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马克百思年主义历中国程化

二、西学东渐“风满楼”

西学东渐，本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主要指明末清初特别是晚清以来西方文化包括其社会学说、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和某些新事物向中国传播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由最初的轻蔑、排拒到承认西学有优于中学之处并逐渐加以接受、学习和模仿，以至于有少数人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但毋庸置疑，在传统文化衰落的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融合或利用西学以经世致用、救亡图存的诉求愈渐强烈，西学东渐已成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条主线。

西学在东渐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有自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官员、探险家、商人;也有出洋经商或游历的华人、清朝驻外使节、中国外派的留学生等。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地图、各种实物等，把西方的思想学说、各种观念、学术文化，特别是中国比较薄弱的近代科技知识等大量传入中国，这个过程和西学本身的内容都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经济等产生重大影响。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就已东渡中国，他们带来的西方文化对当时的朝廷和部分读书人产生了一定影响。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欧洲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获得了迅猛发展，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在科技文化上却是远远落后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在传播所谓“上帝福音”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向中国输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携来了地球仪、望远镜、钟表等新鲜的东西。1605年利玛窦编辑的《乾坤体义》一书，被《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鸦片战争以前，西学对中国产生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和某些日用器具。但中国的统治者和一般士大夫并不以为西学优过于中学，而且在自己编织的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浑然入睡。那些传入中国的器具只不过是被当做奇技淫巧的新鲜玩意，存放在宫廷里供人观赏。

晚清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除了传教以外，主要是创建教会学校、开设医院、成立印书馆、办刊印杂志，他们集合中外学者的力量，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还有不少来华的外交官员、探险家等都对西学东渐的过程起了促推作用。英法联军首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是指挥侵略军焚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但他把西方的军事制度引入中国，对中国军事制度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个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却把英国的管理理念与制度应用到中国海关的管理。当然，无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来华的官员，他们并不是主动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人，而是为了侵略和同化中国人民，甚至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他们也像当年英国人在印度那样，确实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先进人士对于西学的认识不断加深。著名思想家魏源基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事实，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向知识界发出了学习西方的呼声。到洋务运动时期，学习西方已然在某些领域成为风气。洋务派非常关注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和相关的军事技术，也引进了先进的大机器生产工艺和技术，为西学东渐实实在在打开了一扇窗户，西方的科学技术、武器装备及其工艺等被大量输入中国。到19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大批知识分子更加积极主动而又比较全面地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已经成为风潮。严复虽然在英国留学所学是海军驾驶技术，却在社会科学领域向国人介绍了进化论、逻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名著，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出版的“严译八种”^[4]在知识界产生了极大震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的这一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把较为准确、先进和全面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引进了国门。

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走出国门的华人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有一位名叫樊守义的人，在康熙年间跟随四个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情形，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建筑样式、民生风俗等，此书早于魏源的《海国图志》100多年，对中国人认识西方有重要价值。另一位出洋经商的华人谢清高于乾隆年间游历欧洲以后写下《海录》一书，其中记载了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商业贸易、生产工艺、民间生活和世界地理等内容。在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外出游历者日渐增多。商人林针芳在游历欧美后著有游记《西海纪游草》;王韬出游欧洲之后于1870年出版了《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商人李圭于1876年参与美国博览会，写有《环游地球新录》，书中对美国科学技术的成就有一定的介绍。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陆续派出了多批官员出使西洋各国。1866年已经63岁的山西襄陵知县、满族老人斌椿作为清政府首席代表，率领代表团赴欧洲，历时4个多月，先后周游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德国、比利时等11个国家，开启了中国官方赴欧洲考察政治与社会的先河。斌椿为此还写了《乘槎笔记》。随后另一位满族官员志刚受命出使欧洲和美国，写了《初使泰西》一书。清光绪年间中国开始派遣驻外公使，由于驻外公使在国外居留的时间较长，接触的外国官员及各界人士较多，对西方国家各方面情况的观察也就更加细致和深入。例如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薛福成、黄遵宪等人，先后被派驻欧洲和其他地区国家。他们在传输西学的过程中也同样作出了很大贡献。

1850年美国耶鲁大学迎来了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的名字叫容闳。容闳对美国社会与文化有深入而全面的了解，认识到中国与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差距，因此向清政府提出建议，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在他的建议下，清政府于1872年和1873年先后派出两批年龄在十多岁的学生到美国留学，他们在美国高中毕业以后主要选择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在这批留学生中就有詹天佑、唐绍仪等后来在科技、政治等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到甲午战争以后，国内兴起留日热潮，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把西学经由日本传入国内。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学美国的经费，留美学生人数一时间大为增加。留学生直接接受了西方教育，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与科技有直观的认识，因此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也成为联系中国与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间友谊的纽带或桥梁。

在各方面中外人士传递西学的过程中，各类书籍和期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与中国的士大夫合作编译了大量近代自然科学类的书籍，这些书籍虽然公开刊印，可是流通渠道并不畅通，尚未引起更广泛人群的关注，因此影响不大。但需要指出的是，为翻译出版这些新式书籍而创设的文化机构却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墨海书馆创立于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43年，创建人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这是上海最早的一家近代出版社，培养了一批有学识且通晓西学的学者，如王韬、李善兰等思想家、科学家，他们与艾约瑟、伟列亚力合作，共同翻译介绍了多种西方政治、科学和宗教方面的书籍。例如《大美联邦志略》、《植物学》、《代微积拾阶》、《新约全书》、《代数学》、《博物新编》等。(www.xing528.com)

广学会是由外国来华的外交官、传教士、外国商人组建而成的。广学会含有“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之意，旨在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从而影响清政府对于西方国家的政策。当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为第一任董事长。这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批科技、政治、历史地理和法律等方面的图书。这些书籍为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提供了必要的读物，也成为维新思想家西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职能主要是通过翻译出版西学书籍，向国人介绍西学知识，培养语言和科技方面的人才。据统计，在1868—1907年近40年间，翻译馆译书多达160余种，这些书以军事科技为主，还涉及其他诸如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技等方面。翻译馆所翻译出版的书籍水平较高，甚至有人认为这些书超过了晚清几十年里其他机构所译书籍的质量。这些译著对于晚清读书人学习和吸收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时还有其他一些翻译出版机构，比如北京同文馆、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以及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都设有翻译出版机构。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也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这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通过一定渠道的发行和在图书馆的借阅，逐渐从知识界渗透到更广泛的人群之中。

除了有大量的西学书籍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以外，还有一些期刊创刊，这些期刊也担当了传播西学的责任。第一家华人期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此刊创办人之一的米怜曾明确说过，这本刊物就是要把一般知识的普及与宗教、道德的推广活动相结合，包括传播足以促使人们反思及激发其觉悟的公众事物的时事。

第一家在中国大陆创办的刊物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由德国传教士郭士立(Gtzlaff，Karl Friedrich August，1803—1851)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该刊物的内容也涉及西方文化、新闻、文学、政治、科学和商业方面的文章。大致来说，在近代以来对传播西学发挥较大作用的期刊有《万国公报》、《格致汇编》、《强学报》、《时务报》、《新民丛报》、《民报》、《新青年》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较大，在中国有广泛的读者群或者有明确阅读对象的读者群。

《万国公报》，其原名为《教会新报》(Church news)，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在上海创刊，并以林华书院的名义出版，由上海美华书馆负责印刷，早期为周刊。这家刊物起初为宗教性质，其宗旨为使中国18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每礼拜发给新闻一次，使共见共识，虽隔万里之远，如在咫尺之间。后来该刊也刊登介绍西学的文章，1899年2月《万国公报》还较早地把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介绍到中国来。

英国人傅兰雅于1876年创刊《格致汇编》，这是中国创办最早的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自然科学期刊，其宗旨就是向中国人传播科学知识。从当时其他刊物对该刊的介绍和报道看，这份传播西学的刊物在晚清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反响，它开启了在封闭落后的中国进行科学启蒙、普及近代科学知识之先河。

期刊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发挥了与书籍不同的作用。书籍在介绍西学中起到主导作用，优势很大，其叙述内容丰满翔实，有足够的篇幅可以展开充分的论述。但是书籍的翻译出版需要比较长的周期;而期刊一般定期出刊，周期比较短，可以把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新思想新学说即时转达给中国知识界。相对于期刊而言报纸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即出刊迅速，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最新信息在普通人群中加以传播。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通过中外人士和书籍以及各类媒体的传递，西学从点点滴滴的渗透到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而中国人对西学的认知过程同样是漫长的。降至晚清时期，接连遭到西方列强重创的大清王朝再也难以继续昏睡下去了。许多开明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认识到西学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中学，尽管先进的中国人在惊醒以后首先看到的是西学中坚船利炮等技术层面的东西，但他们还是试图将中学与西学的优长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晚清的绝大部分学者赞同这样的文化原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说，他们认为西学虽在器物、制度层面胜过了中学，而在思想道德人心方面却远不及中国。这样的认识在主观上保留了传统道德的神圣地位和尊严，而在客观上则为东来之西学留下了基本的生存空间。于是，在西学强劲之风的吹动下，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挑起对社会进行改造的重任，探索实现救国自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