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选择

一、传播与选择: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辛亥革命以后，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被推翻，皇帝被赶跑，但也仅仅只是去掉了清朝和皇帝的名号，并没有化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重重危机。换言之，“近代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时代难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民国初年诡谲的危机局势，使得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继续进行着认真的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他们在失望、苦闷和痛苦中反思近代以来革命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同时也进一步探求改造近代中国社会的新方案。在对五四时期传播进来的各种新思潮进行分析、比较、鉴别后，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其作为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前文已述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大致情况，但由于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只是被当做西方社会思想学说的一种加以介绍，并未把它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工具来对待，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广阔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还与李大钊等思想界先驱们的努力分不开。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影响甚大。早在1918年，李大钊就写了一系列介绍十月革命的著名论文，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尽管这些文章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进行恰当、系统的介绍，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表达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应该被看做是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始。1919年初，李大钊又在一些论著中，对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比较深刻的论述。同年5月，李大钊负责主编《新青年》6卷5号，该刊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版。其中包括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等多篇文章。专号出版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是成为影响一代人思想变化的重要篇章。随后，李大钊又相继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侧重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李大钊的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许多青年就是从他的文章中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吸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营养。有人回忆说:“从他的文章中有生以来第一次地明白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初步地离开了唯心论的迷魂阵，跨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2]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批成员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北京地区乃至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骨干。

除了李大钊，一些留日学生如杨匏安、李达、李汉俊、施存统等，留法学生蔡和森、周恩来等，还有一些在国内学习但比较早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青年学生如张闻天等，都比较早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积极传播。

大致在同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研究系所办的一些报刊上，也发表了大量的介绍或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文章。从报纸来说，当时有著名的四大副刊:《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晨报》副刊、《京报》副刊，除《京报》副刊以登载文学作品为主外，其他三大副刊都大量登载讨论社会主义、社会改造问题以及介绍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及其学说的译文。从刊物来说，当时的《建设》杂志和《解放与改造》杂志，也都刊登了不少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据约略统计，《建设》从创刊到1920年4月，发表有关这方面文章(包括译文)约有20余篇。《解放与改造》刊登的这类文章虽不及《建设》多，但在全国期刊中也显得很突出。^[3]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引起北洋当局的极度恐慌。历届北洋政府均有过下令查禁“过激主义”刊物的举动。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都被列为“禁书”，严禁出版和销售。《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也曾遭查禁，甚至连许多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书籍亦被禁止出版发行。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但就是在这样艰难、危险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努力，不仅宣传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诸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并成为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最终选择。

(二)知识界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这些争论主要包括“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等。

1．“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主要是在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以李大钊为旗手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的。这场论争，是在当时思想界内部展开的论争，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思想上开始出现严重分歧。具体说，这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世界性思潮时，所进行的一次思想文化选择。这一选择，在一定意义上说，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命运和基本走向。

论争起因于胡适在1919年7月20日出刊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提出，不要去谈什么“主义”，而是要把目光投向“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等形形色色的具体“问题”上。在胡适看来，“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4]

胡适对谈“主义”的这些批评，从理论本身来看，不能说全然不合理。如他对“空谈好听的‘主义’”、“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偏向纸上的‘主义’”的批评，确实看到了谈“主义”可能出现的思想误区，这些思想误区在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也确实曾经多次出现，并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很大危害。在这一点上，鲜明地体现了胡适所主张的实用主义两大根本方法——“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胡适反对离开以历史文化为内涵的经验和境地来空谈理想和知识。他由此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用革命手段对社会问题做“根本解决”，更鲜明地体现了其主张“社会改良”的自由主义立场。总而言之，胡适这篇文章主旨要归，其实就是大力宣扬他的这种自由主义思想。

胡适的这一套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引来了广泛的关注，附和赞成者甚众，而批评责难者也不在少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李大钊于次月出版的《每周评论》上著文《再论问题与主义》，旗帜鲜明地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首先，李大钊认为，对于“问题”的解决，是离不开“主义”的。没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做指导，社会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他认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5]而不应当把“问题”与“主义”非此即彼地对峙起来。其次，李大钊认为，对于“问题”有时固然可以从枝叶上着手解决，但有时却不能从枝叶上着手解决，而需要做“根本解决”。他认为，“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要实现这种“根本解决”，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做旗帜，集结力量，组织队伍，以武装革命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否则，“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是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6]

在李大钊看来，“问题”固然还需要研究，但要真正解决“问题”，却是离不开“主义”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更是“根本解决”社会问题所必需的，既为“根本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又为“根本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行动的旗帜。因此，他明确地反对胡适用研究“问题”来代替谈“主义”，特别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强调对于这一世界文化的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7]

当然，李大钊也没有完全否认胡适的批评。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表示“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他指出，空谈“主义”，就可能会导致胡适所指出的那种危险。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谈不谈“主义”，而在于谈“主义”是不是陷入空谈。李大钊对胡适说:“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8]即使在李、胡有根本分歧的“根本解决”问题上，李大钊也认为“根本解决”不是一个普遍公式而适用于任何社会，而要看具体的社会情况而定。在这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与主张自由主义的胡适又表现出某种共识:重视对实际作具体的分析，反对空谈“主义”。(www.xing528.com)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还肯定了自己的看法可以与胡适的主张“互相发明”，承认自己与胡适之间，“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这些内容在文章中“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9]以此观之，这场思想领域的论战并不是像一些研究者所论述的，在李、胡之间，只有相反之论而无共识之处。李大钊与胡适的这场论争，并不复杂，更没有什么火药味，但其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对于李大钊来说，这场论争是他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标记，鲜明地反映了他已基本接受了唯物史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道路。对于胡适来说，这场论争鲜明地体现出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基于这种立场而来的同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对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来说，“问题”与“主义”之间的选择，意味着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选择。由此开始，在以后的30年间，这一选择总是在反反复复的进行之中，直到1949年历史作出了自己的结论。

“问题与主义”论战使李大钊深感阐明自己“主义”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促使他倾注全力撰写阐明自己“主义”的宣言书。这一宣言书，就是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篇两万多字长文的发表，宣告了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也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由一个在中国思想界游荡的“幽灵”而转化为现实的改造中国的伟大运动。

2．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论争起因于1920年11月初，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以及《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等文，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也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又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提出的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达到国家富强的道理。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的论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反驳。其中较重要的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他们在文中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10]在中国，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的团体，建立共产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他们还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在李大钊看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11]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

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全国几十家报刊发表了300多篇探讨社会主义的文章。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以及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以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名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既无法说明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如何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又无法抹煞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事实。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回击下，他们只能败下阵去。

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强调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论争中也有弱点，如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他们不懂得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认为中国现时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为反驳这种观点，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弊病，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是不够的，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国情做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提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主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不足，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逐步得到了解决。

3．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论战时，还批驳了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无政府主义早在清末就已经传入中国。民国建立后，共和制度几经反复，军阀专政成为现实，对政治改良的失望促进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在刘师复等人倡导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渐扩大。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传播更为迅速，一批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刊物相继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全国出版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就有70余种之多。无政府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由于其强烈的对抗和革命性，对当时的专制统治及社会思想体系形成较大冲击，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介绍中，无政府主义者也起过某些积极作用。当时许多先进青年正是以其为阶梯，通过反复的比较、分辨和实践后，才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恽代英、陈延年、陈乔年等人都是从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而后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可以说，无政府主义对当时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启迪和引导的作用。

但是，无政府主义最根本的一点是竭力反对一切国家政权，这样也就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相对立。因此，随着两者宣传、传播的深入，两种学说的对立也就表现得日益明显。1919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首先代表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发难。在文中，黄氏虽然肯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但更多的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他非难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一切政权形式。黄氏文章发表后，朱谦之等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发表文章，批评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起初没有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更多重视，随着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间的分歧愈益显露，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加激烈，无政府主义的消极影响也日趋扩大。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开始着手向无政府主义进行反击。

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一文，首先对无政府主义展开批评，拉开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序幕。接着，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青年》杂志上开辟了《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对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激烈批判。1920年11月，《共产党》月刊出版，成为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另一重要阵地，该刊陆续发表李达的《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施存统的《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以及张闻天的《无抵抗主义底我见》等一系列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高度，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和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否要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形态和经济组织。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反对一切强权，主张废除国家等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者着重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削阶级专政的区别;阐明了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建立革命政权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剥削阶级正是“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就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通过无产阶级达到废除一切阶级的目的。若是向无政府主义那样，不主张用强力，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喊自由组织的实现，资产阶级仍旧站在国家的位置上，就是‘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12]由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是要拿国家撤废一切阶级的。”^[13]共产主义者的境界及其现实性、合理性，当然非无政府主义者可比。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在五四之后的中国政治思想界影响重大。论战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涉及范围除两派论者外，还包括各自的一些同情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大批进步青年通过论战，弄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从而最终转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这场思想交锋，已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