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二、相结合与中国化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已经开始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在那个时候，党内还没有人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则是全党同志的共识。从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鲜艳的旗帜上，公开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一)第一次历史飞跃及其理论成果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以至于形成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一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按照“本本”办事，根本不考虑当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一是用科学求实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依据中国的情况，并试图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和态度，在党内曾经发生过多次激烈的争议，教条主义者甚至采取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多次给中国革命造成十分惨痛而又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这个教训是十分惨重的。

号称“党内理论家”的那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非常熟稔，甚至可以下笔成文、出口成章，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某些文句，像贴标签一样贴在自己的文章里，存放在自己的头脑中，并且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他们不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只会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必须不折不扣加以遵循的教条;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革命行动的指南，而是革命的一切行动都要按照书本上所说的去实行。书本怎么说，实际就怎么做。这是极其幼稚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从根本上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事实上，在毛泽东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前，中国革命已经饱受教条主义的危害，几乎濒临彻底失败的边缘。经过一系列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党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并巩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1920年下半年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后，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动摇，从一名热血青年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广泛发动工人、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却并不主张采取首先攻打大城市的做法。他认为，中国与俄国的国情不同，中国的封建主义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顽固地盘踞在几个主要的大城市，而革命的力量相对于反革命的力量要弱小得多。如果不顾客观实际而冒险攻打大城市，势必给革命造成很大伤害。因此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首先在农村开展艰苦细致的工作，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毅然带领着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也在自己的著作里多次详细论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可行的，而其他任何道路都走不通。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中国革命的指南，而不是僵化的教条，不是完全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某些词句，而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与方法，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但是那些坚持教条主义和“左”倾主义路线的人，利用在党内的权力，激烈反对毛泽东的主张，指责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亲自投身其中的农村革命运动横加指责甚至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农民运动成就不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的道路是错误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内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甚嚣尘上，在当时对毛泽东采取百般打击和排挤的错误做法，一些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科学求实态度的同志，也在党内、军内受到某些不公正对待。

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了团结与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与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0年，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针对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指出: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

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比较深入的论证，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加以中国化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会议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并且重申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在事实上仍然是要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研究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斗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洋八股，避免离开中国的特点抽象地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为此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基本格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毛泽东继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领导权以后，在党内、军内的领袖地位更加巩固，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基于此前党和红军在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理论主张。他这样写道: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

毛泽东的提法得到了全党同志的赞同，在党内达成了共识。在会议发言中，有不少同志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各方面的工作、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六届六中全会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得到全党的高度重视，全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从另一面讲，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和会议精神，实际上已经把矛头对准了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后来到1941年，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时，则进一步明确地对教条主义展开全面的批评。党史专家们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同志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运动。毛泽东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理论文章，实际上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帷幕。

事实上，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努力学习，认真思考，较大程度地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努力。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清理归结了教条主义在党内军内的不良影响，系统批评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对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规律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5]

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做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一直到党的七大前后，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历史飞跃。由于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手，他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是最为巨大的，是第一位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了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以后形成的理论成果，便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成果在党的七大上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和认同。此后，在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旗帜的引领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奋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800万大军，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告诉人们，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与走向胜利的那一段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其核心问题就是怎样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也就是由夺取政权转变为巩固政权、保卫政权和建设政权，从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十几年，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改变一穷二白的局面，解决各方面突出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学说，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当然也不乏惨痛的教训。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当做僵化的教条，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被断章取义，甚至是支离破碎，根本也谈不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因而在这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受到了巨大的挫折。

(二)第二次历史飞跃及其理论成果

按照理论界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而邓小平理论则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问题。

邓小平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东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斗争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课题。对此，邓小平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我国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开始经历两大历史性转变——从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从严格的计划经济向活跃的市场经济转变。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乃至于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

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前提下，在系统研究当代国际经验和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崭新而伟大的实践中，邓小平集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形成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初期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

那么，邓小平理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有学者认为是在195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党为解决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严重困难，纠正“左”倾主义错误，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理论并试图付诸实践，这是孕育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前期思想资料;也有学者认为在十年动乱后期的1975年，周恩来病重期间，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副总理，并主持国务院工作，他重点抓整顿国民经济工作，提出了一些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思想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应当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党的三中全会前后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对于前两种看法我们表示理解但并不赞同。固然在20世纪50年代或十年动乱结束前夕，邓小平提出的思想主张或者建议，无疑是邓小平理论的因素或前期思想资料，但那还不能算作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成果的起点，它只是基本的工作思路或政策主张，其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还没有开始形成。因此，1978年以前邓小平的思想主张，我们可以大体认定其为邓小平理论的酝酿期或其思想的闪光点。

1976年，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彻底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把党和国家从万分危难的境地拯救出来。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十年动乱，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和严重的后遗症，这不仅表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且表现在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拨乱反正的难度很大，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就是“百废待兴”，而且教条主义和“左”倾主义仍然大行其道，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

为了彻底根除“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支持当时思想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这场激烈的讨论，中国共产党逐渐从“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这其实是继六届六中全会和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新一轮的反对教条主义和“左”倾主义的斗争。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和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期间召开，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冲破了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左”倾主义路线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果断地停止使用十年动乱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另一种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www.xing528.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冲破了长期“左”倾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禁锢，端正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指导思想，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始从过去盛行的那种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开始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文革”以后两年时间里，继续沿着“文革”错误路线滑行，党在各项工作中徘徊不前的那样一种局面，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此后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呈现出全面复苏的状态。但是，在党的历史上一些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昭雪，而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样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即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所谓“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段历史。而在所有这些原则问题上，最关键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如果得以正确解决，其他问题就会逐步顺利解决。因此，这是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且当时社会上还有另一种倾向又开始冒头，某些人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左”右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的头脑是清楚的，认识也是准确的，这两种倾向必须加以纠正。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全会之所以能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一个对党和国家以后历史发展影响极其深远的重要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个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等都实事求是地作出总结和评价，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这个决议在系统总结32年来党和国家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在某些重大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哪些是正确的，应当加以肯定;哪些是错误的，应当给予否定，并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早在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在给中央的信中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这句话非常明显地提出了一个不可违背的重要原则，那就是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和全国的指导地位，而毛泽东思想必须是准确和完整的，不能是错误和片面的。实际上，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以后起草《决议》所应当遵循的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产生了伟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次会议以后，开始逐步形成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做了较全面和系统的概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把这一理论概括为十二个基本观点。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以当年春季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同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基础，对邓小平理论从九个主要方面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并提出要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以及中国跨世纪的目标、纲领等做了深入论述，从多方面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不仅体现在他本人的著作、文章和讲话中，按照邓小平的基本思想观点所制定的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及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实际上也属于邓小平理论的内容，邓小平理论本身也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它必然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发展，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丰富。邓小平理论就其根本内容和精神实质而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属于同一个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所结出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它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三)第三次历史飞跃及其理论成果

2003年，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就在当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的一次大会上发表了重要的“七一”讲话，这个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予了科学而准确的阐释。他讲道: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6]

胡锦涛的上述分析和论述，给我们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一个新视野和新理念，他特别强调“三个代表”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同样的重要地位，而且对社会现实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认为生产力的进步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最革命最活跃的力量，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也就是历史是由广大人民创造的，认为先进文化引导了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这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把先进生产力、繁荣和推动先进文化建设，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党的性质和宗旨联系起来，并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显然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性和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给予充分认定。

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进行梳理的时候，胡锦涛提出: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7]

这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背景的集中论述。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的探索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此，胡锦涛从新的理论概括、新的理论基础、新的理论要求和新的理论视野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导意义，深刻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众所周知，人类从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当时国际局势与国内形势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上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个阵营长期处于冷战状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对国际事务的霸权而尖锐对立。20世纪最后十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两德合并，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惨重打击，曾经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事务的格局出现了实质性转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日益显著，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破除经济壁垒，克服经济上的各种障碍，以全球化统一市场的体制和机制要求，从事生产布局、投资走向、金融合作、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和文化建设，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正好开始了其市场经济的过程，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正顺应了这个世界趋势。在这个时代，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仍然存在，但国与国之间合作或联系得到超乎以往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世界性的战争并未发生。这就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在这个主题下，中国国内的建设与发展遇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客观环境。自1978年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有很大的变动，经济体制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运行也有很大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

从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来看，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和遭遇外部封锁的时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期建设，特别是党以超乎寻常的魄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期，党所面临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中国共产党就从为夺取全国政权而不懈斗争的革命党，转变成为掌握全国政权并领导人民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执政党。同时，国际环境、国内形势都发生新的变化，要正确认识在新形势下解决发展生产力，改善和调整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的变化，自觉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部分。在这样的主客观形势下，党首先就要进行理论的创新。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政党。

党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予充分肯定，对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的13年间，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总结，例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等等。胡锦涛认为，这些基本经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可以归纳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经验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获得的宝贵财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体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关于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等等。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和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理论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重要体现。

(四)第四次历史飞跃及其理论成果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并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或学说，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历史时期，必然出现某些新事物、新问题需要理论的解释或指导。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进行新的历史飞跃，结出新的力量成果。

21世纪最初的几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在发展中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例如在某些地方出现了社会不和谐的问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和质量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提升与经济增长不相协调，环境与资源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平衡、滥开滥采资源为代价获取经济的增长，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反过来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尤其是在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先富阶层与贫困阶层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并没有被全体人民共同享受，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改善与落实的问题。

概括地讲，我们在几十年的发展中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但仍存在部分问题尚未解决。从国际环境看，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得以避免，为我国人民一心一意谋发展，集中精力搞建设提供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国际的竞争并未停止，特别是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上趋于激化，事实上，影响我国安全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增无已，尽管中国致力于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并未从根本上转变，这就对中国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那就是，我们既要维护世界和平，保证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高举和平与发展的大旗，又要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维护自身利益。

中国的经济社会经过二三十年的迅猛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过去尚无能力解决的尖锐问题，现在已经有能力也有条件加以解决;过去尚无能力办成的重要事情，现在已经有能力也有条件加以解决。科学发展观就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在这个历史阶段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而提出的。他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要求紧密联系。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时代精神所做的基本论述。

2003年上半年，胡锦涛在广东省视察工作时就从全局高度提出发展问题，“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创新优势”，他要求广东要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这其实是科学发展观的萌芽。在当年7月召开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他说:

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8]

随后在当年八九月份考察江西工作时，胡锦涛第一次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就在当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便十分明确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标志着科学发展观的正式形成。在此后的几年间，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对科学发展观进行科学定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就把科学发展观上升到了党的重大战略指导思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做了全面而深刻的科学解释，并重新给予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把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加以强调，也说明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次飞跃。