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变与不变

三、“社会主义”信息的最初传递

(一)外出使节的直接观感

从19世纪40至9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欧洲无产阶级陆续发动了多次各种形式的罢工、游行示威乃至革命活动，在这些运动中，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欧洲大地得到广泛传播。而在这同一时期的中国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先进的人们一直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在此时，一些出使欧洲的外交使节或者洋务人士，向国内传递了有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点滴信息。

据目前所见资料，最早出现在中国人眼中的是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的信息。1870年6月，在天津发生了当地百姓“火烧望海楼”事件。这是中国老百姓自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欺凌的一场较大规模的斗争。教案发生以后，法、英等几个国家联合向清廷施加压力，他们调集军舰在大沽口外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在这个事件中处死16名中国人，并流放、革职了与此事相关的多名天津地方官员，同时答应向各国赔偿白银50万两。列强对此处理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要求清廷必须派官员到法国等国家去，向各国政府当面赔礼道歉。

无奈之下，清政府派遣崇厚为出使大臣，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法国“赔礼道歉”。在这个清朝使团中有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随员，年仅19岁，他担任使团的翻译，名叫张德彝。张氏一生中曾先后八次出国，在国外生活了27个年头。他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每次出国都会写下详细的日记，记载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他的日记后来被编辑为《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四述奇》直至《八述奇》等8种，共200余万字。在巴黎公社起义爆发的前一天，张德彝与清朝使团来到了巴黎，非常偶然地成为这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国目击人。他在《随使法国记》(《三述奇》)中，记述了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市区、从公社战士的街垒巷战到旺多姆圆柱被摧毁等历史场面，他在日记中的记述与正式文献资料的记载是完全相符的，而且有个人对这场革命运动具体情节的描述，他在日记中写道:“各巷口多筑石墙、几案墙，又有木框墙，系以荆柳编框，内盛零碎什物，堆垒成台，炮子虽入，含而不出。”他还记载了凡尔赛军队对被俘公社战士的血腥镇压。被俘的公社战士“皆黑布包头，以枪毙之”。但是无论男女，都不怕牺牲，英勇不屈，“由楼下解判勇一千二百余人，中有女子二行，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5]

张德彝作为封建古国外出使臣的随员，不可能真正理解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甚至也谈不上对人民革命的同情，但是他受到巴黎公社战士那种大无畏革命精神的感染，留下来这一篇篇记载着公社战士栩栩如生的战斗场面的文字。这些成为中国人民了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直观的史料。

被顽固守旧势力诬蔑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晚清外交官郭嵩焘，于1876年被清政府派出为驻英国公使。他把在英、法等国看到的很多新鲜事情，写成日记体的《使西纪程》一书，其中也点滴记述了欧洲无产阶级的活动，但是他所做的这些记录皆语焉不详，似乎并不十分了解工人阶级斗争的性质。事实上，这部日记体著作中主要反映的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优越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认识。而随同郭嵩焘出使英、法等国的使臣黎庶昌却在他所著的《西洋杂志》一书中比较清晰地记载了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某些活动，其中讲到社会主义者冒险刺杀德国皇帝时这样说，“索昔阿利斯脱会党，译言平会也”。^[6]这里的“索昔阿利斯脱”即英文的socialist(社会主义)的音译。而他把社会主义正当性质的团体称为“平会”，显然是对社会主义有了粗浅的了解。

清末另一位外交家李凤苞也观察到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致情形。李氏于1877年赴英、法两国学习，次年经李鸿章保荐，由清政府派出担任驻德公使。不久，又兼驻奥、意、荷三国公使。在德国期间，他留下了《使德日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又闻柏林有平会五万八千人，且有充议员者，德君不能禁也。”^[7]这里，李凤苞借用了黎庶昌的译法，也将社会主义党翻译成“平会”。

这是中国最早一批出使西洋诸国的清朝官员或者驻外使节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观感和初步介绍。

(二)近代出版物中的音讯

近代经由洋务人士和传教士等主办的期刊、杂志、报纸等，也传递了一些关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信息。例如江南制造总局编印的《西国近事汇编》，其中对欧美社会主义运动有一些介绍性文字，这些内容主要是由一个叫林乐知的传教士口述的。1878年，此汇编中收录了美国革命党人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的事件，美国官方“恐康密尼人乱党夏间起事，警察在各地加意巡查”。^[8]此处的“康密尼人”即英文communist(共产主义者)的音译。在这个刊物里，社会主义学说被概括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均财之说”，这种理解只是社会主义学说的表层含义，并不十分准确。

而马克思的名字及其思想学说大约在此时亦开始在期刊杂志上零星出现。1899年《万国公报》连载了一篇题为《大同学》的文章，作者这样写道:

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侨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9]

从分散在该文各处的相关内容看，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不是非常清楚马克思、恩格斯是哪个国家的人，也不十分清楚马克思学说的具体内容，以为就是所谓“安民新学”、“养民新学”。这样的认识显然是肤浅的、不准确的，但是马克思的名字却通过这一途径传到了中国。这些刊物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中有一定的读者群。人们在阅读这些刊物的过程中，了解到马克思和他的学说，这些消息好像在这个古老而又封闭的国度里引入了一点星火，为随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导引作用。

被历史学家称为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王韬，曾经为在中国香港出版的《华字日报》等报刊编译过有关普法战争的报道。普法战争爆发以后他根据引文材料编写了《普法战记》，并于1873年由中华印务总局刊刻发行。王韬在此书中这样描述巴黎公社的情景:起义军首领“振臂一呼，乱者响应，从之者十余万”，由于参与运动者甚众，所以到了“三月十八日，法京民心大震”^[10]。他在这里把巴黎公社战士称为“乱者”，无疑表明了他的统治阶级立场。那就是凡是与当朝对抗者，以正统的观念皆可视之为“乱者”、“贼”等。但是他又出于人道主义本性，对于巴黎公社战士被杀时的惨烈情景表示震撼，甚至有些许同情，他说“定乱法军之剿贼也，过于残酷”，“死亡之惨，目不忍睹”。^[11]这种描述充分反映了他的阶级观点和本善之人性。

关于公社，王韬做了如下介绍，“先是法京各乡间，欲行保甲，例各自不相辖，赋税例由自征，徭役则由自供，兵勇则由自出，上之人一概毋得钤制之”。

公社有权制定和分配捐税，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和武装力量。“其所谓乱党者，即京师内外之护勇与居民也，而其始发难端者，则民也。”“勉拿他(按指梅蒂诺)振臂一呼，乱者四应，从之者十余万，各村乱民，无不斩木揭竿，蠢然竞起，弹指之间，其乱已成。”3月18日起义成功之后，起义者即“传檄远近，示期于三月二十日公举人员”，巴黎公社成立以后，立即面对政权建设问题。“兹已公立朝廷，名曰保民而卫国，凡属苍黎，时索宵旰。此心所发，薄海咸知。”^[12](www.xing528.com)

在王韬的书中，还记载了反革命势力残暴镇压巴黎公社战士的场景。此书较为客观地记载了巴黎公社时期的某些史实，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讯息传到了中国，使国人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所以，该书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也就远远超过了张德彝的《三述奇》和其他驻外使节在各自日记里所记载的星星点点。

(三)留学生的翻译与引入

在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间，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界兴起了出洋留学的热潮。从当时的情况看，出国者大多涌向了我们的近邻日本。那时候的中国人有这样的认识: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和书写文字比较接近，而距离又比欧美国家近，花费较少。虽然当时有不少留学生基本不懂日文，可他们却可以凭借中国和日本都使用的汉字进行交流而无大碍。更为重要的是，中日之战中国的惨败，激发了有志于改变落后局面的中国青年寻求富国强兵的热求。基于这种特殊的主、客观条件，当时在日本流传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通过留日学生的翻译引入中国，因此，中国留日学生就成为最早接触和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之一。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日本国内兴起了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的学说在知识界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这同样对留日学生中一部分思想激进的年轻人造成了很大震动，他们通过阅读日本学者撰写的有关社会主义书籍，以及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交往，逐渐了解了有关马克思生平事迹的介绍和对其著作的翻译介绍，初步认识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

1900年，留日学生自主创办了一个学术团体，叫“译书汇编社”，该社主办有《译书汇编》杂志，着力翻译介绍在日本社会流行的新思潮，其中社会主义的内容占相当大的比重。如从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第三期，连续刊登了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有贺长雄编著的《近世政治史》一书。此书涉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与现状、万国工人总会(即第一国际)、麦克司(即马克思)、拉司米(即拉萨尔)等内容。该书在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时候，以“倡均贫富之说”加以总结概括。这种翻译和介绍以传统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叙述马克思主义学说思想，因此很容易在中国知识界和民间引起共鸣。1902年以后，留日学生在《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等刊物上发表多篇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在中日之间搭起了沟通社会主义信息的桥梁。

不仅如此，留日学生还翻译出版了一批日本学者论述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据统计，仅在1900年至1906年的六年间，翻译出版的著作就多达20种左右，其中包括著名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等论著。

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由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2月出版，此书用很大篇幅对马克思著作和其基本学说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并从正面给以肯定性评价。福井称赞加陆·马陆科斯(按即卡尔·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伟人。其原理与主义，吾人不能不进而采之也”。^[13]书里还提到了恩格斯，充分肯定他是与马克思同甘共苦的“有力的同志”。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哲学的贫困》等书的写作情况和基本内容做了简单的介绍。

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较为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深受留日学生的喜爱。此书于1903年7月在日本出版第一版以后仅仅2个月时间，留日学生很快就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受到了许多读者的欢迎。在随后很短的时间内，该书又两次被重新翻译并正式出版。《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这样写道:

社会主义之祖师，凯洛·马尔克斯者，为吾人道破所以组织人类社会之真相，曰:“有史以来，不问何处、何时，一切社会之所以组织者，必以经济的生产及交换的方法为根底，即如其时代的政治及历史，要以不能外此而得解释。”

书中还引用恩格斯的话说:

故音盖尔亦曰:“一切社会变化、政治革命，其究竟之原因，勿谓出于人间恶感情，勿谓出于一定不变之正义。最真理之判断，夫唯察生产交换方法之态度。毋求之于哲学，但见之各时代之经济而已。”^[14]

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早的中文表述，这样的认识已经非常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本来面目。

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第一次把马克思的名字翻译为卡尔。这部著作主要介绍和评论的是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作者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劳动者有权占有其产出富之全额，但当时的生产资料不是被劳动者而是被资本家所占有，因而劳动者只可以获得少量的工资，生产过程中产出的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完全垄断。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的根源之所在。村井在书中还引用了马克思亲自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的“吾党无国种之区别，惟依真理、正义、道德以立此主义，以其传于万国”^[15]等相关语句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各国具有普遍适应性，其立身之本在于真理、正义和道德。

在学习、研究和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的过程中，留学生还初步形成了某些新认识。如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他认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马氏尝倡，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16]

大体而言，马君武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的理解是十分明晰的，此外，该文还提供了关于马克思著作的概要书目，其中包括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从马君武的这篇文章的行文看，他可能阅读过上述马克思的著作，在撰写文章前已有所参考。此外，还有其他留日学生在某些刊物上也发表了介绍和评价马克思学说的文章。1903年2月署名“大我”的留日学生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大谈社会主义，称道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理论。

从实际情况看，当时中国留日学生虽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但20世纪初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其中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来自于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学者写作或翻译著作所做的介绍。他们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架起了一条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桥梁。虽然有些人如梁启超等也从欧美得到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息，但由于他们与日本知识界千丝万缕的联系，不难看出他们的译介和宣传多带有日本的因素，因此可以说日本是向中国传递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渠道。另外，中国留日学生有关社会主义的译著和文章，有不少是在国内出版或者发表的，因此，可以这样说，留日学生接触和译介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的过程，就是中国思想界、理论界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影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