律。

(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一结合的过程，也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各地已有不少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名义出现的、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团体，这些团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的建立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介绍，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就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被迫化装离开北京。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陈独秀辗转到达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建党工作。李大钊则在北京指导、筹划建党工作，并与陈独秀通信相商，两人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进程。后人所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形象地说明了他们在建党过程中所起的倡导、推动和组织作用。

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到达中国，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双方进行了深入交谈，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维经斯基一行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经过充分地酝酿和准备，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组织的名称，经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后，确定叫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任书记。这个组织一成立，便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和组织中心。

在它的推动下，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相继成立。北京的组织是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创建的，最初的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不久又陆续发展了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陈为人等，他们大多是北大的进步师生。后又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武汉的早期组织，是从上海来的李汉俊同董必武等商议，后陈独秀又派刘伯垂到武汉推动后建立起来的，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参加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长沙的组织是由毛泽东创立的，他同陈独秀、李大钊都有联系，最早的成员还有何叔衡、彭璜等。广州的组织，是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后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联系后建立的，取名为“广州共产党”。济南的组织，是由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等地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建立的。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上述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以及国外建立的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接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除发展组织外，还积极从事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马克思主义、投身工人运动等活动，这些活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尽管建党工作已在积极进行，许多地方相继建立起共产主义组织，有的已经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名称，但由于它们分散在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又缺少共同的纲领和步调一致的工作计划，因此，尽快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党，设立中央领导机构，制定一份共同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就成为当务之急。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受命先后抵达上海，帮助中共的建党工作。经过酝酿和准备，1921年7月23日晚，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出席此次大会的有各地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当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而未能到席。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亦因事务繁忙，未能出席会议。7月30日晚，开会地点突遭租界巡捕的搜查。31日，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进行并在此结束。

中共一大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宣示中国共产党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而在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则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决议》还提出，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党应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

大会还选出了中央局作为领导机构。中央局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并由陈独秀任书记。各地的早期党组织相继改组成中央局领导下的地方委员会或区委员会。由此，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发端，也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性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的趋势犹如海纳百川的气势，使得当时一大批正独立地酝酿建党的先进分子纷纷自觉自愿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怀抱，甚或远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等人亦很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洗礼，成为早期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人数不多，实力弱小，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也不非常引人注意，但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近代中国所走的历史道路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14]

(二)中共创建初期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学习运用刚学到的科学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建党初期，党通过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对各群体革命运动的指导、对自身建设的初步思考以及最终确立起革命统一战线等活动，已经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之为指导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

1．中共二大与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下简称《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次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它指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这种军阀政治与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有着密切联系。《主张》这样写道:

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在这样状况之下的中国实业家，受外资竞争，协定关税，地方扰乱，官场诛求，四方八面的压迫，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对国内的民主势力，也作出新的判断，并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寄予厚望:“真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第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第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15]

《主张》坚定地指出，不打倒军阀，中国今天面对的种种问题的解决就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它还认为那种“主张联省自治”的观点，其实是“提倡武人割据”;同时表示，有些人“希望军阀出来废督裁兵，岂不是与虎谋皮”;并指出吴佩孚是军阀恶势力的代表。这样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

这份《主张》的发表是一件大事，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陈独秀等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大会宣言，制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出:

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6]

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最前面三项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17]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宣言还说明革命要分两步奋斗，实际上阐明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

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指明了方向。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18](www.xing528.com)

2．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实际工作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都以主要力量从事工人运动。

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一大闭幕后不久党便在8月11日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各地成立分部，作为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合法机关。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时发表了宣言。宣言申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立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宣言说，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前进中，虽然“一定要遇着非常之多的困难”，但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组织“会日见发达，日见有力;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宣言最后呼吁:“中国的工人们呀!我们赶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19]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二是深入和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有计划有组织的推动下，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自1922年1月起开始了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1923年2月，前后达13个月，全国发生了包括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等在内的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罢工的人数大约在30万人以上。

这次工人运动高潮是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的，起因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最初参加罢工的海员有1500人，一周内增加到6000余人，随后又得到运输工人的响应，罢工人数增加到3万人以上。香港的港口和运输业全部陷入瘫痪。港英当局力图镇压，却使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全港秩序大乱。罢工持续了56天，最后港英当局不得不同意增加工资，恢复被封闭的工会，释放被捕工人，罢工取得胜利。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在此次工人运动中成绩最显著、坚持时间最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1922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9月就爆发了工人大罢工，路矿两局工人两万人完全停工。工人们喊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罢工最后取得胜利，并促成粤汉铁路总工会、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的成立。

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领袖邓中夏曾经说过，“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这个罢工显然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20]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因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受阻而起的。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时受到军警阻止，总工会会所被军警占领并捣毁。当晚，总工会秘密会议决定2月4日起全路罢工。当日，京汉铁路全线客货车一律停驶。7日，京汉全路参加罢工的工人，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酿成了“二七惨案”。此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组织、领导、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促成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孙中山正是从这些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同它进行合作的。

通过领导工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了加强。在工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人物，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先后加入了党的队伍，并成为重要的领导骨干。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领导工人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工人阶级必须尽一切可能争取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通过合法斗争取得胜利的可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手段，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3．党对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积极领导和推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

一大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关注农民运动，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开始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等地区逐步兴起。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在这个时期，湖南衡山岳北白果地区的农民运动也很有声势。该地区在1923年9月成立湖南第一个农运组织——岳北农工会。到年底，它发展了数万名会员，并组织农民进行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出境的斗争，在湖南造成了较大的声势和影响。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是不曾有过的。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也十分重视，把它作为党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大以后，党对青年运动指导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恢复并加强青年团的工作。在青年国际的指导下，1921年11月，党重新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各地党组织也根据中央局的要求，选派一批党员投入整顿和重建青年团的工作，使各地青年团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22年5月，上海、北京等17个地方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团员总数约5000人。同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六个决议案，并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一时期，党还曾在青年中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活动。许多青年在党、团组织引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之中，进一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因而使青年运动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组织和领导妇女工作也非常重视。1921年8月，党组织帮助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并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登载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组宣言和新的章程。还开办了上海平民女校，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

党组织为了推动妇女运动，还创办妇女刊物，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如当时的《妇女评论》、《妇女声》、《劳动与妇女》、《女星》等刊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党的二大还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作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任务是“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还要“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21]

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广大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觉悟明显提高，群体意识大为增强，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后在中国形成的第一个成果，因而党的成立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了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社会实践问题，因为在这些政治运动过程中，党才逐步积累了经验教训，认识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此之前，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党自身的建设。

4．党对自身建设的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以列宁的建党理论为指导组建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注重自身的建设，并取得初步成效。

在思想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起，就旗帜鲜明地宣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它以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

在组织建设上，党在创立之初就制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的二大制定并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文件。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详细规定了党员的条件、党的组织系统以及党的组织原则、纪律和其他制度。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一切决议均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它要求党从中央到基层组织都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要有集权精神与铁的纪律，避免无政府的“乌合的状态”;无论何时何地，每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每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每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不能以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观念来看待党内的纪律与集权，而“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党的二大还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群众党”，既不是学会组织，也“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22]

正是有了上述严格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是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这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23]也正是因为党在创建之初就确立起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并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行，从而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注意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很多知识分子党员通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思想感情和工作作风发生了很大转变。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探讨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目标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实现了党的战略和策略的第一次转变。同时，党又积极投入到发动、组织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扩大了自己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很快开创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总之，党成立初期对自身建设的初步思考与探索，使党的自身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使得党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迅速从全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获得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信赖。这为以后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此后党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5．中共三大与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强大的同盟军，如果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在一个毫无民主权利的国家，凭着赤手空拳，要推翻那些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势力是办不到的。因此，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已经表明“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中共二大又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加之此时马林向共产国际提出“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的建议，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所以在1922年8月召开的杭州西湖会议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实行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转折意义的一次决策性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采取了新的政策。正如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主张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24]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问题作出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决议传到中国后，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0多人，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这次大会的主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十多个重要文件。这些文件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25]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它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又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比较狭小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加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得到锻炼和壮大，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中共三大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此时还处在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幼年时期。^[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