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百思年主义：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三千年变局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一)古朴的中国与铁血的西方

历经夏商周三代的发展，特别是在春秋末期诸子百家的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原始形态基本形成，被历代华人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就称自己是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圣圣相传之“道统”的承袭者，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也成为此后两千多年间中国文化的核心。毫无疑问，儒家文化铸造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心理品质以至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到战国末期，有着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以数十万雄师横扫六合，在原来的各诸侯国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中国在政治上成为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帝国。中国人整齐划一的大一统思想至少由此时便开始形成。之后，中国社会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以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传统农业文明形态，并形成了儒释道彼此交融、相互补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一典型的东方文明，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然而，此种生产方式使中国的历史蹉跎了两千多年。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当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后，人类历史进入到近古时期。在沿着并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文明的差距开始显现并渐次拉大。大约在15世纪的中后期，早期海上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国家的航海家们就开始了充满冒险和牺牲精神的远洋航行，他们试图征服海洋，进而征服世界。

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是葡萄牙著名的航海探险家。1487年他被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选派去远海探险，寻找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的路线。迪亚斯出发以后，沿非洲西南海岸南行，然后在莫塞尔贝登陆。此处恰好位于好望角以东320公里处。迪亚斯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并经过非洲最南端好望角的航海家。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的航行，是航海探险的一大突破，通往印度的航路一旦打通，就对地理大发现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热那亚人哥伦布(Columbus)于1492年率领船队从西班牙启程，横渡茫茫无际的大西洋。哥伦布首航的目的地是印度和中国，为此他随身携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国王的信函。其时，中国已经建立了大明朝，但西欧人还仍旧以为中国的君主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元朝大汗。哥伦布以为自己到了印度，因此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意为印度居民。葡萄牙人麦哲伦，1517年在西班牙组成了一支有268人参加的航海队伍。船队于1519年9月20日出发，花费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到达今菲律宾群岛的马索毕岛。人类从西方绕到东方的理想终于实现了。麦哲伦船队的环球航行达8万多公里，从实践上证明了地球的确是圆的。

几乎就在相同的时代，中国明代的郑和也集结了一个庞大的船队远洋航行。但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向海外诸国宣扬大明朝的国威，同时满足明朝君臣对异域珍宝的好奇与需求。这次远洋航行是专制制度下的政治行为和根本不计经济效益的所谓贡赐贸易。反观西欧航海家的出海冒险，则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和殖民目的。他们要侵占海外殖民地，掠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料和能源等财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海外殖民性质。从当时的国际影响和实际后果来看，郑和下西洋的确增强了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的友谊，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恢复了大明王朝与诸国之间的朝贡关系，达到了远航西洋的目的。但所谓的赏赐与朝贡式贸易违背了经济规律，或者说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交流，而是一次政治活动。因此，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新经济形态的产生并未起到直接推动作用。事实上，这种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不计经济效益的活动给明王朝的财政造成沉重负担，也无法长期进行下去，终因王朝的财力无以承受而作罢。

两相对比，西欧航海家的探险活动导致了新航路的开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商业革命，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成为欧洲国家和少数商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为资本主义的成长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新航路的开通打破了世界各国相互隔绝的状态，各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逐渐开始连接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无法孤立于世界之外而独立存在。欧洲资本主义获得迅猛发展，其自身对外扩张与贪婪掠夺的特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趋势。从那个时候开始，15世纪的欧洲已经处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前夕。商品经济在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获得很大进步。文艺复兴运动迅速形成，它的实质是一次以“人文主义”为旗帜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把人们从封建神学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了。自然科学在欧洲主要国家取得较快发展，甚至一些宗教家自身也同时是自然科学家，重视技术的革新和改进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兴趣。

18世纪后期，英国发生了划时代的工业革命，北美十三州爆发了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联合第三等级发动了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在这个时期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许没有历史发展的逻辑关联，却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学者都有这样的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肮脏的殖民史、掠夺史、侵略史。世界范围内的近代化，在当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状态下的古老中国，也难以幸免近代化潮流的冲击。当依凭近代科技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企图征服世界的疯狂、罪恶行为愈演愈烈之际，大清朝的君臣百姓却依然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西方殖民者仗着坚船利炮、商品、鸦片和宗教，对古老的中国伸出了罪恶之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将到来，中华民族100多年来艰苦卓绝、流血牺牲的悲壮历史，在被动挨打的屈辱中拉开了帷幕。

有一位叫做齐赫文斯基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在中国社会何时进入近代的问题上，他提出以清军入关的1644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种观点与中国历史学界截然不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国历史学家们的批判。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这一观点混淆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汉族与满族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国际民族矛盾与国内民族矛盾被混为一谈。实际上，我们理解齐赫文斯基的出发点主要是想把中国与西方的近代史放在同一个时间段，如此可以展望世界近代化的大趋势，也可以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近代化差异。但是，这样的观点并没有被中国历史学家所接受，亦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共识。

(二)艰苦卓绝的民族革命

中国近代的历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劳苦大众为脱离苦海、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蛮进攻和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上和经济上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还从政治上和文化上对中国加以控制与奴化，中国人民陷入极端痛苦的水深火热之中。(www.xing528.com)

1840年6月28日，这一天对于广东沿海的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充满了血与火的日子。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经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对中国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表面上看，这场战争似乎是双方由于鸦片贸易出现了纠结而爆发的，实质上是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掠夺与倾销的需要所引发。在战争之初，英国侵略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抵抗，就登陆中国的广东地区，进而沿东南海岸线向北进犯。惊魂未定的道光皇帝首先向英国人做出求和姿态，罢免了林则徐的钦差大臣职务，并先后派出所谓靖逆将军、扬威将军应对战事。这两个昏庸无能的糊涂大臣根本无力挽回败局，既不能靖逆，也没有扬威，而英军却继续北上，对北京的清王朝造成很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42年被迫同意与英军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此后清政府又相继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西方侵略者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屈辱的同时，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平等条约像是张开的血盆大口，吞噬着中国的财富和人民的鲜血。

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战后英、法等国的资本家弹冠相庆，以为中国这个巨大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终于被打开了，他们的商品在中国肯定供不应求，可以牟取巨额利润了。但事与愿违的是，由于中国自然经济以男耕女织为基本结构，因而非常难以攻破，鸦片战争以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没有达到侵略者预期的目的。于是到1856年，英、法等国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随后被迫与英、法、俄三国分别签订《北京条约》。通过这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外国侵略势力伸向中国内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逐渐加深。

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在并未完全战败的形势下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列强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两广、云南成为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历史学家痛心地指出，这场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1894年中国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款达2亿两白银，日本强占了我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随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深化。然而，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进一步控制中国，列强又在1900年共同发动侵华的八国联军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款本息超过10亿两白银，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慈禧太后在发布的“罪己诏”中对列强表示感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又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此最终形成。

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这样令国人难以接受。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和1931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等多次大规模战争，同时在东北、西北、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列强发动了一连串的侵略事件，可谓烽烟四起，警报频传，中国人民惨遭列强的侵略与蹂躏，鸦片在中国横行肆虐，侵略者在中国为所欲为，大片国土被霸占，大量原料被掠夺，清政府被列强控制，老百姓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把中国一步步推向灾难和屈辱的深渊，造成近代中国愈渐严重的贫穷和落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痛苦，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和侵占，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局。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不甘屈服的中华民族进行了一系列英勇顽强的抗争。在反抗外来侵略的历次战争中，清政府的抵抗派和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涌现出林则徐、邓廷桢、裕谦、关天培、陈化成、冯子材、刘永福、左宝贵、邓世昌、林永升、丁汝昌等爱国将领，他们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临危不惧、英勇战斗，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壮举，表现出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广大中国民众也从未放弃过反抗与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震撼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格局，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壮举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不会屈服的，也是不可战胜的。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

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2]

在近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实现面向世界的近代化，促进经济的工业化，推动政治的文明与进步。在中国艰难的近代化历程中，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这其中既有政府中开明的官绅，又有新生阶级代表，还有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精英。

鸦片战争时期，部分先进的国人初步感知了西方近代化的基本状态。林则徐、魏源等人以经世务实的态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承认中国的落后和不足，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一批务实且有实权的重臣，开始了一场“自强”的洋务运动，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提下，倡导富国强兵运动，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筹划建立新式海军，设立新式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在这批倡导洋务的官员中主要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督抚。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快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可以称之为一场低层次的近代化运动。在洋务运动中，还出现了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汤震等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知识分子，为随后发生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创造了基础条件。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出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发动“公车上书”以后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维新派在京师、上海和其他地方创办报刊、建立学会，传播维新思想，与后党顽固派激烈论战，鼓动光绪皇帝和开明官员，提出新政措施，酿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人民的觉醒，这次变法由于被顽固派残酷镇压而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人民救国图强的光辉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证明在中国走改良的道路行不通。民族危机在继续加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经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道路。这次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东方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因而，辛亥革命的成功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由于北洋军阀势力的崛起，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动荡之中，“中华民国”遗憾地成为一块空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